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末，阿根廷經濟再次陷入熟悉的危機漩渦：惡性通膨、資本外逃和違約威脅如影隨形。年通膨率飆升至211.4%，貧困人口超過4000萬，貨幣比索貶值50%，國際儲備急劇枯竭。這不是阿根廷首次遭遇此類災難——自1951年以來，該國已六次債務違約，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3次救助。然而，2023年11月上台的總統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以“自由主義鐵錘”般的激進改革打破了這一循環。他手持電鋸象徵性地“砍伐”政府部門，推行史無前例的緊縮政策。到2025年9月，阿根廷經濟實現了驚人的反彈：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6%，全年預計擴張5%-7.6%，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月通膨率降至1.6%，年率從300%暴跌至43.5%以下；債務/GDP比率開始下降，國債風險指數從2000點跌至750點，創五年新低。 這是否標誌著阿根廷真正擺脫“拉美詛咒”，迎來可持續繁榮？抑或只是又一個“虛假黎明”？本文將基於最新資料剖析這一轉變，並探討其對英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啟示。畢竟，與阿根廷的“驚心動魄”相比，英國雖面臨停滯和財政壓力，但問題相對溫和——2025年GDP增長預計僅1.2%，通膨回升至3.8%，卻遠未到生死存亡之際。阿根廷經濟的百年沉浮：從“世界第六”到“違約冠軍”回溯歷史，阿根廷曾是全球經濟奇蹟的典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該國憑藉豐沛的自然資源——廣闊的潘帕斯草原、肥沃的土壤和豐富的礦產——成為“世界糧倉”。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位居全球第六，僅次於美國、英國等強國，超過法國和德國。出口小麥、牛肉和羊毛的繁榮吸引了歐洲移民潮，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巴黎”。當時，阿根廷的鐵路總長超過英國，城市化率高達60%，遠超許多歐洲國家。然而，20世紀的阿根廷成了經濟學家的“反面教材”。政治動盪、腐敗橫行和民粹主義政策主導了經濟命脈。從1946年起，庇隆主義（Peronism）興起，強調高福利和高支出，卻缺乏財政紀律。政府通過印鈔和借債維持社會開支，導致貨幣超發和通膨失控。1950年代，通膨率已達30%；1970年代，軍事獨裁時期更引入了“骯髒戰爭”，經濟政策搖擺不定。19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爆發，阿根廷首次違約，通膨飆升至2000%以上。1991年，卡洛斯·梅內姆（Carlos Menem）推行“華盛頓共識”式改革，建立比索與美元1:1掛鉤的貨幣局制度，一度穩定經濟，實現1990年代中期的增長高峰。但這一“固定匯率”如雙刃劍：它抑制了通膨，卻犧牲了競爭力。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比索貶值300%，銀行擠兌導致“鍋碗瓢盆革命”，經濟收縮11%，失業率飆升至25%。此後，基什內爾家族（Kirchners）執政時期恢復了部分增長，但通過價格管制、資本管制和補貼維持表面繁榮，實際加劇了結構性扭曲。2015年，毛裡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試圖自由化，卻因國會阻力失敗。2023年，阿根廷再次瀕臨懸崖：外債4500億美元，外匯儲備僅200億美元，月通膨率達25%。阿根廷問題的根源在於“惡性循環”：高政府支出依賴外資借貸和央行印鈔，引發通膨→貨幣貶值→資本外逃→信心崩盤→借貸成本飆升（債券收益率超20%）→更多印鈔。過去65年，IMF救助23次，卻屢屢失敗，因為改革淺嘗輒止。相比之下，英國雖有1976年IMF救助歷史，但從未陷入如此深淵——其債務違約次數為零，制度韌性更強。米萊的“電鋸療法”：激進改革如何逆轉危機2023年11月，經濟學家出身的米萊以56%得票率當選總統，他承諾“用電鋸砍掉多餘政府，用炸彈摧毀央行”。上台首日，他宣佈“經濟休克療法”：削減公共支出30%，解僱7萬公務員，取消300多個監管機構，廢除租金管制和價格補貼。2024年預算赤字轉為1.8%的盈餘，創14年來首次。核心措施包括：財政緊縮公共支出從GDP的41%降至35%，包括凍結養老金和補貼。2024年，政府關閉或合併18個部委，節省數百億美元。這直接降低了需求壓力，央行無需印鈔，貨幣供應增速從每年200%降至50%以下。貨幣政策獨立米萊任命親市場派掌舵央行，實施2%每月爬行釘住匯率（crawling peg），並逐步放鬆資本管制。2025年4月，與IMF簽署200億美元新協議，進一步積累儲備。 到2025年中期，官方匯率與黑市匯率差距縮小至10%以內。結構性改革廢除租金管制後，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租房供應增加15%，雖租金上漲20%，但整體住房市場活躍度提升。 同時，大規模私有化啟動，吸引外資流入礦業和農業。2025年上半年，外國直接投資（FDI）同比增長40%，鋰礦出口激增，受益於全球電動車需求。這些改革迅速見效。2024年，阿根廷陷入短期衰退，GDP收縮3.5%，但2025年反彈強勁：二季度增長7.6%，農業部門擴張80.2%（擺脫乾旱影響），製造業和服務業復甦。 通膨從2024年4月的292%峰值降至2025年6月的1.6%月率，年率預計低於30%。 世界銀行預測2025年增長5%，OECD稱改革“前所未有”。然而，成功並非一帆風順。米萊的“自由主義夢”忽略了社會成本：2024年貧困率從40%飆升至53%，極端貧困人口超600萬；失業率升至9.6%，實際工資下降15%（公共部門更甚）。 2025年雖有所緩解——貧困率降至38.1%，兒童貧困減少170萬——但不平等加劇，中產階級財富向富人轉移。 工會罷工頻發，4月全國大罷工癱瘓布宜諾斯艾利斯，米萊的支援率徘徊在50%。光鮮資料背後的隱憂：可持續性考驗2025年的阿根廷經濟資料令人振奮，但需警惕“反彈效應”。增長部分源於2024年衰退後的自然回彈，類似於“V型”復甦，而非結構性躍升。 歷史教訓觸目驚心：阿根廷增長往往“間歇性”，如2003-2007年的9%年均增速後，又陷入2018-2020年的衰退。當前，外需疲軟是最大風險：川普關稅上調20%，打擊大豆和小麥出口（佔GDP 10%）；全球油價低迷和經濟放緩進一步壓縮商品價格。匯率問題尚未根除。儘管爬行釘住穩定了預期，但比索仍被視為高估30%，外匯儲備雖回升至500億美元，卻易受衝擊。若儲備耗盡，貶值將推高進口價格（能源和機械佔進口60%），通膨或反彈。 此外，去工業化跡象顯現：製造業收縮5%，建築業崩盤，而金融和礦業繁榮，股市Merval指數翻四倍，但實體經濟依賴初級產品，易受周期波動。政治風險不容忽視。2025年10月中期選舉將考驗米萊的國會支援——目前其黨派僅佔15%席位。若改革停滯，通膨易“死灰復燃”。IMF新協議雖注入信心，但附加條件（如進一步私有化）可能引發社會反彈。總體而言，阿根廷正處於“十字路口”：若低通膨持續、增長超4%，失業和貧困將自然回落，改革或成“經濟奇蹟”。 但若全球衰退加劇或國內不滿爆發，這可能只是“曇花一現”。阿根廷 vs 英國：兩種經濟體的鮮明對比與阿根廷的“過山車”相比，英國經濟顯得“溫吞水”。2025年，英國GDP增長預計1.2%，遠低於阿根廷的5%-7.6%，但高於歐盟平均0.8%。 通膨方面，英國7月達3.8%，預計全年3.2%，峰值3.7%（中2025），遠非阿根廷的“千倍級”災難。 失業率4.7%-5%，貧困率約20%，債務/GDP 100%，但違約風險近零。資料來源：IMF、World Bank、ONS。英國問題更側重結構性停滯：生產率年均增長僅0.5%（低於G7平均），脫歐後貿易摩擦持續，勞動力市場冷卻（移民減少）。財政赤字4.1%，支出增速超稅收，2025年秋季預算或需增稅100億英鎊。 相比阿根廷的“生存危機”，英國是“慢性病”——增長乏力，但制度緩衝充足。從阿根廷學到什麼？對英國的寶貴教訓阿根廷的“米萊實驗”雖極端，卻提供普世啟示，尤其對英國這樣的財政壓力國家。首先，絕不讓通膨失控。阿根廷的“通膨-貶值-違約”循環警示：三-digit通膨破壞貨幣信任，導致“床墊美元”現象和社會崩潰。 英國3.8%通膨雖“溫和”，但若工資-價格螺旋持續（服務通膨5%），可能演變為頑疾。教訓：央行獨立性和財政紀律至關重要。英國央行（BoE）漸進降息（2025年底至3.75%）正確，但需警惕能源和貿易衝擊。其次，緊縮需“對症下藥”。米萊的電鋸式支出削減有效降通膨，但代價高昂——貧困激增11%。 英國2010年代緊縮被詬病，因其在低通膨、低利率環境下加劇衰退。 如今，英國問題非高通膨，而是停滯：進一步緊縮或抑制需求，無益生產率。相反，應混合策略——增稅（如資本利得稅）和針對性支出（如基礎設施），目標是將赤字控制在GDP 3%內。IMF建議英國最佳化財政規則，避免頻繁調整。第三，結構性改革重於短期痛楚。阿根廷廢租管制增供給，英國可借鑑：放鬆規劃法，刺激住房投資（2025年房價漲3.7%）。 同時，避免意識形態偏見——米萊的“零政府”在高通膨下邏輯清晰，但英國需平衡福利與增長。政治溝通關鍵：米萊預告“短期陣痛”，贏得緩衝；英國工黨政府應透明說明增稅必要，避免選民幻滅。最後，全球聯動風險。阿根廷依賴出口，川普關稅重創英國亦然（歐盟貿易佔40%）。 兩國均需多元化：阿根廷推鋰礦高科技鏈，英國應投資綠色轉型，提升生產率。結語：轉折還是陷阱？英國的“軟著陸”路徑阿根廷2025年的反彈是米萊改革的初步勝利，但可持續性取決於中期選舉和全球環境。若成功，它將證明“休克療法”在極端條件下有效；若失敗，則強化“阿根廷悖論”——資源富饒卻治理失敗。相比之下，英國無需“電鋸”，但需“手術刀”般精準：通過改革提振生產率，控制財政，避免滑向“中等收入陷阱”。最終，經濟治理無萬能藥。阿根廷警示“勿蹈覆轍”，英國可借“他山之石”——在溫和環境中，漸進主義勝過激進。2025年，全球不確定性加劇，兩國路徑或交匯：通膨警鐘長鳴，改革永無止境。正如米萊所言，“沒有魔法，只有選擇”。英國的選擇，或許是學習阿根廷的韌性，而非複製其痛苦。 (周子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