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3月17日，美國總統川普訪問了位於華盛頓的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並主持了首次董事會會議，這是他自2月出任該中心董事會主席以來首次參觀。在會議上，川普表達了對該中心管理的不滿，聲稱其已“失控”，需要“徹底改革”。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是什麼機構？川普為何急於強勢介入？這場圍繞藝術機構的文化主導權之爭又暴露了美國政治的那些問題？

從文化燈塔到政治標靶

自1971年開幕以來，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就一直被視為美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像征。這座白色大理石建築坐落於波托馬克河畔，毗鄰水門大廈、景觀秀麗。該中心擁有聲學效果出色的歌劇院和音樂廳，是美國國家交響樂團和華盛頓國家歌劇院的駐地，也負責主辦“馬克·吐溫幽默獎”“甘迺迪中心榮譽獎”等重量級的文化獎項。每年，中心會舉辦2000余場演出，憑藉高品質的戲劇、音樂和舞蹈節目吸引了全球觀眾，也承擔著美國文化外交的重要角色。

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最初的建成離不開美國兩黨的廣泛支援。長期以來，該中心接受美國聯邦政府的資助。1958年，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法案，提議在華盛頓建立一個由公共資金支援的“國家文化中心”。1963年，民主黨總統約翰·甘迺迪總統簽署了一項法案，延長了該中心的籌款期限。甘迺迪總統遇刺後，新任總統林登·約翰遜簽署了一項國會法案，將國家文化中心指定為紀念甘迺迪總統的紀念碑。

近年來，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的文化取向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有人指出中心的節目正變得越來越昂貴，節目內容過於依賴好萊塢名人。中心展出的一些涉及種族、LGBTQ+主題的戲劇，較為前衛的成人藝術和一些變裝主題的表演也引發了一定爭議，被批評人士指出助長逆向歧視和分裂。同時，中心頒發的各項獲獎人員名單也被認為排斥保守派藝術家，具有明顯政治偏向。

川普的文化改革計畫

川普與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的緊張關係由來已久。自1978年以來，中心每年都會舉行“甘迺迪中心榮譽獎”頒獎典禮，以表彰對藝術與文化有卓越貢獻的人士。通常美國總統和第一夫人都會出席，並在盛典前在白宮舉行招待會。但在2017年，由於川普在美國國歌抗議活動等社會事件中發表的爭議性言論，導致多名獲獎的藝術人士拒絕參加當年的典禮。隨後白宮也發表聲明宣佈川普決定不出席，川普也成為近代唯一一位完全缺席該活動的美國總統。

2025年重返政壇後，川普迅速展開對該機構的改造。今年2月7日，川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宣佈解僱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董事會多名成員，並任命自己為董事會主席。按照法規，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董事會由36名成員組成，受美國總統任命，每名成員任期六年。董事會主席由中心董事會成員任命，但美國總統親自擔任董事會主席確是史無前例的。

在成為該機構主席後，川普迅速解僱了長期擔任主席的黛博拉‧魯特（Deborah Rutter），並任命前美國駐德國大使理查德‧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為臨時執行董事。川普還清洗了拜登任命的多位董事會成員，包括前主席大衛·魯賓斯坦（David Rubenstein）、前白宮發言人卡琳·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等。目前的董事會成員則吸納了美國副總統夫人烏莎·范斯（Usha Vance）、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勞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以及川普競選歌曲《上帝保佑美國》（God Bless the USA）的演唱者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等人。按照新決議，川普還將有權直接任免負責評選“甘迺迪中心榮譽獎”的委員會成員，擁有對獲獎者提名流程的絕對控制權。

川普的這一系列“組合拳”給中心帶來了巨大衝擊。歌手萊昂妮·吉登斯和歌劇天后蕾妮·弗萊明（Renée Fleming）等多名藝術家紛紛取消演出，一些知名評委和文化顧問提出辭職，部分藝術機構也宣佈取消與中心的合作，其中包括全球現象級音樂劇《漢密爾頓》。該劇製作人通過社交媒體發表聲明，明確表示取消演出的原因是川普政府對甘迺迪中心實施的“清洗”行動。他提到，川普政府的不可預測性使得“合同和協議無法信任”，可能給劇組數百名員工帶來財務風險，因此最終選擇放棄原定於2026年的演出。對此，川普則在周一參觀中心時表示“我從來都不太喜歡《漢密爾頓》”。

但諸多演出的取消和人員的離去還是對川普此番“文化改革”帶來挑戰。前不久，川普盟友、甘迺迪中心董事會成員范斯夫婦在出席中心的一場音樂會上就遭遇了觀眾的噓聲。不難感受到，這一場“文化改革”雙方的矛盾對立正愈發激烈和難以掩飾。

誰來定義“美國價值”？

整頓甘迺迪中心不僅僅是川普針對個別文化現象的反擊，也反映了他重塑美國文化認同的意圖。圍繞甘迺迪文化中心的這場博弈背後，是保守派與自由派對“美國文化敘事主導權”的爭奪，這一交鋒的核心歸根結底是誰來定義美國文化、怎麼定義美國文化。

長期以來，包括好萊塢、百老匯、主流文學界和藝術機構的美國文藝界傾向於自由派立場，支援多元文化、種族平等的“覺醒文化”，但這與美國保守派的價值觀存在衝突。川普推崇的“文化民族主義”更為強調美國傳統文化、基督教價值觀以及更具“愛國主義”的藝術表達。而以川普為代表的保守派認為，美國主流文化已經被自由派壟斷，自由派們正利用文化工具來傳播“反美宣傳”，推廣自由派意識形態，帶來過度強調政治正確、言論審查、取消文化等問題，因此藝術機構應當進行改革以反映更廣泛的“美國價值觀”。

反對者則認為，川普對文化機構的“政治化接管”威脅了藝術自由，將政治干預擴展至本應超然於黨派之爭的藝術領域，破壞了文化機構的獨立性，是保守派對自由派主導的文化舞台的一次“奪權行動”，甚至可能徹底改變美國藝術的未來方向。

藝術文化的政治化困境

能夠影響社會價值觀的並不只是立法和政策，還有流行文化和主流敘事。川普的一系列文化改革表明，他不僅想要在政治上取勝，更是在文化層面重塑美國人。這場圍繞甘迺迪表演藝術中心的爭奪，折射出當代美國文化政治的複雜性：當文化成為政治工具，它還能保持獨立性嗎？自由派近年來的“多元化”是否已經演變成對保守派觀眾的一種排斥？儘管川普的表態是希望甘迺迪中心回歸“非政治化”，但如今對保守派藝術創作的扶持是否也是一種政治化的行為？

正如中心外牆上鐫刻著的一句名言：“公共生活中的成就與藝術的進步之間有一種難以用邏輯解釋卻容易感受的聯絡。”當藝術機構嵌入國家權力體系，或多或少都會面臨“自主性”與“工具性”的結構性張力。未來，甘迺迪中心的節目方向受政治壓力會進行怎樣的調整？藝術創作的多樣性是否因此受限？文化精英階層如何避免與更廣泛的美國社會存在脫節？隨著受眾群體的政治立場和文化偏好也將固守於各自的“同溫層”，文化隔閡是否又會越來越深？這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