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正在系統性地將年輕一代培養成自己的掘墓人。2020年1月5日,星期日,凌晨2點44分。當時有不為世人所知的一封電子郵件,現在在網路上開始瘋傳。發件人是彼得·蒂爾(Peter Thiel),著名的億萬富翁、《從0到1》的作者、Facebook的首位外部投資者、被譽為“國王締造者”的男人。而收件人名單堪稱科技世界的“政治局常委”:馬克·祖克柏、尼克·克萊格、雪莉·桑德伯格、馬克·安德森……郵件的主題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蒂爾在郵件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如今讀來是一則冷靜到令人不寒而慄的政治預言,我們有必要逐字逐句地理解它的份量:“當70%的千禧一代說他們支援社會主義時,我們必須做得更好,而不能僅僅因為說他們‘愚蠢、嬌生慣養或被洗腦了’就將他們打發掉;我們應該努力去理解‘為什麼’。從一個破碎的代際契約(broken generational compact)的角度來看,答案對我來說似乎相當直白,那就是:當一個人背負了過多的學生債務,或者住房變得過於遙不可及,那麼他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處於‘負資產’(negative capital)狀態,並且/或者發現通過房地產的形式來開始積累資本是極其困難的。如果一個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自己的‘利益相關’(no stake),那麼他很可能就會轉而反對它。”這封午夜備忘錄,是一位終極資本家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警告,也是我們理解當下西方乃至全球青年困境的最佳切入點。01. ”無產者“的回歸蒂爾的診斷書核心有三個關鍵詞:破碎的契約、負資產、無利益相關。我們一個一個來看1, 破碎的代際契約 broken generation compact“代際契約”曾是戰後資本主義的基石。它向年輕人承諾:只要你遵守規則——努力學習、辛勤工作——你就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果實,擁有比你父輩更好的生活。這條“階梯”清晰可見:一份穩定的工作,一棟帶院子的房子,一個不斷增值的退休金帳戶。然而,對千禧一代和Z世代而言,這條階梯被抽走了,因為體系出了兩個致命的結構性問題一是高等教育的“騙局”:大學從一張通往中產階級的門票,變成了一台債務製造機。飛漲的學費與停滯的收入增長形成剪刀差,使得大學文憑的“投資回報率”急劇下降。年輕人畢業時,拿到的不是開啟未來的鑰匙,而是一副沉重的鐐銬。這筆債務在美國幾乎無法通過破產來豁免,它將伴隨一個人幾十年,像一種現代“原罪”,從一開始就剝奪了其資本積累的權利。其二是沒有自己的房子:住房,這個曾經普通人積累財富最主要的工具,如今變成了一座難以踰越的堡壘。在嚴格的土地使用法規、金融資本的炒作和代際財富集中的共同作用下,房價與年輕人收入的比值達到了歷史性的極端水平。他們成為了“永久租客”。每一筆租金,都是一次從無產者向有產者的財富淨轉移。2. 負資產 Negative Capital 從零開始已是奢望蒂爾創造的“負資產”(Negative Capital)一詞極很殘酷,因為年輕人的起點不再是零,而是深淵。一個背負著10萬美元學生貸款的大學畢業生,其淨資產是-10萬美元。這意味著他未來數年的勞動,首先是為了填平這個坑,而不是為自己建設未來。每一筆還款,都意味著放棄了一次投資機會、一筆購房首付、一份創業基金。這種狀態從根本上改變了個體的風險偏好和人生規劃,讓他們變得更加保守、脆弱,也更加依賴一個看似能提供“保障”的強大政府。3. “無利益相關” No Stake這是蒂爾整個邏輯鏈的終點,也是其最具顛覆性的政治洞察。當一個人沒有資產,沒有恆產,沒有分享到體系增長的紅利時,他為什麼要支援這個體系?當“資本主義”對他而言只意味著債務、租金和渺茫的希望時,守護“私有財產”的號召對他來說就顯得空洞甚至虛偽。從理性經濟人的角度看,一個“無利益相關者”支援那些承諾重新分配財富、提供更多福利和保障的“社會主義”政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02. 症狀分析蒂爾的警告在過去十年中不斷被現實印證。從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高喊“我們是99%”,到伯尼·桑德斯兩次掀起聲勢浩大的競選浪潮,再到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一批“民主社會主義者”進入國會山,西方政治的鐘擺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左轉。這種轉變的根源是深刻的經濟現實。但主流的、溫和的政治家們無法或不願觸及學生債務和住房這兩大核心議題時,選民,尤其是年輕選民,就會將選票投給那些願意“談論真正問題”的激進派。正如蒂爾所承認的,儘管他極度不認同這些左翼政客的解決方案(如租金管制、全民福利),但他完全理解他們為何能贏得選舉——因為他們至少正確地診斷了病症。左翼的崛起,是對一個無法再為年輕人提供未來的體系的集體反抗。彼得·蒂爾的分析框架,對觀察中國社會同樣具有深刻的鏡鑑意義。儘管國情與制度截然不同,但中國年輕一代所面臨的底層經濟壓力,與蒂爾描述的困境有著一定相似性。當下年輕人發現,學歷的快速“通膨”使得高學歷的回報邊際效應遞減,許多年輕人發現,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讀,換來的可能只是一份薪水微薄且不穩定的工作。在中國的一線和新一線城市,房價與收入比同樣長期處於世界前列。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住房,對許多在大城市打拚的年輕人而言,是一個需要“六個錢包”支援且可能要窮盡半生才能實現的夢想。這種經濟壓力,催生了中國獨特的社會心態——“內卷”與“躺平”。“內卷”是察覺到上升通道狹窄後,被迫進行的“原地踏步式的惡性競爭”;而“躺平”則是一種消極的、非合作式的抵抗,通過降低慾望、放棄競爭,來表達對這套“遊戲規則”的無聲抗議。無論是“內卷”還是“躺平”,其核心都與蒂爾所說的“無利益相關”高度一致:當個體感知到,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突破既定的結構性障礙,無法獲得與付出相匹配的經濟回報(即建立自己的‘stake’)時,他們就會從心理上退出這場遊戲。彼得·蒂爾的這封午夜郵件,之所以應該被反覆閱讀和思考,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超越左右翼意識形態爭吵的、直抵問題核心的分析框架。它警告我們:任何一個社會或經濟體系,其長期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最終都取決於它能否為下一代人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一條清晰可見的上升通道。對於政策制定者、企業家和每一個關心未來的人來說,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通過結構性改革,修復這個破碎的代際契約,讓年輕人重新成為體系的“利益相關者”?各個國家寫下的答案,將決定下一個十年的世界格局。 (TOP創新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