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澤平宏觀—全球民粹主義回潮：本質及影響
導讀
全球民粹主義指數在2015年後明顯抬頭，歷史上有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極端民粹主義，以拉美為代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粹主義，2008年以後美國民粹主義大師“川普”大打貿易戰、對內製造社會對立、對外輸出矛盾，近年歐洲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義愈演愈烈，國內也出現個別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網路言論和大V。
在全球經濟社會大周期末期，由於貧富差距拉大、貨幣超發、調節收入分配機制缺失等因素，全球民粹主義回潮，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給全球化、經濟增長、世界和平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本文從經濟學視角，十論民粹主義的起源、現象、本質、影響與治理：
1、傳統意義上的民粹主義有三個核心主張：反理性精神、反多元主義和反精英主義。今日的民粹主義擴展到：反理性、反建制、反精英、反多元化、反全球化、仇富、排外等。煽動、道德壟斷都是民粹主義者善用的工具。
2、民粹主義是裹挾“民意”的騙局。民粹往往披著“民意”的外衣，看起來對於底層群眾有相當的誘導性。
3、民粹主義者往往具有很強的迷惑性、煽動性和欺騙性，但是歷史上他們的施政水平往往效果很差，屬於低智商、高情緒化的思潮。民粹主義提出問題但不解決問題，破壞性大於建設性。歷史上民粹主義者上台往往走極端，帶來經濟效率低下、社會活力下降、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和社會更大的撕裂，民粹主義的破壞性強且不具備建設性。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二戰時，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極端民粹主義升級至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
4、全球民粹主義三大典型案例。以拉美為典型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過分強調了公平而忽視效率，大搞國有化、高福利、平均主義，導致經濟效率低下、貨幣超發，引發惡性通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蘇聯、東歐搞的計畫經濟，也由於過度強調平均主義而忽視效率以及對個體積極性的抑制，導致在全世界實驗失敗，實驗國家付出巨大代價。近年來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不從根本上解決由於全球化帶來的底層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問題，反而對外轉移矛盾，激發反多元化、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一旦政治極化，增加全球經濟政治不穩定性風險。
5、經濟學的根本命題是效率與公平。過於注重效率，如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強調自由市場，會出現貧富差距惡化；過於注重公平，如民粹主義、納粹主義、計畫經濟等，會造成社會生產意願不足、經濟停滯，民眾不滿情緒就會上升，甚至造成災難性後果。因此，公共政策的關鍵是如何做好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縱觀歷史，做好兩者的平衡與協同發展較難，反而隨著時間推移，天平會更加向一端傾斜，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當然，在過度重視效率、忽視公平的時代，民粹主義也向社會敲響了應該重視公平的警鐘。
6、回到中國，警惕那些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言論，比如，“當前的社會問題都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導致的，應該重新回到計畫經濟”“民企應該離場”、對民營經濟“喊打喊殺”、“劫富濟貧”，等等，都是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和破壞性。
中央明確表示建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支援民營經濟發展，精神是明確的，態度是鮮明的，而且近期多次強調，只是被之前網上個別民粹主義的“不正確議論”歪曲了。近期中央明確表示，“針對社會上對我們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
當前應該採取科學理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生產性，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新基建、國企改革、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激發企業家精神、二次房改、鼓勵生育、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平衡好公平與效率，對外積極推動全球化，促進經濟的良性循環。
7、識別民粹主義政客和思潮。以川普為例，作為民粹主義的“大師”，欺騙的是部分在全球化處理程序中受損的底層民眾，大部分知識分子、企業家和民眾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國存在一大批支援全球化的建設性重要力量，積極推動全球化秩序完善。
8、對於新時代企業家，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實現企業、員工、社會良性循環發展。發揮企業家精神，在創造就業和促進創新的基礎上，在涉及民生的教育醫療等領域進行投資或者捐助。這是張謇和胡雪巖的區別，也導致了不同的命運，值得企業家群體深思。
9、對於民眾，理性認識企業家從創業之初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對社會發展、就業、經濟增長等的貢獻。不能只看到成功者的光鮮，也要看到九敗一勝背後的創業艱辛。
10、對於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積極推動教育、住房、戶籍、就業、社保、財稅等相關改革。但這都需要在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下，只有蛋糕做大，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蛋糕做小，只能導致共同貧窮。提振民營經濟信心，發揮企業家精神，才能創造就業，提升收入水平，實現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
願貧寒的人有立足之地向上奮鬥，願社會流動莫欺少年窮，願富貴的人承擔社會責任德以載富，願社會崇尚勵志和奮鬥文化，願每個人都能看到光、心中點燃希望，讓躺贏、躺平文化從此消失。如此，中國大有希望，未來大有希望！
正文
1 民粹主義的起源
1.1 定義：反對理性精神和多元主義
民粹主義（Populism）一詞源自於拉丁語populus（指人民或群眾），自19世紀在俄國興起，其概念和範疇有一定爭議，但總體而言，是一種以平民為核心價值的社會意識形態。民粹主義的兩個核心主張是反精英主義和反多元主義，其特徵是民主的極端主義。
民粹主義與理性精神、多元主義、精英主義等對立。
民粹主義反對理性精神。民粹主義擅長煽動、欺騙、道德壟斷、極端、片面、偏激，這都是民粹主義者善用的工具，拒絕理性的思考和推理。
民粹主義反對多元主義。多元主義主張國家權利多元化，政府和社會都需要多元權力制衡機制，多元主體通過“多元競爭”達成“價值趨中”。而民粹主義反對多元化，不贊同多種思想和觀點的共存，認為人民全體會有同一種聲音，會進行自我陣營劃分，認為有且僅有他們能代表人民。民粹主義實際上將“人民全體”抽離出實際人民群體，擁護的是虛擬的、或是有民族身份認同、或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人民全體”。俄國民粹派曾有句名言：“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這一點更符合右翼民粹主義思想。
民粹主義反對精英主義。精英主義認為應該由少數具備知識、財富與地位的社會精英，來進行政治決策，主導社會走向。羅馬共和國時期，提比略·格拉古主張由羅馬公民舉行的公民大會代替元老院進行決策，相對地，貴人派支援元老院統治、強調只有精英貴族才擁有統治的能力與智識，人民缺少知識與統治能力、易受煽動，權力交給人民將引發暴民政治。而民粹主義則強調平均群眾的價值和理想，將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這一點更符合左翼民粹主義思想。
民粹主義大多伴隨著革命運動和政治事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都有執掌國家政權的歷史。左翼民粹主義是反自由主義、致力於社會公平，其中極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庇隆（阿根廷）、瓦加斯（巴西）和查韋斯（委內瑞拉）等。右翼民粹主義結合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致力於社會發展、而把社會矛盾向外轉移，其中極右派的代表包括了墨索里尼（義大利）、希特勒（德國）、弗朗哥（西班牙）和布熱得（法國）等。但無論左翼右翼，其領導者都遵循一條標準化道路，即利用國家內部或國家間衝突，為自身政治鋪路。
1.2 民粹主義產生的原因
1.2.1 直接原因：效率與公平失衡、貧富差距拉大
民粹主義興起往往始於中下層民眾對於部分社會現象的不滿；例如，長期的貧富差距過大，財富獲取與就業機會不均等，對當政的精英政治不認可，也可能包括了某些外部國家的勢力干預本國社會價值認知，即對底層人民價值觀的衝擊與重塑。
貧富差距過大也是經濟社會“效率與公平”失衡的累積結果。效率與公平是社會發展中難以避免的議題。對於執政者來說效率和公平雙兼顧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很難做到“絕對公平”，因為不同階級民眾的訴求和認知不同、對“公平”的理解也不同。因此，多數國家形成以效率為主，輔以“相對公平”的策略；但這種“相對公平”並不能在任何時候完全滿足底層人民的訴求。在社會經濟繁榮發展時，“相對公平”尚可以帶給底層人民滿足感；但在經濟衰退時，底層人民的被剝奪感加強，如果執政者忽略了效率與公平的糾偏，往往會生出民粹主義思潮。
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前提，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證。縱觀歷史，做好兩者的平衡與協同發展較難，反而隨著時間推移，天平會更加向一端傾斜，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當然，在過度重視效率、忽視公平的時代，民粹主義也向社會敲響了應該重視公平的警鐘。
一般來說右派強調效率，而左派強調公平。過於注重效率，倡導生產要素的自由競爭和利益最大化，會出現貧富差距逐步拉大，形成民粹主義興起的基礎。經濟學上的古典主義、新自由主義、芝加哥學派都是擺向效率的典型代表。過於注重公平分配，強調絕對公平和“均貧富”，會造成社會生產意願不足，經濟停滯，民眾對當政者產生不滿情緒就會上升，則會誕生民粹主義、納粹主義、計畫經濟等。
1.2.2 根本原因：社會大周期末期，呼籲效率和公平的再平衡
在全球經濟社會大周期末期，內部經濟和社會發展明顯放緩，債務負擔難以承受。貧富差距在數年來的積累後分化愈發明顯、社會撕裂階層對立。民眾呼籲效率與公平再平衡的聲音日益高漲，經濟金融動盪、社會不穩定增加。外部面臨新興崛起大國的挑戰，政府公信力減弱，過於溫和保守的領導人難以應付複雜嚴峻的局面，強人政治模式再現。
政策上，要麼對內進行強有力的結構性改革，對債務進行出清，調節收入分配以緩和階層對立，集中更多的資源用於生產性領域比如科技創新、製造業、教育、基礎設施等，以重建經濟競爭力，重新凝集社會共識；要麼對外轉移矛盾，遏制新興力量崛起，爆發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地緣戰、輿論戰等，“修昔底德陷阱”上演，地緣衝突頻發。
因此，大周期末期，往往伴隨著民粹思潮興起、地緣動盪加劇、國家之間利益再分配產生衝突，“大政府、大財政”等特徵。
1.2.3 政治文化原因：身份認同、排斥異己、煽動仇富
民粹主義者善於從身份的角度引起大眾共鳴，並把當下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歸因於“異己”的出現和破壞，例如，種族差異、宗教信仰差異、財富差異等，最後演變為種族主義、極端排外民族主義和仇富。
歷史上，希特勒上台後對於猶太人、吉普賽人等“劣等”種族的迫害，強調德意志民族的優越性；
川普對於美國少數族裔的公然抨擊，引起美國白人的身份優越感；
歐洲難民潮中歐洲本土居民對於中東難民的排擠，隨後也演化為了歐洲右翼民粹高舉“反移民”。
此外，民主體制易產生弱勢政府；議會、政黨內部小團體、以及遊說集團共同阻礙了“民意”的政策踐行。底層民眾渴望一位足以代表他們發聲的執政者（強人政治的民眾基礎），民粹主義者往往與強人政治聯絡在一起。
不可否認，政治文化因素對於民粹主義重要性不容小覷，鑑於本文側重於經濟學視角，故不做重點闡述。
1.3 全球正處於社會大周期末期，效率和公平的鐘擺周期
近百年來，我們經歷了三次社會大周期的階段性拐點，1929年大蕭條是大周期起點，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是大周期到達頂部，2008年以來屬於大周期末期，凱恩斯主義、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等重回曆史舞台。
社會大周期回擺至百年前，有其歷史必然性：
一是，經濟霸權從“生產性”到“非生產性”轉變。霸權國家最初作為先進的科技創新和生產製造中心，然後逐步把產業以資本輸出的方式轉移到後發國家中，自己越來越成為依賴金融、過度消費、過度舉債的食利者（2008年美國房地產金融部門引發的次貸危機、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在盡享利潤的同時也面臨著霸權基礎的衰落。必將導致全球經濟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帶來內外部的陣痛、摩擦和動盪。
二是，貨幣擴張和金融自由化加劇了貧富分化。在經濟發展上行階段，富人憑藉更多的資本投入獲得了更多經濟利益。同時金融業也更樂於放貸給信用更好的富人，從而加速了其資本積累，形成了金融業在支援經濟發展上“嫌貧愛富”的現象。然而經濟下行的時候，隨著各國越來越傾向於發放現金的方式救助社會，總貨幣乘數急速下降，流動性過剩，再次推高通膨和資本市場價格，形成“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的惡性循環。
三是，全球進入“強人政治”、“大財政”時代。政治極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自由貿易體系有向雙邊、多邊貿易發展的趨勢。美國重啟“大財政”，三次大周期拐點均出現平衡財政和功能財政切換，2008年後向功能財政回歸，2020年以來美國實行激進財政救助計畫、大基建計畫，財政赤字貨幣化現象再現。背後是美國貨幣超發與貧富分化。
2 民粹主義的案例和教訓
2.1 案例一：20世紀30年代，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極端民粹主義升級至納粹主義、軍國主義
民粹主義所帶來的最大風險，毋庸置疑是20世紀30年代前後，以希特勒為首的一批民粹主義領導人上台宣揚極端納粹主義、軍國主義，從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時社會背景造就了民粹主義抬頭：1）國家經濟處於較差時期，民眾對於時任執政者不滿；2）中下層民眾水深火熱，而富人階級財富依然在擴張；3）政治決策者缺乏效率與果敢；4）國家內部興起了排外情緒。
1929年大蕭條來臨後，當時的德國本就面臨承擔戰爭賠償的負擔，其經濟境況迅速地惡化。銀行出現貨幣信用危機，發生擠兌存款風潮；失業人口逐年劇增，1932年德國的失業率為30.8%；1930年-1932年，德國十萬人次以上的罷工出現了百次，國內矛盾凸顯。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國民眾對《凡爾賽和約》的仇恨、經濟危機爆發、民不聊生的絕佳時機，將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結合併“發揚光大”，納粹主義得以形成。
納粹主義的基本理論包括：種族優秀論，“日耳曼種族”至上；一切領域的“領袖”原則；反對英法資本主義體系以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
德國納粹主義首先把矛頭指向國內的猶太人，在反猶主義之後，納粹主義又主張世界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實行對外侵略擴張。
1933年初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後，通過財政赤字進行了擴軍和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疊加女性和猶太人等被禁止就業，一下便解決了很多的就業問題。在工資方面，主張義務勞動，實行低工資的政策。同時也實行“軍事優先”政策，即納粹軍國主義，隨後數年間軍事上的開支很快就遠遠超過了市政建設的開支。
這些財政刺激措施使得德國經濟開始復甦，從1935年起快速增長，1938年國民總收入增速達到10%，納粹的宣傳部門不遺餘力地稱其為“經濟奇蹟”。但對比發現，1932年工人平均工資為1980帝國馬克，而1938年工人平均工資為2107.9帝國馬克，6年間僅提高了6.6%。生產資料雖然上漲，但人們的生活水準相對於1932年幾乎沒有提高。德國經濟的起色是以犧牲百姓生活質量為代價的。
不久，財政壓力開始顯現。1938年在西方工業大國中，國家支出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德國最高，佔35%。法國、英國、美國三國依次居後分別是30%、23.8%和10.7%。德國政府的財政赤字突破了100億帝國馬克。德國軍備領域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上升到了60%，擠壓生活消耗品生產。希特勒同時也大肆國企私有化，從民間和私營公司吸納資金。同年，世界經濟危機再度爆發，德國的最大金主美國對其斷貸，德國納粹很快便開始了對外侵略。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二戰爆發。
納粹德國所宣傳的“經濟奇蹟”，是通過對人民的迫害、失衡的產業結構（過度導向軍事支出）所實現的，註定是不可持續的。德國納粹主義思想下的窮兵黷武、“四年戰爭計畫”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伏筆，對全球經濟造成毀滅性破壞。
2.2 案例二：民粹主義根深蒂固的拉美地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19世紀末拉美國家逐漸開始工業現代化發展後，與西方資本主義處於一種微妙且複雜的關係中，美國資本湧入拉美，對社會意識形態和階級造成影響，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愈發突出。拉美許多民眾對政治精英失去信心，民眾逐漸產生了排外思想，強調對國家利益的保護，最後升級到拉美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2.2.1 經典民粹主義：阿根廷“庇隆主義”
20世紀40年代伊始，拉美興起以阿根廷的庇隆主義為代表的民粹主義風潮，給拉美帶來了深遠影響。經典民粹主義大多聚焦於致力於降低社會不平等現象，改善工人階級的境況、宣揚社會平等、反對外來干涉，力圖實現國家的自主發展。
1929年大蕭條導致國家之間貿易戰頻發，阿根廷政治經濟的轉折點由此開啟。美、英先後停止從阿根廷進口農副產品和農作物，出口導向型的阿根廷經濟遭到了重創，滯脹、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熱。1930年阿根廷軍隊首次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此後軍政權和民選政府輪換執政，政治面臨極大的不確定。疊加底層勞動人民對於執政者收入分配的早已不滿，前期積攢已久的社會矛盾浮出水面，民粹主義政客趁勢崛起。
1946年，胡安·庇隆在底層人民的期盼聲中開啟了他的任期。庇隆主義的核心就是“第三種立場學說”，即對外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保持“等距離”，支援第三世界，擺脫對超級大國的依賴。
“庇隆主義”，提出了“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三大口號。主要政策有三點：第一，擴大政治民主化；第二，打擊外國資本，大規模國有化；第三，改善社會福利。庇隆憑藉他的主張獲得不同階級的廣泛支援。“庇隆主義”直到今天，也依然是部分拉美國家高舉的社會綱領。
庇隆上任後，一是高價購買大批外資企業，外資在總投資中的比重從1930年30%下降到1949年的5%。例如，以1.5億英鎊購買英資在阿根廷的2.4萬公里鐵路及附屬公司；3.19億比索購買美資阿根廷電話公司等。此外他還成功壟斷阿根廷石油開採，成立貿易壟斷機構，獲得巨額外匯。二是在福利政策上，工人工資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946年的38.7%增加到1950年的45.9%。1947和1948年連續兩年工人社會年均工資增長達到了25%。據資料統計，在庇隆第一次執政期間，約有50萬戶阿根廷居民住進了新建的住宅，阿根廷人的自有住房率從37.3%上升到了57.5%。
大規模國有化和社會福利都意味著更多的財政支出和隨之而來的貨幣超發，必將與經濟發展規律相違背。在隨後的幾年，阿根廷惡性通貨膨脹，經濟開始下滑，財政赤字弊端開始展現，政府凍結工資，削減福利計畫；這導致阿根廷國內再一次陷入混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通膨高企，最終再次發生軍事政變。這也為後來阿根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埋下了種子。
阿根廷的民粹與擴張性福利捆綁，以此討好民眾，根本是為民粹政治鋪路。但福利政策施行應符合財政約束，反之將面臨過高赤字率，難以長期維持。而民眾對高福利過度依賴，也造成了其國內民粹主義頻發的體制。民粹引發的經濟政治不確定性明顯上升，阿根廷難以逃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運。
2.2.2 激進民粹主義：委內瑞拉“查韋斯主義”
邁入21世紀後，激進民粹主義在拉美盛行，其在傳統民粹主義基礎上，帶有民族主義色彩。激進民粹主義以委內瑞拉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和馬杜羅、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厄瓜多總統科雷亞等為代表。
委內瑞拉靠石油起家，在20世紀60年代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也步了阿根廷的後塵。20世紀80年代後，全球經濟衰退、油價大幅走弱，委內瑞拉過度依賴石油收入的單一經濟模式，使得長期積累的收入分配問題也在這一時期暴露出來。1989至1998年十年間，委內瑞拉年均社會貧困率高達45.5%，而在此之前的十年年均社會貧困率僅為32%。1997年外國資產佔委內瑞拉全部資產的41%。銀行、電訊業、電子產業等均落入外資之手，其他金融業、石油業也面臨外資掌控的威脅。如此“賣國”的行為遭到了底層人民的強烈抗議，委內瑞拉的民主開始瓦解,出現了政權更迭、政黨分裂、社會衝突增加等一系列政治上的動盪。
1998年12月查韋斯登正式當選。查韋斯的外交政策促進拉丁美洲的區域性團結，反對美國和西班牙等前殖民宗主國對拉美的文化和政治體系破壞。
查韋斯的主要政策有三點：政治權利的獨裁化，經濟國有化以及社會的高福利化。具體來說，查韋斯制定了嚴格的解僱條件和法定程序，並數次上調最低工資，以確保工人購買力的穩定和穩定就業。通過其石油民粹主義思想，推行全民免費教育和醫療、低價食品及燃料供應。能源、電力、電訊等關鍵行業再次實現國有化，並進行了土地改革。查韋斯捨棄新自由主義實行“石油民粹主義”主要影響了委內瑞拉中產階級的利益。
查韋斯上台適逢國際油價的上升周期。在查韋斯執政的十多年間，委內瑞拉的石油收入較前期翻了一番多，經濟增長也較為迅速，在減貧和縮小社會差距方面也有不俗表現。但由於這種高福利制度是建立在石油收益的基礎上的，對於石油行業過於依賴，經濟結構發展單一，其他產業反而產生萎縮。在查韋斯去世後，國際油價再次下跌，直接引起了委內瑞拉石油危機的爆發，使得社會生產倒退，百姓回歸貧困。
直至今日委內瑞拉還在為查韋斯的錯誤買單。歸根結底，查韋斯主義、或者說拉美激進民粹主義的問題在於過分注重公平而忽視了效率。經濟結構過分依賴單一產業（石油），前期國家積累的大量財富並沒有用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而大力推行石油福利制度、國有化，經濟效率低下，難以建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循環體系。由此產生就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收入兩極分化難以從根本解決，政府的“短視”無法統籌經濟發展大局，便沒有進一步容納就業的空間。
過高的福利政策也只是治標不治本，反而產生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超發、惡性通膨，企業和居民活力喪失，經濟停滯。
2.3 案例三：2008年以後的歐洲民粹
2008年以後歐洲的民粹主義勢力抬頭源於以下背景：早在新自由主義下，歐洲從消極福利國家（強調公平）過渡到積極福利社會（兼顧效率與公平），民生開支相應縮減；隨後的歐洲一體化，再一次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對歐盟民眾產生衝擊；金融危機疊加歐債危機、以及長期受到難民湧入威脅，歐洲內部經濟恢復“失衡”，中產階級也慘遭重創；中下層民眾開始投向更激進的政治選擇，排外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興起，民主代議制度、社交媒體傳播成為民粹思潮的沃土。
當下普遍把2014年5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認為是歐洲民粹主義興起的標誌性事件：反對移民的右翼民族政黨席位有明顯增加，懷疑歐盟政府施政能力的自由獨立黨席位也有所增加，約佔1/4的歐洲議會席位。隨後2016年英國脫歐，2017年起，反精英、反建制、反傳統的聲音在歐洲持續高漲，民粹運動此起彼伏，加劇了歐洲政治極化，隨即2018年3月西歐第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在義大利成立。
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被認為是民粹主義與主流意識形態的空前對決。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儘管民粹主義政黨沒有達到通過控制歐洲議會進而改變歐盟的目的，但卻改變了歐洲議會內部的政治力量結構，傳統中左和中右兩大黨團長期聯合控制歐洲議會的局面被打破。2015-2019年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的整體支援率上升了接近33%，由民粹主義政黨單獨執政或參加執政聯盟的歐盟國家已經達到11個，希臘、義大利、匈牙利和波蘭的民粹主義政黨均為本國的主要執政力量。
當下歐洲民粹主義的主張：阻止或退出歐洲一體化，反對經濟全球化，主張貿易保護；反對接收難民，削減難民福利，主張本土排外主義和反對多元主義，認為保護歐洲本土文化是要務；建立高福利國家，直接為底層人民提供補助；改善精英代議制，加強直接民主，通過網路等管道加強和底層民眾的溝通增加底層民眾政治決策參與感。
2008年以後歐洲民粹明顯右翼民粹主義風頭更盛。以階級和貧富問題為核心的左翼民粹主義讓位於以民族主義和反經濟全球化為主的右翼民粹主義，更加深了歐洲意識形態的碎片化和社會危機，蘊藏未來巨大的全球動盪風險。而大量中產階級捲入其中，反映歐洲貧富分化加劇。
2.4 案例四：2008年以後，民粹主義“大師”川普上任
冷戰後，美國享受在其自由民主制度及意識形態的優越感中。但全球化的浪潮推進，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製造業代表的中西部大幅衰落，低技能白人勞動者失業，形成了鐵鏽地帶，與金融和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東西海岸的繁榮形成鮮明對比。
中部鐵鏽州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但東西海岸線卻盡享全球化福利。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底層民眾漸漸達成共識，他們是“全球化的輸家”“身份優越感消失”，民粹主義思潮生根。
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白人至上”、以及對鐵鏽州的大量承諾（貿易保護、製造業回流、創造就業崗位）徹底點燃了“沉默的大多數”，成功當選帶有“民粹主義”標籤的美國總統。確切的說，川普主張結合了新自由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其一方面受到里根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對內降低稅收、減少政府管制、推動基建，刺激經濟；另一方面受到右翼民粹主義影響，對外奉行“美國優先”的反全球化孤立主義，毀約退群、向全球發起貿易戰，對外轉移矛盾。特朗牢牢握住美國“沉默大多數”對他的擁護，強調美國白人的身份認同，反“多元化”、收緊移民政策，塑造其強人政治的形象。
班農是右翼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危險人物，他首先是朗普競選班子的宣傳總長和核心智囊，後川普上台一度成為白宮首席戰略師，曾遭到美國多數兩黨的譴責。班農曾經的演講《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是典型的右翼民粹對外轉移矛盾思想。
直至今日美國暴力事件頻發，川普的支持者不在少數。 2020年美國大選，拜登僅以微弱優勢憑藉少數幾個關鍵州選票獲勝，而川普獲得超過47%的普選票（超7300萬張）。
事實上，川普的民粹主義在其執政的四年間加深了美國社會的撕裂，民粹主義對經濟的破壞性極深且不具備建設性，如果美國不能清醒的意識到自身問題，生產性不足、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特裡芬難題等，並有效進行改革，民粹主義遲早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衝擊美國的現有秩序，並衝擊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穩定。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膨的成功。
今天的歐美民粹主義者都是通過選舉上台的，而非通過政變上台的獨裁者。這是對民主政治一個巨大的衝擊，全球的民粹主義已經漸漸積累了廣泛的民意基礎，倘若任其發展，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民族主義和國家間的對立。民粹主義開始走上政治主流，尤其是考慮到政治主義具有延續性和較強的生命力，未來或許有更多的類似川普的民粹政治家。
3 啟示
民粹主義對經濟的破壞性極深且不具備建設性。民粹主義者以煽動底層人民與建制派衝突，為其政治鋪路，往往帶來經濟效率低下、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和社會更大的撕裂。
以拉美為典型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過分強調了公平而忽視效率，大搞國有化、高福利、平均主義，導致經濟效率低下、貨幣超發，引發惡性通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蘇聯、東歐搞的計畫經濟，也由於過度強調平均主義而忽視效率以及對個體積極性的抑制，導致在全世界實驗失敗，實驗國家付出巨大代價。
近年來以美歐為典型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不從根本上解決由於全球化帶來的底層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問題，反而對外轉移矛盾，激發反多元化、逆全球化，進一步加劇社會撕裂，一旦政治極化，存在軍事衝突和地緣政治動盪的風險。
3.1 效率與公平的價值鐘擺，應該擺向理性科學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縱觀百年經濟思想和公共政策的周期性交替，其均遵循一條主線價值觀即效率與公平觀。每輪經濟大衰退都是一次對效率和公平的糾偏，繼而誕生新的思想；1929年的大蕭條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凱恩斯主義革命興起。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分野，新自由主義興起。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分野，新凱恩斯主義復興。滯脹之後，西方國家大多實行新自由主義和通貨膨脹目標制，但是中央銀行在盯住價格穩定的同時，忽視了金融穩定，放鬆了金融監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2008年美國次級貸款違約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面臨“二戰”後最嚴重的“大衰退”。主張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義再度受到挑戰和批判，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美、歐國家廣泛採用大規模QE（量化寬鬆）、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以應對。雖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蕭條悲劇重演，但是過度寬鬆的貨幣條件也導致了一系列嚴重問題：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難度，延緩市場出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推升金融槓桿風險；同時，長期貨幣超發導致資產價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貧富分化、社會撕裂等深層次矛盾，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強，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激進政治觀點抬頭，逆全球化風險上升，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全球政治經濟局勢動盪。
2020年流動性危機一度爆發，全球經濟深度衰退超過2008年。西方現代貨幣理論（MMT）主張財政赤字貨幣化，對貨幣政策極度依賴；但是過去20年美、歐的經驗和教訓表明，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只是延緩了危機的爆發，反而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無異於飲鴆止渴。中國沒有再次實施貨幣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選擇了“新基建”領銜的擴大消費、投資、內需的一攬子宏觀避險政策。中美兩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巨大分化，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大國博弈的結果。現實是最好的實驗，歷史是最好的裁判。
站在現在這個歷史時點，我們應選擇理性科學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生產性，建設新基建、國企改革、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激發企業家精神、二次房改、鼓勵生育、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對外積極推動全球化，促進經濟的良性循環。
3.2 民粹主義只是“破壞者”，缺少建設性，製造社會對立，導致社會撕裂，清醒的民眾、理性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精神是建設者
以川普事件展開，一定要把美國政客和企業家分開，民粹主義者欺騙的是部分在全球化處理程序中受損的底層民眾，大部分知識分子、企業家和民眾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國存在一大批支援全球化的建設性重要力量；受益於全球化的美國金融和科技企業反對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同時積極推動全球化秩序完善。美國鐵鏽州的傳統失業工人是支援川普民粹的政治基礎，這對企業家帶來極大的不安全感，最終帶來美國社會動盪和更大的撕裂。由此可見，民粹主義一旦興起，將對企業家帶來極大的威脅。
區分資本家和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家。資本家（企業家精神缺失）在獲得了大量財富後沒有考慮到提高員工報酬、生活福利、承擔社會責任等，紙醉金迷，為富不仁。新時代的企業家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實現企業、員工、社會良性循環發展。發揮企業家精神是要有更大的歷史格局和國際視野，在涉及民生的的教育醫療等領域進行投資或者捐助。
企業家精神對調和貧富差距有巨大作用。全球有很多企業家三次分配的案例。邵逸夫先生貢獻內地教育事業，捐助修建校舍“逸夫樓”；邵逸夫基金會宗旨是協助教育、醫療和藝術事業的發展。田家炳基金會實踐“取諸社會、用於社會”的理念，推動教育、醫療、衛生、文娛、康樂、交通等社會公益事業；田家炳先生還捐出80%身家給超200所學校。蓋茲基金會致力醫療和不平等現象，包括支援開發中國家的醫療建設，建構全球醫療互助網路。
3.3 民粹主義是裹挾“民意”的工具和騙局
民粹主義的出發點，往往是解決社會不平等現象，確實是社會需要改進的方面。但民粹主義在做法上往往走極端，採取高福利政策、煽動仇富、亦或是排外和收縮性政策，導致債台高築、巨額逆差、社會撕裂。從經濟總量上觀測或許還有一些迷惑性，但具體到微觀指標時，可以發現並沒有實質性的對居民帶來豐厚的回報。反而在拉美國家這種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所謂的“福利民粹”或者“石油民粹”更像是透支國家未來，最後受傷最深的還是居民部門。
民粹主義者往往濫用了西方的民主理念和“自由的政治空間”，但實際上民主與民粹大相逕庭，理解其間區別，有助於居民部門揭開民粹主義偽善的面具。其一，民主理論流派雖然眾多，但是民主理論與制度的基礎是比較成熟的；而民粹主義本身沒有一個系統的、完備的理論體系，只是一種具有群情性質的不成熟觀念。正因其價值觀缺乏獨立性，可以與任何一種政治理論相結合，易成為某種政治理論藉以發展擴張的工具。其二，民主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反思性；而民粹主義雖然具有批判性，但缺乏理性，對社會發展不具有建設性作用。
3.4 警惕當下民粹主義逆流，積極推動經濟社會改革
回到中國，對於那些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言論，比如，“當前的社會問題都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導致的，應該重新回到計畫經濟”“民企應該離場”、對民營經濟“喊打喊殺”、“劫富濟貧”，等等，都是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和破壞性。
我們堅持採取理性科學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生產性、建設新基建、國企改革、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激發企業家精神、二次房改、鼓勵生育、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對外積極推動全球化，促進經濟的良性循環。
對於新時代企業家來說，應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實現企業、員工、社會良性循環發展。發揮企業家精神是要有更大的格局和國際視野，在涉及民生的教育醫療等領域進行投資或者捐助。這是張謇和胡雪巖的區別，也導致了不同的命運，值得企業家群體深思。
對於民眾來說，理性認識企業家從創業之初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對社會發展、就業、經濟增長等的貢獻。不能只看到成功者的光鮮，也要看到九敗一勝背後的創業艱辛。
對於政府，這需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積極推動教育、住房、戶籍、就業、社保、財稅等相關改革。但這都需要在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下，只有蛋糕做大，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蛋糕做小，只能導致共同貧窮。提振民營經濟信心，發揮企業家精神，才能創造就業，提升收入水平，實現共同富裕。
願貧寒的人有立足之地向上奮鬥，願社會流動莫欺少年窮，願富貴的人承擔社會責任德以載富，願社會崇尚勵志和奮鬥文化，願每個人都能看到光、心中點燃希望，讓躺贏、躺平文化從此消失。如此，中國大有希望，未來大有希望。
3.5 新時代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家精神：張謇和胡雪巖的區別
張謇和胡雪巖的區別，導致了不同的命運，值得當代企業家群體深思。
張謇是百年來令人十分敬重的企業家，在為國家為人民做出貢獻的同時實現自身價值，子女教育十分成功，至今功名流傳至今。張謇是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主張“實業救國”“父教育，母實業” ，在南通興辦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業，使南通成為中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城市建設按照一城三鎮的格局，成為長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蘇北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張謇一生創辦了20多家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
胡雪巖憑藉其卓越的商業才能，遊走於官商之間，富甲天下，但是最終被抄家。胡雪巖是商人的代表人物，講求誠信、精明強幹等。胡雪巖利用過手的官銀在上海籌辦私人錢莊，後在全國各地設立了“阜康”錢莊分號，被稱為“活財神”。在杭州創立了“胡慶余堂”中藥店，制“避瘟丹”、“行軍散”、“八寶丹”供軍民之需，藥店傳承至今，贏得“江南藥王”之美譽。清光緒九年（1883年），其產業受各地官僚競相提款、敲詐勒索而引發資金周轉失靈，受外商排擠，而被迫賤賣，資產去半。最終，胡雪巖被革職查抄家產，鬱鬱而終。
3.6 警惕當下否定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民粹主義言論，出台實質有力措施提振經濟信心
中央明確表示建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支援民營經濟發展，精神是明確的，態度是鮮明的，而且近期多次強調，只是被之前網上個別民粹主義的“不正確議論”歪曲了。近期中央明確表示，“針對社會上對我們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
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建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組態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針對社會上對我們是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不正確議論，必須亮明態度，毫不含糊。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從政策和輿論上鼓勵支援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撰文表示：切實落實“兩個毫不動搖”，前幾年曾出現“民營經濟退場論”，近一段又出現一些不正確議論，但黨和政府的態度是鮮明的，立場是堅定的，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如果做好輿論引導，出台一系列積極措施，有望提振民營經濟信心，活力再次綻放。這是大事，這關係到國際競爭力、創新高品質發展、中國經濟復甦、老百姓就業收入、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等一系列重大關鍵問題，這關係到每個人。 (澤平宏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