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二於弗吉尼亞州匡提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的那場冗長演講中段，川普總統向數百名美國軍隊指揮官談起了他最新的“目標指向”。不是波蘭、羅馬尼亞、愛沙尼亞或丹麥。在過去一個月裡，俄羅斯無人機曾在這些北約盟友上空侵犯領空，挑戰著聯盟的邊界。總統點名的是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和洛杉磯。“我們要把這些地方一個個理順，這將會成為在座某些人的一項重大任務。”川普對將軍、海軍上將和士官領袖說，他此前曾把這些地方描繪為“犯罪橫行的城市地獄景象”。“這是一場來自內部的戰爭。”他說。歷史學家與前軍方領導人表示，就在那一刻，總統再一次把自己置於這個國家開國先賢意志的對立面。川普提出“我們應該把這些危險城市當作軍隊的訓練場”的設想，衝撞了美軍長期奉行的一條核心原則，即軍隊必須保持超然於黨派之上的非黨派性。這個原則深植於美國的民主傳統，旨在確保開國先賢當初所憂慮的那支常備軍服務於整個國家，而不是服務於某個政黨或某位領袖。按照這一傳統，軍隊的矛頭應當對準境外之敵，而不是如川普周二所稱的“內在之敵”。“緊張險峻的時刻”川普此前就嘗試過類似做法。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和馬克·T·埃斯珀，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上將與約瑟夫·鄧福德上將，都曾試圖阻止總統動用軍隊於國內以推進他的政治議程。當川普要求出動一萬至一萬五千名軍人去抵禦他口中的西南邊境移民“入侵”時，馬蒂斯的回應是派出六千名國民警衛隊成員，並叮囑他們嚴格執行支援任務，儘量避免與移民直接接觸。當川普意欲在社會正義抗議期間將第82空降師投入全國街頭時，時任國防部長馬克·T·埃斯珀召開記者會，公開表示反對，隨後也因此被解職。那些人如今都已離任，而川普在第二任期內任命的接替者，要麼在放大他的意願，要麼選擇順從。第一任期內在國會對他形成制衡的反對力量也消失了。共和黨如今同時掌控眾議院與參議院，並在涉及美國軍隊的川普所有指令與任命上悉數點頭。結果是，國民警衛隊在華盛頓特區的部署違背了當地民選領導人的意願。現役海軍陸戰隊員被派往洛杉磯，儘管市長與州長表示反對。美國海軍學院圖書館下架了有色人種作家作品，包括瑪雅·安傑盧的《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五角大樓領導層拒絕提拔那些曾在川普不喜歡的人麾下服役、但戰功卓著的軍官。還提出讓隸屬軍法署的律師，也就是“軍法官”，去擔任移民法官的計畫。川普並承諾將把更多國民警衛隊部隊派往更多美國城市。華盛頓國民警衛隊被部署在該市，此舉違背了該市民選領導人的意願。“我們確確實實正處在一個緊張險峻的時刻。”科裡·沙克說。她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職國防部門官員，現任華盛頓美國企業研究所外交與國防政策研究主任。在其即將出版的新書《國家與軍人》（The State and the Soldier）中，沙克主張，歷經兩個多世紀政治風向的變遷之後，美國軍隊正在遭遇一場足以重塑其自身的挑戰。軍史學者指出，把部隊作為執法工具部署在國內，並非開國先賢所願。他們擔心政府會利用常備軍來壓制異見、建立專橫。兩百五十多年來，美國的政治與軍方領導人建設出一支被廣泛視為世界上最能打的軍隊。其一百三十萬現役軍人與七十六萬五千名預備役和國民警衛隊成員服從文官領導，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只要是美國人民選出的總統，他們都會敬禮致意。但如今，這支長期以社會中立者自居的軍隊，面對的是一位不僅打破傳統、而且把矛頭對準國內而非國外威脅的三軍統帥。“如果我是波蘭軍隊的領導人，而我們正遭遇俄羅斯對北約領土的滲擾，卻看到八百名美國將領與海軍將領坐在禮堂裡聽這樣一場講話，那感覺會很刺耳。”伊拉克戰爭老兵、退役少將保羅·D·伊頓說，“美國軍隊是認真面對局勢的嗎？”一條淵源與興起的傳統《Posse Comitatus Act》（限制現役軍隊參與國內執法的法案，1878年）一般禁止現役部隊承擔國內執法任務。其基本意旨，是讓軍隊“刀口向外”，而非“刀口向內”。但這部法律的起始並不光彩。國會通過它，是為了安撫南方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他們不願軍隊阻礙州與地方層面的吉姆·克勞隔離法令。南北戰爭之後的歲月極其動盪。聯邦政府贏下了戰爭，卻在隨後的許多年裡在某種意義上敗給了白人至上主義者，後者剝奪了南方黑人新近獲得的權利。南方各州不願聯邦軍入境保護黑人。厭倦了鬥爭並試圖安撫這些州，國會於是通過了《Posse Comitatus Act》。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後，新奧爾良的國民警衛隊士兵。清醒的現實主義者美國憲法起草者是歷史的學生，深受英國內戰的影響。在那場內戰中，查理一世宣稱君權神授，試圖不經議會而施政，並動用軍隊對付自己的人民。他們也深受英軍佔領北美殖民地的經歷影響。在起草者看來，最大的潛在危險非常清楚：一支常備軍可能會被轉而用來對付本應保護的人民。但他們同樣是現實主義者，承認國家確有防務之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寫道：“對軍人（軍隊）服務的持續需要，會提高軍人的重要性，並相應地降低公民的處境與地位。由此，軍治遂凌駕於文治。”美國擁有了自己的軍隊，但憲法起草者把“組建與撥款”的權力交給了國會，而非總統。同時，他們通過“建議與同意”條款，把批准或否決總統所任命軍隊領導人的權力交給了參議院。“開國先賢為分權煞費苦心，並把相當多的權力交給了國會。”曾任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國家安全與戰略系主任的卡麗·A·李說。她與其他歷史學者表示，起草者在兩大分支間尋求權力平衡，以實現較少黨爭的治理。只是他們未必預見到一個可能不願主動行使其被賦予權力的國會。當然，美國史上也不乏總統為國內事務動用軍隊的例子。1957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派遣陸軍第101空降師前往阿肯色州小岩城。在該州，州國民警衛隊依州長奧瓦爾·福布斯的命令，阻止九名黑人學生進入學校。1957年，駐紮在阿肯色州小岩城中央高中的陸軍第101空降師士兵。時任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派遣部隊保護九名進入這所原為白人專屬學校就讀的黑人學生。1965 年，國民警衛隊士兵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市遊行期間保護民權活動人士。這些部隊是奉總統林登·B·約翰遜之命部署至此的。1965年，林登·B·約翰遜在阿拉巴馬州聯邦化了國民警衛隊，以保護爭取投票權的民權活動人士。此前，州與地方警察曾用警棍與催淚瓦斯攻擊遊行者。在這兩起事件中，總統動用軍隊是為執行法律。對艾森豪威爾而言，是執行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的裁決。對約翰遜而言，是執行《民權法案》，該法在法律上終結了公共設施、就業與聯邦資助項目中的隔離制度，並為數月後國會通過的《選舉權法案》鋪路。川普辯稱，國民警衛隊有必要協助聯邦力量打擊犯罪。但上述先例都發生在社會極度緊張與危險的時期，是具體危機引發的非常部署。相比之下，杜克大學長期研究軍隊的政治學教授彼得·菲弗指出，川普正在把國民警衛隊派往並未出現廣泛社會動盪的城市。“既然不存在普遍性的社會秩序崩壞，也不存在全球性危機，就很難給這種做法套上非黨派的正當性，於是只剩下黨派性的解釋。”他說，“而這對軍隊的專業精神是有害的，因為軍人不願被用在狹隘的黨派使命上。”一場定分止爭的危機內戰結束、亞伯拉罕·林肯遇刺之後不久，美國就經歷了一場危機，最終確立起一條根本性的軍隊規範：身在現役之時，你效忠的不是某個政黨，而是國家的法律。在國會，林肯所在的共和黨尋求把基本權利擴展至昔日奴隸。國會通過了第一部《重建法》，要求各州通過第十四條修正案。這是向仍懷叛意的南方各州發出的直截資訊，如果他們不給予昔日奴隸公民身份，就只能被視作“軍事管轄區”。但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對昔日奴隸懷有敵意，主張對南方各州採取更寬鬆政策，他否決了該法。國會推翻了他的否決。約翰遜擔心全國資深將領、被譽為贏下南北戰爭的尤利西斯·S·格蘭特會站到國會一邊。格蘭特的人氣遠勝約翰遜。約翰遜試圖派他赴墨西哥進行外交使命。一次劍拔弩張的內閣會議上，格蘭特拒絕前往，認為自己身為軍官，只執行總統下達的軍事命令。約翰遜請司法部長就格蘭特拒絕直接命令的合憲性作出意見。司法部長支援了格蘭特的立場。1865年，尤利西斯·格蘭特將軍拒絕了安德魯·約翰遜總統派他前往墨西哥執行外交任務的命令，聲稱自己只執行軍事命令。隨著約翰遜與國會走向正面衝突，格蘭特被傳召到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該委員會正在考慮彈劾約翰遜。歸根結底，這是一場關於憲法權力的危機，而格蘭特選擇站在國會一邊。“在被迫作出選擇時，他在最根本的問題上作出了最具民主精神的選擇，即在和平時期，關於軍事政策的最高權威在國會。”沙克在採訪中說。格蘭特也擔心約翰遜正在滑向威權，他寫道，“我們正在迅速接近這樣一個節點，他會想把那個機構（國會）宣佈為非法、違憲且帶有革命性質。”格蘭特與約翰遜決裂的意義，在於他對總統對軍隊權力邊界的闡釋：身在現役之時，你效忠的不是某個政黨，而是國家的法律。自格蘭特的先例起，軍事政策與規範逐步演進。軍方不鼓勵在部隊面前舉行政黨集會，現役軍人被告誡要迴避黨派政治。在審查高級軍官時，不應考慮其政治立場。許多軍方領導人認為，美國公眾對軍隊抱以高度信任，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軍隊通常不被視為推進政治議程的工具。“把軍隊用於黨派性的國內事務，會分散本已十分緊迫的二十一世紀戰爭能力建設。”退役少將、前軍中副軍法總監查爾斯·J·鄧拉普說，“◽️◽️、俄羅斯、伊朗、朝鮮與其他對手不會被一批移民法官所震懾，也不會被那些在城市街頭忙於移民執法、而非在國家訓練中心惡劣環境中為與對等對手的高強度作戰做準備的部隊所震懾。”在周二的集會上，川普望向台下的軍隊指揮官，談起他對未來的設想。“你們絕不會再看到像拜登和那群無能人執掌這個國家的四年，那群人本就不該在那裡。”川普說。“有了今天這個美麗會場裡的這些領袖，我們將戰勝一切危險，粉碎一切對自由的威脅。” (一半杯)周二，美國最高軍事官員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基地聆聽川普總統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