郭威文治轉向事實上開啟了唐—宋治理模式的變革，文治從此成為趨勢，“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規”。——————————朱淑君熱播大劇《太平年》中，後周開國之君郭威，雖然也是武夫出身，卻是那個率獸食人時代裡少有的好人！欲知個中細節，請讀鄙人舊著《細讀五代十國七十年》。後晉開運三年（946年），契丹大軍攻陷汴京，晉出帝石重貴被俘。雄踞太原的劉知遠趁機舉兵稱帝，建立後漢。在劉知遠集團中，出身農家而又“愛好兵勇，不事田產”的軍人郭威和楊邠是其主要功臣。劉知遠稱帝后，“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構”，郭威功勞不小。契丹人北去之後，劉知遠遷治汴京，郭威被任命為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948年)，劉知遠病重，郭威、楊邠等人受顧命輔佐幼主劉承祐。劉知遠原本中意的繼承者是長子魏王劉承訓，但是卻在乾祐元年（公元948年）正月十一日意外病故了。當時，劉知遠本人也處於重病之中，倉促之中決定以劉承祐為繼承人。正月二十七日，還未來得及冊封劉承祐為王，劉知遠便崩於萬歲殿，廟號高祖。在宰相蘇逢吉等人的運作下，乾祐元年（公元948年）二月初一日，劉承祐在劉知遠靈柩前即皇帝位 ，是為後漢隱帝，繼續沿用乾祐年號。新帝繼位，郭威以顧命重臣遷樞密使、同平章事，掌握了實權。新君上台，藩鎮不穩。這一年八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維、鳳翔王景崇三鎮聯兵叛亂，奉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命郭威率軍討伐，叛亂平定之後，加檢校太師兼侍中，並賜予玉帶。郭威卻以“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為理由，極力推辭。最後，隱帝“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郭威這才接受這種榮耀。不久，契丹南侵，郭威以樞密使身份北伐，大軍至魏州，契丹就撤軍了。乾祐三年（950年）四月，後漢任命郭威為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領藩鎮。宰相蘇逢吉認為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重臣史弘肇等人發生爭執。最終，佔據上風的郭威還是以樞密使兼領天雄軍，“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並有權調發河北兵馬錢谷，從而成為軍政財權集於一身的河北最高軍政長官。隱帝劉承祐繼位之時，年紀尚輕，軍政大權其實都為重臣掌握。但是，隨著“春秋漸長”，小皇帝對這種“主弱臣強”的權力格局就會不滿，“數有忿言”。在身邊近臣李業等人“乘間譖”，稱樞密使楊邠、禁軍指揮使史弘肇等人“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權力基礎薄弱的隱帝自然恐慌，“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於是，劉承祐及其近臣們加緊了剷除勳臣的節奏。乾祐三年（950年）冬十月十三日，禁軍指揮使史弘肇與樞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並族其三家”。誅滅三人之後，劉承祐又想到了坐鎮魏州的郭威也是潛在威脅，也想將其除掉。誅殺重臣對於帝王而言，除了道德之外，不算什麼問題，前提是有能力殺伐果斷。隱帝企圖殺掉郭威，辦法竟然是派出傳奉官孟業帶著一紙詔書去河北執行誅殺密謀。當時，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屯兵於澶州，供奉官孟業帶著密詔去澶州，準備命鎮寧軍節度使李洪義殺掉王殷，又準備命護聖都指揮使郭崇在鄴城謀殺郭威。關鍵時候，李洪義反水了，“遷延不敢發”，將孟業交給了王殷。王殷將孟業關了起來，然後搜出密詔，派人送給身在鄴城的郭威。如此情況之下，郭威不得不反，以“除君側之惡，共安天下”為旗號，在魏州起兵。郭威起兵動員也用了一點手腕，偽作詔書，宣稱隱帝令郭威誅殺諸將，將麾下將士憤怒激起，“皆憤然效用”。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十四日，郭威率兵渡黃河，劉承祐派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抗拒郭威，又派宦官瑽脫偵察郭威的動向。瑽脫為郭威所俘，郭威請其代為奏請皇帝，將奸臣李業等人綁縛軍中，以謝罪天下。隱帝劉承祐得到郭威奏章後，拿給了李業等人看。李業這些人說郭威“反狀已白”，將其在汴京的家屬全部殺害，而且是“嬰孺無免者”，手段極其殘忍。全家被殺，郭威更是鐵了心造反了，郭威大軍打到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不戰而降。郭威的軍隊很快就打到了汴京附近，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與開封尹侯益率軍迎擊於汴京北郊外的劉子陂，皇帝劉承祐親自出城勞軍。沒想到，一交戰，侯益就投降了，慕容彥超敗逃。大軍戰敗，隱帝想討回開封，沒想到城門緊閉，退路也被斷了，很明顯手下人也叛變了。可憐的皇帝帶著宮廷近臣繼續逃竄，飛龍使郭允明趁機作亂造反，“弒隱帝於趙村”。大勝之後的郭威很快帶著大軍打進了京師，“縱火大掠”，算是報全家被殺之仇。郭威並不急於稱帝，因為他知道劉氏集團還有不弱的實力，貿然稱帝，勢必會成為眾矢之的。郭威很懂政治操作的技藝，先是抬出了李太后（劉知遠的皇后），“率百官朝太后於明德門，請立嗣君”。然後又以太后的名義，宣佈準備擇立武寧軍節度使劉贇為帝，並派太師馮道前往徐州迎接劉贇。但是，這一年十二月，郭威又傳出了契丹南侵的消息，宣佈自己要率軍北伐，從滑州起兵。但是，大軍到了澶州，將士們就突然兵變，擁立郭威為帝，簡直就是後來趙匡胤陳橋兵變的預演。郭威返回汴梁，迫李太后授予自己“監國”身份。滿以為撿到皇位的劉贇被郭威派去的大軍擒獲，再被降封為湘陰公，幽禁於宋州，最終也是為郭威殺害。廣順元年（951年）正月，郭威正式稱帝，國號大周，定都汴京，史稱後周。公元951年，後漢權臣郭威取代了沙陀劉氏，自行稱帝，建立了郭氏大周政權，改元廣順。這一次政權更迭，似乎與五代亂世中以往的改朝換代並無太多不同，都是兵變政治、武夫當國。但是，郭威接下來的執政措施卻令世人刮目相看，令人看到了亂世終結的希望。自唐末大亂迄於郭威建國，已近200年，天下藩鎮割據，中原地區更是屢遭兵燹，生民塗炭，“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未死於戰亂和災荒的中原百姓又不得不為重稅繁役所困，呻吟於武夫悍卒淫威之下，鋒鏑之餘苟全性命而已。郭威本“起於寒微，備嘗艱苦”，對於百姓疾苦頗有體察。當然，作為務實而有雄心的政治家，郭威深知民力透支過度並不利於執政者，適當的寬鬆反而利於進一步的資源攝取。基於這些原因，郭威革除了前代很多弊政。五代以來的帝王，大多承襲了一種奢靡的風氣，宮廷之中瀰漫著這種腐朽的氣息。郭威登基之後，就表示自己不會“厚自奉養以病下民”，頒布了一道《卻諸道貢物詔》，下令天下諸道停止供奉奇珍異寶，“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應天下州縣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郭威的這種詔令表明了一個姿態，他與以往那些貪慕虛榮、迷戀萬方來朝幻覺的帝王不同，務實主義的政治家並不需要那些奇珍異寶。更有甚者，郭威還做了一件頗具行為藝術價值的事情，登基不久的一日，他命人抬出宮內所藏是“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床幾、飲食之具數十”，在宮殿庭外砸碎，並對侍臣說：“凡為帝王， 安用此！”並下詔，“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人宮”。砸碎珍寶本身意義並不大，而且還有浪費的嫌疑。但是，郭威的舉動更說明一種姿態，更在於遏制地方郡牧以進奉為名目的巧取豪奪行為，減輕民間負擔，一如此詔，“應於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 “雖皆出於土產，亦有取於民家，未免勞煩，率皆靡費”，“今後並不須進舉”。郭威在紓解民困方面的改革，非常值得稱道的一個舉措就是廢除了積弊甚多的營田制度。營田本是唐代的軍屯制度，“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 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姦盜，州縣不能詰”。原本是為瞭解決軍需供應的軍屯制度，到了五代已經淪為豪強所控制，不隸屬於地方州縣管轄，即便是在其中藏匿姦盜，州縣政府也不無法過問。這種游離於國家控制之外的經營模式，不僅導致了賦役收人的減少，甚至也威脅了王朝的安全。除了營田之外，所謂的“牛租”也是沿襲很久的一大弊政。當初朱溫渡淮與楊行密作戰，將掠得的淮南民牛千、萬頭悉數配給淮北諸州百姓，受牛戶則輸納牛租。從朱溫實行“牛租”制度至郭威立國已經六十餘年，“時移代改，牛租猶在”，已然成為北方百姓的沉重負擔。廣順三年（953年）春正月，郭威頒布敕令，廢除了百餘年的營田制度：應有客戶元佃系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為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系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系。廢除營田制的同時，也罷除了牛租弊政。軍屯性質的營田被轉化為小農私有財產性質的“永業田”，其作用可想而知，“百姓既得為永業，比戶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正因實行這樣的土地確權政策，北方經濟得以緩慢復甦。自唐末五代以來，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和國家對利源的壟斷也是危害民生的一大弊端，巧立名目，與民爭利，是後樑至後漢各朝的通病。郭威立國之後，主張“利在於民，猶在國也”，設法扭轉沿襲日久的厚斂積習。廣順元年(951年)春正月，後周朝廷下詔，“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斗余、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郭威此舉，其實既是將相當大的財政權力讓渡給了地方節度使，放棄了中央壟斷利源的舊制，而且也杜絕了以“斗余”、“稱耗”為由頭的搾取方式。五代諸朝，後漢可能是與民爭利最為嚴苛的政權。後漢實行非常嚴格的食鹽、酒麴專營制度，“犯私鹽、曲，無問多少抵死”。如此苛法，無疑會將百姓生路堵死。郭威建國之後，雖然沒有廢除專營制度，但是法令相較於之前，放寬不少，“諸色犯鹽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以下一斤以上，徒三年，配役；五斤以上，並決重杖一頓，處死。”諸如此類的寬鬆政策，還有很多。後周國家對經濟領域的放寬，紓解了民困，也刺激了經濟的復甦，從而有助於國力的增強。武夫當國是五代政治中的一個面相，五朝更替皆是藩鎮節帥恃兵強馬壯而帝制自為，用人行政也以武人為主。郭威立國之後，後周政治相較於前面四朝，發生了一點變化，武人政治開始慢慢向文治轉型。郭威本人即是以兵權而奪帝位，可以說是武夫政治的受益者。但是，成為後周皇帝的郭威並不希望自己的成功被別人複製，更希望結束武夫飛揚於外，權臣跋扈於內的政治亂相，以文治促進王朝治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晚唐五代的藩鎮軍人素以跋扈囂張聞名，驕兵悍將一直是政治動盪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不有效遏制武夫，郭氏周朝也有可能成為一個旋起旋滅的王朝。郭威行起了霹靂手段，嚴厲整肅軍紀，震懾了武夫們。五代時軍紀普遍較為紊亂，譬如禁酒令就形同具文，“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郭威以禁酒令為突破，斬殺自己的愛將李審，目的就是顯示自己整肅軍紀的決心。廣順二年（952年）春正月，郭威親征慕容彥超，就告誡諸將“諸軍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除了整肅軍紀之外，郭威對於敢於挑戰中央權威的藩鎮也都是雷霆鎮壓，遂使方鎮無敢叛亂者。與遏制武人政治相應，郭威有意實現文治轉向，大力提攜文臣地位。稱帝之後，郭威多次強調“帝王之道，德化為先”，這種政論簡直就是五代政治生態中的一股清流。郭威在用人行政上一改前朝不重視士人的作風，重用文臣，留心納士，選拔李谷、范質、王溥等人，參與軍國大政，並嘗試以文臣出任州郡行政長官，這種辦法後來成為宋代定製。郭威開始了武人政治向文治的轉型，重用文臣，抑制武夫，“李谷、范質、王溥、魏仁浦乃得以文臣銜天憲制閫帥之榮辱生死”，重武輕文之弊由是更張。在地方基層政治中，郭威同樣是強調文官治理權力，排斥武人干預民治，“其婚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奸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疏遣，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征軍將下縣”。郭威文治轉向事實上開啟了唐—宋治理模式的變革，文治從此成為趨勢，“而宋乃因之以定一代之規”。 (朱言文史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