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你從未聽聞的川普關稅戰前史

從愚人節第二天的所謂“解放日”突襲，到對中國這一最大貿易夥伴最新加碼到104%的瘋狂關稅。

川普為什麼突然掀起貿易惡浪？為什麼會選擇“與全世界開戰”？這場惡浪是心血來潮的表演還是全球變局的起點？

在本周史詩級的全球資本市場動盪中，無數人正尋求著問題的答案，也同樣已有眾多觀察家給出了自己的解答。

然而遺憾的是，迄今絕大部分解讀，無不是“草台班子論”或“交易藝術論”不同角度和粒度的發散演繹，將判斷建立在“對手是妄人”這一基礎認知之上。

誠然，這是戰略層面毫無爭議的定性，然而正如一位偉人曾告誡過的：“當著我們正確地指出在全體上，在戰略上，應當輕視敵人的時候，卻絕不可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也輕視敵人”。

嬉笑怒罵，除了能提供情緒的共鳴與僥倖的希冀，卻無助於進一步理解事態和有效應對。

這場風波的狂亂表象下，恰恰蘊藏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真切的份量。

有鑑於此，本篇特寫將著重聚焦於川普關稅戰理念與方法的來龍去脈，並將其中諸多關鍵資訊首次公開在中文輿論場。

布坎南vs川普

2000年1月1日，21世紀的第一天，明星商人唐納德·川普隆重發佈了其新書《我們應得的美國》、全面、系統闡述了其當時的政治觀點。

在書中“國際貿易”一節，川普的“暴論”值得逐字細讀：

“我們的長期利益要求我們與世界貿易夥伴達成更好的協議。這將引起強烈反彈，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將廉價勞工生產的產品的易得性誤認為是穩固和可持續的經濟穩定。美國幾乎被每個與我們做生意的國家欺騙了。我們需要重新談判公平貿易協定......如果川普總統進行談判，我們將為美國工人及其家庭爭取到更好的協議，我們的經濟將不會像今天這樣容易受到全球壓力的衝擊......如果我當選總統，我會任命自己為美國貿易代表；我的律師已經核實過，總統有這個權力。我將親自負責與日本、法國、德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談判。我們的貿易夥伴將不得不坐在唐納德·川普對面，我向你保證，美國將不再被欺騙......即使是只執政一屆的總統，如果懂得如何達成協議，也能讓這個國家的貿易和外交事務井然有序，並維持很長一段時間。坦率地說，我的談判技巧在貿易的許多方面都很有用”。

從教育醫療治安到外交、反恐，這本與其生意毫無關聯的作品，當然不是因為川普表達欲過剩而誕生。

事實上，此時他已躊躇滿志，計畫以美國改革黨候選人身份出戰2000年總統大選。

不過，別看改革黨只是旋起旋滅的美國政壇“第三黨”之一，但當年的黨內初選依然稱得上“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在川普被黨內二號人物、前職業摔跤明星傑西·文圖拉（Jesse Ventura）力捧的同時，改革黨創始人羅斯·佩羅（Ross Perot），則從共和黨里拉來了重量級人物參選：當時的美國古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sm）圈中旗手帕特·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

恰好，關稅與國際貿易，也是當時布坎南關注的重點領域。

在其出版於1998年，幾乎完全聚焦於關稅政策的著作《大背叛：美國主權和社會正義如何被犧牲來換取全球經濟利益》中，布坎南對美國建國以來從以關稅為財政支柱到以國內收入稅為支柱的轉變過程進行了細緻梳理，提出了迥異於新自由主義的反全球化價值站位，並將關稅與國內稅的一攬子“復古改制”作為其核心主張：

需要對所有美國貿易夥伴徵收15%的關稅，同時，對於勞動力成本顯著低於美國的開發中國家，要額外依照所謂“西奧多羅斯福法則”，以能夠抵消勞動力成本差異的原則進一步提高關稅稅率，聯邦關稅收入將用來系統性清償政府債務和減免國內稅負。

在布坎南看來，這種組合拳“將迅速消除美國的商品貿易赤字，資本將不再流向國外建立工廠，組裝產品再運回美國，而是流回國內，擴大美國工業，創造美國就業機會。新的關稅收入將資助對投資和儲蓄的大幅減稅，這將使美國成為所有工業國中最具吸引力的投資地點。同樣，關稅將取消外國目前對美國市場的免費准入，這將對跨國公司在國外投資或將工廠遷往國外的計畫產生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比較優勢將回歸國內”。

然而諷刺的是，就在布坎南與川普各就各位，一場好戲剛剛啟幕之際，幕後文圖拉和佩羅的對抗卻突然破局，文圖拉帶著自己的人馬從改革黨分裂了出去。

失去靠山的川普，旋即在這一年情人節宣佈退選，理由則極具其個人風格：“改革黨現在包括一名三K黨成員—杜克先生、一名新納粹分子—布坎南先生和一名共產黨員—富拉尼女士，我可不想和這樣的人為伍”。

雖然布坎南被戴上了新納粹分子的帽子，但二十多年後回顧，其一手打造的新民粹保守主義理念乃至“美國優先”口號，仍然很大程度上為川普所繼承，以至於美國新聞界泰斗傑夫·格林菲爾德（Jeff Greenfield）曾在2016年有這樣的敏銳觀察：“川普是帕特·布坎南，只不過時機更好”（Trump Is Pat Buchanan With Better Timing）

布坎南的理論原創能力和文字感染力，當然不只是對川普發生效力。

1996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內初選階段，布坎南和大熱人物鮑勃·多爾曾圍繞貿易政策等議題展開激烈辯論。

當時多爾的密友和競選財務主管羅伯特·萊特希澤一面為其盡心竭力效勞，一面卻不由自主地被布坎南所吸引，以至於萊特希澤一再勸說多爾不要簡單抨擊對手，而是在譴責極端主張同時，吸收布坎南部分觀點，被識者調侃為“摻了水的布坎南主義”（watery Buchananism）。

對此，萊特希澤毫無愧色：“帕特談到的這些問題都是真實存在的，不解決這些問題對我們來說就等於自殺”。

其後的很多年，萊特希澤愈發成為布坎南極端主張的信徒，以至於將其直呼為“我的英雄”（a hero of mine）。

對於川普而言，萊特希澤大概也配得上被其稱為“我的英雄”。

川普下野後，萊特希澤不僅對其不離不棄，並且在其核心班底所組成的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紐帶作用。儘管今年婉拒了重新入閣的邀請，但現任美國貿易政策“沙皇”賈米森·格里爾（Jamieson Greer），仍然是萊特希澤助手出身。

親歷過川普第一任期的幕幕大戲，萊特希澤“摻了水的布坎南主義”也早已被“甩干”，近年來的發言中他曾直言，“（自由貿易遊說者）認為我是創造了新宗教的撒旦，這與他們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馳。但我們不處於那個（消費品不足的）時代了。（自由貿易）現在所做的是助長更多的物質主義和過度消費，而物質主義與保守主義相反。物質主義是關於消費和對價值觀的忽視”。

科技巨富與民粹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貿易政策的預告，千禧年那場改革黨“草台班子”的大選鬧劇，同樣隱然預演了今天美國民粹風暴的劇本。

布坎南這樣吹奏魔笛的理論家在聚光燈下搖唇鼓舌的同時，其幕後支持者羅斯·佩羅，同樣堪稱今天矽谷科技右翼們的祖師爺。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IBM金牌銷售員佩羅敏銳發現，許多早期匯入數字電腦的客戶在使用他們的裝置時極為笨拙、低效，這無形中為託管各大企業機房到打包出租閒置硬體機時，創造了巨大的市場機會。

於是，佩羅果斷單飛創辦了電子資料系統公司（EDS），成為美國機房託管服務的先驅者，通過向已採購IBM主機的客戶提供託管服務方案，EDS的商業模式很快得到驗證並大行其道。

60年代末，EDS成功登陸資本市場，飆升的市值也使羅斯·佩羅就此開創了歷史，成為美國乃至全球IT產業史上第一個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

財富自由之後的佩羅，一邊帶領EDS繼續多元化業務探索，使其發展成為能夠提供程式設計服務、系統整合和諮詢業務的綜合性IT巨頭，並以天使投資人身份先後提攜過比爾蓋茲、史蒂夫賈伯斯、麥克戴爾等後輩的創業項目。

另一方面，這位精力充沛、自信到剛愎的“典型”美國科技企業創始人，也在躋身上流社會後，開始謀求根據自己的意志改造華盛頓政治機器。

1992年，憑藉毫不遮掩的民粹、排外主張，獨立參選的政治素人佩羅在華盛頓掀起了一場旋風，當年6月的蓋洛普民調顯示，在與現任總統布什和民主黨候選人比爾·克林頓的三選一問卷中，佩羅處於領先地位。

最終在當年的總統選舉中，雖然佩羅沒有贏得任何一個州的選舉人票，但卻獲得了超過1970萬張普選票，佔比達到18.9%，創造了美國兩黨製成型以來空前、也很可能絕後的記錄。

正是因為佩羅對於共和黨支持者的明顯分流，間接幫助克林頓以區區43%的普選票入主白宮。

如同今天的川普班底，這位“暴論”頻出的商界名流身邊，也圍攏著一群千奇百怪的邊緣思想家。

例如，曾擔任美國科幻和奇幻作家協會主席的傑裡·普內爾（Jerry Pournelle），就特地將其好友羅伯特·海因萊因的手稿趕在大選年整理出版，取名為《奪回你的政府》。序言中，普內爾毫不隱晦地號召，“如果您期望羅斯·佩羅帶領國家走向救贖，那麼您尤其需要這本書”。

不過，1992年的佩羅旋風最終被證明是曇花一現，到1996年大選，佩羅已經被反應過來的兩黨建制派通過辯論規則修改等手段箝制，再到2000年大選不得不主動退居幕後，尋求與共和黨內民粹派聯合。

但無論如何，佩羅的早期成功，已經足以為後來者提供持久的理念啟發和精神鼓舞。

正如川普在《我們應得的美國》一書中所言，“共和黨和民主黨已經表明他們缺乏勇氣和意願來幫助你。如果你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必須找到其他人來支援——一個不受支援現狀的利益集團束縛或害怕的人。那個候選人可能不會是羅斯·佩羅或傑西·文圖拉，但機會就在那裡......人們取笑羅斯的講話風格，但他幾乎總是說對的話。你可以指望佩羅直指問題的核心。他把實質放在風格之前”。

在筆者看來，對於“佩羅範式”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興起與時至今日的登峰造極，其根本背景或許就是美國白人選民“階層滑落”的不安全感及由此形成的巨大不滿。

當左右翼建制派越來越傾向於大企業和自由貿易時，舊的中產階級聯盟卻日漸破裂，尋求將這種不滿引導向種族、道德與文化，將為新的政治力量團結不同階級選民提供可能性。

正是在這一時期，共和黨戰略家查爾斯·默裡提出了所謂“白人下層階級的出現”（the emergence of a white underclass）這一議題，警告稱美國郊區和鄉村的白人單親媽媽持續增加將導致美國社會的衰落，“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社會問題—比犯罪、毒品、貧困、福利或無家可歸更重要，因為它驅動了其他一切”。

多年以後，范斯將以《鄉下人的悲歌》一書，為默裡的判斷加入註腳。

同樣察覺到這一深層社會結構正趨於活躍的“類股運動”，布坎南極為精明地將幾乎所有當代美國社會弊病（消失的工作、破碎的家庭、破滅的夢想、糟糕的犯罪率等）歸咎於“全球主義精英”。

《大背叛》一書開宗明義宣稱，自由貿易正在把美國變成“兩個國家”：一邊是極少數“超乎想像發達”的新自由主義精英，一邊是大批“飽受階層滑落焦慮、希望渺茫、夢想破滅”的藍領白人選民。

以今天的眼光審視，1990年代這些思想靈感和實踐嘗試之所以失敗，核心原因顯然是美國自身在冷戰後全球化大潮中收穫的紅利遠遠超出其潛在成本，也因此使所謂的全球主義精英能夠聚攏和動員遠超出民粹保守派的政治資源，得以長期將之壓制在社會邊緣。

然而時過境遷，2020年代的美國，“類股運動”早已使底層社會結構面目全非，科技巨富與民粹的再次組合，業已證明了其全新的效能。

早已退出政壇的布坎南，曾如此分析川普第一次入主白宮：“在我們這個時代，放棄經濟愛國主義在美國中部地區產生了林肯所預測的情況（過剩人口增加），也是川普當選的原因”。

布坎南的信徒之一萊特希澤，顯然也同意這一判斷，他表示：“我認為布坎南說得完全正確，美國正是通過補貼（但主要是關稅）和美國優先政策而變得偉大.....這更多是一個你共情誰的問題：是精英還是普通人？這是一種基本的直覺，而我的直覺一直是支援普通人。他們更有可能理解川普—萊特希澤貿易政策的價值，而精英的理性被私利所矇蔽”。

幾天前，這位“鞠躬盡瘁”的川普忠臣，也特意就瘋狂的關稅“解放日”發表了一份聲明：“（總統的行動後）各國將不再能利用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來佔美國市場的便宜，這些行為掏空了我們的製造業基礎、壓低了工資、威脅了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堅決支援總統今天的行動。我們國家無效的貿易政策對我們的工人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對所有國家徵收10%的關稅，再加上對盈餘較大的國家徵收更高的關稅，這正是我們振興製造業、恢復高薪工作和開啟美國黃金時代所需要的”。 (心智觀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