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5日，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雅胡解僱了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並任命親密盟友、原外交部長伊斯拉埃爾·卡茨接替加蘭特成為新的國防部長。納坦雅胡辦公室的聲明表示，其已無法信任加蘭特能夠管理以色列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納坦雅胡稱，“在戰爭中，總理和國防部長之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充分的信任。不幸的是，儘管在戰爭的頭幾個月裡，我們雙方具有充分的信任，且工作卓有成效，但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和國防部長之間的這種信任卻破裂了。”
事實上，這並不是納坦雅胡第一次解僱加蘭特。去年3月，加蘭特也曾遭遇解僱，但在這一消息放出後，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湧上街頭表示抗議，導致納坦雅胡不得不於兩周後撤銷該決定，恢復加蘭特的職務。而這一次，幾乎在加蘭特面臨解僱定局後不久，川普勝選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的消息也隨之公佈。考慮到其第一任期對以色列的“強力支援”，川普2.0時代對深處苦難的加薩地帶來說或將是“噩夢般的徵兆”。從目前各方的表態來看，這場持續一年多的戰爭很可能將以一種“簡單粗暴”的方式被宣佈告終。
加蘭特與納坦雅胡的決裂
加蘭特與納坦雅胡的矛盾是長期累積、內外事務交雜的，並非僅與加薩戰爭相關。2023年1月，以色列啟動司法改革，旨在遏制司法機構對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影響。一方面，作為政府，納坦雅胡對改革大力支援，認為司法機構對公共政策控制過多。但另一方面，這引起以色列國防軍的強烈不滿。由於國際社會本就對以色列司法獨立性缺乏信任，國防軍擔心他們可能會因服役期間被命令強制執行的行動而面臨國際法庭的起訴。對此，3月25日，加蘭特很快加入了敦促暫停司法改革立法程序的人士行列，並在電視講話中警告稱：“我們社會日益擴大的裂痕正在滲透到以色列國防軍和安全機構。”加蘭特的公開表態被視為是納坦雅胡執政聯盟內部出現異議的第一個重要跡象。在隨後一天（3月26日），加蘭特就遭遇了納坦雅胡的第一次解僱。
而在此次，也就是第二次解僱中，納坦雅胡表示，他“多次嘗試”彌合與加蘭特之間的分歧，但分歧“不斷擴大”。加蘭特本人在出面回應時對此進行了詳述，稱遭遇解僱是由於“三個問題上的分歧”——第一，國內徵兵問題；第二，成立針對10月7日事件的調查委員會；第三，加薩停火和人質交易。首先，在徵兵問題上，納坦雅胡採取執行極端正統猶太人兵——哈雷迪猶太人役豁免政策（註：哈雷迪猶太人被視為極端正統猶太人，他們通過以色列開國總理戴維·本·古裡安組織的一項名為“Torato Umanuto”的特殊安排，享受了以色列國防軍的全面豁免）；而加蘭特對此並不支援，認為這一政策是“嚴重的道德失敗”。這項於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採取的徵兵政策在國內社會引起了巨大爭議，以色列民眾對哈雷迪群體沒有“分擔”國家義務的不滿情緒日漸高漲。
但與此同時，納坦雅胡則面臨來自內閣極右翼成員和極端正統派政黨的壓力，因為他的執政聯盟依賴於兩個極端正統派政黨（即聯合托拉猶太教，沙斯黨）的支援，這兩個政黨都堅持要求政府立法，保留極端正統猶太人免服兵役的特權，但納坦雅胡一直都難以爭取到支援此項立法的多數。另一方面，加蘭特則清楚常備軍和預備役部隊正承受著巨大壓力，以色列國防軍需要儘可能多的新兵，因而他帶頭站在了該項立法的反對方。這無疑是對總理權威的挑戰，而納坦雅胡也認為，加蘭特的離開能夠讓他背後的極端正統派和極右翼盟友得到安撫。
在此基礎上，加薩問題進一步撕裂兩人持續加劇的政治分歧與私人仇恨。在以巴衝突爆發近一年後，今年7月11日，加蘭特向納坦雅胡發出挑戰，呼籲成立國家調查委員會，對哈馬斯10月7日領導的襲擊開展調查。加蘭特稱，委員會需要調查襲擊事件中以色列的情報和行動失誤、隨後的戰爭管理以及哈馬斯策劃襲擊的進展情況。儘管有部分官員響應加蘭特的號召，包括以色列司法部長米亞拉也懇求總理同意成立調查委員會，指出調查委員會是對以色列在國際法院面臨的種族滅絕指控的“最佳辯護”，但納坦雅胡仍堅持認為，在加薩戰爭持續期間，無法進行調查以確定政府的責任。
加薩停火與人質交易協議是兩人爆發矛盾的另一重要誘因。隨著戰爭拖延並蔓延到黎巴嫩，關鍵的政策分歧逐漸顯露。今年8月，納坦雅胡堅稱要在戰爭中取得“絕對的全面勝利”，他表示“以色列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取得全面勝利，這意味著消滅哈馬斯的軍事和統治能力，並釋放我們的人質。”但另一方面，加蘭特否認了納坦雅胡“全面勝利論”的合理性，重申即使以從加薩地帶撤出所有以色列軍隊為代價也將支援人質協議，並聲稱以色列的猶豫不決是導致協議延遲的一個因素。在納坦雅胡看來，加蘭特已經成為了一個“反以色列”的人。
8月29日，以色列安全內閣舉行了關於釋放人質和加薩停火協議的會議，而此次會議再次招致了納坦雅胡與加蘭特之間的衝突。衝突的焦點是以色列軍隊是否應該離開費城走廊(註：費城走廊是加薩和埃及邊境一條14公里長的走廊，目前由以色列國防軍控制）。一方面，納坦雅胡要求以色列國防軍在人質和停火協議執行期間繼續全面部署費城走廊；但另一方面，加蘭特認為，由於哈馬斯要求以色列軍隊必須撤出邊境地區，納坦雅胡的行為會導致哈馬斯拒絕達成協議，從而進一步導致以色列國防軍陷入困境，並加劇整個中東的緊張局勢。
很明顯，納坦雅胡與加蘭特之間的衝突，是強硬派與偏溫和派之間的較量。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巴衝突爆發早期，加蘭特本身也屬於強硬派人士。2023年10月9日，加蘭特下令對加薩地帶實施“全面圍困”以配合作戰。短短十日後，加蘭特在議會委員會上詳述了以色列將分三個階段對加薩採取軍事行動，包括摧毀哈馬斯的軍事基礎設施、摧毀抵抗力量等，旨在為以色列公民建立新的安全現實。此後，以色列對加薩地帶進行了無情的轟炸，造成4000多人死亡，對加薩地區造成毀滅性打擊。
但在2024年1月4日，加蘭特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這在很大程度是由於國際輿論與美國盟友帶來的雙重壓力。加蘭特提出了關於在戰爭結束後如何處理加薩地帶的“四管齊下”計畫，其中以色列國防軍保留完全的軍事控制權，但不派駐民事人員，當地巴勒斯坦當局在民政事務中發揮核心作用。計畫中特別提到：由美國牽頭、與歐洲和溫和阿拉伯國家合作的多國特遣部隊將負責管理加薩地帶的民政和經濟復興。5月，加蘭特在講話中警告說，他不會同意以色列對加薩地帶實行民事或軍事統治，並表示納坦雅胡必須放棄這個想法——顯然，這是對納坦雅胡政府直接挑戰的標誌，引發了聯盟成員的憤怒與反對。
在經過近一年的軍事行動後，今年9月，加蘭特表示，哈馬斯不再是加薩地帶的一支“有組織的軍事力量”，並稱這是“達成停火協議的戰略時機”。在加蘭特看來，哈馬斯已經不足畏懼，早日停火換回人質、解決加薩衝突以求將更多精力集中到北部對付真主黨和伊朗才是重中之重。而納坦雅胡則認為“宜將剩勇追窮寇”，以色列有必要趁現階段國防軍在加薩地帶佔有優勢，將剩下的敵對力量一網打盡。可以看出，隨著戰事的變化，加蘭特的態度正在逐漸軟化，但納坦雅胡政府似乎並不容許溫和勢頭的出現。
加蘭特的下台與川普的上台
加蘭特的離職，讓一些外部媒體不免聯絡起俄羅斯前任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今年5月12日，克里姆林宮宣佈，俄羅斯總統普丁解除紹伊古的國防部長職務，其隨後轉任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由於國防部長的職位意義對處於衝突狀態的國家而言不言而喻，紹伊古在俄烏衝突持續背景下的卸任也一度引起陣陣猜忌。
事實上，紹伊古作為（時任）國防部長的職位變動與加蘭特情況並不一樣。對俄羅斯來說，除了改組國防部的需要（註：此前，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鐵木爾·伊萬諾夫因涉嫌受賄被解僱），接替紹伊古的現任國防部長為原經濟發展部副部長、原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安德烈·別洛烏索夫。隨著俄烏衝突的進展，對具有經濟領域工作背景的別洛烏索夫的任命反映了克里姆林宮優先事項的變化，俄政府正致力於將經濟與軍事更緊密地結合。
加蘭特的情況則不能同日而語，這可以從接替他的卡茨的職位變動看出。新任國防部長卡茨與納坦雅胡的強硬政策保持高度一致。更何況，卡茨從外交部長調任國防部長的變動本身就具有象徵意義，或意味著加薩衝突很可能不會以外交途徑解決，而是如納坦雅胡期望的那樣，在加薩地區取得“全面勝利”，即通過軍事力量徹底摧毀哈馬斯。換句話說，加蘭特的離任意味著以色列未來的軍事行動和外交決策將更加強硬、激進。
更重要的是，川普即將重新掌權白宮的前景對加薩地帶來說恐將更具威脅性。回顧川普的第一任期，他促進了《亞伯拉罕協議》的簽署，使以色列與四個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但卻將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的前景擱置一旁；於2017年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推翻了美國數十年的審慎政策和國際共識，並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該地；甚至承認以色列對長期存在爭議的戈蘭高地擁有主權（註：吞併戈蘭高地從未得到聯合國的承認），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作出這一表態的國家。
此外，在2018 年，川普政府切斷了對向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援助的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與工程處的所有美國方面的資助。而恰恰在加蘭特下台的前一周，10月28日，以色列議會投票通過兩項法案，禁止該機構在以色列控制區開展活動，並禁止其與以當局進行接觸。歷史與當下的“不謀而合”，預示著加薩地帶人道主義危機極有可能更加沉重。
在11月6日川普宣佈勝選不久後，納坦雅胡在社交媒體上稱，“您（指川普）歷史性地重返白宮，為美國帶來了新的開端，也為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偉大聯盟提供了強有力的重新承諾。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結束加薩戰爭很可能在川普2.0時代被很快實現，但問題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恐將非常“粗暴”。以色列前外交官阿隆·平卡斯表示，川普其實“根本不在乎巴勒斯坦問題”。川普可能會要求納坦雅胡直接“宣佈勝利”，然後通過“調解人”達成協議，但令人擔憂的是，川普可能會允許以色列吞併其佔領的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而這將意味著“兩國解決方案的終結”——對加薩來說，那將是一個更黑暗的深淵。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