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隨著川普的重新上任,美國的外交政策迎來了新的轉折。在新的冷戰氛圍中,川普與中國的關係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與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所謂“民主對手”的立場不同,川普在公開場合多次對中方領導人表示讚賞,提出了更加務實的外交策略。川普強調通過談判進行交易,而非單純的對抗。這一做法可能會改變美國的外交格局,打破傳統的意識形態對立,推動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合作。川普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帶來更多靈活性,也為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重新定位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文編譯自《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川普能否最終結束與中國的冷戰?》(Could Trump finally call off the cold war with China?),作者是巴黎前瞻學院(Forward College, Paris)的助理教授魯艾瑞·布朗(Ruairidh Brown)。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在2024年美國大選的諸多戲劇性的事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川普對中方領導人的稱讚。在2023年7月的一次活動中,川普稱中方領導人“聰明、傑出、完美無缺”。作為所謂的“地緣政治對手”,中國並非是唯一被川普稱讚的國家。2022年,在俄烏衝突爆發後,川普稱俄羅斯總統普丁為“天才”;在前任美國總統拜登將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稱為“純粹的邪惡”時,川普卻避免做“道德判斷”,反而稱哈馬斯的盟友真主黨“聰明”。
實際上,川普的言論與過去一個世紀里美國如何描述其所謂“意識形態對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過去美國將蘇聯稱為“邪惡帝國”,將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稱為“邪惡軸心”;而現在川普將對這些國家的評價轉變為“聰明”,這也是他試圖提升自身形象的一部分。正如德國理論家卡爾·施密特所言,要成為一位有可信度的領導人,必須將自己塑造為對社區構成威脅的對立面。
然而,這種拒絕譴責反而公開讚揚所謂的“民主敵人”的做法,可能會被視為美國意識形態發生深刻且重大的轉變,也表明美國的例外主義正在被放棄。根據美國例外主義的觀點,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價值觀不僅是美國的價值觀,也是普遍的價值觀,華盛頓有責任將這些價值觀傳播到全球。它認為,今天的美國將是明天的世界,而每個人心中都藏著一個渴望成為美國人的夢想。在這一邏輯下,唯一阻礙這一“普遍化現象”的力量就是那些所謂“阻礙民主化的威權領導人”。因此,美國認為其外交政策必須支援民主、對抗“暴政”。
在這樣的價值觀下,對抗“敵人”成為了“道德責任”。正如哲學家讓·埃爾斯坦在支援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所指出的,“對民主敵人的戰爭在道義上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所以,對小布什來說,對“邪惡軸心”漠不關心不是一個合理的選項;對里根來說,拒絕面對蘇聯就是拒絕站在善與惡的對立面;在拜登政府下,中國也被不斷負面地描繪。
與中國的對抗被視為所謂“保護民主的道德使命”。實際上,正如埃爾斯坦所言,這被前眾議長佩洛西視為一種所謂“迫切的任務”。在這種環境下,衝突成為預期中的選擇,而妥協或合作則被視為軟弱。如果不將對手視為“邪惡的敵人”,任何談判似乎都成了姑息,這也不可避免地讓人聯想到前英國首相張伯倫的“慕尼黑協議”。這就是英國工黨政府在尋求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時所面臨的局面,英國財政大臣瑞秋·里夫斯毫不意外地被指責“妥協於原則”,她的訪華行動也被無端地妖魔化。
然而,川普沒有這些“意識形態的包袱”。與中國達成協議不會被視為軟弱或姑息,而是視為力量的象徵,證明川普能夠與全球最強大、聰明的國家展開談判。川普拒絕捍衛所謂“民主價值觀”,可能助長了他是“民主敵人”的論調。雖然一系列威脅和關稅行動表明與中國的談判將充滿挑戰,但川普不受任何所謂“道德壓力”,也沒有義務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對抗。
事實上,川普有足夠的動機與中國合作,以證明他在談判中的高超技巧,同時也沒有“道德壓力”去與中國對抗。川普政府完全有可能將美國引出與中國的衝突,達成某種形式的協議。所謂的“新冷戰”可能會在意識形態的寒冰未完全凝固之前,迎來解凍的時刻。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