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之中國經濟仍屬“少年”，這應該是“看清中國”需要的核心判斷。少年不成熟，少年易犯錯，但少年有活力，有巨大進步空間，未來屬於少年。

回首過往，在跌宕起伏的200年中國近代史中，曾有無數次失望、絕望的時刻，但每當此時都有振聾發聵的聲音激勵社會奮發向前，這是一種充滿希望的回憶。如1900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內憂外患、全民悲愴之際，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時過境遷，彼時之中國積貧積弱，今日之中國富強現代。可見，“少年中國說”對理解今日之中國、今日之中國經濟、商業，意義仍在。

坦率的說，當下面對中美戰略競爭以及全球性地緣政治動盪，企業界和社會各界出現了一定悲觀情緒。這可以理解，過去40年多年的改革開放處理程序中，中國利用“窪地優勢”發展經濟，幾乎窮盡自身比較優勢和國際環境的天時地利人和，財富神話一波接一波的推動創新創業高歌猛進，經濟高位出現的劇烈調整自然帶來嚴重短期衝擊。而且，由於長期的對外開放學習，某種程度上我們內化了外部視角的競爭觀念，對於零和博弈潛在出現的失敗心有餘悸。由此，社會情緒從“厲害了我的國”快速走向“失敗了我的國”情有可原，但情緒共振正潛移默化影響人們對經濟的信心。

本文，我們基於欣孚智庫對中國和全球多個區域的比較研究，將從宏觀框架出發探究關於中國經濟信心的底層邏輯，力求回答諸多疑惑中最為關鍵的“為何如此”和“將來怎樣”兩個核心問題。

開門見山，總體我們認為：用立體坐標系辯證思考是我們看清當下中國經濟的關鍵，只有基於對比認知且超越情緒、避免主觀、放下過往，我們才能獲得“少年中國經濟”這個極致理性的判斷。

首先，先來探討一個最為底層的問題——中國“為何如此”選擇特色的差異化發展道路？這是我們求索一切合理性和積極樂觀的基礎。

實際上，放眼過去500年的世界格局變化，從來都是後起者通過差異化贏得戰略競爭，並基於這種差異化的演變形成一種更有競爭力的新國家形態。沒有任何國家是通過跟隨強者的先發優勢或簡單複製成功經驗而實現富強的。但從這個規律上看，中國並不需要按照舊有邏輯與任何國家爭奪霸權，而是應通過繼承現代文明基礎上走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獲得超越以往的成就。這其實也是目前的中國國家戰略——走普惠現代化的正路，走差異化創新的新路。

很多鮮活的歷史經驗印證了“差異化”發展邏輯的必要性：1588年，英國海軍在“海盜勛爵”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指揮下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有歷史學家認為軍事優勢帶來大英帝國崛起，但其實真正讓英國獲得“日不落帝國”地位的根本原因在於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變革。工業化及新型生產關係使得英國在與傳統帝國爭霸中勢如摧枯拉朽，這是一次真正的先進文明替代落後文明的歷史歷程；荷蘭在1660年左右達到鼎盛時期，也是靠差異化的文明形態，頂峰期其佔據全球海上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三，這些成就得益於1609年阿姆斯特丹世界上第一個證券交易所的成立，以及1640年貴金屬貿易的繁榮。荷蘭的金融和貿易相結合的全新國家戰略，賦予了小國大視野；美國的崛起跨度更大也更為複雜，很難簡單用制度優勢來解釋，用美籍日本學者福山在《文明的終結》中提出的制度決定論來看美國發展已經顯現出片面和單薄。重溫這段歷史，1775年到1783年，在法國的支援下美國贏得獨立戰爭（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使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脫離了英國統治。然而，1798年美國國會廢除了與法國簽署的所有條約，證明美法傳統盟友關係並不長久，確實也應驗了“沒有永恆的朋友”的說法。彼時，年輕的美國在對抗世界頭號強國英國之後又面臨新的強敵，也曾四面楚歌。在某種程度上，早期的美國成功贏得了帝國爭霸，或說在大國博弈的縫隙中找到了生存空間。20世紀初，美國在世界大戰中韜光養晦、休養生息，而在二戰後期獲得的科技、人才的領導地位，為後來的社會進化奠定了基礎。在此期間，諸多制度在無數社會變遷的推動下不斷演進和發展。總而言之，歷史上的諸多大國都是因為走了與既往霸權不同的開放融合道路，通過和平發展中的穩健進步才有了今天的強盛，每次新老交替的邏輯都不一樣。這些橫向對比確實發人深省，值得回味。

換句話說，制度差異化的進化空間其實就是一個國家“少年時代”的最好印證，所以，我們獲得“少年中國”之發展信心應超越“制度優劣性”的分析框架。實際上，美國也是選擇了一條不同於傳統歐洲霸權的新路，繼承了工業革命精神，沿襲了歐美法治基礎，充分發揮了市場化資本組態社會資源的最大價值。此外，人才和科技驅動了美國的先進性，使得美國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迎來了超級繁榮的局面，這和中國二十世紀初的成功異曲同工。總而言之，後來者美國比英國、荷蘭等傳統霸主更年輕，“年輕”帶來的進化可能是一切道理中的硬道理。反觀中國，目前社會諸多方面都在快速變化和進化之中，很多不確定性的背後其實都是“少年”活力的展現。

其次，我們需要另一個底層思考——中國差異化的特色發展是否符合人類文明進步的大邏輯，這個判斷決定了“少年中國“論斷能走多遠。如果再進一步分析西班牙、英國、荷蘭、美國等傳統強國的發展邏輯，可以發現它們基本上都是依靠地緣政治紅利和貿易優勢這兩個突破口，簡單說就是“重商主義”。然而，中國在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中，無法過度爭取第一個路徑的資源政治優勢，中國很難複製美國二戰後通過戰爭贏得地緣政治優勢的方式，這有悖於和平發展路線。因此，貿易立國的重商主義，加上綜合國力提高基礎上對現代科技的持續創新，成為我們差異化戰略的關鍵。

這一過程並非一蹴而就，必然跌宕起伏。不僅需要承前啟後的不斷探索，更需要基於自身資源稟賦和現實情況選擇解決問題的方式方法。回顧解放後70多年的多個里程碑時期：1949年到1960年，中國早期在美蘇兩大強國陣營博弈縫隙中獲得了一點生存空間，包括上世紀50年代初繼承了日本在東北的工業基礎，並獲得了前蘇聯的技術和裝置輸入；1979-2000年，中期中美合作使中國獲得了寶貴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借助美國200多年的發展經驗開始步入現代化。前兩個時期疊加在一起則建構了後面科技自主創新的基本條件；2001年以後，後期中國通過全球WTO自由貿易體系進一步放大了自身的比較優勢，也就是站在世界近代文明的肩膀上繼續向前，最終中國完成自己的成功故事。應該說在世界範圍內，能如此承接豐富的外部紅利主要和中國自身的基礎和稟賦相關，歷史的偶然性與現實的必然性使得中國避免了通過戰爭掠奪獲得超大型基礎工業能力，擁有了長期發展的穩定底盤。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發展潛力與印度、越南、印尼等依賴貿易和輕工業的國家完全不在一個坐標平面之上。而且，從兩次世界大戰都站在戰勝國陣營，以及在美蘇爭霸輾轉騰挪中做出符合時代的判斷，中國在多次時代抉擇交叉路口的戰略判斷力可圈可點。

戰略之外再看戰術層面。即使用最為保守的方式看中國在基礎設施、社會治安上獲得的成功，也沒有跡象表明歐美目前的社會治理方式更代表未來。英國為例：上世紀80年代，隨著保守派領導人如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上台，掀起了所謂的“新管理改革”浪潮。這一改革將公司治理中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模式引入公共政策領域，導致許多本應由國家承擔的公共治理職能被私有化或混合經營。結果，公共服務的提供逐漸轉向市場化，政府為了減少公共支出，削弱了對社會福利的直接投入。這種轉變的直接後果是——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在過去三十年間持續惡化。

再以社會安全問題為例，近年來美國和歐洲頻繁發生的零元購現象引發了廣泛關注。然而，問題的根源並非政府或民眾不願意改變，而是政府在改善民生和提高社會安全方面的職能部分被私有化，責任轉移給了企業和金融機構。“零元購”的底層邏輯也很滑稽：商場發生惡性搶劫事件時，美國和歐洲的商家往往選擇提高保險額度，而不是主動增加安保措施。這是因為提升安保系統和人員的費用較高，且並不一定能有效避免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國家治理中的全方面私有化應該是目前很多問題的源頭，在通過關鍵績效指標（KPI）和投資回報率（ROI）來衡量社會治理的時候，便會陷入一種誤區——誤以為所有相關的開支，無論是人力成本、投資還是維護費用，都是不必要的浪費。這種思維方式不僅忽視了公共服務的本質，也可能導致對社會福祉的嚴重損害。責任的推諉和缺乏真正承擔責任的組織，使得各方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公共利益受到極大損害，這對中國發展是一種警醒。

美國當下川普和馬斯克推動的系統變革，客觀上講並非是一次像中國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穩健推動的系統國策。如果把這個行動看成美國與中國戰略競爭的一部分，不妨進一步分析其可行性。以美國當前經歷的DOGE改革為例，這場改革實際上是一場更深層次的變革，其本質與里根時代的新管理改革並無本質區別。儘管在工具的使用上，DOGE改革引入了人工智慧技術，表面上看似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但其背後卻隱藏著對經濟公式的過度依賴。這種依賴使得演算法在決策過程中偏重於量化指標，忽視了許多根本性的邏輯和社會需求。川普-馬斯克的AI改革有一個致命弱點：暫且不提簡單粗暴裁員帶來的社會動盪，演算法可能會將某些公共服務的成本視為負擔，而非投資於社會的未來。

從服務業發展情況的對比也是中國社會效率優於歐美的鮮活例子。當前，歐美的服務業大多屬於“低效服務業”。這些服務往往將社會和商業流程拆分為一個個細分環節，交由眾多“專業化”人士來承擔。這種做法的目的在於彌補後工業社會中工作崗位的缺失問題，但卻可能導致整體效率的降低。相比之下，中國的服務業雖然在經濟總量中所佔比例相對較小，但大多數服務業屬於“高效服務業”，這一點有海外生活經驗的人應該感觸良多。

我們做上述中國和歐美治理的對比，本質上還不是用制度比較範式做孰優孰劣的判斷，或參與意識形態爭論。只是想說明一點：中國國家治理中目前選擇的很多因地制宜的差異化策略有適應國情的一面，也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需要。這裡就提醒我們，很多悲觀預期來自於對外部不瞭解問題的極端推崇，和對身邊正在發生了不起成就的忽視。這對企業家對中國市場長期價值和潛力的判斷極為重要。有了社會的穩定，抗衝擊能力必然提高，也是經濟和企業主體能夠抵抗周期的關鍵支撐，這是我們對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信心之源。

目前很多方面可能低估了社會穩定的價值。穩定在中國歷史經驗中，是一切繁榮的基礎，或者說歷史上中國只要和平發展避免戰爭都會迎來盛世，這是一切邏輯中的最大邏輯，因此對於社會穩定和繁榮中國有著深刻的歷史經驗。不一定恰當的類比，春秋時代基於周禮的國家體系維持了600多年的和平，近代歐洲國家主權和自由主義學說在200年內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和諸多戰爭衝突，中國歷史中實際上有很多值得借鑑的治國理政經驗財富。

這裡，我們可以做一個更為直接的判斷：中國社會治理確實存在不成熟的缺點，但優點在於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面對變化和解決問題，進化的潛力就是“少年中國”的進步基礎。反之，看似擁有法治公平的很多國家，卻是一種一條道跑到黑的模式，最終累積了社會諸多無法解決的矛盾，而社會穩定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源，可以說：中美戰略競爭中的“中國必敗”論調並沒有理論和事實基礎。

再次，中國經濟有沒有未來需要重點觀察的指標就是“營商環境”，應該說目前出現的局部問題並非主流和長期性挑戰，對比全球多個經濟體中國市場目前依然是有利於產業發展和商業投資的熱土，甚至是最好的科技創業土壤。

有一個細節很值得探究，越來越多的外國人發現——中國整個社會和家庭結構對於創業者有著一種潛移默化的支撐，似乎中國有一種大家庭為單位支援創業的文化。對比美國文化，個體的成敗完全由自己負責，幾乎沒有從他人或社會中尋找推卸責任的空間。在中國文化中，雖然也崇尚拚搏奮進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強調競爭和成功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中國人也重視集體主義的責任與支援。而且，這種文化背景使得個體在追求成功時，能夠獲得來自家庭和社會的支援，因而願意嘗試和冒險。且個體並不會因為一次失敗而流離失所或徹底墮落，反而能夠在失敗中汲取經驗，繼續前行。比如：中國的老人更願意給創業的年輕人帶孩子，這解決了夫妻創業同時的很大後顧之憂；中國的妻子更希望丈夫能成就一番事業，寧願承擔更多的家務和做出個人犧牲。中國的親友關係和氏族群體更願意為創業者提供借款，於是有了王傳福的表哥投資其創業，劉強東的鄉親資助其上學的故事。也就是說，中國文化中潛移默化的儒家思想對家庭、氏族關係的維護反而在現代化時代成了一種支撐要素，或許這也是近20年出現如此之多成功企業家的一個隱性原因。

此外，相對於發達國家，中國目前對創業造富依然看法比較正面，並沒有出現明顯的仇富現象，社會主流輿論依然正面評價企業家造富。從社會責任感層面，中國企業家群體總體更有使命感、不自私，更具家國情懷的社會責任感，在集體主義氛圍熏陶之下，他們受到更多社會責任的隱形約束和輿論約束，這一點某種程度避免了“重商主義”帶來的極端貧富對立和輿論對立。反之，歐美日社會中目前的創業氛圍遠低於中國，立志創業的年輕人幾乎絕跡，未來也不見得會超越中國成為創業樂土，而且富人往往願意躲在媒體之外避免是非，這是社會結構、法律合規成本和社會思潮共同影響的結果。換句話說，即使目前出現了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國市場提供給企業家創新創業的機會依然很大。

因此，我們對於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也應該有更強的自信。中國經濟的表層和核心層邏輯具有極強辯證性，進化能力更強，甚至在左右搖擺中不斷演化，這仍屬於“少年中國經濟”的範疇之中。可見，很多論述認為“中國模式就是如何”或者“中國企業很難基業長青”之類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退一步講，“少年中國”之不成熟對於企業家來講要比老年的成熟好得多。很多全球開展業務的全球化公司都很清楚，諸多法治社會絕對化的法律監管導致的“立法恐龍”現象（歐洲學界對過度監管的術語表達）已經明顯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這與中國某些地方出現的“政策恐龍”現象相似。但中國依然存在快速糾錯的可能性，很多國家僵化的制度框架已經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對於中國營商環境的長期信心與否需要多方面對比來做判斷。

最後，讓我們冷靜下來再看，為什麼當前中國經濟這些底層的優勢沒有被我們充分認知？為什麼我們發展的有利條件沒有被融入信心之中？已經出現的嚴重影響經濟信心的行為和問題是否會被改變和克服？這裡也不妨開誠布公的羅列一下帶來“灰心”的一些社會現象：

其一，主流公信力面臨挑戰。相當長時間我們對於國家成就的敘事是一種拉高預期的統一思想表達，這種表達的公信力有衰減趨勢，提高主流公信力是提振經濟信心的一個很好抓手。客觀上，從媒體公信力基本原理和預期溝通的角度，中國社會輿論中缺少主流層面的辯證思考力，長此以往則會激發社會公眾單一取向搖擺。可見，恢復多元的社會輿論導向且避免對立爭論對維護社會情緒非常關鍵；

其二，政策多變干擾了社會預期。過去3-5年的多個行業整頓中確實為諸多經濟主體帶來陣痛，而且是經濟高速增長高位的超預期不可抗力，這種急劇變化體感上帶來諸多經營主體不適應，引發諸多抱怨；而且，長期中國社會都是“以美為師”的，老師變臉學生自然需要自力更生，應該需要一段時間消化這個影響；

其三，很多企業經營困難沒有快速解決，社會投資回報率並沒有快速恢復。實際上，通縮的危害比溫和通膨要大很多，會直接導致公司等經濟部門收入減少。當下經濟發展中克服通縮啟動產業和商業信心尤為迫切，這一點確實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並且需要深刻認識通縮的危害；

其四，還有很多群眾反映很多地方形式主義氾濫，高壓之下存在諸多地方官員不敢作為和公權力亂作為等現象。也就是說，之前寬鬆營商環境某種程度上是體制內外合作帶來的，如果快速推翻之前的政商合作必然帶來一種新型對立，而且會將對立推到極致，目前已經出現地方政府公權力擠壓民營企業的現象，包括過度執法、罰款和拖欠帳款等，這些背後的底層原因需要反思。

此外，文化角度上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還比較有限，並非強勢文化，文化上的不自信也會影響信心。我們遺憾的看到，不僅在中國，即便在傳統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和港澳台地區，年輕人都開始拋棄傳統中華文化影響擁抱現代歐美文化，這讓中國作為文明母國存在文化孤島的可能性。文化軟實力出海方面，“孔子學院”受阻之後還沒有找到新方法，這些都是“少年中國”需要克服的重大困難。

不過，我們依然從信念上相信“少年中國”存在解決以上問題的可能性。很多人欣喜的看到——中國國家戰略已經調整為“單邊開放、雙邊務實、多邊務虛”的新開放邏輯，對於用市場大牌、科技洗牌、開放底牌、供應鏈王牌和金融盾牌抵禦川普2.0沖擊的應對方式正在成熟，而且國家多次座談會鼓勵民營企業信心，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訊號。

綜上所述，理解差異化、兼收並蓄並與時俱進的國家戰略是“看清中國”的根本邏輯基點，內外視角審視中國市場商業機會的可持續性是最為重要的戰略判斷。“少年中國”的發展超越了戰爭，“少年中國”的心智繼承了工業革命精神，“少年中國”已經將現代文明根植於國民頭腦，“少年中國”依然存在儒家士大夫傳承的社會責任感，有“少年之中國在”則存在“做多中國”的充分理由，有“少年中國在”則企業家精神必然再次煥發青春。

文末，讓我們再次重溫100多年前國家面臨內憂外患、分崩離析時刻梁啟超的警世箴言，他曾在一片陰霾中擲地有聲的展現時代思想家的自信與樂觀，言道：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可謂情真意切，字字珠璣。

有理由相信，今日之中國人心中依然存在一個“少年中國”，今日中國商界、企業界、投資界依然“身處少年”，今日之國家變革依然具有“少年氣魄”。“少年之心”只要不變，改革開放的發展處理程序就不會逆轉，這些都應該成為我們“做多中國”的底氣之所在。 (正和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