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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際政治是理解美國政治的重要視角。20 世紀以來，不同代際之間美國人的政治觀點有著明顯的不同。相較於中老年人，美國年輕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 Alpha一代）的政治觀點與對華認知有了很大的改變。在政治議題上，他們更加關注自由主義議題。在政黨傾向上，他們也更加親民主黨。美國年輕一代有著高昂的參政熱情，年輕的選民在選舉中很積極，一些年輕的政客已經進入了國會和政府。在中美關係上，美國年輕人是一股積極的變革性力量。年輕一代美國人對中國有著更積極的看法，對中國的實力有客觀的認知並更願意參與到中美交流之中，並且相對能夠客觀、全面、公正看待中美關係。隨著這一代年輕人成為選民的主體，未來成為負責對華決策的官員，中美關係有可能將迎來積極的變化。但是，年輕人的認知並未定型，美國年輕人的對華態度在未來也存在著變數。
代際政治是觀察美國的重要視角，不同代際美國人的價值觀與政治立場會有較大差異。當前美國人口可以分為六層代際，分別是在1928年至1945年的“沉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1946年至1964年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1965年至1980年的“X世代”（Generation X）、1981年至1995年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96年到2009年的“Z世代”（Generation Z）。2010年以後出生的美國人被稱作“Alpha一代”(Generation Alpha），他們目前尚未成年，還無法直接影響美國的政治事務。年輕一代是一個相對的、變動的概念，但通常而言，“千禧一代”“Z世代”“Alpha一代”均可以被視為當前的年輕一代。對於身居高位的官員而言，這一概念可放寬至“X世代”。
美國年輕一代的客觀構成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一代美國人的種族結構、地理分佈發生了變化，並且有更多的美國年輕人屬於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年輕一代的主觀見解也發生了改變，當前美國年輕人是身份政治平等、墮胎權、反持槍權、應對氣候變化等自由主義議題的主要推動者，是新興議題的主要倡議者，是美國系統性變革的潛在塑造者。年輕一代美國人也是中美關係的新機遇，因為他們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的視角相對更加客觀、全面、公正。總體而言，年輕一代美國人對華的態度更加友好，對中國的實力有著更全面的認知並更願意參與中美之間的交往。但是美國年輕人的認知可能存在反覆性，這一問題是值得持續關注的。
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會引發選民結構的調整。當前，1981年以後出生的美國人成為多數派。年輕一代人口的增加使年輕一代選民在選舉中的影響力也超過老年人。在2019年，“千禧一代”、“Z世代”及更年輕一代的總人數為1.66億，佔比已經超過了其他年齡段的總和。
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選民結構的調整影響了2020年的大選。2020年美國大選是許多“Z世代”選民首次參加選舉投票。這一年已有近10%的美國選民為“Z世代”成員，而2016年這一比例僅為4%。
當前，美國人口代際變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第一，美國年輕人內部的少數族裔數量在增加；第二，美國年輕人在各州的分佈存在不同；第三，年輕移民佔美國人口的比例在增加
首先，美國年輕一代人口逐漸向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客觀來講，少數族裔的生育熱情比傳統意義上的白人（非西班牙裔和非拉美裔）要更高，少數族裔中的年輕人比例會更高。1981年之後出生的美國人比他們之前的一代在種族上更加多樣化，少數族裔的人口數量與白人的數量基本持平。而在少數族裔內部，西班牙裔與拉美裔的人口在激增。2022年，西班牙裔與拉美裔人口已經佔據美國總人口的19.1%。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的話，美國傳統白人的主體地位將會在21世紀中葉時被改變。在少數族裔構成方面，美國年輕一代的少數族裔比例非常高。其中，“Z世代”的少數族裔佔比很高，而“Z世代”中白人（非西班牙裔和非拉美裔）的佔比僅為51.4%。更加多元的族裔構成，使年輕一代並不完全認可美國白人主流的政治文化傳統。
其次，美國年輕一代人口的地理分佈發生了重要變化。年輕人在不同州的佔比大不相同。2024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美國的“高齡州”如緬因州，其平均年齡已達到了44.8歲，新罕布什爾州達到了43歲。一些“低齡州”如猶他州則為31.2歲，德克薩斯州為35.1歲，加利福尼亞州為37歲。良好的教育機會與就業崗位能吸引州際的年輕移民，擁有高水平大學以及良好就業前景的州的年輕化程度更高，這些年齡結構更加年輕的州將會在未來的政治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最後，移民對美國人口的增長貢獻很大。美國的自然生育率在降低，從1990年到2019年，美國20—24歲婦女的生育率下降了近43%。與此同時，美國對移民的需求量在不斷增加，年輕的移民深刻改變了美國的人口增長方式。一方面，美國政府更傾向於給年輕移民正式國籍，因為年輕移民可以直接滿足美國對勞動力的要求。另一方面，由於種種經濟與社會因素，獲得美國國籍的第一代移民往往有著更高的生育意願。在2022年，約有1760萬美國18歲以下兒童與至少一名移民父母生活在一起。有50%的18—29歲年輕人都認同移民改變了美國的文化。這些移民與移民的後代更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在政黨偏好上更加傾向支援民主黨。
在美國人口發生重要代際轉變的背景下，美國人總體的政治觀點和對華認知也在發生改變。這種變化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體現出來，普通選民可以用選票來表達利益訴求，而一些年輕的政治人物則已直接參與政治。
對於每一代的美國年輕人而言，他們所面臨的時代的主要特徵與主要矛盾是不同的，因此每一代年輕人都有其獨特的政治傾向。當前，美國年輕人更關注身份政治、槍支控制、墮胎權以及氣候治理等自由主義議題，也同樣關注著數字治理和學生債務等問題。與此同時，他們對美國政府與政治的信任度在下降，他們支援全面系統的改革。
（一）美國年輕一代的黨派傾
在政治傾向上，美國年輕一代明顯偏向民主黨倡導的自由主義而非共和黨倡導的保守主義，因而在選舉中更傾向於支援民主黨人。在2020年大選中，越年輕的選民越傾向於支援拜登，有60%的18—29歲年輕人投票支援拜登。年輕人是支援拜登擊敗川普的關鍵選民群體。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有68%的18—29歲的選民傾向於支援民主黨國會候選人。年輕人與民主黨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由於年輕選民群體在民主黨支持者中的比例越來越大，民主黨也在2020年以後更加堅定地推行左翼政治議程，以鞏固年輕選民的支援。
美國人口代際變化的黨派傾向將長期維持。首先，美國的選民結構發生了變化，新一代選民的種族多樣化趨勢日益顯現。亞裔、西班牙裔、非洲裔選民這些民主黨的傳統支持者的比例增加，白人選民的主體地位受到了挑戰。其次，在白人選民內部，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年輕選民的數量增加很快。美國大學普遍是親自由主義的，這類白人選民往往會更加支援民主黨。最後，由於民主黨相較於共和黨是親移民的，而共和黨則是通過反移民來謀求支援。可以預見的是，新獲得美國國籍的移民群體及其後代在情感上將會展現出更強的親民主黨傾向。
從人口代際變化的視角來看，共和黨的政治優勢在現在，而民主黨的政治優勢在未來。2023年3月，新罕布什爾州州長、共和黨人克里斯·蘇努努（Chris Sununu）曾對共和黨發出警告：“如果共和黨人不瞭解美國現在的代際更迭，將會給共和黨帶來災難性後果。”保守主義的政策能應對一些當前的問題，這使得川普和許多共和黨政治家都能在選舉中仍然佔據一定的優勢，但從人口代際變化趨勢來看，這種優勢是不可持續的。年輕一代的美國選民更傾向於自由主義，共和黨的保守政策並不能贏得年輕一代選民的支援。統計資料也顯示，在保守家庭長大的美國年輕人，並不總認為自己是共和黨人。而在自由派家庭長大的人中，有更高比例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是民主黨人。
（二）年輕一代對美國政治議題的重
1.強化對自由主義議題的關注
美國年輕一代積極支援民主黨倡導的議題，對共和黨倡導的議題興趣不大。
在身份政治議題上，美國年輕一代更重視族裔、性別間的平等。不同於美國當前的自由派式的“政治正確”，族裔平等已經成為關乎美國年輕人切身利益的問題，因此這一代的美國人希望對系統性種族主義推動切實的變革。美國年輕一代對性別的態度也更加開放，有更高比例的年輕人對多元的性別持包容態度，並支援LGBTQ+（“性少數者”）群體的權利。這種對身份政治重視的根源在於美國社會不平等趨勢越發嚴重，也在於美國年輕人的構成變得更加多元。在喬治·弗洛伊德案發生後，美國年輕人產生了強烈的不滿，許多年輕美國人都參與了“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並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用選票向川普表達了憤怒。
在槍支控制議題上，美國年輕一代傾向於實施更加嚴格的槍支管理措施。哈佛大學的民調顯示，74%的14歲至30歲年輕人都在擔心槍支暴力問題。
他們希望進行更加嚴格的背景審查，確保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無法獲得槍支；提高槍支購買的年齡，減少青少年的持槍比例；加強槍支登記以及安全培訓，對持槍人員進行更嚴格的監督等。美國校園槍擊案發生之後，美國年輕人總是反應最為強烈的群體。2018年2月，佛羅里達州帕克蘭校園槍擊案發生後，美國爆發了由年輕人主導的“為我們的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活動，以抗議美國現行的槍支管理政策，有超過20萬的美國年輕人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參與了此次遊行抗議。
在墮胎權議題上，美國年輕一代大力支援女性應當享有自由墮胎權。美國宗教氛圍濃厚地區的人更傾向反對墮胎權，天主教和新教徒對墮胎普遍持反對立場，其中又屬福音教徒的立場最為強硬。但是美國年輕人生活氛圍更加“非宗教化”，自由寬鬆的成長環境使他們更傾向於從世俗角度看待這個問題。絕大部分的18—29歲美國年輕人都認為墮胎是合法的，他們把這一權利視為公民基本權利的體現，並認為這一權利不容被過度干預。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後，年輕人的反應最為強烈，有69%的18—29歲美國年輕人都反對這一判決
在氣候治理議題上，美國年輕一代對氣候危機的認知更敏感。美國年輕人對氣候變化的現狀以及美國中老年一代的不作為很不滿，他們積極參與環保組織，並常常參與抗議活動來表達對氣候變化的關切。2022年的資料顯示，只有11%的18—29歲美國年輕人完全不關心氣候變化。政治人物在氣候治理問題上的態度也成為年輕選民是否會投票給他們的關鍵因素。美國年輕人更相信民主黨人能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只有很小部分年輕人認同共和黨在氣候領域的自由放任政策。
2.設定新的議題
美國年輕一代呼籲社會加強對數字的監管。隨著年齡段的更替，美國人的平均上網時間在增加，上網方式也愈加多樣化。美國年輕一代屬於“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他們自出生之日起就一直享受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在當今的數字時代，美國年輕一代把網路生活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更加關注數字隱私問題。數字是新興科技發展的源動力，但年輕人對美國科技巨頭隨意收集個人資訊的做法很不滿，他們普遍認為自身無力保護隱私。因此，美國年輕人希望政府出台法規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
美國年輕一代希望政府進行學生債務減免。新一代年輕人是美國學歷水平最高的群體，但同時普遍經歷學生債務問題。美國的高等教育費用一直處於漲勢，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年輕人普遍背負著學生債務。美國的年輕人希望在這個領域進行改革，他們不相信企業或個人能夠解決問題，而是寄希望於政府直接採取措施降低美國高等教育的費用，如提高獎學金、減免學費等措施。哈佛大學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有85%的18—29歲美國年輕人支援政府對學生貸款問題採取行動
3.推動美國政治的全面改革
美國年輕一代不滿足於政治上的“修修補補”，而是希望對美國政府與政治進行徹底的改革。在國內政策上，美國的年輕人對於政治人物和政治機構都存在不信任。民調資料顯示，18—29歲的美國年輕人對美國總統、最高法院、國會、媒體、華爾街資本集團、軍方的信任程度均有所減弱。他們對總統、最高法院和國會支援態度的下降尤為明顯，他們對於總統的信任下降了60%，對最高法院和國會的信任度分別下降了55%和34%。
美國年輕人感到與美國政治人物間的隔閡感在增加，他們往往呼籲更多的政治變革。在立法領域，他們普遍支援對國會議員的年齡以及任期進行限制，防止高齡議員長期執政，並借此打擊國會中的“裙帶關係”。2022年的民調資料顯示，70%的18—29歲的美國年輕人認為他們在國會中的代表性不足。在行政領域，有更多的美國年輕人希望改革美國的“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制度，使獲得民選選票更多的候選人能夠勝出。改革“選舉人團”制度在美國社會取得了很廣泛的共識，而美國年輕人對此的改革願望更強烈。美國年輕人也支援司法制度的改革。據2023年的皮尤民調資料顯示，58%的30歲以下的成年人讚成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數。
（三）美國年輕一代有著高昂的參政熱情
美國年輕一代的參政熱情正在快速上升，其是當前美國最“不沉默的一代”。他們對美國政治的運行存在不滿，並有著推動變革的激情。
50%的18—29歲美國年輕人在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參與投票，參加2020年總統大選的年輕人比2016年增加11%。年輕選民對美國內政議題的關注高於對外政策，因此其參政熱情主要聚焦於推動美國國內社會性議題的改革，而非對外政策。《戰鬥：Z世代如何引導他們的恐懼和熱情來拯救美國》（Fight: How Gen Z Is Channeling Their Fear and Passion to Save America）一書的作者約翰·德拉·沃爾普(John Della Volpe)分析稱：“美國的每一場重大政治鬥爭都有‘Z世代’參與其中。這一代人的熱情和緊迫感是我20年來從未見過的，他們希望他們選出的官員和候選人也能表現出同樣的熱情和緊迫感。”
在國會的政治影響力方面，儘管“嬰兒潮一代”在國會中佔主體，但1981年以後出生的年輕議員數量近幾年正快速增加，總數超過30人。2022年中期選舉後，1997年出生的麥克斯韋爾·A.弗羅斯特（Maxwell Alejandro Frost）成為美國國會首位“Z世代”議員。目前參議院中，最年輕的議員是出生於1987年的喬恩·奧索夫（Jonathan Ossoff），他當選參議員時年僅35歲。美國國會中的年輕議員正不斷湧現，美國第118屆國會中有53名“80後”議員，佔比已接近10%。根據美國憲法規定，眾議院的參選年齡為25歲，而參議院則須達到30歲。由於議員選舉年齡的限制，這些議員主要分佈在眾議院，參議院中“80後”議員較少。部分年輕議員通過緊跟黨內領導層獲得意外提拔和重用。如1984年出生的眾議院共和黨黨團主席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通過積極擁護川普，在眾議院得到快速提升，進入共和黨核心決策圈。在2024年的國會選舉後，參眾兩院議員的年輕化程度將會進一步凸顯。
在白宮的政治影響力方面，拜登政府吸納較多年輕人進入白宮，在國內外政策的重要決策崗位擔任要職。例如，拜登提名了1989年出生的莉娜·可汗(Lina Khan)擔任美國最重要的反壟斷監管機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ttee）的主席，這對美國大企業和華爾街的影響極大。在對華政策方面，拜登任命“80後”中國問題專家杜如松（Rush Doshi）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1989年出生的朱利安·葛維茨（Julia Gewirtz）也曾擔任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事務主任，後調入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事務。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美關係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美國年輕一代有著更積極的對華認知，他們對於中國有著更積極的態度，對中國的實力有更客觀的認知，並且更願意參與中美交往。隨著美國人口代際的變化，青年將會進一步深度參與美國的對華決策，中美之間的未來前景更加光明。
（一）對華認知的代際情況
1.美國年輕人對中國有著更積極的看法
在整體的對華認知方面，美國年輕一代明顯比老年人更加積極、正面，對中國的態度也更加友好。根據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3年的民調，對中國有負面認知的美國18—29歲年輕人要比平均值低11%。《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23年的報導顯示，相較於45歲及以上的中老年人，45歲以下的美國人更少將中國視為對手，這個資料少了整整兩倍。縱向而言，美國年輕一代將在整體上對華更加友好。
年輕一代政治精英已大量湧現，美國政治高層出現了代際轉換。這些政治精英對中國有著更積極的態度，他們能看到中美合作的價值。年輕的政治精英如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舊金山市市長倫敦·布裡德（London Breed）等人發表了大量主張提升中美關係、鼓勵中美合作、歡迎中國對美投資的積極言論。加文·紐森的行為最能代表民主黨理性派，他切實推動了中美之間的氣候合作，還在2023年10月訪華期間試駕了比亞迪新能源汽車，他也被視為是2028年總統大選中的熱門人選
2.美國年輕人更能夠承認中國的客觀地位
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客觀地位有著更切身的感知，他們沒有對中國的“優越感”。美國中老年群體對中國實力的認知沒有年輕人理性，因為美國中老年人曾完整經歷過後冷戰時期美國獨步天下的“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對美國綜合國力的過度自信，使得他們會把中國看成文化上的“他者”（The Other），不願意承認中國當今的客觀實力。美國年輕人的歷史認知則不一樣，他們一直切身見證著中國的發展。儘管美國年輕人對美國自身也有著很充足的信心，但他們相信中國要比絕大多數的發達國家都要強大。
美國年輕人能夠用新的視角看待中國的發展，能夠承認中國在經濟與科技上的強大。有更多美國年輕人認為，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不大，甚至有43%的“千禧一代”將中國視為更強大的經濟力量。從華為及其5G技術、TikTok再到現如今的新能源汽車，涉華科技議題一直是美國年輕人關注和討論的焦點。TikTok在美國年輕使用者中的使用率增長顯著。2024年的資料顯示，美國18—29歲人群中有62%的人都曾使用過TikTok，這個資料遠遠高於30—39歲的人群，他們使用TikTok的比例有39%。TikTok已經深入融入到了美國年輕人的日常生活中，而年輕一代對美國國會、聯邦政府通過的TikTok禁令非常不滿。
3.美國年輕人對中美交流更有興趣
美國年輕人對中美之間的科研與教育合作有著更積極的態度。中美之間的交流有助於美國年輕一代產生正確的認知。儘管這種認知並不一定會馬上轉化為美國的法律與政策，但正確的認知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依舊有著重要的作用。中國赴美留學生佔美國外國留學生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許多美國尖端大學都設有與中國的聯合培養項目，美國也曾是中國第二大海外學生來源國。越年輕的美國人，對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越有開放的心態。“嬰兒潮一代”的美國人往往傾向於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數量，“X世代”對這個問題則沒有明顯傾向性，而“千禧一代”則更反對限制中國留學生的數量。這種趨勢在未來會進一步強化。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也承認，美國不能讓下一代美國學生不瞭解中國，不說普通話。否則，美國將會在20年到30年後受到影響。美國需要更多的年輕人瞭解中國，美國需要招募中國問題專家。
中美人文交流也使得不少美國年輕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有機會深入瞭解中國，熟悉中國文化，並能夠熟練使用中文。譬如，杜如松曾通過富布賴特學者計畫到雲南大學進行訪學。葛維茨雖然沒在中國訪學過，但曾在阿里巴巴中國香港分部和《財經》雜誌做過實習生。韓美妮（Melanie Hart）也曾在《財經》雜誌擔任實習生，並曾在外交學院學習中文。目前韓美妮任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的副國務卿何塞·費爾南德斯(Jose Fernandez)的中國政策協調員（China Policy Coordinator）。中美之間的人文交流對於美國內閣級官員也能產生影響，在拜登政府中擔任貿易代表的戴琪（Katherine Tai），曾在1996年到1998年中以雅禮協會講師的身份在中山大學擔任教師。而在歐巴馬政府擔任財長的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本科時曾於1981年作為中美建交之後第二批來華交流的學生之一，來到北大進行過為期8周的中文學習。
（二）對華認知的特點
1.更加客觀
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實力有著更客觀的認識。美國老年人的價值觀則更多受西方傳統媒體影響，對華有著較深的意識形態偏見。年輕一代主要通過TikTok、YouTube、Facebook等網路平台獲取涉華資訊，對美國政要抹黑、歪曲中國的內容並不盲目迷信。年輕一代美國人是在資訊時代成長的，他們有著較強的全球視野，因此對於國際問題有著更多的理解與認識。美國年輕人通常對政治抱有懷疑態度，但是自2015年來，他們對聯合國的信任態度卻有了提升。美國年輕人內部的文化多樣性本身就在增加，他們更能夠尊重文化多元性與文明多樣性。他們對美國文明中心論和白人至上主義思想並不熱情，甚至多抱有批評態度。美國年輕人對於美國傳統外交方式存有質疑，對其外交敘事邏輯也存質疑，他們的思維範式發生了變化。
從切身體會出發，美國年輕人很清楚“華盛頓”和“華爾街”才是美國治理問題的根源，因此他們對抹黑、歪曲中國的言論並不盲目迷信。美國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喪失了大量財富，美國隨後爆發了“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這給美國年輕一代造成了很深刻的心理創傷。在美國年輕人成長經歷中，阿片類藥物與槍支暴力又長期在美國氾濫，自殺率和患抑鬱症率在美國年輕人中高居不下。美國年輕一代的成長歷史使他們能夠意識到，美國國內治理的失敗是影響他們的切身利益的關鍵因素，把美國的問題都歸咎於中國不僅是錯誤的，也無助於解決美國國內治理問題。
2.視角寬廣
美國年輕人持更加開放的觀點，支援與中國進行人文交流。這些年輕人出生於全球化的時期，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題，國家間合作也成為主流的趨勢。他們不像經歷過冷戰的中老年美國人一樣，他們不再單純使用戰略與安全的視角看待中國，而是兼顧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等“低政治議題”。他們認識到，中國的發展是一種綜合性力量的崛起，不能再用狹隘的視角來看待中美關係。
美國年輕人不僅關注中美競爭問題，也關注中美合作問題，認為中國能積極響應美國年輕人的訴求和關切。例如，芬太尼是影響美國年輕人健康的一個重大問題，在芬太尼治理上，中美雙方通過多個合作機制，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中國加強了對芬太尼前體化學品的監管，阻斷了美洲的販毒集團獲取原材料。氣候變化是美國年輕人重點關注的一個領域，在氣候治理上，認同中國通過推動綠色能源技術的更新迭代促進更好應對氣候變化的做法。美國年輕人關注的議題發生了變化，中國恰好能夠響應美國年輕人的關切，因此美國年輕人對中美合作變得更為重視。
3.存在波動
美國年輕一代對華的認知仍然存在波動性。因為這一代年輕人對於中國的認知還處於萌芽期，並且他們也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響。他們大部分還在學校讀書或剛從學校畢業，雖沒有完全被中老年美國政治精英對華敵視態度所“同化”，但在對華認知方面依然具有很強的可塑性。美國政府經常利用“中國威脅論”來規避自身治理的無能，一些年輕人受到了這種敘事的影響。隨著中美貿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的暴發，美國政客、媒體大幅抹黑中國的形象，這使得中國在美國年輕人心目中的形像有所降低。
年輕一代美國精英進入美國政府機構參與決策以後，在對華政策方面的傾向比老一代更加理性和包容，但由於美國政治制度的約束，其在對華態度上依然有可能朝強硬方面轉變。葛維茨的情況可以很好證明美國政治體制對於年輕人觀點的異化，葛維茨曾於2017年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刊文公開表示，美國的“千禧一代”不相信美國高層的反華宣傳，不相信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因為“千禧一代”通過親自來華參觀交流，感受到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實際情況，並因此而對中國產生好感。ヒ但在葛維茨真正進入白宮國安會負責對華事務後，他的涉華言論就開始趨向強硬了。由於美國政治的因素，美國的年輕政客與年輕公民之間存在著對華認知的脫節。美國國會的年輕一代議員，尤其是共和黨議員，由於受川普和共和黨鷹派元老議員的反華態度影響，在對華政策方面都比較強硬。如眾議院共和黨黨團主席埃莉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2023年在國會提出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的法案。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中，1985年出生的維維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對中國提出非常強硬的立場。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美國政客經常使用涉華議題作為謀取其政治利益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年輕一代政治家對華認知並沒有定型。
中美關係的發展有其客觀的規律，兩國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調整，而美國年輕人的對華態度仍存在波動可能。美國的政客會炒作“中國威脅論”，這可能會影響年輕一代尚不成熟的認知。美國的政治會同化年輕的政客，使他們的對華態度趨向消極化。
（三）小結
美國年輕一代在選民數量上已經佔據主體，但“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政客在美國政治中尚未掌握真正的決策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對中國相對友好，更有興趣與中國交流的年輕人終將進入美國未來的決策核心，從而有望把更加客觀理性務實的態度帶到對華政策制定中。在2022年的美國州議會選舉中，共有261名“Z世代”參選，其中有73人勝選。未來，這些“Z世代”州議員將會逐漸上升為聯邦參議員、州長、部長乃至總統。屆時，他們在年輕時所形成的對華友好認知，將會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
應通過加強與美國年輕一代的交流，促使他們形成對中國更加客觀理性的認識。首先，美國年輕人總體對華相對更加正面的認知是擴大中美交流的新機遇。但應注意敘事的調整，避免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經濟與科技實力產生焦慮情緒。其次，應注意區分清楚美國年輕一代政治人物與普通公民。美國政治體系中年輕一代政治人物的對華態度沒有普通年輕人積極，但這些政治人物並不能代表美國年輕人，美國年輕人對美國政治本就有著普遍的不滿情緒。美國的政治氛圍會使中美關係產生波動，但美國年輕人有著對華更加友好的總體趨勢。最後，在中美關係敘事中應注意呼應美國年輕人的話題。美國年輕人的自由主義傾向較強，他們對氣候、數字等國際治理問題有很強的興趣。全球治理在中美關係中具有成為一個更堅實支柱的潛力，推動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對話與合作能夠贏得更多美國年輕一代的支援。
代際更替意味著美國內政主要議題的更替，也對中美關係的變化帶來重要影響。當代美國年輕人的自由主義傾向和對民主黨的認同將成為改變美國政治的巨大力量，他們將會為美國政治注入新的活力，並重塑美國政治中的核心議題。美國年輕人的積極態度將是中美關係未來的機遇。美國年輕人更能夠用客觀、全面、公正的眼光看待中國的發展，美國未來將更能夠全面看待中國的地位並以理性務實態度同中國進行合作。但美國年輕人認知並沒有定型，其可能在未來發生改變，因此要順勢而為，在中美關係敘事中加強對美國年輕一代關切的呼應，通過落實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未來5年邀請5萬美國青年到中國訪問學習的倡議，積極推動中美青年交流，使美國青年一代形成更加客觀理性的對華認知，為中美關係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當代中國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