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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座談會上，為什麼浙江企業家最多？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京出席民營企業座談會，在聽取民營企業負責人代表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
作為最高規格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這其中，浙江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根據央視新聞報導畫面，會發現至少有王興興、虞仁榮、梁文鋒、南存輝、徐冠巨、張應民、馬雲等7位浙江企業家的身影，也因此浙江成為了參加此次座談會企業最多的省份。此外，王興興、虞仁榮還在座談會上作為代表進行發言。
為什麼是這7位浙江企業家獲邀出席此次民營企業座談會？為什麼又是浙江走在了前面？
下面我們簡要盤點這7位浙江企業家的人生經歷，透過他們我也將看到浙江之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1. 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
2025年春晚，一群穿著東北大花襖，跳著扭秧歌的機器人亮相舞台，成為整場晚會最靚的“顯眼包”。
機器人的出圈，也讓其製造商宇樹科技及創始人王興興進入到大眾的視野。
1990年，王興興出生於浙江寧波的一個普通家庭，也是浙江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院2013屆機電專業校友。
在大學期間，王興興就獨自一人做出了一個成本僅200元的雙足機器人，而在上海大學讀研期間，王興興又自主研發出全球首款外轉子無刷電機驅動的小型高性能低成本四足機器人XDog。
2016年，靠著XDog，剛剛畢業的王興興獲得天使輪融資，並由此創立宇樹科技。王興興也帶著團隊在全球四足機器人領域實現了一系列重要里程碑：
最早提出技術方案，最早將其商業化。這些機器人也一步步打開海外市場，截至目前，宇樹科技佔據著全球四足機器人60%以上的市場份額，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
在王興興和宇樹科技的發展歷程中，我們能夠看到中國青年創業者在機器人領域的創新精神和進取態度。他們敢於挑戰傳統，勇於探索新的技術路線和商業模式，以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堅定的執行力，推動著機器人產業的發展。
此外，王興興和宇樹科技也為中國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鑑，隨著王興興和宇樹科技繼續在機器人領域深耕細作，不斷創新突破，在未來我們還將看到這群90後為推動中國機器人產業的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2. 韋爾股份創始人虞仁榮
虞仁榮的一生是一位農村子弟靠著知識改變命運，並實現產業報國的一生。
1966年，虞仁榮生於浙江寧波農村，家境貧寒，憑藉勤奮考入頂尖中學鎮海中學，後以鎮海狀元身份進入清華大學無線電系85級。
在大學畢業後，虞仁榮先後加入到浪潮集團和香港龍躍電子有限公司擔任工程師和銷售，這兩段經歷讓虞仁榮在技術和銷售層面都有所沉澱，並積累了諸多人脈與行業資源。
1998年，虞仁榮正式辭職創業，在北京成立了華清興昌科貿有限公司，成為國際知名半導體廠商的代理商。
到了2007年虞仁榮又成立了韋爾股份，在韋爾股份股份發展期間，虞仁榮始終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模式——“半導體設計業務”與“電子元器件分銷業務”平行，用銷售其他廠商產品賺來的錢，支撐自己的產品研發。
也正是在這份堅持之下，韋爾股份實現了從分銷轉型為外延併購，內生研發，並最終帶領國內產業實現躍遷之路，撐起了國內圖像感測器領域的一片天。
截至目前，韋爾股份已成為國內最大的圖像感測器廠商，放眼全球也排名第三，僅次於索尼和三星。
而在外延併購和內生研發的發展路徑基礎上，當國內半導體行業已經來到了一個“無人區”地帶，需要更底層式的創新時，2022年，虞仁榮決定捐資300億，在家鄉建設一所高標準的理工類研究型大學，從基礎教育層面助推國內科研創新、突破卡脖子技術難題。
從少年時的勤學苦讀，考上清華，到青年時期的奮鬥拚搏，到中年時期的進取冒險，再到老年時期的捐資辦學，回饋社會，可以說，虞仁榮這位從農村走出來的企業家，始終在盡自己的努力推動著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
3. 深度求索創始人梁文鋒
在人工智慧的激烈競爭賽道上，梁文鋒和他創立的深度求索如同一匹黑馬，橫空出世，迅速崛起，成為全球AI領域難以忽視的力量。
1985年，梁文鋒出生於廣東湛江的一個普通家庭，父母都是小學老師。
其從小就對數學和電腦科學展現出濃厚興趣，2002年，17歲的梁文鋒以吳川一中“高考狀元”的成績考上浙江大學，本科就讀電子資訊工程專業，之後又繼續攻讀浙江大學資訊與通訊工程專業碩士學位，專注於機器視覺研究。
而在大學期間，梁文鋒就與同學一同探索起了量化投資領域，2015年幻方量化成立，在數年時間管理規模超過百億，成為國內量化私募“四巨頭”之一。
2018年，幻方量化的“螢火蟲”系統亮相，配備超過1萬張輝達A100GPU晶片，性能卓越且成本效益極高，這一舉措鞏固了幻方量化在業內的領先地位，也為梁文鋒後續的AI轉型奠定了基礎。
2023年，全球AI大模型風起雲湧，梁文鋒也在這一年成立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慧基礎技術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專注於AI大模型的研究與開發。
同年11月，DeepSeek發佈了開放原始碼的程式碼大模型。隨後一年多的時間，DeepSeek大模型產品經歷了多輪迭代。
2025年1月20日DeepSeek R1發佈，一經面世，就實現了真正意義上震撼全球。
可以說，梁文鋒和DeepSeek的成功，不僅為中國AI產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國青年在AI領域的創新實力和進取精神。他們在技術創新、人才培養、商業策略等方面的探索和實踐，也同樣為中國AI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鑑。
在未來，我們相信隨著AI技術的進一步發展，DeepSeek還將繼續在AGI的道路上砥礪前行，為推動中國和人類社會的AI智能化發展做出更多的貢獻。
4. 正泰集團創始人南存輝
南存輝，是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也是浙江省工商聯主席、浙商總會會長，是傑出的浙商代表，也是堅守實業、不斷創新的中國民營企業家代表。
1963年，南存輝出生於浙江樂清，13歲便輟學修鞋挑起養家重擔。
1984年，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修鞋匠出身的南存輝借改革開放東風，創辦了正泰集團前身樂清縣求精開關廠。
在南存輝的帶領下，正泰集團從1984年初創時的一個家庭作坊式小廠，一路“轉型升級”成長為如今業務遍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球員工4萬餘名、連續二十餘年上榜中國企業500強的國際化企業集團。
近年來，正泰集團在浙江溫州開發區投建漁光互補太陽能發電項目，每年可發電6.5億千瓦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64.8萬噸；在樂清4500畝灘塗鹽鹼地上建成“農光互補”電站，年發電量達1.7億度，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3.4萬噸……
創立數十年來，正泰集團聚焦能源電力行業與綠色節能領域，持續打造核心競爭力，致力於“讓電力能源更安全、綠色、便捷、高效”。
此外，在南存輝的倡導和推動下，正泰集團還出資成立了正泰公益基金會，迄今先後為扶貧濟困、捐資助學、抗震救災、公益創業、生態環保、疫情防控等各類社會公益事業捐資捐物累計超4.5億元。2021年，正泰集團更是榮登中國民營企業社會責任100強第一位。
5. 傳化集團創始人徐冠巨
1961年，徐冠巨出生於浙江杭州蕭山。
根據蕭山政府網資訊，1980年高考失意後，徐冠巨做過農村代課老師，也在杭州萬向節廠（現為萬向集團）擔任過會計等職務。
1985年一場疾病降臨到徐冠巨的身上，生病後，徐冠巨辭職回家，四處奔波求醫，在很短的時間內，徐家就欠下2.6萬元，在當時這稱得上是一筆“巨款”。
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徐冠巨父子倆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辦廠，擺脫經濟困境。
1986年傳化集團正式創立。
從最早期的液體皂起家，到如今橫跨物流、農業、科技城、金融投資等多個領域，近40年的發展，在徐冠巨的帶領下，傳化也從家庭小作坊發展為一個多元發展的現代產業集團，擁有兩家上市公司和1.6萬多名員工，產品服務覆蓋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創新是傳化多年發展的“永動力”。徐冠巨曾說：“我們將堅持‘責任’和‘實業’兩條主線，繼續探索新技術、新科技賦能實體經濟發展的新路徑，不斷推進企業轉型升級。”
2020年10月17日，全國脫貧攻堅獎表彰大會暨先進事蹟報告會在北京舉行，會上徐冠巨被授予全國脫貧攻堅獎創新獎。
近年來，傳化集團更是聚焦深度貧困地區短板，發起健康扶貧行動，援建千所傳化安心衛生室，築健康之基助村民奔小康，創新了民營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模式。
6. 科百特創始人張應民
除了梁文鋒，同樣畢業於浙大的，並參加了此次座談會的還有浙江大學1994級化工系校友，杭州科百特過濾器材有限公司創始人張應民。
作為一家專注於膜技術開發與應用的高新技術企業，科百特主導產品濾芯、濾膜已達國際領先水平，是全球為數不多的具備全產業鏈生產製造能力的企業之一。
2003年張應民成立了科百特，從簡單的進口膜材料組裝加工到擁有包括核心膜研發生產在內的完整過濾分離產業鏈，技術從微米膜不斷迭代升級到超濾膜、納濾膜，用了二十多年時間，科百特已經成為了這一領域在國際上也稱得上是TOP級的企業。
在這二十多年的發展，堅韌、執著、心無旁騖地專注主業，始終是張應民和科百特鮮明的特色。
比如，在半導體晶片領域，科百特用十年時間攻克技術難題，成功推出半導體晶片納米膜，跑出了領先國際同類公司的資料；在生命科學領域，科百特用五年時間，進行了成百上千次實驗，摸索和最佳化工藝，成功推出100%國產的超濾膜包和除病毒納濾膜，打破了國外企業的壟斷。
截至目前，科百特已經為國內超過90%的生命健康企業、微電子企業和眾多的跨國集團公司提供過濾產品和解決方案。為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援。
而科百特之所以能做到這種地步，答案也藏在張應民的採訪中：
“要做金字塔尖上的企業，就要有一股韌勁，要沉得下心，敢於突破別人不敢突破的技術高地。創新是‘從0到1’的突破，國外有但是國內沒人能做的，我們要去突破；而國外沒人做的，我們同樣要勇於嘗試，要去突破，蹚一蹚技術“無人區”。只有踏踏實實搞好基礎研究，才能把核心技術牢牢抓在手中，掌握產業健康發展主動權。”
7.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
1964年，馬雲出生於浙江杭州，是阿里巴巴主要創始人之一，阿里巴巴原首席執行官、董事局原主席。曾先後四次問鼎中國首富，入選改革開放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名單。
1999年，馬雲與其他來自不同背景的夥伴共18人在中國杭州創立了阿里巴巴集團。
同年10月，阿里巴巴推出專注於國內批發貿易的阿里巴巴中國交易市場（現為“1688”）；2008年4月，面向品牌與零售商的第三方商業平台淘寶商城上線；2009年11月，阿里巴巴舉辦第一屆“雙11”全球狂歡節；2014年，阿里巴巴首次在紐交所上市……
根據《財富》雜誌，阿里巴巴入選2025年“全球最受讚賞公司”榜單。其中，在網際網路服務和零售行業子榜單中，阿里巴巴排名大幅提升至全球第三位，僅次於亞馬遜和Google母公司Alphabet。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座談會上，馬雲的出現尤為引人注意。
某種程度上，馬雲一度被外界視為中國民營企業變化的象徵。時隔四五年後，馬雲重返商業一線，同時參加最高層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釋放了當前對民營經濟的利多。
而無論是此次最高規格民營企業座談會，還是新年以來，有關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利多消息接連不斷等等，一個訊號正變得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國家保護民營企業家，鼓勵支援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決心愈加堅定。
也正如在此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的，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經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將一以貫之堅持和落實，不能變，也不會變。新時代新徵程民營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正當其時。
接下來，我們不妨再思考下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浙江省企業家的出席人數，為本次會議之最？
根據央視新聞報導畫面，分析下來，有這樣3點原因很值得深思：
1. 勇敢“弄潮”的浙江人值得學習
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除梁文鋒外，其餘出席本次座談會的浙江企業家（王興興、虞仁榮、南存輝、馬雲、徐冠巨，ps：張應民未能找到相關戶籍資訊）均為浙江本土人，且他們幾乎均是各自領域走在前列的先行探索者和開拓者。
這種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的“弄潮”精神，這種蘊含在骨子裡的闖勁兒與拚勁兒，本身就值得企業界乃至社會各界稱讚與學習。想來，這也正是浙江崛起背後最為核心且難以直接複製的寶貴資源。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外界對浙江人大多有這樣一種感受，就是只要給浙江人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他們就會憑藉敏銳的商業嗅覺和奔走四方的雄心壯志，從廣闊的市場中刨得“糧食”，一分一釐地積攢起財富，最終將命運的主動權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例如，改革開放伊始，浙江就誕生了“百萬銷售大軍”，一時間，那裡有市場，那裡就有他們的身影。靠著“白天睡地板，晚上當老闆”的勁頭，他們將紐扣、箱包、衣服、鞋子、皮帶等諸多小商品賣到全國各地，讓浙江小商品在全國城鄉遍地開花。
此後，無論是中國加入WTO，還是汽車、住房等產業的興起，抑或是電腦技術帶來的新的科技革命，可以說，在改革開放後幾乎所有的機遇期內，我們都能看到浙江人的身影，那怕是以山多地少著稱的桐廬後來也走出了聞名遐邇的快遞“桐廬幫”（“三通一達”創始人均出自桐廬）。
這也不禁讓人想到寧波的那句民謠：“世界大，抲隻鵝；世界小，抲隻鳥。”這句民謠可以說用最通俗簡單的道理概括了浙江人的精氣神——坐在“小世界”裡坐井觀天，頂多也就得些“小鳥”，而打破原有侷限、走向大千世界，就有機會獲得一隻隻“大鵝”。
這股源於人的動力，這種洶湧澎湃、勇往直前的浙江精神，一定是值得創業者、企業家乃至每一個致力於通過奮鬥改變生活的普通人思考與學習的。
2. 政府的高效與服務意識
除了人的自身努力外，浙江各級政府的高效和服務意識也是浙商崛起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從當下來看，浙江各級政府的服務理念與意識以及種種舉措，放眼全國也是那個值得學習的優等生。
例如，政務服務的高效、便捷和優質一直以來就是浙江的一個鮮明標籤。
作為最早開展“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省份，浙江的政務服務效率、態度和水平絕對是國內一流的。
比如那句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喜歡講的話，“你們（企業）負責茁壯成長，我們（政府）負責陽光雨露”，最早就是浙江提出來的。這種邊界感，可謂既深合市場經濟的精髓，也廣受企業主和普通市民的好感。
還有走紅網路的政務服務平台“浙裡辦”，幾乎涵蓋了個人從出生到死亡，企業從准入到退出的全部服務。有網友戲稱，“它就像一個人生說明書，從出生到學習到工作，再到婚育養老乃至於退休、身後事，都給你明明白白地講清楚了。”
包括最近熱火的杭州企業，此前大多也得到了來自政府的支援。例如，遊戲科學成立初期，西湖區藝創小鎮就對遊戲等數字內容企業予以三年內給予最高100%的房租補貼減免；宇樹科技急需智慧財產權保護時，杭州還推出專利快速預審服務，並派專員上門指導。
一句話，浙江各級政府一大目標就是在企業發展遇到難題時，對企業關懷到位，盡最大努力為其解決後顧之憂，做到服務無小事，乃至成為一個“老闆友好型”政府。
如此細心周到、暖心貼心的服務，又怎會不讓人倍生好感呢。
3. 執政者的理性和勇氣
哲學家們說：“人是環境的產物。”這句話放在民營企業家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坦白講，對於天生就對市場非常敏感的民營企業家而言，如果一個地區沒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沒有一個適合他們生長的土壤，就難以激發起他們創業創新的動力與活力，就難以誕生枝繁葉茂的民營經濟。
毋庸諱言，這個環境和土壤能否形成，與當地主政官員對市場的意識和採取的行動息息相關。
與浙江官員打過交道的企業家們大多有這樣一個深刻印象，就是浙江官員們整體都非常開明，他們願意接受新生事物，願意傾聽企業主講他們的真實訴求，乃至主動求新求變，想盡一切辦法來助力市場的良性健康發展，呈現出一種非常明顯的“親商”特質。
一方面是浙江老百姓聰明，有智慧有本事，另一方面浙江官員濃厚的市場意識，二者珠聯璧合，讓浙江成為全國民營企業的排頭兵，這同樣也是值得各地揣摩與學習的一個重要經驗。
多說一句，如果回溯歷史，你會發現浙江官員能夠呈現出如此不一般的面貌其實也是有跡可循的。
這一點，有“追蹤研究浙江改革開放‘第一人’”之譽的著名財經作家胡宏偉先生的闡述可謂十分透徹，他在《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一書中寫道：
必須看到，民眾的發展動力在浙江超乎想像地生發膨脹，並非人們預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之前30年，國家投資的嚴重匱乏、國有經濟的脆弱無力，以及與此相伴隨的計畫經濟主流思想的相對淡漠，為浙江民間力量率先於夾縫中求生存創造了客觀的“邊區效應”。
十分幸運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浙江各級政府對此給出的集體性姿態是默許和寬容。這一姿態的基本前提是，他們較早就清醒地意識到，浙江民眾日子很苦，政府可資運作的資源有限，放手讓民眾為家庭和家園擺脫貧困“各顯神通、八仙過海”，這是實事求是的執政選擇，也是必須具有的起碼的政治良心。
於是，在浙江，改革開放回歸了其應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質不是一場浮華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運動，而是以千百萬民眾為主體的樸素的脫貧致富的偉大長征。
這樣的回歸對執政者來說是巨大的自我考驗。它意味著擺正心態、放下身段，甚至放棄某些被長期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權力。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貴的勇氣。
當我們為民間力量的雄起歡呼時，真的不應忘記同樣為執政者的理性和勇氣鼓掌。
俗話說得好，“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有市場”“只有鳥飛不到的地方，沒有浙江人到不了的地方”。
再回顧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浙江誕生出一批具有傳奇色彩的企業家，創造了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奇蹟，也成為中國奇蹟的一部分。
而在這奇蹟的背後，是一方孕育市場經濟的水土，一群想改變命運的草根，一個寬容支援的環境，它們共同作用，造就了浙商傳奇，推動浙江民營經濟的騰飛，也在當下的科技攻關創新上發揮著獨特作用。
事實上，作為一個非資源大省，浙江沒有特殊政策，也沒有特殊資源，但這裡千百年來流傳著“商聖”范蠡的傳說，有各式各樣的商幫興盛衰落，千百年來，浙江沉澱了義利並重、農商並舉的文化傳統。
而改革開放以來，廣闊天地也激發了浙江人骨子裡勤勉務實和敢闖敢冒兼具的“文化基因”。成千上萬窮怕了的農民壯著膽子，迅速做起了生意，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到處活躍著浙商。
直到今天，浙商走到那兒，就能在那兒成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在浙商的背後是一支頗具份量的隊伍——600多萬浙商縱橫全國，200多萬浙商遍及世界。
從草根中來，每一位浙商乃至每一位浙江人都是一部艱苦卓絕的創業史，“四千精神”深深融入血液，在改革開放的田野上，在新時代的沃土中結出纍纍碩果。
也正如在《之江新語》中，習近平總書記在《不畏艱難向前走》這一文中寫道：
“前進的道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是包括浙商在內的浙江人民從來不怕苦，從來不畏難，這是我們不斷前進、走在前列的不竭動力。” (正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