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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如何看待2025年的形勢？
2025年，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挑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精準把握主要矛盾並找到破局之道，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著名學者溫鐵軍教授指出，當前的困境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國內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國際全球化解體與地緣戰略競爭等多重矛盾交織的結果。從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到2024年的經濟形勢，生產過剩問題反覆出現，而全球化的逆轉更是加劇了國際競爭的複雜性。面對這一亂局，傳統的經濟學工具和政策手段似乎已難以奏效。
溫鐵軍教授強調，唯有深入剖析客觀規律，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應對策略。他提出，新質生產力和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模式，將成為2025年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註：本文根據溫鐵軍教授講座《溫言鐵語》整理。
01 內外交困：雙重矛盾疊加的挑戰
近期不少人找我，希望一同探討2025年的宏觀形勢。很多人覺得這形勢撲朔迷離，難以看清。
此前我分析宏觀問題時，做過“宏觀三問”講座，明確指出大家看不清形勢，主要是沒搞清主要矛盾。當下的形勢，是多種複雜矛盾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個亂局。所以，我們得先找出主要矛盾。只有找準了主要矛盾，才能分析出那些政策有助於緩解矛盾、解決相關問題。
此前在分析2024年已形成的局勢時，我曾指出，國內和國際都是多重矛盾疊加。國內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要注意，過剩與透支疊加，正是當下國內的主要矛盾。
此前我也分析過，國內政策界對生產過剩的討論，始於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那場危機使外需大幅下降，國內企業開工率嚴重不足，大量外向型企業倒閉，眾多員工離崗或失業。對比1998年企業的不景氣狀況，和如今相比，並沒有太大差別。可以說，生產過剩是過去曾出現過的現象。
1998年，面對生產過剩問題，當時政策界直接探討以政府直接干預的方式，通過增加國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那次討論開啟了中國近20多年來以“鐵公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
而在此之前，雖然我們也重視基本建設，但並未大規模採用國債投資拉動增長的方式。所以，對生產過剩的討論並非始於今日，而是1998年。此後約20年，投資拉動增長髮揮了客觀作用。
2001年，以美國IT泡沫崩潰為主要特徵的新經濟危機爆發後，外資大量湧入中國。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產業投資，成為中國經濟在新世紀實現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不可忽視的是，早在1998年，中國就已開展大規模基本建設，為外資大量進入創造了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
上世紀末，最早的生產過剩危機於1998年後爆發。當時，通過基本建設投資拉動增長緩解了危機。同時，基本建設投資也為國企復甦提供了契機，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高速增長。 如今再看當下的生產過剩問題，其實在政策層面早有討論。
早在2014年中國經濟步入L型下滑階段，2015年中央便提出了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核心目標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回顧距今十年前應對經濟危機的舉措，當時大幅提升了投資能力。“一帶一路”倡議、脫貧攻堅等重大戰略相繼出台，隨後在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也應運而生。然而，這些舉措卻引發了不少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這些投資屬於無效投資，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其實是針對生產過剩問題而實施的投資策略。事實上，這些投資政策頗為有效，穩定了2015年之後的經濟增長態勢，這是第二次應對生產過剩危機的舉措。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面臨的依舊是生產過剩問題，而且此次的生產過剩是全球性的。可以說，國內的首要矛盾便是1998年爆發、2014年再度出現、如今時隔十年又捲土重來的生產過剩危機。
2015年，我們試圖通過“三去一降一補”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和庫存積壓問題，但未能如願。主要原因在於2016年房地產市場迎來高潮，過剩產能被轉移至房地產領域。而房地產行業具有強大的產業帶動效應，其過熱與擴張能夠拉動成千上萬種相關產業的發展。於是，經濟陡然進入了由房地產拉動的高速增長階段。
在此過程中，一般實體產業，尤其是過去的出口型外向型經濟產業，難有發展機會。國內經濟的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房地產拉動，各類投資紛紛湧入，地產資本與金融投資緊密結合，出現了地產資本金融化現象。
這一高增長帶動了大量居民投資，將未來的消費能力轉向房地產，導致消費透支。如果生產過剩危機第三次爆發，隨之而來的便是房地產拉動居民投資，使人們對房地產的預期上升，擠壓了其他消費開支，出現消費透支這一重要現象。實際上，國內經濟面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兩大矛盾交織的困境。
目前，這兩大矛盾疊加，導致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也顯著降低。這是在尚未針對當前主要矛盾出台針對性措施的情況下，客觀產生的反應。
在政策討論中，一直存在不同意見。許多學術界人士認為，只要加快城市化處理程序，生產過剩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們覺得當前的問題是城市化不足。這無疑是一種重要的觀點。
但實際上，中國已有超 2/3(66%以上)的人口進入城市工作、打工，甚至長期居住。誠然，有人提及戶籍城市化率不高，這是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在全國實現統一統籌安排。農村在社保、醫保、教育等方面的開支相對較低，使得農村人口難以迅速融入城市化。這些相關因素，決定了我們無法再依靠過去工業化疊加城市化的發展方式來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02 全球化解體與產業轉移的邏輯
當國內面臨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的矛盾疊加時，我們必須思考採取何種措施來有效化解這一困境。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全球化解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美國和西方推動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西方大力推行全球化，而如今，當全球化損害到自身利益時，他們便開始實施去全球化舉措，試圖讓全球化解體。
從客觀角度分析，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在產業資本階段，競爭往往是惡性的。產業資本階段生產過剩引發的惡性競爭，在歷史上表現為世界大戰。
一戰和二戰便是產業資本階段惡性競爭的產物，生產過剩最終演變成了戰爭。二戰後，人們一度都在為應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而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沒有爆發，一個重要原因是戰後生產過剩大危機爆發時，世界各國左翼運動興起，尤其是在西方國家，這使得勞動者和資本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變得十分嚴峻，甚至呈現出爆發態勢。於是，西方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就是一般製造業，轉移到了開發中國家。
跨國資本能夠從開發中國家獲取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將其回饋到本國的社會分配中，這使得西方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得到了極大緩解。因此，西方發達國家不再將產業資本競爭作為主要競爭領域，產業資本逐漸向開發中國家轉移。
隨著產業轉移，開發中國家出現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衝突，各種所謂的“人權問題”等具有道義高度的問題也隨之爆發。這一變化標誌著世界結構的重大調整。
在產業資本階段，西方的生產過剩危機逐漸轉變為生產不足。如今，美國和歐洲等主要依靠進口產品維持生存，這與二戰前因生產過剩引發對抗性衝突，進而演變為世界大戰的規律截然不同。產業移出導致西方生產不足，而開發中國家則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逐漸提高發展水平，出現了生產過剩的情況。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客觀來看，全球化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資本階段的對抗性矛盾發生了轉移。原本在西方國家的矛盾，如今轉移到了開發中國家，導致開發中國家生產過剩，發達國家生產不足，矛盾的兩個方向發生了逆轉。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顯而易見，當產業資本外移時，產業資本原本所在的國家，即資本輸出國，向金融資本階段轉型，其利潤主要來自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從以工業化為主轉向以金融化為主，這一轉變使世界從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戰略衝突，演變為金融資本階段的幣緣戰略衝突。
因此，產業資本階段因生產過剩引發世界大戰的內在規律發生了重大改變。在西方國家，我們印象深刻的如二戰那種產業資本階段的世界大戰不再發生，取而代之的是幣緣競爭階段的局部衝突、區域戰爭和代理人戰爭。
我們此前分析過，當歐元問世時，歐元集團的歐元幣值短期內高於美元，歐元具有較強競爭力。在此情況下，歐元區周邊爆發了諸多局部衝突，像廣為人知的科索沃戰爭、巴爾幹衝突等，甚至北非的顏色革命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難民問題。這些局部衝突和矛盾客觀上抑制了歐元崛起的勢頭，使美元和歐元進入相對平和的競爭階段。顯然，局部戰爭、區域衝突和代理人戰爭等方式，是幣緣戰略衝突階段頗為有效的手段。
03 破局之道：新質 生產力與國內大循環
回首中國加入全球化的處理程序，跨國公司將產業轉移至中國，跨國公司本來就是大進大出，買全球、賣全球，而中國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產業資本的同時，推動了大規模貿易，使中國貿易盈餘大幅增加。強制結售匯制度下，為避險外貿盈餘而增發貨幣，導致中國貨幣增量急劇上升。
此時，中國迅速邁入金融資本階段，不僅是產業資本階段的第一大國，還因避險增發貨幣、貿易盈餘大量增加，使得避險增發規模龐大。在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的同一時期，中國成為世界上資金總量最大的國家，金融規模超過美國和日本，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貨幣總量。
產業資本中國最大，金融資本也是中國最大。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遭遇到了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戰略競爭和金融資本階段的幣緣戰略競爭，國際上的雙重矛盾直接影響著中國。客觀來看，國記憶體在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的雙重矛盾，國際上遭遇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競爭和金融資本階段的幣緣競爭。國內與國際的雙重矛盾疊加同步，致使我們陷入當前的困境。
倘若我們分析不夠到位，無法有效應對國際雙重矛盾與國內雙重矛盾相互交織的複雜局勢，恐怕難以提出針對性解決這些矛盾的有效措施。
再加上當美西方將產業向外轉移時，其掌控的核心是高技術。這一舉措吸引了世界各國大量投資湧入美國，使美國成為高資本聚集地。美國憑藉高資本的風險投資支撐高技術發展，形成了獨特的發展模式。然而，技術的不斷增密必然會排斥勞動，這是客觀規律。同理，金融資本經濟的發展也會排斥實體經濟。
因此，美國經濟發展呈現出一個重要的內生性規律——“雙排斥”，即金融資本排斥實體經濟，技術崛起排斥勞動。這種“雙排斥”現象導致美國產業外移，同時引發大規模失業。在高技術和高資本這兩大領域，只有少數人能夠參與其中並暴富，進而導致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兩極分化引發社會撕裂，社會撕裂又導致嚴重衝突。
從美國的內部矛盾來看，儘管高技術和高資本的崛起使其在國際競爭中佔據一定優勢，但卻對國內社會造成了撕裂性的對抗性矛盾衝突。這也是後來美國希望轉回實體經濟的原因。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正處於金融資本的幣緣戰略階段，並適度回呼至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戰略階段。
因此，當我們提及國際局勢給我們帶來壓力時，需認識到這種壓力是由地緣戰略和幣緣戰略相互疊加而形成的。從當前國內兩大矛盾與國際兩大矛盾相互交織的態勢來看，我們難以單純依靠某一經濟學工具箱中的調控工具，來有效應對這種多重矛盾疊加的困境。
所以，我們如何看待2025年形勢，首先取決於我們現在的政策界如何對2024年就已經遭到的、延續至今的多重矛盾疊加的嚴峻局面能否做出理性判斷。我們應探尋客觀規律，而非進行諸如“如何改善關係”這類主觀且無實質價值的泛泛之談。唯有深入剖析客觀規律，才有可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以應對內外複雜、矛盾交織的局面，進而在2025年實現相對穩定的可持續發展。
自2018年遭遇貿易戰以來，中國就開始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如今，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明確提出了新質生產力，同時強調了耐心資本。
而新質生產力並非簡單等同於數位技術等，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就指出：“綠色發展是高品質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與二十大提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在2025年，若想有效應對當前複雜局面，就必須改出這種多重矛盾疊加給我們造成的困局，跳出去才有可能實現有效應對。跳出去的路已然明確講了，即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那麼，什麼才是我們跳出去的方法呢?答案是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就是綠色生產力，而綠色生產力體現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們必須改出原有的增長模式，才有望在2025年形成可持續、包容性的發展前景。
從這個角度而言，通過生態化動員發動群眾，實現城鄉融合，推動社會參與式的生態化轉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才是我們2025年應努力的方向。 (格上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