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時候，日本電裝工程師原昌宏在愛知縣發明了二維碼，在最初的時候是為了給豐田的看板管理系統節省一些人力成本。電裝公司主動開放專利，並不收取任何費用。

當時在東京工作的那些工程師沒有想到，他們所設計出來的、原本只是用於工廠內部流轉的小方塊，在二十年後會成為中國的每天數十億人使用的功能之一。

2011年支付寶接入了二維碼支付，到了2013年微信也跟進了。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遇到了移動支付的發展機遇之後，二維碼就由原來的工業用板走進了菜市場、便利店和計程車裡來。

原昌宏在採訪中說：“要是當時收了專利費的話，二維碼就不會被這麼廣泛地應用起來了。”雖然沒有來過中國，但是知道這個發明在中國到處都是。

鋰電池的故事更像是一個無聲的置換過程

索尼最先使用鋰電池，松下曾經佔領了整個世界市場。2019年的時候，旭化成吉野彰因為這個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但是從2026年的前四個月的資料來看，在全球動力電池裝車量排名前十的企業當中有七家是中國企業，佔到總份額的72.2%。寧德時代的市場份額為40.1%，排在第一位的是比亞迪，佔了14.2%左右。

在日系裡面只有松下還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佔比為3.4%。

到2026年四月份的時候，日立、理光和捷太格特等九家日本儲能電池裝置商聯合成立了一家公司叫Swiftfab。業界所關注的是他們想要學習的是中國已經形成的比較完善的產業體系。

國際能源署的資料更為直觀地表明了全球大約有85%的電池電芯產能都集中在了中國。從原材料提純、正負極材料、隔膜一直到電芯生產整個產業鏈條上的話語權都已經轉移到了別人的手中。

液晶面板是又一條從日本到中國來的生產線

液晶技術起源於美國，並且最先在日韓實現了產業化。二十年前的時候，中國的螢幕大部分都是依靠進口的。

人民網最新資料顯示：中國的液晶顯示產能已經佔據了全世界大概70%左右的份額，在全世界每一萬塊螢幕中就有一萬兩千五百六十一萬九千七百零五分之一是“中國製造”。

在京東方成都生產線上的每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一萬九千七百零五個螢幕裡就有一個出自於該地。

到2025年的時候，在中國大地上生產出的液晶電視面板中，有72.1%都是出自於同一家公司之手。同時期TCL華星完成了對LG廣州8.5代線的收購之後，日韓系面板廠所佔市場份額就只剩下5.9%了。

夏普堺市工廠停產之後，在日系面板在中國大陸消費市場的版圖上基本上已經退出了。

以前日本是世界上的太陽能產業的先行者之一，在2004年的時候它的太陽能裝機容量佔到全世界的一半左右，松下、京瓷和夏普都曾經很風光過一段時間。

到2025年底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中國的多晶矽、矽片、電池板以及元件的產能所佔的比例分別是96%、96.2%、91.3%和80.1%。

國際能源署預測說，在未來的十年裡中國在所有的太陽能製造業裡面還會保持有80%以上的生產能力。

中國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太陽能產業鏈條，包括了從矽料、矽片一直到電池、元件以及逆變器等環節。日本的企業基本上退出了市場化的競爭。

碳纖維是最後一條防線，但是它已經被悄悄地撬動了

東麗、帝人和三菱這三家公司佔據了日本高端碳纖維市場的大部分份額，並且在2020年底的時候仍然沒有向中國供應T700級以上的材料。

因此而產生了國產化的浪潮。中復神鷹首先突破了“干噴濕紡”技術，並且已經實現了T700、T800和T1000等級的產業化；吉林化纖到2025年要達到T700/T800級穩定的量產水平並走向T1000級。

到2024年的時候，中國碳纖維的生產能力為14.56萬噸/年，國產化率達到80%以上。中國建材集團旗下的中復神鷹公司產銷量已經位列全球前三位之首，SYT70拉伸強度達到了7000兆帕。

到2025年11月的時候，在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與華陽炭材合作下，於大同建成投產了T1000等級的生產線，並且達到了6600MPa的拉伸強度。以前只有日本可以穩定的生產出該等級的產品。

卡拉OK的命運也是同樣的一條路

1971年的時候，井上大佑發明了第一個卡拉OK機子，並沒有去申請專利，而是因為“造福人類”而得到了搞笑諾貝爾獎。

傳入中國之後，街頭的卡拉OK廳發展成了連鎖KTV，然後又發展成了小型KTV以及線上唱歌平台。星聚會等本土品牌反向出海，在東京、大阪開設了分店。

影像產業的結束也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了

佳能、尼康和索尼曾經佔據著整個世界的相機市場，而夏普也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智慧型手機原型機。但是智慧型手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相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華為、小米和vivo等國產手機在演算法最佳化、多攝影機協作以及夜晚拍攝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並且處於世界前列。智慧型手機成像已經佔據了傳統的民用場景中90%以上的需求。

日本只保留了高端專業相機、圖像感測器等少數幾個領域，在整個行業中的影響力也大大減弱。

回顧這次跨越海峽的成功逆襲，並不是因為技術的原因而產生的結果

日本的基礎研究、精密加工和高分子材料等領域的積累仍然處於世界領先水平。但是把技術從實驗室搬到產線上來，還需要另外一種能力。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國家，包含41個大的行業類別、207個中等行業的分類以及666個小類別的劃分。在深圳和東莞的產業叢集中，由設計圖到樣品只需要幾周的時間就可以完成。

而日本企業的產業空心化現象比較嚴重，中下游製造業轉移到國外去了，整個產業環節不完整了。一個新產品的開發要和很多國家的供應商合作，周期長、成本高，不能適應市場的快速變化。

更深一層次的區別就是節奏的不同。日本工匠精神主要是追求極致和堅守，用十年的時間去打磨一把刀；而中國的工程師文化是小步快跑、先落地後完善。對於更新換代速度很快的消費電子產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來說，後者更加合適。

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之後，企業的投資變得越來越謹慎了，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制等制度也更加固定下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年輕的工程師們就很難有創新的空間了。有很多的日本公司掌握著最先進的技術但是無法把握住市場的走向。

日本產業還有一種“加拉帕戈斯化”的現象：關門造車、標準封閉。翻蓋手機、本地化的智能系統精準率很高，但是不能和國際上的生態系統相容。一有新的範式出現，整個體系就立刻回到起點了。

但是不能說明中國已經完全超過了

在高端精密儀器、特種材料、核心部件和高端製造裝備等領域裡，日本依然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工業強國。

中國大多數領域的發展都是在產業化、規模化的應用層面上實現了超越。底層的基礎理論、核心技術以及高精尖的製造還有待提高。

真正強大的地方，並不是去貶低別人。技術不會永遠被壟斷，創新也不會永遠屬於某一個人或企業。從電裝的車間到寧德時代超級工廠，一項技術用了三十年時間走到今天，在一個想要把它帶入千家萬戶的市場上只需要一次機會就足夠了。

今後，“日本原創、中國做強”的劇本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個領域裡。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戒驕戒躁，把規模上的優勢轉化成為技術上領先的實力。 (笑看生存)

2025年，全球經濟與政治格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複雜挑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精準把握主要矛盾並找到破局之道，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著名學者溫鐵軍教授指出，當前的困境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國內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國際全球化解體與地緣戰略競爭等多重矛盾交織的結果。從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到2024年的經濟形勢，生產過剩問題反覆出現，而全球化的逆轉更是加劇了國際競爭的複雜性。面對這一亂局，傳統的經濟學工具和政策手段似乎已難以奏效。

溫鐵軍教授強調，唯有深入剖析客觀規律，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應對策略。他提出，新質生產力和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模式，將成為2025年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註：本文根據溫鐵軍教授講座《溫言鐵語》整理。

01  內外交困：雙重矛盾疊加的挑戰

近期不少人找我，希望一同探討2025年的宏觀形勢。很多人覺得這形勢撲朔迷離，難以看清。

此前我分析宏觀問題時，做過“宏觀三問”講座，明確指出大家看不清形勢，主要是沒搞清主要矛盾。當下的形勢，是多種複雜矛盾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個亂局。所以，我們得先找出主要矛盾。只有找準了主要矛盾，才能分析出那些政策有助於緩解矛盾、解決相關問題。

此前在分析2024年已形成的局勢時，我曾指出，國內和國際都是多重矛盾疊加。國內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要注意，過剩與透支疊加，正是當下國內的主要矛盾。

此前我也分析過，國內政策界對生產過剩的討論，始於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那場危機使外需大幅下降，國內企業開工率嚴重不足，大量外向型企業倒閉，眾多員工離崗或失業。對比1998年企業的不景氣狀況，和如今相比，並沒有太大差別。可以說，生產過剩是過去曾出現過的現象。

1998年，面對生產過剩問題，當時政策界直接探討以政府直接干預的方式，通過增加國債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那次討論開啟了中國近20多年來以“鐵公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

而在此之前，雖然我們也重視基本建設，但並未大規模採用國債投資拉動增長的方式。所以，對生產過剩的討論並非始於今日，而是1998年。此後約20年，投資拉動增長髮揮了客觀作用。

2001年，以美國IT泡沫崩潰為主要特徵的新經濟危機爆發後，外資大量湧入中國。跨國公司對中國的產業投資，成為中國經濟在新世紀實現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不可忽視的是，早在1998年，中國就已開展大規模基本建設，為外資大量進入創造了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

上世紀末，最早的生產過剩危機於1998年後爆發。當時，通過基本建設投資拉動增長緩解了危機。同時，基本建設投資也為國企復甦提供了契機，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高速增長。 如今再看當下的生產過剩問題，其實在政策層面早有討論。

早在2014年中國經濟步入L型下滑階段，2015年中央便提出了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核心目標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

回顧距今十年前應對經濟危機的舉措，當時大幅提升了投資能力。“一帶一路”倡議、脫貧攻堅等重大戰略相繼出台，隨後在2017年鄉村振興戰略也應運而生。然而，這些舉措卻引發了不少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這些投資屬於無效投資，很少有人意識到這其實是針對生產過剩問題而實施的投資策略。事實上，這些投資政策頗為有效，穩定了2015年之後的經濟增長態勢，這是第二次應對生產過剩危機的舉措。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面臨的依舊是生產過剩問題，而且此次的生產過剩是全球性的。可以說，國內的首要矛盾便是1998年爆發、2014年再度出現、如今時隔十年又捲土重來的生產過剩危機。

2015年，我們試圖通過“三去一降一補”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和庫存積壓問題，但未能如願。主要原因在於2016年房地產市場迎來高潮，過剩產能被轉移至房地產領域。而房地產行業具有強大的產業帶動效應，其過熱與擴張能夠拉動成千上萬種相關產業的發展。於是，經濟陡然進入了由房地產拉動的高速增長階段。

在此過程中，一般實體產業，尤其是過去的出口型外向型經濟產業，難有發展機會。國內經濟的高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房地產拉動，各類投資紛紛湧入，地產資本與金融投資緊密結合，出現了地產資本金融化現象。

這一高增長帶動了大量居民投資，將未來的消費能力轉向房地產，導致消費透支。如果生產過剩危機第三次爆發，隨之而來的便是房地產拉動居民投資，使人們對房地產的預期上升，擠壓了其他消費開支，出現消費透支這一重要現象。實際上，國內經濟面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兩大矛盾交織的困境。

目前，這兩大矛盾疊加，導致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也顯著降低。這是在尚未針對當前主要矛盾出台針對性措施的情況下，客觀產生的反應。

在政策討論中，一直存在不同意見。許多學術界人士認為，只要加快城市化處理程序，生產過剩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們覺得當前的問題是城市化不足。這無疑是一種重要的觀點。

但實際上，中國已有超 2/3(66%以上)的人口進入城市工作、打工，甚至長期居住。誠然，有人提及戶籍城市化率不高，這是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在全國實現統一統籌安排。農村在社保、醫保、教育等方面的開支相對較低，使得農村人口難以迅速融入城市化。這些相關因素，決定了我們無法再依靠過去工業化疊加城市化的發展方式來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02  全球化解體與產業轉移的邏輯

當國內面臨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的矛盾疊加時，我們必須思考採取何種措施來有效化解這一困境。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全球化解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美國和西方推動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西方大力推行全球化，而如今，當全球化損害到自身利益時，他們便開始實施去全球化舉措，試圖讓全球化解體。

從客觀角度分析，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在產業資本階段，競爭往往是惡性的。產業資本階段生產過剩引發的惡性競爭，在歷史上表現為世界大戰。

一戰和二戰便是產業資本階段惡性競爭的產物，生產過剩最終演變成了戰爭。二戰後，人們一度都在為應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做準備。

而第三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沒有爆發，一個重要原因是戰後生產過剩大危機爆發時，世界各國左翼運動興起，尤其是在西方國家，這使得勞動者和資本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變得十分嚴峻，甚至呈現出爆發態勢。於是，西方國家將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就是一般製造業，轉移到了開發中國家。

跨國資本能夠從開發中國家獲取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將其回饋到本國的社會分配中，這使得西方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得到了極大緩解。因此，西方發達國家不再將產業資本競爭作為主要競爭領域，產業資本逐漸向開發中國家轉移。

隨著產業轉移，開發中國家出現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抗性矛盾衝突，各種所謂的“人權問題”等具有道義高度的問題也隨之爆發。這一變化標誌著世界結構的重大調整。

在產業資本階段，西方的生產過剩危機逐漸轉變為生產不足。如今，美國和歐洲等主要依靠進口產品維持生存，這與二戰前因生產過剩引發對抗性衝突，進而演變為世界大戰的規律截然不同。產業移出導致西方生產不足，而開發中國家則在工業化處理程序中逐漸提高發展水平，出現了生產過剩的情況。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客觀來看，全球化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資本階段的對抗性矛盾發生了轉移。原本在西方國家的矛盾，如今轉移到了開發中國家，導致開發中國家生產過剩，發達國家生產不足，矛盾的兩個方向發生了逆轉。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顯而易見，當產業資本外移時，產業資本原本所在的國家，即資本輸出國，向金融資本階段轉型，其利潤主要來自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從以工業化為主轉向以金融化為主，這一轉變使世界從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戰略衝突，演變為金融資本階段的幣緣戰略衝突。

因此，產業資本階段因生產過剩引發世界大戰的內在規律發生了重大改變。在西方國家，我們印象深刻的如二戰那種產業資本階段的世界大戰不再發生，取而代之的是幣緣競爭階段的局部衝突、區域戰爭和代理人戰爭。

我們此前分析過，當歐元問世時，歐元集團的歐元幣值短期內高於美元，歐元具有較強競爭力。在此情況下，歐元區周邊爆發了諸多局部衝突，像廣為人知的科索沃戰爭、巴爾幹衝突等，甚至北非的顏色革命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難民問題。這些局部衝突和矛盾客觀上抑制了歐元崛起的勢頭，使美元和歐元進入相對平和的競爭階段。顯然，局部戰爭、區域衝突和代理人戰爭等方式，是幣緣戰略衝突階段頗為有效的手段。

03  破局之道：新質  生產力與國內大循環

回首中國加入全球化的處理程序，跨國公司將產業轉移至中國，跨國公司本來就是大進大出，買全球、賣全球，而中國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產業資本的同時，推動了大規模貿易，使中國貿易盈餘大幅增加。強制結售匯制度下，為避險外貿盈餘而增發貨幣，導致中國貨幣增量急劇上升。

此時，中國迅速邁入金融資本階段，不僅是產業資本階段的第一大國，還因避險增發貨幣、貿易盈餘大量增加，使得避險增發規模龐大。在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的同一時期，中國成為世界上資金總量最大的國家，金融規模超過美國和日本，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貨幣總量。

產業資本中國最大，金融資本也是中國最大。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遭遇到了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戰略競爭和金融資本階段的幣緣戰略競爭，國際上的雙重矛盾直接影響著中國。客觀來看，國記憶體在生產過剩與消費透支的雙重矛盾，國際上遭遇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競爭和金融資本階段的幣緣競爭。國內與國際的雙重矛盾疊加同步，致使我們陷入當前的困境。

倘若我們分析不夠到位，無法有效應對國際雙重矛盾與國內雙重矛盾相互交織的複雜局勢，恐怕難以提出針對性解決這些矛盾的有效措施。

再加上當美西方將產業向外轉移時，其掌控的核心是高技術。這一舉措吸引了世界各國大量投資湧入美國，使美國成為高資本聚集地。美國憑藉高資本的風險投資支撐高技術發展，形成了獨特的發展模式。然而，技術的不斷增密必然會排斥勞動，這是客觀規律。同理，金融資本經濟的發展也會排斥實體經濟。

因此，美國經濟發展呈現出一個重要的內生性規律——“雙排斥”，即金融資本排斥實體經濟，技術崛起排斥勞動。這種“雙排斥”現象導致美國產業外移，同時引發大規模失業。在高技術和高資本這兩大領域，只有少數人能夠參與其中並暴富，進而導致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兩極分化引發社會撕裂，社會撕裂又導致嚴重衝突。

從美國的內部矛盾來看，儘管高技術和高資本的崛起使其在國際競爭中佔據一定優勢，但卻對國內社會造成了撕裂性的對抗性矛盾衝突。這也是後來美國希望轉回實體經濟的原因。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正處於金融資本的幣緣戰略階段，並適度回呼至產業資本階段的地緣戰略階段。

因此，當我們提及國際局勢給我們帶來壓力時，需認識到這種壓力是由地緣戰略和幣緣戰略相互疊加而形成的。從當前國內兩大矛盾與國際兩大矛盾相互交織的態勢來看，我們難以單純依靠某一經濟學工具箱中的調控工具，來有效應對這種多重矛盾疊加的困境。

所以，我們如何看待2025年形勢，首先取決於我們現在的政策界如何對2024年就已經遭到的、延續至今的多重矛盾疊加的嚴峻局面能否做出理性判斷。我們應探尋客觀規律，而非進行諸如“如何改善關係”這類主觀且無實質價值的泛泛之談。唯有深入剖析客觀規律，才有可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以應對內外複雜、矛盾交織的局面，進而在2025年實現相對穩定的可持續發展。

自2018年遭遇貿易戰以來，中國就開始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如今，面對複雜的國際形勢，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明確提出了新質生產力，同時強調了耐心資本。

而新質生產力並非簡單等同於數位技術等，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就指出：“綠色發展是高品質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這與二十大提出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在2025年，若想有效應對當前複雜局面，就必須改出這種多重矛盾疊加給我們造成的困局，跳出去才有可能實現有效應對。跳出去的路已然明確講了，即建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那麼，什麼才是我們跳出去的方法呢?答案是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就是綠色生產力，而綠色生產力體現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們必須改出原有的增長模式，才有望在2025年形成可持續、包容性的發展前景。

從這個角度而言，通過生態化動員發動群眾，實現城鄉融合，推動社會參與式的生態化轉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才是我們2025年應努力的方向。   (格上財富)

最近各大平台，流行一個詞叫“川爺”，說的是中央支援四川投資2.15兆元搞建設，重工業大轉移至西部，明確未來10年中國發展的戰略腹地，不用去沿海擰螺絲釘了。

一時之間：西部大轉移！四川，雄起！四川，富地！被爭相點贊！

成渝概念股持續爆發，中建環能等20余股直接漲停。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是四川？作為四川省會的成都，未來又會怎樣？今天我們來嘮5分鐘。

其實，文章開頭說的來源於兩個大事。

第一件是2024年9月25日，中央發佈：將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

10月1日的時候，國務院還發佈了《關於推動沿海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指導意見》。這意味著，繼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之後，中西部地區，迎來了新一輪發展機遇期。

第二件則是9月27日，國務院批覆了《成都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

該規劃明確了成都城市性質為“四川省省會，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城市核心功能定位是“西部經濟中心、西部科技創新中心、西部對外交往中心、全國先進製造業基地”。

這一定位和目的，直接肯定了成都在中西部的影響力，連帶著將四川乃至成都冠以“西部腹地”的高度。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輪政策，側重的是市場化產業轉移、國家層面的戰略腹地建設以及區域協調發展，而不是所謂的中西部樓市、基建等層面的擴張。

但西部這麼多城市，憑什麼就四川這麼突出？

首先，就是“老天賞飯”的地理位置：

長江上游、西南內陸，西部地區的交通樞紐和戰略要地，在戰時就是重要的“大後方”，更不要說現在。

成都平原沃土三千，天府之國的美名，由來已久。水、風、光、氣富集，新能源產業先天基因簡直不要太優秀！

目前，四川省水電裝機1億千瓦，位居全國第一；風光新能源裝機1584萬千瓦、約為2020年底裝機的2.6倍。

中世紀的四大工程之一——西電東送，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將形成北、中、南三路送電格局。

其中，四川便是中線向華中、華東送電的關鍵主力，也是中國第一水電大省，連續6年向外省輸送電量超1300億千瓦時，裝機容量和年發電量均為全國第一。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很自豪的說，沿海的製造業發展、居民幸福生活，四川（送電）都功不可沒。

尤其是在每年夏季用電高峰期時，想必大家的感受應該是最深刻的……

當然，四川的產業基礎也足夠雄厚。

2020年，成都電子資訊產業率先突破1兆大關，打破了中西部地區兆級產業長期缺位的尷尬，且預計2025年有望突破2兆，成為全國產業版圖上不容低估的一極。

與此同時，一眾千億級產業也在快速崛起，成都已彙集了軟體和資訊服務、高端能源裝備、生物醫藥、軌道交通裝備等9個國家級產業叢集。

在“十四五”規劃中，到2025年，支柱產業叢集規模將突破4兆元，打造2個兆級、10個以上千億級產業叢集，足可見成都製造實力之強。

人隨產業走，成都人口流動也極為出彩。

過去10年，成都的人口流入量位居全國第三，僅次於深圳和廣州。

2023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已達到2140.3萬人，較2022年末還多了13.5萬人，人口增量在全國四個“兩千萬”等級人口城市中，持續領跑。

可能會有“川爺”發問了，這一波“潑天的富貴”下，對我們最直接的利多有那些呢？

首先，根據4月份四川發改委公佈的規劃，未來2至3年內，四川將開工330個重大項目，涉及交通、能源、水利、產業等方面，總投資規模達到了驚人的2.15兆。

相當於去年成都一整年創下的經濟總量（2023年成都GDP約2.2兆），足見四川在大基建方面的決心。

其中，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項目是重中之重，如內江機場、廣巴鐵路等，將極大改善四川的交通狀況，省內交通更加便捷，能源供應更加穩定，水利設施更加完善。

同時隨著高新產業的落地，會有更多的高新人才流入和人口回流，除了推動經濟結構最佳化升級，還將直接帶動地方稅收和經濟增長，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就業崗位！

其次，資源往西部遷移，產業結構提檔升級，人口紅利再爆發。

像一線城市廣東省，已經有大量的工廠往四川遷移了。

而目前網傳的一些可能向西部遷徙的企業，包含很多知名大廠，比如TCL集團、合科泰、巨石、示潤科技等。

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隨著公司遷入所帶來的產業人口的大規模轉移，西部人口紅利將迎來全面爆發！

其中尤以西南核心城市的成都最為明顯，成都本就是中國人口第四城，經過接下來這一波浩浩蕩蕩的“西部大遷徙”，成都人口再擴容板上釘釘。

總之，一番操作下來，帶來的不僅僅是基建的完善，更是城市的經濟騰飛，以及產業、人才的入駐和就業機會的增多，其積極影響，可以說基本覆蓋到了方方面面。

當然了，第一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但絕不只有這一類產業，後續相關的服務配套型產業，金融、貿易、運輸、總部經濟、房地產等等，都會隨之跟上。

而恰逢此時，成都出台一系列組合拳，買房即落戶、商轉公、取消限售等，樓市政策全面寬鬆，預計還會強力虹吸一波周邊城市、以及新疆西藏等外省朋友前來定居。

人口的持續湧入，造就了磅礴的發展潛力，成都未來的發展空間，也許會遠超出我們的想像，你覺得呢？  (成都購房通)

日前，中國國家層面印發檔案，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從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轉移，加大對革命老區、邊境地區、資源枯竭地區等政策傾斜，促進區域間就業均衡發展。

這些政策，置於“促進高品質充分就業”的主題之下，意在通過提升區域協調發展就業承載力，在國內打造更多就業集聚區和增長極。

事實上，產業向中西部地區的大轉移，著眼的不只是就業，而是有著更全方位更深層次的考量。

去年底以來，多個重要會議和重磅檔案強調，“最佳化重大生產力佈局，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

這意味著，繼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之後，中西部地區，迎來了新一輪發展機遇期。

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不是第一次。

最遠的一次，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三線建設”，基於國防安全考慮。

當時，大量來自東部沿海、東北地區的工廠、裝置、高校和技術人員遷往中西部，為其後來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打下堅實基礎。

重慶機械工業、成都電子工業、西安國防工業的壯大，多數得益於此。攀枝花、十堰、六盤水、金昌等新工業城市的誕生，也是脫胎於此。

與今天不同的是，當時的東北，正是資金、技術和人才轉移支付的最大貢獻者，“老大哥”之說並不誇張。

最近的一次，是2000年之後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大量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東部遷往中西部，一直持續至今。

我在新書《中國城市大變局》中，將“產業西移”、“陸權復興”作為改變中西部城市格局的重要因素，一眾強省會的脫穎而出，與此無不關係。

早在2010年，國家層面印發《關於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提出產業轉移要堅持市場導向、因地制宜、節能環保、深化改革的原則，依託中西部地區產業基礎和勞動力、資源等優勢，推動重點產業承接發展。

受制於土地、人力等資源成本的約束，一些附加值較高且對交通成本相對不敏感的產業，開始廣泛向中西部地區佈局，成都、重慶、鄭州、西安、貴陽等地成了最大受益者。

成渝地區的兆級電子資訊產業叢集、河南的手機製造、貴陽的巨量資料產業，均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正是借助產業西移，加上西部大開發、天量轉移支付、大投資大基建等政策帶來的助力，中西部地區一眾省市後來居上。

西南經濟趕超東北，成都、重慶躍居TOP10城市，鄭州、西安等地晉級兆城市，無不受益於此。

新一輪中西部產業大轉移，有何不同之處？

這一輪產業大轉移，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讓“國內大循環”、“國家戰略腹地建設”成了重點。

如果說過去20多年的產業西移，更是還是市場因素驅動，與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等戰略密切配合，背後不乏區域協調發展的的考慮。

那麼新一輪產業轉移，則有著更為深層次的佈局，對應的是日益複雜的國際形勢、持續不斷的大國博弈和充滿巨大不確定性的超預期事件。

因此，在全國層面最佳化重大生產力佈局，建設“國家戰略腹地”和“關鍵產業備份”，就成了重中之重。

最佳化重大生產力佈局，這裡的“重大生產力”，指的是國民經濟與區域經濟中起支柱作用、在“強鏈補鏈延鏈”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的生產力。

而“關鍵產業備份”，指向的是“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要求是“力爭重要產品和供應管道都至少有一個替代來源，形成必要的產業備份系統。”

這意味著，新一輪中西部產業轉移，不再侷限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向高科技產業乃至大國重器等層面擴展。

換言之，中西部內陸地區，不再是簡單的產業承接地，而要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發展中起到一定引領作用。

所以，這幾年，國家在佈局北京、上海、大灣區三大科創“雙中心”之外，將成都、重慶、西安、武漢等地升格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引領周邊地區發展。

同樣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區先後湧現出一批重大科技創新平台，國家層面支援西部地區在特色優勢領域優先佈局建設國家級創新平台和大科學裝置，佈局建設一批應用型本科高校、高職學校。

那麼，中西部那些地區，能夠擔起“國家戰略腹地”的重任？

腹地，相當於中心城市和前沿地區而言，有經濟腹地、人口腹地、產業腹地和國防腹地之說。

一般而言，只要不是沿海沿邊地區，都可視為腹地，廣大中西部地區都在其列，但不是所有腹地都能稱得上戰略腹地。

要想擔起戰略腹地的重任，必須在經濟、產業、區位、能源、人口等方面有著關鍵的一席之地，要麼資源豐富，要麼人口眾多，要麼產業基礎一流，能作為重大生產力的承載地。

在這方面，經濟實力較強、工業體系相對完善、創新要素聚集、交通區位一流且擁有超大規模優勢的四川、重慶、陝西、湖北、河南等地，更具優勢。

中西部地區產業大轉移，面臨著全球產業大轉移的直接競爭。

這一次產業轉移，最大的變局在於國際層面，全球產業大轉移的勢頭有增無減，是到中西部還是向東南亞國家遷移，就成了博弈的關鍵。

在新書《中國城市大變局》中，我用“河南的敵人是越南”、“中西部的對手是印度”來形容這種新的競爭格局。

任何產業遷移，都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但究竟是市場因素還是非市場的政治、地緣等因素，結果大相逕庭。

可以看到，這一輪產業轉移，一方面是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抬升帶來的影響，這是正常的市場因素，中國中西部地區和東南亞地區各具優勢，

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地緣格局、大國經貿博弈帶來的影響，充斥著複雜的政治因素，產業鏈安全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近年來，部分發達國家主動將部分產業轉移到不具強勢競爭性的地區，形成近岸製造、友岸製造的新格局，越南、印度、墨西哥成了最大受益者。

越南、印度等地之所以值得重視，是因為在產業轉移上，與中西部地區形成了直接競爭關係。

勞動力眾多、資源豐富、基建發達、超大市場規模優勢是中國中西部地區最大的優勢，這也是電子資訊、汽車製造等產業向中西部廣泛佈局的原因所在。

近年來，隨著大基建大投資不斷推進，中西部地區多個省份實現“縣縣通高速”、“市市通高鐵”，劍指“市市有機場”，區位優勢得到全面重塑。

與此同時，隨著一帶一路等戰略的推進，在航空物流、中歐班列的助力之下，中西部地區一改內陸腹地的傳統局面，成為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橋頭堡。

與之對比，越南、印度等國家人口同樣眾多，且勞動力成本更低，而且利用新一輪地緣大變局，享受“左右逢源”的紅利。

越南尤其典型。越南一邊向中國靠攏，力圖吸引中國產業出海，主動提出打造“中越高鐵”等跨國鐵路。

一邊又與歐美簽訂自貿協定，與美國、歐盟、東盟乃至東亞國家之間都形成了相對完善的自由貿易體系。

當然，越南GDP總量才剛超過廣西，出口總額僅與深圳相當，綜合競爭力相對有限。

而印度雖然經濟總量更高、人口更多，但識字率在主要國家中墊底，基建存在明顯短板，短期尚不足為慮。

但是，在產業轉移方面，越南、印度都是不容忽視的對手，中西部地區要想更勝一籌，除了國家戰略的支援之外，更要強身健體、強練內功。

國家戰略傾斜是前所未有的機遇，但能否抓住這一機遇，考驗著每一個中西部省份。 (國民經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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