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3日，距離李嘉誠家族出售全球港口資產引發“賣國”爭議僅一周時間，李澤楷突然現身北京參加高層會議的消息引發輿論震動。從央視新聞畫面中可見，這位李家次子發言時眉頭緊鎖、目光緊鎖手機螢幕，與兩年前他在類似場合的拘謹狀態形成微妙呼應。

3月23日上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承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5年年會在北京拉開帷幕。本屆論壇為期兩天，主題為“全面釋放發展動能，共促全球經濟穩定增長”。中外嘉賓將圍繞宏觀政策與經濟增長、改革激發增長新動能、提振消費與擴大內需、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人工智慧普惠包容發展等議題展開交流研討。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官網發佈的資訊，盈科拓展集團創辦人、主席李澤楷將作為主要中方代表出席會議。而李澤楷還有一重要身份，系香港首富李嘉誠次子，號稱“小超人”。

在家族企業因228億美元港口交易陷入政治風暴的敏感時刻，這場北京之行顯然超越普通商務行程，折射出百年未有大變局下香港資本巨頭的生存困境與戰略調整。

李澤楷此次北京之行的背景極為特殊。自3月4日長和集團宣佈將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等43個戰略資產出售給美國貝萊德財團以來，這場交易便從商業行為演變為政治事件。香港特首李家超公開質疑交易“是否存在外部勢力脅迫”。

作為交易實際操盤手，李澤鉅雖出面解釋“變現投資”意圖，但公眾對其“嗅到風險提前套現”的質疑愈演愈烈。

在此背景下，李澤楷的北京行程至少釋放三重訊號：其一，李家試圖通過最高規格的政治場合展現“愛國”姿態，緩解輿論對“資本外逃”的指控；其二，香港商界與中央溝通機製出現斷層，李澤鉅辭去政協常委後，次子被迫承擔起政治對話功能；其三，面對港府援引《國安法》介入調查的威脅李家亟需在交易最終審批前爭取政策斡旋空間。

李澤楷的北京之行，實則是李氏商業帝國戰略矛盾的集中爆發。自2013年起，李嘉誠“脫亞入歐”的資產騰挪就備受爭議，但此次港口出售觸及三大核心問題：

地緣政治紅線：巴拿馬港口掌控全球21%中國海運貿易通道，涉及華為5G裝置、比亞迪新能源汽車等戰略物資運輸。

這類關鍵基礎設施落入美資之手，直接威脅中國供應鏈安全。正如港澳辦通過官媒強調的，此類交易已觸及“國家利益”底線。

資本倫理爭議：李家累計向內地捐款超300億，但其“經濟愛國論”與當下社會對“政治忠誠”的期待產生鴻溝

代際溝通斷層：李澤鉅辭任政協常委後，李家失去與中央的直接對話管道，這種“去政治化”策略在太平時期無礙，但在中美博弈加劇的2025年，直接導致輿情危機時缺乏官方背書。

李澤楷緊鎖的眉頭，恰是香港過渡型資本困境的縮影。其手機螢幕上閃爍的，或是即時變動的輿情監測資料，或是亟待回覆的監管問詢——這種技術官僚式的焦慮，揭示出三個更深層矛盾：

全球化與本土化的撕裂：李氏港口網路本是香港“超級聯絡人”地位的實體支撐，但當其將資產轉為流動性更強的金融形態，既失去地緣政治籌碼，又難獲國際資本信任。貝萊德財團在交易宣佈後股價波動3.2%，顯示市場對交易可持續性的懷疑。

商業理性與政治考量的衝突：長和集團強調交易符合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但在“新冷戰”陰影下，關鍵基礎設施的產權歸屬已成國家安全議題。正如港府暗示的，不排除以“外部勢力干預”為由叫停交易。

面對多重壓力，李氏家族的應對策略將深刻影響香港資本流向：若堅持完成交易，可能引發更嚴厲的監管反制；若中止交易，則需承受巨額違約成本。在此背景下，李澤楷的北京之行或成轉折點：

建立制度性溝通機制：參考中信集團等駐港央企的“雙軌溝通”模式，在保持商業獨立性的同時設立專職政治聯絡崗位，避免再陷“輿情爆發才滅火”的被動局面。

資產組合的戰略重組：將出售港口所得部分用於粵港澳大灣區新基建投資，既能避險“資本外流”指控，又可獲取政策支援。2025年正值橫琴封關運作關鍵期，此類投資具有特殊象徵意義。

價值觀的主動融合：學習霍英東家族將商業利益與國家戰略深度繫結的經驗，例如設立專項基金支援“一帶一路”港口人才培養，在商言商的同時展現政治擔當。

當李澤楷步出北京會場時，他面對的不僅是家族企業的存續危機，更是香港資本歷史角色的重新定位。在“愛國者治港”深入實施的當下，純粹商業邏輯已難自洽。此次風波揭示的，既是李氏帝國的轉型陣痛，更是整個香港商界在百年變局中的身份重構——資本不僅要計算ROI（投資回報率），更要考量PSB（政治安全邊際）。李澤楷手機螢幕上的資料流，終將匯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洪流，而香港資本的未來，取決於他們能否在商業理性與國家利益間找到新的平衡點。 (財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