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撕裂的美國，我感到世界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可能處於大動盪的前夜”。這是我9月赴美國遊學調研的最大感受，無論是世界經濟還是大國關係都處於大調整、大轉型、大動盪的歷史關鍵時期。我深刻感受到二戰勝利以來長達八十年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經濟增長共識、世界秩序、全球產業分工等“大穩定”時代正面臨重大挑戰，以逆全球化、關稅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民粹主義抬頭、世界秩序混亂等為代表的“大動盪”時代正在到來，無論是世界經濟、金融市場還是地緣局勢的動盪將會不斷加大。9月23日-10月2日，我和朋友們到美國參加學術研討會，並順便遊學，從華盛頓一路北上費城、紐約和波士頓，跟美國智庫學者、大學教授、華爾街分析師、華人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科學家、在美投資中國企業等進行了廣泛交流。總的感覺：世界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從長周期的“大穩定”時代轉向“大動盪”時代，美國乃至全球民粹主義抬頭盛行，社會群體日益撕裂，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強人政治時代到來，對外輸出矛盾導致地緣動盪加大，大國博弈日益強烈，世界秩序正在被破壞，全球掀起新一輪軍備競賽，黃金、加密貨幣等迎來史詩級牛市，第四次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但將愈發加大社會矛盾分化。這背後有著深層次的經濟大周期規律在起作用，人類社會需要新一輪的變革實現自我救贖，猶如上世紀初的“凱恩斯革命”。一、收入和財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美國：社會群體的分化和撕裂非常明顯，全球化受損群體醞釀反全球化的力量在美國，無論是跟學者交流還是街頭觀察，社會群體的分化和撕裂非常明顯，在過去幾十年有日益惡化加重的趨勢，我們來看幾組資料：美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1968-2024年美國基尼係數從0.36升至0.41，2018-2024年美國基尼係數維持在0.41左右。2025年7月，高收入家庭薪資同比增長3.2%，低收入家庭僅增長1.3%，差距為2021年以來最大。‌‌‌‌2024年收入前20%家庭與後20%家庭平均收入差距為17.4倍（1974年為10.3倍）。1980-2023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的總收入從10.4%快速上升到20.7%，前10%的人口擁有的總收入從33.8%快速上升到46.8%；與之相對比的是，後50%的人擁有的總收入從20.1%快速下降至13.4%。美國財富差距持續擴大。2025年4月5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採訪時透露，美國排名前10%的人持有88%的股票資產，中間40%的人持有剩下的12%股票，底層50%的人基本沒有股票。美國資本市場牛市並未惠及底層人民。‌2021年美國前1%家庭財富佔比達32.3%（1989年為23.6%），後50%家庭佔比降至2.6%，疫情後高收入群體薪資增速是低收入群體的2.5倍。可見，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雖然美國作為整體是受益的，但利益分配並不均衡，受益的主要是在全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以矽谷為代表的科技產業和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產業，這符合國際分工理論。但是，美國大量的中低端製造業在競爭力上不如新興經濟體，出現了持續的產業外遷和空心化現象，導致美國的藍領工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損部門，代表性區域是中部鐵鏽州，也是川普的票倉。同時，近年美國貨幣超發和通膨現象嚴重，這進一步拉大了美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次貸危機，聯準會推出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2020年疫情期間美國開啟無上限QE，股市、房價大漲不僅沒有惠及底層人民，反而導致財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底層民眾承受高利率、高通膨、高房價之痛，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進一步加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收入差距擴大和階層撕裂不斷孕育民粹主義。2010年以來美國民粹主義指數快速崛起，已接近1930年代的最高水平。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極端化、情緒化、對立化思潮興起。二、社會日益撕裂的美國：貿易戰只是美國內部矛盾的轉移，美國把內部收入分配矛盾對外輸出十分危險，美國製造業回流幾乎不可能我們在美國訪學期間，一些政府官員談起川普政府為什麼發起關稅戰，給出了美國視角的解釋：美國有1.5億人沒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也要就業和生活，而其他國家通過貿易保護等不公平手段，競爭力過強，美國希望通過關稅戰獲得公平貿易條件和製造業回流。將國內矛盾向外輸出、大打貿易戰成為美國大選贏得選票的重要策略，也成為勝選後美國政府的政策議題，川普2016年勝選以及2025年重回白宮並非偶然。隨著美國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抬頭，川普兩次上台正是利用了美國政治極化與社交媒體碎片化，將自身塑造為“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強大”的旗手，精準契合了鐵鏽州選民的焦慮與期待。由此不難理解其掀起貿易摩擦的意圖明顯：簡單而錯誤地把美國貿易失衡和製造業衰落歸責於貿易夥伴，認為存在貿易逆差就是“佔美國的便宜”，只要實現“公平貿易”，就能讓製造業和就業機會回流美國，以巨大市場為要挾，大打貿易戰，迫使貿易夥伴讓步，以此為國內政治贏得選票和支援。貿易戰能解決美國的社會撕裂問題嗎？事實上，不僅解決不了，而且近年進一步惡化。過去7年的關稅戰，美國由於成本上升，製造業競爭力反而下降，中國則由於對房價、物價的控制，製造業競爭力反而上升，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斷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上升。2018年關稅戰以來，貨幣超發疊加進口成本上漲，美國通膨大幅上升，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地價房價大幅上升，這進一步削弱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增加了製造業回流的難度。2018-2024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從11.35%降至10.25%，不僅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1個百分點。2018年-202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從9434.4億美元上升到12947.9億美元。我認為，美國製造業回流幾乎不可能，美國製造業衰落和空心化很難逆轉，美國製造的成本太高、在全球根本不具備比較優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製造業的中心從美國轉向日本、德國、韓國和台灣，2001年加入WTO前後進步轉向中國大陸，未來可能呈“中國+N（越南、墨西哥、印尼等）”格局。但有一點是確定的，製造業不太可能重回美國，這是經濟規律和產業分工規律決定的。美國當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如何解決近半數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就業和收入問題。美國藍領工人所在的製造業尤其中低端製造業在全球基本沒有競爭優勢，這部分群體基數相當大。根據2024年發佈的《華爾街日報》報導，25歲以上美國公民中僅有38%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這意味著超過62%的人口未接受高等教育。‌根據最新資料，25-64歲年齡段的美國人中，擁有各種大專以上學歷和文憑的比例僅為53.7%。這意味著，近半數的美國在職工作人員並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職業教育。由於美國製造業衰落，生活成本上升，技能不適應，美國藍領工人和低收入群體的生存境況下降。當前美國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收入分配問題，而不是經濟增長問題。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兩個問題，增長與分配，背後是效率與公平。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極大的促進了分工效率和經濟增長，但是也導致了收入分配的日益惡化。當前美國應該通過稅收、職業教育等調節國內收入分配問題，將矛盾對外輸出不僅不利於解決內部矛盾，反而會造成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地緣穩定的巨大破壞。三、對全球四面開戰、大打關稅戰的美國：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盟友關係破裂，世界秩序空前混亂，“美國在去全球化，全球在去美國化”2025年1月川普重返白宮以來，短短8個月，全球貿易戰烽煙四起，一片混亂。美國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全球大打關稅戰，包括傳統盟友，可以說是四面開戰。川普政府擅長通過製造不確定性謀求談判利益、通過提高保護費敲詐傳統盟友、通過極限施壓逼迫對手就範。7月31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自8月7日起，對全球60多個經濟體正式徵收全球關稅。對日本、韓國加征15%關稅，對越南徵收20%關稅，對印尼、泰國加征19%關稅；對印度加征25%關稅，8月6日宣佈額外加征25%次級關稅，懲罰其從俄羅斯大量進口石油；對歐盟加征15%關稅，對英國加征10%關稅；對加拿大加征35%關稅，對墨西哥加征25%關稅；對巴西加征50%關稅（10%基礎關稅和40%的懲罰性關稅）。近期在美國、歐洲、亞洲不同國家訪學，我感到目前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盟友關係破裂，世界秩序空前混亂。我在6月赴西班牙和法國參加中歐企業家峰會、7月到日本帶隊遊學、8月到越南芽莊市和胡志明市講學調研，可以說，無論歐洲還是亞洲，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戰均是怨聲載道，在全世界都不得人心。今年6月，在中歐企業家峰會上，西班牙前工業部長說，“歐洲和中國都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應該聯合起來應對唯一反對自由貿易的國家”。但對美國這個國家還是很尊重，並期待美國能夠通過選舉進行糾錯，畢竟是傳統盟友，在價值觀等領域相互認可。川普的全球關稅戰，簡直任性胡鬧，文明的倒退，但在美國卻驚人的發生了，目前還沒有很好的制衡機制，制度建設任重道遠。9月我到美國東海岸遊學，不少美國學者表示，對川普政府的貿易戰和敲詐盟友等行為感到很丟臉，不符合以文明燈塔自居的美國形象。我瞭解到，在美國，有頭有臉的經濟學家都不願意給川普政府站台，今年的關稅戰、罷免聯準會理事庫克兩大事件，上百位美國主流知名經濟學家發表聯名信反對勸諫。目前世界經濟正在發生一件大事，“美國在去全球化，全球在去美國化”。怎麼說？過去美國向全球提供秩序，包括軍事安全、自由貿易等，其他國家尤其盟友向美國交“保護費”，接受美元的國際儲備和支付貨幣地位，相當於變相給美國交鑄幣稅，各國美元儲備回流投資美國國債和股票市場，相當於直接支援美國政府舉債和科技創新。現在美國試圖以不再提供公共秩序相要挾敲詐盟友提高“保護費”，這就掀起了全球的去美國化，即各國央行拋售美債、黃金大漲，各國政府開啟新一輪軍備競賽，重構供應鏈和國產替代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當前美國關稅戰對盟友的傷害遠大於對中國。自2018年第一輪貿易戰以來，中國成為美國關稅戰的主要打擊對象，同時美國試圖通過技術和人才脫鉤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過去這些年中國下決心致力於重構產業鏈，解決卡脖子技術，發展大國重器，推動國產替代，這些既是形勢所迫，也是國家戰略。從中國重構產業鏈處理程序來看，憑藉全球最完善的產業鏈優勢和龐大的工程師紅利，中國正在快速實現在新能源、晶片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領域的閉環，目前新能源已經遙遙領先，晶片半導體和人工智慧在快速縮小差距，這也是2025年第二輪中美貿易戰中國強勢反制的底氣。反觀美國的歐洲和日本盟友，由於供應鏈存在短板，在軍事安全上仰賴於美國，反而更被動，所受傷害更大。美國不再向全球輸出秩序，而是轉向製造混亂。當前美國面臨內部社會撕裂和外部被中國不斷追趕以及不願意對盟友承擔過多責任，美國優先和世界文明燈塔形成衝突，21世紀的美國註定心裡矛盾重重。四、鷹派共識、政策激進的美國：試圖通過極限施壓和單邊主義以更多地搾取利益，重塑全球貿易格局，贏得國內選票川普重返白宮，延續並強化“鷹派共識”，其核心策略是通過極限施壓和單邊主義以更多地搾取利益，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在關稅等政策上十分激進。比如，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 (Stephen Miran)，是川普核心經濟智囊，也是關稅的強硬支援派，他和白官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一起，支援“美國優先”、“製造業回流”理念，將關稅定義為抹平貿易差額的“戰略武器”，在政策制定上具有強勢影響力。米蘭的《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報告持續為當前關稅政策提供理論背書，深度參與談判框架制定。米蘭在2024年11月發佈報告《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核心觀點是在不改變美元地位前提下重新分配成本，迫使他國承擔美元體系維護成本。他深度參與了包括對華、以及對所謂“搭便車”盟友的高關稅談判框架的設計，強調“成本分擔”原則；在近期美歐、美日貿易預備性磋商中，米蘭的理論被用作支撐美方提高市場准入、增加採購要求的論據，試圖複製其“成本分擔”邏輯；其關於通膨是“一次性衝擊”的觀點，雖面臨現實挑戰（當前核心通膨仍具粘性），但仍主導著白宮部分決策層的預期。川普認為，貿易逆差的根源在於激增的“非互惠貿易壁壘”削弱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造成產業空心化、就業崗位流失。美國長期面臨巨額的商品貿易逆差，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家。202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創下新高，商品貿易逆差為12947.9億美元。美國主要的貿易逆差國家是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台灣、加拿大、日本、韓國、印度和泰國，其中，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分別佔總貿易差額的24.6%、19.1%、13.6%和10.0%。美國從人類文明的燈塔國到秩序破壞者，顛覆全球秩序規則，關稅武器化極大破壞貿易夥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礎。過去美國常以全球經濟發展的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的形象示人，強調自由貿易、多邊合作等理念，為全球經濟繁榮貢獻力量。而當前，美國已經從“文明燈塔”到“利益優先”，利用霸權攫取利益，“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恆的朋友”。這種轉變表明，美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倡導開放合作的領導者，轉變為一個更注重自身利益、不惜以犧牲盟友關係為代價的逐利者。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建立在軍事霸權、科技霸權、金融霸權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為國際秩序的引領者和人類文明的燈塔，讓眾多盟友受益跟隨。如今川普舉起關稅大棒四面開戰，損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國，而且動搖根基，自毀長城。當前美國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中國，而是如何解決自身的“生產性”下降、過度消費、貧富差距太大、民粹主義、特裡芬難題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膨，成功地修復了美國的競爭力。五、與中國大範圍脫鉤的美國：技術限制，金融投資限制，人才交流限制，鴻溝越來越大此次遊學，我們在波士頓和當地中資企業交流：這幾年按照美國政府要求，美國名校對中國留學生學習科技類行業的限制明顯增多，招生大幅減少。在美國有中資背景的機構投資美國科技企業，近年限制十分嚴格，有的甚至經常被FBI敲門調查和警告。我們在紐約與美國金融機構和避險基金交流：這些年美國機構投資者買中國股票會有很多非經濟限制，即使有的外資機構看好中國資產，但如果購買了美國製裁名單的中國股票，會面臨很多審查。所以，過去這些年，因為中美關係長周期的原因，不少外資機構撤出中國，甚至研究中國經濟的團隊也被裁撤。這一輪A股港股牛市，雖然外資機構產生了濃厚興趣，但並沒有大幅買入。總的看，美國從留學生交流、科技產品出口、科技企業投資等領域與中國脫鉤，鴻溝越來越大。事實上，中美之間需要通過經常交流消除誤解和誤判，攜手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自2008年以來，美國進行了重大戰略調整，歐巴馬時期提出“戰略東移”“重返亞洲”，試圖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等遏制中國，最終由於美國忙於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殘局和川普政府退出而虎頭蛇尾。自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並不斷升級至科技、金融、地緣、意識形態等領域，雖然打打停停，多次談判並簽署貿易協定，但顯然貿易協定並非美方的底牌和訴求，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收取關稅利益並讓製造業回流美國，通過科技戰遏制中國創新升級，通過金融戰獲得更多打擊中國經濟的手段，通過地緣戰搞亂中國及周邊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輿論戰混淆是非欺騙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質的是遏制中國復興、維護美國霸權，這就是底牌。中美經貿關係已經不可逆的發生了深刻改變，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無視事實，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貿易規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戰略遏制，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中國必須清醒認識到發展仍是未來三十年首要目標，做好自己的事情，時間會給出正確答案。 (澤平宏觀展望)

【導讀】上任一月，川普顛覆了美國近一個世紀以來處理內政外交的方式。有分析指出，從內外交困的泥沼中，川普已找到一條駕輕就熟的“利益化一切”的破題之道。近年來，西方自由主義建制派以民粹主義概括川普及歐洲各種保守勢力的崛起，然而這些以“人民的名義”登台的新一批政治精英，卻似乎在踐行一套和新自由主義並不相悖的政治行動，無論是國內福利政策的縮減，還是面對全球事務時的錢權邏輯。這意味著，以民粹主義定義“右轉”政治既遮蔽了現實的複雜性，也阻礙了對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關係的深入理解。 本文作者維傑·普拉沙德指出：“民粹主義”一詞自19世紀誕生以來就是一個充滿誤導性的模糊概念。流行的敘事把民粹主義的興起與新自由主義的破產結合起來，在反精英、反建制的相似結構下，籠統地囊括了本世紀初大量相互衝突的意識形態。 本文將當代民粹主義政治分為“特殊類型的極右翼”與“北大西洋選舉左翼”兩大類：前者表面訴諸民族主義經濟政策，實則與新自由主義經濟與軍事議程深度繫結；後者試圖通過選舉政治挑戰緊縮政策，卻缺乏有制度根基的社會民主力量。他指出，雖然二者口頭上都反對新自由主義，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歐美政治的選舉版圖，卻並不具備明確的意識形態或足夠的政治實力來真正超越現行制度——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強制性國家機器早已馴服異見，技術官僚統治消解了階級動員空間，而選舉制度本身更傾向於服務原子化的中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 更重要的是，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張，而“民粹主義”這一模糊的統稱，將混淆左右翼的本質差異，通過將左翼降格為“另一種民粹”，從而消解其反體制的合法性，最終遮蔽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本性矛盾，使新自由主義秩序在左右翼的“偽對抗”中悄然延續。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潮沉思錄，作者：丁毅超，題圖來自：視覺中國 2025年2月28日，背負著烏克蘭全國人民的希望，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前往白宮與川普會面，並打算簽署協議。在雙方外交措辭和含糊其辭的包裝下，這份屈辱性協議在形式上保留了烏克蘭相對體面的地位。然而誰都未曾預料到的是，這場由幕後交易所精心設計的舞台劇以戲劇性的方式脫軌了。 澤倫斯基與美國總統及副總統在白宮的媒體見面會面前爆發了公開爭吵。會後，國務卿盧比奧代表美國政府拒絕了烏克蘭政府團隊繼續談判的要求，直接將團隊趕出白宮，預期中的礦產協議胎死腹中。 不過，早已沒人關心這份礦產協議。這場爭吵將很有可能轉化為川普政府全面掐斷烏克蘭援助的開始。澤倫斯基與川普的爭吵只能加速將川普政府推向俄羅斯一邊，現在是全面檢驗歐洲人是否真的在沒有美國支援下能夠帶領烏克蘭走向勝利的時刻了。而普丁毫無疑問成為本次爭吵的最大贏家，收到了俄烏衝突三周年來最好的禮物。

導讀 全球民粹主義指數在2015年後明顯抬頭，歷史上有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極端民粹主義，以拉美為代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粹主義，2008年以後美國民粹主義大師“川普”大打貿易戰、對內製造社會對立、對外輸出矛盾，近年歐洲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義愈演愈烈，國內也出現個別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網路言論和大V。 在全球經濟社會大周期末期，由於貧富差距拉大、貨幣超發、調節收入分配機制缺失等因素，全球民粹主義回潮，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給全球化、經濟增長、世界和平穩定帶來巨大挑戰。 本文從經濟學視角，十論民粹主義的起源、現象、本質、影響與治理：

【導讀】據報導，法國執政黨在6月9日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支援率遠低於極右翼政黨，法國總統馬克龍9日晚宣佈解散國民議會，並舉行新的國民議會選舉。消息一出，法國及歐洲政壇大受震動。有評論指出，法國極右翼政黨的強勢崛起已表明，洶湧的民意正支援“右轉”，這當中不乏各種民粹主義政黨及其擁護者的推動。問題是，這股力量真有這麼大能量嗎？它是如何崛起的？ 本文作者指出，近年來民粹主義在歐洲強勢抬頭並迅猛發展，而且各國民粹主義運動具有某種一致性：它們往往假借“人民名義”來提升自身合法性，並通過操控“人民”概念，故意忽視人民內部的差異性，將不支援自己的民眾排除在“人民”範疇之外，甚至否認其他政黨代表人民發言的權利。其次，民粹主義政黨以“反精英”與“反建制”贏得底層支援，但其政黨本身卻充滿精英色彩，不僅領導人少有出身底層，其組織建設也是精英主義的。諸多研究揭示，民粹主義是精英統治、動員民眾的一種政治策略和工具。再則，民粹主義也呈現明顯的排外主義面孔，它習慣於以“人民”名義排斥異類群體，而煽動仇外情緒，更是民粹主義政黨獲得選舉成功的重要條件。最後，民粹主義以激進做法回應現實問題，側面反映其應對現實問題的無力，無法在現行體制中找到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今日歐洲普通面臨一種以身份焦慮為核心的認同危機，它在滋生民粹主義情緒方面具有強勁的動員能力。在西歐國家，這種危機指向移民與難民問題；在中東歐國家，則與歐洲一體化密切相關。民粹主義之所以在民眾中擁有廣泛的支援，就在於它一針見血地抓住民眾痛點，但其鏡鑑作用並未受到歐洲傳統政黨的重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雜誌，原題為《歐洲民粹主義的多重面孔》，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