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一直認為，擁有良好選擇的人不會做出糟糕的決定。但如果真正的問題從來就不是獲取管道呢？

本文即將發表於2026 年 8 月 3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The Food-Desert Mirage.” 作者：Kelefa Sanneh自 2008 年以來一直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

與許多食品正義活動人士的預期相反，幾乎沒有證據表明，改變貨架上的商品會顯著影響人們的購買行為。插圖：Ben Wiseman

今年早些時候，在福克斯新聞上，勞拉·英格拉姆與兩位內閣部長坐下來，探討了川普政府改善美國人飲食習慣的計畫。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公佈了一種更新版的倒置食物金字塔：肉類位於頂端，全穀物位於底部。他解釋說，“高度精製的碳水化合物”正“實實在在地毒害”著美國兒童。（他還坦白——或者說是炫耀——自己已經超過十年沒吃甜甜圈了。）農業部部長布魯克·羅林斯表示，政府希望動員超市加入這場改變美國人飲食習慣的行動。羅林斯說：“我們目前還在著力推動的一項工作，就是那些缺乏便利條件、無法輕鬆買到全食超市商品的社區——”

英格拉姆打斷了她的話：“米歇爾·歐巴馬把那些地方稱作‘食物荒漠’，”她說，“我以前還常拿這事取笑她呢。不過……她是不是說得對呢？”

“事實上，其中一部分說法是正確的，”羅林斯表示，並概述了她推動利用補充營養援助計畫（SNAP）要求參與的零售商增加貨架上‘健康’食品數量的努力。去年夏天，科羅拉多州民主黨州長賈裡德·波利斯曾表示，由羅林斯簽署的新SNAP規定將“有助於減少科羅拉多州的食品荒漠現象。”

2008年，這一術語還不太為人所熟知。當時，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農業法案，將“食品荒漠”定義為“可負擔且營養豐富的食物獲取管道有限的地區”。然而，英格拉姆將這一概念與幾個月後啟動的歐巴馬時代聯絡起來，其實是正確的。2010年，米歇爾·歐巴馬在一次演講中敲響了警鐘：“目前，有2350萬美國人——其中包括650萬兒童——生活在我們稱之為‘食品荒漠’的地區，這些地區既包括城市中心，也涵蓋農村社區。”次年，歐巴馬政府發佈了一張互動式地圖，用於識別食品荒漠。這張地圖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歐巴馬政府許多其他舉措：時至今日，它仍以“食品獲取研究地圖集”的形式存續下來。在紐約，本世紀以來每任市長都加入了這場鬥爭：邁克爾·布隆伯格發起了一項計畫，鼓勵超市在貧困社區開設門店；比爾·德布拉西奧則為城市農場和農貿市場提供了資金支援；埃裡克·亞當斯在布魯克林一所高中參觀水培種植缸時承諾：“我們既能解決食品荒漠危機，又能培養年輕人投身城市農業領域，為我們的未來注入動力。”現任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採取了更為直接的措施，承諾在每個行政區開設一家由市政府擁有的雜貨店。今年4月，在東哈萊姆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曼哈頓區區長布拉德·霍伊爾曼-西格爾指出，當地居民“難以獲得優質食品”，並將這種“營養荒漠”與更高的心臟病和糖尿病發病率聯絡起來。

然而，儘管兩黨政治人物紛紛加入這一議題，一些學者卻開始重新思考。與許多從學術界進入主流話語的術語一樣，這個概念其實比表面看起來更難界定。通常，食品荒漠的定義取決於居民必須走多遠才能到達一家超市，這便引發了關於超市究竟應有多“超”、以及哪些距離才算合格的爭論——尤其是在紐約這樣人口密集的城市。（根據一項聯邦標準，紐約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食品荒漠，或許正因如此，馬姆達尼才刻意迴避使用這一術語。）當初提出識別食品荒漠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增加居民的零售選擇來消除食品荒漠，從而改善他們的飲食結構。但目前鮮有證據表明，將超市引入缺乏超市的社區，會對居民的飲食習慣產生切實可感的影響。

五年前，一位名叫肯尼思·科爾布的社會學家出版了《零售不平等：重新審視食品荒漠之爭》一書。這本書頗具洞見，記錄了他從一名食品荒漠活動家到食品荒漠懷疑論者的轉變歷程。當時，科爾布任教於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弗曼大學，並在格林維爾西部和桑德森賽德這兩個鄰近社區開展實地調研。這兩個社區以黑人居民為主，且低收入人群比例極高。科爾布試圖向當地居民解釋，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是一個食品荒漠。然而，居民們卻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抱怨，矛頭直指當地的零售商——其中許多抱怨與新鮮蔬果根本無關。一位女士甚至提到，連送披薩都成了一大難題。最終，科爾布開始意識到，食品荒漠運動其實是一種有益的虛構：它為像他這樣的外來者提供了一種途徑，以便將自身“白人中產階級”的口味置於中心位置；同時也讓社區領袖得以吸引關注，從而獲取他們真正渴望的投資或項目支援。儘管如此，他似乎仍對曾經深信不疑的食品荒漠敘事感到惋惜。“在很多方面，我依然希望這一切是真的，”他寫道。

如今，人類學家漢娜·加思希望檢驗這些理念中是否有一些仍可借鑑。她新出版的著作《被顛覆的食品正義：建構更美好運動的啟示》（加州大學出版社）基於她在洛杉磯低收入社區開展的研究。在那裡，她遇到了不少食品領域的行動者，卻並未發現真正意義上的“食品荒漠”。（書中開篇，她引用了一位名叫安德烈斯的行動者的觀點：“這個術語最早是由某個白人自由派在製作純素有機食品時想出來的。”）加思對“種族資本主義”持全面批判態度，但她所接觸到的許多行動者卻有著更為務實的目標：他們希望幫助街角小店銷售蔬菜，或者試圖喚起城市居民對參與當地農場工作的興趣。在某一時刻，加思得出結論，其中一些努力“實際上可能比慈善援助還要糟糕”，這句話正是她用來嚴厲批評的。儘管得到了政界人士的支援，但對抗“食品荒漠”的鬥爭似乎最終以失望告終。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超市是一種相當晚近的發明：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大多數美國人都是從專門商店或擠滿獨立攤販的集市上購買食品的。超市的興起推動了購物方式的標準化，或許還使高品質零售業的理唸成為一種公民權利。1966年，《華爾街日報》報導，超市價格過高是“貧民區黑人的一大不滿”，並援引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建議政府應為那些願意在貧困黑人社區開設門店的連鎖超市提供補貼。次年，美國國會就“低收入地區超市經營狀況”舉行了聽證會。一名國會議員在聽證會上警告說，一些超市可能正在實施“針對經濟弱勢群體的價格歧視”。一位來自聖路易斯的證人作證稱，市中心一家商店裡的水果和蔬菜看起來“更陳舊、更髒”，而郊區出售的同類商品則顯得新鮮得多。

這些調查部分源於20世紀60年代的騷亂，正如該雜誌所言，那次騷亂將公眾的目光聚焦於那些可能“降低再次爆發騷亂機率”的干預措施上。1992年洛杉磯騷亂之後，一家名為“重建洛杉磯”的非營利組織鼓勵企業投資該市一些最貧困的社區；當時該地區最大的超市連鎖店——Vons的董事長承諾，將在公司此前避之不及的“被忽視地區”新建門店。

然而，“食品荒漠”這一概念並非源自美國城市政治，而是起源於英國；有資料指出，這一說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初一位蘇格蘭公共住房租戶的評論。到了本世紀末，“食品荒漠”這一概念已正式寫入英國的官方政策：1998年一項由政府委託開展的研究警告稱，超市紛紛撤離城市中心，“導致了‘食品荒漠’的出現”。隨著“食品荒漠”這一術語在美國逐漸深入人心，這種舶來的診斷有時也催生了相應的解決方案。2007年，在英國連鎖超市樂購宣佈計畫進軍大西洋彼岸後，其高管蒂姆·梅森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我們之所以能吸引美國政界人士，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承諾將重返那些已淪為‘食品荒漠’的社區。”

科爾布發現，居民們實際上確實對當地缺乏超市感到擔憂。但他逐漸意識到，人們呼籲開設超市，並非真正出於對更多營養選擇的渴求，而更多是想借此凸顯居住在低收入社區所面臨的種種屈辱：設施不足、投資匱乏、缺乏尊重；酒類商店和當鋪卻多得令人不堪。同樣，加思也發現，她所接觸的人們渴望“更新、更漂亮的商店”，儘管他們其實並不特別想改變自己購買或食用的東西。一些受訪者告訴她，他們喜歡那些樸實無華、專為黑人或西班牙裔社區服務的本地市場。

由於大多數所謂的“食品荒漠”並非完全荒蕪，社會學家們嘗試使用其他術語來描述社區如何未能為低收入居民提供充足的食物供給。“食品腹地”指的是食物價格實惠但距離較遠的地方；“食品海市蜃樓”則指食物近在咫尺卻難以負擔；“食品沼澤”雖然廉價食品豐富，但卻缺乏健康食品；“食品隔離”則指責政府加劇了富人與窮人飲食結構之間的鴻溝。“食品正義”——這是加思在其書名中使用的術語——尤為模糊，它匯聚了眾多行動者，而這些行動者對何謂更公正的食品體系卻持有含糊甚至相互矛盾的觀點。

通常，這些交織的動向聚焦於超市——人們視其為禍害或救星，這取決於講述故事的人是誰。2013年，即沃恩斯承諾重返南中央地區二十一年後，米歇爾·歐巴馬前往密蘇里州斯普林菲爾德的一家沃爾瑪超市，感謝該公司通過在“服務不足社區”新開設八十六家門店，推動美國更接近“消除食品荒漠”的目標。加思則更關注大型超市如何令當地倡導者失望，尤其是在洛杉磯——那裡的騷亂後超市復興曇花一現；在她開展研究時，她所調研的區域內僅剩一家沃恩斯超市。（同樣，樂購針對美國食品荒漠的行動也在2013年宣告終結，當時該公司宣佈將退出美國市場。）儘管加思的一位受訪者對克倫肖大道沃爾瑪超市的關閉深感惋惜，但加思本人似乎更為擔憂的是：距離不遠的全食超市與亞馬遜生鮮超市的相繼進駐，可能會引發“快速開發與居民遷移”。在紐約，馬姆達尼所推動的市屬雜貨店旨在與現有超市展開競爭，它們借助政府資金或稅收優惠，以更低的價格銷售食品。（擬建的東哈萊姆門店就位於一家名為“Fine Fare”的超市附近——這家超市隸屬於一個由獨立店主經營的區域性連鎖雜貨店。）在為自己的做法辯護時，馬姆達尼批評了市政府在高需求地區補貼營利性雜貨店的政策，這一政策正是布隆伯格對抗食品荒漠運動的遺留產物。馬姆達尼所憧憬的食品正義理念，意味著要與超市行業抗爭，而非對其施以援手。

1936年，在超市尚未席捲全球之前，喬治·奧威爾曾花了幾個月時間居住在英格蘭北部的煤礦社區。他發現那裡似乎存在一種“食物荒漠”。在自己出版的、毫不留情地記錄這段經歷的著作《威根碼頭之路》中，奧威爾指出：“在工人階級聚居區，通常根本買不到全麥麵包。”他樂於做出當代社會學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種評判——他形容一家旅舍的伙食“無一例外地令人作嘔”，並寫道：“如今，英國人的味覺，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味覺，幾乎會本能地拒絕優質食品。”他還注意到，他所接觸到的人們並不常吃當時營養學家推薦的蔬菜和水果；他進一步指出，這些飲食選擇絕不僅僅反映了當時可獲得或負擔得起的食物種類：

奇特的惡就在於：你擁有的錢越少，就越不願把錢花在健康的食物上。一位百萬富翁或許能悠然自得地以橙汁和萊維塔餅乾當早餐；而一位失業者卻做不到這一點……你總想來點“美味”的東西。總有些廉價卻令人愉悅的小玩意兒在誘惑著你。來點兒三便士的薯條吧！快出去給我們買個兩便士的冰淇淋！燒壺水，咱們一起喝杯茶吧！

這段描述的意圖並非貶低這些工人階級人士，而是旨在揭示“階級問題”的嚴峻性，以及社會主義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性。儘管奧威爾對所見的飲食狀況深感厭惡，但他更厭惡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它竟將部分成員逼迫到如此貧困、甚至如此糟糕的飲食境地。

20世紀60年代，當國會調查超市時，人們關注的更多是經濟問題，而非營養問題：當時的主要擔憂是，貧困社區的超市以高價出售低品質商品。所謂“食品荒漠”這一術語的真正創新之處，在於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飲食問題，同時以一種更為客觀、少有評判意味的方式，重新詮釋了奧威爾當年的一些舊擔憂。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無需再對“令人作嘔”的食物大加撻伐，也無需再嘲諷公眾的“口味”，就能表達對窮人飲食狀況的憂慮。1990年發表在《人類營養與膳食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為英國的“食品荒漠”運動奠定了基礎，該研究指出，對於低收入消費者而言，“健康飲食的額外成本很可能成為他們實現健康飲食的一大障礙。”然而，儘管研究表明，在倫敦一個低收入社區，健康食品有時確實更貴，但研究並未提供任何證據表明，如果價格降低，人們的飲食習慣就會發生顯著改變。“許多城市社區居民都渴望擁有更好的飲食習慣，”一位公共衛生專家2002年曾對《紐約時報》表示——只要附近能多開些雜貨店就好了。文章援引了一項研究，發現居住在超市附近的黑人居民在水果、蔬菜、總脂肪和飽和脂肪等方面的飲食結構“更健康”。研究人員也經常發現，人們的飲食習慣與其所處的零售環境之間存在關聯。不過，同樣有可能的是，這種因果關係恰恰相反：這些所謂的“食品荒漠”，即缺乏專家認為“健康”或“優質”的食品購買場所的地方，其實反映的是當地人的飲食偏好，而非解釋這些偏好。

在有關“食物荒漠”的文獻中，人們對飲食的擔憂逐漸演變為對獲取途徑的關切——這一問題更易於衡量，也更容易解決。如果目標僅僅是讓某些食品更容易獲得，那麼一個由政府補貼的市場，即便只是存在，就足以被視為成功，而無需考慮究竟有多少人光顧這家店，或他們具體購買了什麼商品。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新開的超市往往會分流已有超市的客源，雖然減少了顧客的通勤時間，卻並未顯著改變他們的購物習慣。科爾布與一家連鎖加油站的代表進行了交流。這家加油站出售三明治和現成沙拉，看似是以虧本促銷的方式吸引顧客。這些“健康”選項實際上幫助加油站樹立起“沙漠中的美食綠洲”形象，同時也使它成為符合SNAP（食品券計畫）資格的商店，讓持卡人能夠隨心所欲地使用福利購買任何商品。“人人都說想要更健康的食物，可就是沒人買，”這位代表在一次社區會議上說道。加思則撰文指出，一些熱情洋溢的志願者試圖向當地居民推廣羽衣甘藍，卻未能激起人們的興趣——這種蔬菜在她所研究的社區裡並不受歡迎。對她而言，這恰恰表明，食品正義運動往往是一種“白人主導的種族項目”，或許僅僅意味著，這一運動的走向深受掌舵者自身飲食偏好所左右。

那麼，當地居民的飲食偏好又如何呢？他們是否和奧威爾所遇的那些失業礦工一樣，更偏愛“美味”而非“健康”？對此，加思卻出人意料地顯得頗為含糊。她一邊做著筆記，一邊聽高中營養課的學生們列出他們最愛的食物：“玉米粽、烤排骨、波索雷湯、披薩、烤牛肉以及塗了黃油的玉米餅。”然而，她並未過多著墨於快餐和垃圾食品本身，或許是因為她格外珍視那些她所謂的“具有文化意義”的食物，同時也對那些自以為是的外來者心存戒備——這些人總愛告訴當地人，他們的飲食方式其實是不對的。如果說奧威爾曾將對“優質食物”的排斥視為貧困的副產品，那麼近年來的觀察者則提出了其他解釋。在2010年出版的《食物正義》一書中，城市政策專家羅伯特·戈特利布與阿努帕瑪·喬希認為，快餐在貧困社區如此流行，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廣告的影響力——他們寫道，這種影響“尤其顯著地體現在兒童、低收入食客以及有色人種等弱勢群體中”。（如果這本意是為了避免居高臨下式的說教，似乎效果並不理想；為什麼說窮人對廣告有著孩子般的易受影響，就比說他們對炸薯條有著孩子般的鍾愛，聽起來不那麼冒犯呢？）科爾布寫道，他所接觸的人群有一種“追求便利的口味”，而考慮到他們所處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境況”，這種偏好其實也情有可原。這一分析看似合理，卻同樣有意無意地迴避了消費者的真正偏好，讓讀者不禁想像：書中的這些人，與我們其他人不同，竟對晚餐該吃什麼毫無主見，彷彿他們根本就沒有強烈的飲食偏好似的。

一場運動之所以有戰略上的考量，選擇聚焦於可通過公共政策加以改變的建築環境，而非個人選擇——至少在目前看來，個人選擇難以輕易改變，是有其道理的。然而，有時“食物荒漠”運動聽上去似乎帶有陰謀論色彩，堅稱某些幕後勢力正密謀用漢堡包喂窮人。在左翼陣營，一種常見的說法是：人們飲食中的任何問題，都反映了政府扶持的企業——這些企業正是靠我們的飢餓牟利——所奉行的宗旨，正如加思所言，“食品—工業複合體”。但川普政府已表明，這種批評並非左翼特有的傳統。今年2月，佛羅裡達州一位共和黨州長候選人詹姆斯·費希巴克甚至聲稱，學校食堂裡出現泡芙餅（Pop-Tarts）暗示著某種險惡的陰謀。“如果你真想讓孩子們走向失敗，就該給他們吃那些最糟糕、最垃圾的食物，”他說道。他使用了一個新近創造的詞彙，將當代飲食描繪成猶太人陰謀的結果。這恰恰是那種常見而令人安心的觀念——一種荒誕至極的說法：如果人人都有優質的選擇，就不會做出糟糕的決定。

米歇爾·歐巴馬在努力幫助美國人變得更健康時，始終表現出熱情友好的態度，積極樂觀；但她的丈夫有時卻會流露出一種更為責備的語氣。2008年競選期間，在德克薩斯州博蒙特一個以黑人為主的觀眾面前，貝拉克·歐巴馬曾說：“我們不能整天只給孩子們吃垃圾食品啊！”他還補充道：“我知道你們當中有些人，早餐就點那冷冰冰的波普艾斯炸雞。”通常，觀眾都會熱烈鼓掌回應他，但一些學者對此持更批判的態度。在2023年出版的《白人漢堡，黑人現金》一書中，該書探討了種族與快餐業的關係，納·奧約·A·夸特批評歐巴馬似乎暗示，非裔美國人對快餐的偏好“本身就有某種內在原因”。夸特寫道：“歐巴馬的批評並未考慮到，早餐吃炸雞或許恰恰反映出一個精打細算的家庭正在竭盡所能，用有限的資源做出最好的選擇。”加思的觀點也大致與此相似。儘管她對自由市場抱有敵意，但她本能地尊重自己改採訪對象的選擇，這也迫使她同樣尊重他們光顧的商店和餐館。在書的結尾，她指出，“‘食物荒漠’這類術語已經營造出一種‘危機’感，彷彿亟需立即採取干預措施。”但如果根本不存在這種危機呢？

任何密切關注我們關於食物話題不斷演變的討論的人都會注意到，“健康”其實是個動態的概念。奧威爾曾認為橙汁有益健康，而熱茶則不然；但如今的讀者或許會希望顛倒這種看法，同時還在爭論無糖可樂的地位究竟如何。羅伯特·F·甘迺迪二世最新提出的食品金字塔，反映了人們對脂肪與碳水化合物相對價值認知的轉變。而且，你甚至不必是陰謀論者，也會懷疑：對許多人而言，冷炸雞絕非早餐時最糟糕的選擇。（順便一提，我妻子開了一家炸雞店，我可不能說從來沒吃過剩菜當早餐呢。）真正值得深思的問題，並不是為什麼我們大多數人會對奧威爾筆下那種“美味”的食物情有獨鍾，而是其他飲食偏好究竟如何才能切實地形成並長久維持——尤其是在一個食品經濟充斥著大量廉價卡路里的時代。在歐巴馬執政時期，社會科學家們普遍認為，我們的生物特性是固定不變的，而文化卻具有可塑性；然而，GLP-1類藥物的興起或許將顛覆這一傳統觀念——說不定，我們體內那些化學層面的渴望，其實比我們的文化傳統更容易被重新塑造呢。

甚至“食物荒漠”這一術語本身，也彰顯了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消除了威脅生命的飢餓現象：那些被專家們調查過的所謂“荒漠”，或許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真正意義上的饑荒卻鮮有發生。如果這場運動的勢頭正在減弱，或許正因曾經推動它的左派專家與政策制定者如今已不太願意對他人飲食指手畫腳。當馬姆達尼在紐約宣佈開設市屬雜貨店時，他並未承諾要徹底改變人們的飲食結構，而只是打算間接補貼雜貨開銷。如今，對“垃圾食品”的嚴厲譴責更多地來自右翼，而非左翼——不過這種局面相對而言還很新，而且很可能只是暫時的。我們對哪些食物“令人作嘔”的看法，既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也受生理因素的制約。這意味著，我們大概永遠都會找到理由去貶低他人的飲食習慣——同時也總會被那些看似不切實際的飲食改造計畫所吸引。最近有關“食物荒漠”研究的一個明智卻令人洩氣的發現是：距離其實並不那麼重要。人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只為吃上自己想吃的東西。(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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