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范斯的對華立場說明什麼？

范斯的美國人為美國夢而奮鬥的立場，與他本人的對華政策及華盛頓的對華政策相似。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充滿矛盾，他們一方面將中國視為對手，一方面又不重視這個對手。

俄亥俄州參議員范斯最近接受提名，成為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他是主要政黨候選人中的第一位千禧一代，如果當選，他將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之一。范斯曾在美國武裝部隊工作，還擁有耶魯大學法學學位。2016年，他因《鄉下人的悲歌：一部關於家庭和文化危機的回憶錄》而全國聞名。在書中，他以自己的成長背景為例，解釋美國鄉村地區為何支援唐納德·川普。他首次涉足政壇是兩年前參加俄亥俄州參議員競選。

由於從政時間不長，范斯的對華政策並不全面。而且一般來說，副總統對政策的影響力並不大，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與歐巴馬總統關係密切，屬於例外。不管川普第二屆政府是否仍將存在這種情況，范斯的對華政策都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窗口，讓我們得以瞭解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性。

參議院任職期間，范斯曾起草過一項有關中國的法案，即第3945號法案，內容是“如果中國政府未能遵守金融、貿易和商業領域的的國際法，則限制其進入美國資本市場和交易所”。他還和其他人共同制定了幾份法案，其中多數法案是做做樣子，只有少數人簽字表示支援，預計不會獲得通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法案主要與經濟相關。

范斯對中國的言論同樣集中在經濟方面。他特別關注中國製造業對美國經濟構成的威脅，並呼籲把更多目光轉向東亞，減少對歐洲的關注。在最近的全國保守黨大會上，他發表演講，表示：“對中國來說，在所有外交政策解決方案和答案裡，最愚蠢的就是我們竟然讓中國製造我們所有的東西，我們竟然與中國開戰……在我看來，如果能避免衝突，我們就不應該與中國開戰，我們也不應該讓中國人製造我們所有的東西。”這句話的語氣與國會和現任政府的言論大不相同，也更能引起選民的共鳴。

與國會、媒體或其他參與政治活動的團體不同，美國人在制定政策時一般不受意識形態的驅動——墮胎和LGBTQ+群體的權利等宗教問題往往是例外。多數美國人的投票是基於外部世界對他們的直接影響，以及他們身邊的人如何投票。耶魯大學202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除了3.5%的美國人外，所有美國人都願意原諒他們喜歡的候選人的不民主行為，只要這有助於實現他們的政治和政策目標。自稱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的人都會投票給川普，因為他們厭倦了高昂的汽油價格。

當被直接問及時，他們表示，如果中國發動全面軍事行動，他們會支援台灣，但他們更看重經濟（32%的選民）、醫療保健和社會項目（16%）、移民（15%），而不是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6%）。和世界各地的民眾一樣，美國人可能對價值體系有遠大抱負，但當基本生理需求受到威脅時，他們會關注安全、健康和經濟安全（見表1）。

在外交政策方面，大多數美國人願意和對手直接進行外交接觸，只要這種接觸對他們有利，即使是那些有獨裁政權或者存在侵犯人權記錄的國家。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4 月進行的一項調查詢問了美國民眾關注的外交政策重點問題，結果顯示，首要問題是保護美國免受恐怖襲擊（73%）、減少非法毒品流入（64%）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63%）。近一半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該限制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只有26%的人認為美國應該促進和捍衛其他國家的人權，18%的人希望美國在國外促進民主。

問題在於，如果選民更喜歡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為什麼政客們的對華言論越來越意識形態化？

和川普一樣，范斯在中國問題上也不是空想家，但他認同的意識形態對中國有影響。無論范斯的個人故事是否真實，他的故事都頌揚了作為個人價值的奮鬥精神。這不僅僅是范斯克服困難的故事，也是對美國中下層階級缺乏奮鬥精神的批判。（或者，說得大膽一點，是對他們缺乏鬥爭精神的批判。）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奮鬥，就不配過上好日子。

從邏輯上講，如果人們沒有過上好日子，卻認為自己應該過上好日子，那麼他們一定是在與某種東西對抗。必須時刻有一個敵人，有一個“他者”需要人們去對抗，否則，相信范斯的人就必須承認，是因為自身的缺點，他們才無法實現他做到的事情，即實現美國夢。當然，范斯（和許多其他人）很樂意為此效勞，他告訴選民，是“中國搶走了許多美國人的工作”，並“讓數十萬美國人陷入貧困”。

從意識形態、修辭和哲學角度看，川普和范斯都需要與中國對抗。實際上，大規模參與這場對抗將產生巨大的負面經濟影響，是任何美國總統的政府都無法承受的。因此，范斯和川普的對華政策陷入了困境，沒有簡單的出路——川普不斷髮表自相矛盾的言論就證明了這一點。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同樣自相矛盾，因為他們將中國視為對手，但又不把它作為優先考慮的對象。要理解這種現象，意味著要承認中美關係的基礎不能僅僅是共同目標，也應是通過相互妥協確保兩國都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 (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