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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重視全球南方
俄烏衝突已經一年多時間，一年之後回看這場戰爭，它的含意逐漸清晰：這是一場打碎原有國際秩序的衝突，也是一場重塑國際體系的衝突。俄烏戰爭開啟了現代國際體系重塑的處理程序，它是自由資本主義國際秩序進一步走向混亂的開始。與美國和西方的期待相悖，俄烏戰爭的延續和終結不會使國際社會重返冷戰後美國主導的原有國際秩序，而是進一步引爆舊有國際秩序積壓的重重矛盾，並引導世界向未來的格局演進。
俄烏衝突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全球南方力量興起的現象。在多次國際博弈中，多達80多個國家保持中立，既不讚成俄羅斯，也不附和美國和西方集團。這一力量格局已經逐漸穩定，並成為俄、歐、美、中四方力量博弈中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
對此力量演變的現象，應該引起中國人的足夠注意。
所謂全球南方，是指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而言的世界開發中國家，它們主要地處亞非拉，是西方發達國家不甚重視的窮國，並因各種原因而成為發達國家的附庸。
近幾十年來，這種依附性世界格局開始發生深刻變化。隨著中國崛起，全球南方國家也普遍在工業化、現代化處理程序中獲得明顯進展，並將各自的產業深深嵌入全球化的分工格局中，逐漸崛起了一批中等強國——亞洲的印度、印尼，中東的伊朗、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拉美的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南非、衣索比亞……與此同時，冷戰後全球南方國家興起了大量區域性合作機制，以解決共同的發展問題，並與大國集團博弈：非洲的非盟，中東的海合會，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以及中國牽頭的金磚合作機制，等等。面對新的冷戰格局，全球南方國家又在醞釀著新的不結盟運動。
俄烏衝突，暴露了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的霸權本質，逼迫中國思考重建新型國際體系任務的必要性，改革開放40多年中形成的融入國際社會的思路面臨尖銳挑戰，必須在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之間做出新的統籌協調。而建構新型國際體系的主要戰略方向，無疑就是全球南方國家。
在一年多的俄烏衝突中，全球南方國家頭腦清醒，立場堅定，多數與以聯合國為中心的現有國際規則體系保持一致。與此同時，殖民主義的歷史記憶、西方國家干涉他國內政的惡劣記錄以及在人權主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導致全球南方國家在俄烏衝突問題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著距離。這種全球南方國家立場態度的一致性，無疑對美國和西方形成了相當程度的心理壓力與道德壓力。
在經營全球南方國家方面，中國既有獨特的優勢，又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與問題。
上世紀70年代，毛澤東主席開創了三個世界戰略，為中國在美蘇兩極格局的世界中打開了一條新路，並建構了中國獨特的外交傳統和戰略性國際資源。21世紀以來，習近平主席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主要在全球南方國家落地開花，經營10年來，已經取得了極其重大的成就，為中國建構新型國際體系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但另一方面，在對待南方國家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上，中國主流社會卻並未與時俱進，思想認識仍停留在過去40年的歷史慣性中。他們或者將南方國家仍然視為隨時會來討錢的窮朋友，眼中盯著西方，幻想俄烏衝突結束就可能使中國重溫融入國際社會（實則是融入西方）的舊夢；或者將南方國家視為中國發展經濟的產能輸出地與資本輸出地，雖然中國不會像西方列強那樣搞殖民主義，但經營南方國家本質上卻是為了生意。所謂“互利雙贏”，已經將中國當下“走出去”的商業動機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而在這種生意思維的引領下，南方國家就只能是正常的商業夥伴，一切應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來辦，“一帶一路”的戰略性、政治性價值則常常被忽略不計。
在對待南方國家的思想認識上，中國主流社會存在深刻的悖論：既想讓南方國家按市場經濟規則辦，成為正常的生意夥伴，又想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獲得南方國家的道義支援，形成事實上的戰略同盟。
這一悖論今天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一些南方國家普通老百姓對中國的某些非議，固然與西方媒體的攻擊抹黑有關，但也與中國社會的認識悖論相關。因為既然主要是生意關係，那麼南方國家必然也會以相同的心態來看中國，更多地以生意關係和利益關係衡量與中國的關係。缺乏與南方國家戰略上的共同願景和共同目標，缺乏大於商業關係的戰略性關係，則中國和南方國家必然陷入實際利益的博弈與計較之中。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對待全球南方國家的這種認識悖論，事實上是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價值觀演變的一種自然延伸和外溢。自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一方面繼承了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遺產，另一方面則放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全社會轉向以發展經濟為中心，對外關係也以發展為主軸，與南方國家從反帝反殖的革命夥伴關係逐漸轉變為發展夥伴的關係。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市場經濟的規則逐漸佔據支配地位，正常國家關係的夥伴思維取代了革命式的同志思維。應該說，改革開放40多年，這一思維範式的轉換為中國集中精力謀發展、韜光養晦眼睛向內看提供了重要的支撐。然而時移世易，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中國的發展愈來愈離不開世界的發展，中國的市場體系與資源體系建設愈來愈離不開南方國家，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形成新的國際主義敘事，形成新的國際觀和世界觀。尤其自俄烏衝突以來，原有國際體系的惡劣面相瞬間顯現出來，中國亟須面向全球南方國家謀劃建構新型國際體系。新型國際體系建構，需要新的國際主義世界觀的指引，需要中國主流社會的觀念再次轉變——即從與南方國家的發展夥伴關係，轉向新型戰略關係。對此，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無疑是建構新型國際體系的思想指引。“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各國結伴不結盟，主張不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主張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主張各國高舉發展的旗幟，主張共商共建共享，等等。自“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以來，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通過不斷的實踐和探索，正日益豐富這一口號與理念的思想內含。面對國際局勢的驟變，中國面臨的挑戰日益尖銳，我們應當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下，進一步轉變思維定式，進一步深化關於全球南方的思想認識，逐步走出一條建構新型國際體系的國際主義道路。 (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