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錄影和偷拍偷窺勿混為一談 專家：不需要獵巫式公審》
近來醫療院所裝設監視器爭議，引起法律界和醫界廣泛討論。學者專家認為，監視錄影和偷拍偷窺不能混為一談，真正需要檢討的絕對不是監視器本身，而是醫療錄影管理和相關法律規範是否完善？是否兼顧病患「知情權」和醫護的醫療安全？應該建立一套兼顧隱私、人權、醫療安全與醫病互信的制度設計。

新北地院最近審理愛爾麗涉偷拍案，據報載，愛爾麗總裁常如山委任律師主張相關電磁紀錄扣押在案，被告有無閱覽監視器拍攝内容僅需調閱主機日誌即可確認，且檢方也宣稱「監視器主機並無連線備份雲瑞或外流情形」，但仍然出現各種獵巫式的公審。
愛爾麗涉偷拍案爆發後，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台南市和高雄市近十家醫療院所，同樣遭查獲於診療空間裝設隱藏式監視設備，顯見醫療院所基於內部管理、保全醫療紛争事證等實務需求，長期形成這種產業慣行。但一時輿論譁然，獵巫式的公審認為這些醫療院所涉嫌偷拍，甚至影射偷窺。

中華科技大學前校長李禮仲指出，業者有沒有踩到法律紅線，相信法院會公平審判，他認為台灣需要的不是獵巫式的情緒對抗，是一套兼顧隱私、人權、醫療安全與醫病互信的制度設計；醫療監視器未必是隱私威脅，也可能成為提升醫療品質、降低糾紛風險與重建醫病信任的重要基礎。

醫勞盟理事、執業醫師林秉鴻投書媒體表示，鏡頭本身沒有善惡，輿論不應將醫療錄影直接與偷拍畫上等號。若將所有醫療錄影設備都視為犯罪工具，受損的恐怕不只是醫療機構。真正需要討論的重點，不是醫療場域能不能錄影，而是如何在合法前提下錄影、如何保存影像、誰可以調閱、如何防止外流。

國際白疤中心創辦人曹賜斌醫師上個月受訪也呼籲，衛福部及相關政府單位應訂定更明確的醫療院所裝設監視器之規範法則，兼顧維護病患隱私及院方醫療人員權益與診療安全；偷錄洩露或掌握病患隱私，不是正規經營醫院之目的訴求，部分媒體或名嘴噬血渲染，造成社會負面觀感。

針對醫美診所偷拍爭議，東吳大學法學院與台灣醫事法學會上個月邀集法律專家學者、檢察官召開座談會，與會的台灣醫事法學會監事鄭牧民坦言「其實每一家都有裝」，但目的絕非為了偷窺；他認為客觀的錄影能完整記錄過程，避免判決落入醫生或病患的主觀意識。

東吳大學法學院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黃鼎軒與會指出，最核心的在於「裝設目的必須正當」。台北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李伯璋在座談會強調，醫療議題不能只談隱私，必須正視醫療安全與「防禦性醫療」的現實；影像在特定情境下，對醫護人員、病人及看護具有雙向保障的功能。

《醫療錄影該關鏡頭還是補制度？醫師籲嚴管調閱防堵外流》
近期醫美診所錄影設備引發社會爭議，外界對醫療場域設置鏡頭的界線高度關注。醫勞盟理事、執業醫師林秉鴻投書媒體表示，鏡頭本身沒有善惡，關鍵在於使用目的與制度設計，輿論不應將醫療錄影直接與偷拍畫上等號，真正需要討論的重點，不是醫療場域能不能錄影，而是如何在合法前提下錄影、如何保存影像、誰可以調閱、如何防止外流，以及違法者應承擔何種責任。

林秉鴻指出，若所有醫療錄影都被簡化為偷拍，不僅模糊問題焦點，也可能讓醫療現場失去還原真相的重要工具。他強調，非法偷拍與散布影像當然應嚴懲，但醫療安全所需的合法錄影，不應被一概視為犯罪工具。

林秉鴻表示，依《醫療法》第24條規定，醫療機構負有維護病患與醫護人員安全、防止醫療暴力的責任。多年來，政府不斷強調醫療暴力零容忍，也要求院所建立安全防護機制；但當醫療院所基於安全考量設置錄影設備時，卻又遭受強烈質疑，形成政策與執行上的矛盾。

林秉鴻說，錄影設備與偷拍在本質上是兩件不同的事。偷拍的目的在於窺探隱私、滿足不法需求；醫療錄影則是為了在醫療糾紛、突發事件或安全事故發生時，留下客觀紀錄，協助釐清責任、還原事實。

事實上，監視設備在醫療機構已行之有年，從急診室、加護病房、候診區到恢復室，都可見監視系統。林秉鴻指出，醫療現場充滿不可預測風險，許多狀況往往在數秒內發生，影像紀錄可協助醫護團隊回溯原因，也有助保障病患權益。他形容，從病人角度來看，監視器就像飛機上的黑盒子，「沒有人希望意外發生，但當意外真的出現時，所有人都會希望有客觀證據可以還原真相。」

林秉鴻另指出，醫護人員遭受辱罵、威脅甚至肢體攻擊的醫療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若沒有影像紀錄，最後只剩各說各話，第一線醫護人員往往處於相對弱勢。此外，醫美產業也長期面臨惡意糾紛、詐騙及勒索風險。他認為，當爭議發生時，客觀影像不只是保護院所，也是在保護消費者權益，避免真相遭扭曲或被惡意操作。

林秉鴻並指出，國際間並非將醫療錄影全面禁止。例如韓國面對相關爭議，選擇建立病患同意程序、保存期限、調閱規範與資訊安全管理制度，重點在於兼顧隱私權與安全需求。韓國選擇建立制度，台灣卻急著關掉鏡頭。

林秉鴻強調，真正需要檢討的不是鏡頭本身，而是管理制度是否完善。社會應支持保障病患隱私，也應嚴懲任何非法偷拍及散布影像行為；但若將所有醫療錄影設備都視為犯罪工具，最後受損的恐怕不只是醫療機構。

林秉鴻重申，成熟社會不該害怕真相被記錄，而應擔心真相無法被證明。醫療錄影的核心價值不在於監控，而在於保障病患安全、維護醫護權益與守護程序正義。與其急著關掉鏡頭，不如建立完善制度，讓隱私與安全得以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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