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幾十年來，包括中國和歐洲國家在內的全球其他地區生產的商品遠超過自身消費，他們通過向美國銷售商品，換取日益龐大的美元儲備。這種現象之所以能夠持續，是因為美國消費遠超過其生產，以持續的貿易逆差形式吸納了這種差額，並通過債務來為逆差融資，而中國和歐洲投資者也樂於購買這些債務。
川普總統不願意接受這種現狀。他的政府加速推動了一種我和我的同事在橋水基金稱之為“現代重商主義”的轉變：認為貿易逆差對國家財富和實力構成威脅。
川普及其許多支持者相信，長期的貿易逆差使美國嚴重依賴其他經濟體，危及國家安全，並破壞了穩定的中產階級就業。這正是他實施關稅並採取其他引發今日關注政策的主要原因。
現代重商主義政策本意是針對所有與美國競爭的國家，但對歐洲經濟的核心構成了尤為嚴重的威脅。如果美國不願繼續承擔巨額貿易逆差，那麼其他地區生產超過自身消費所能分享的“蛋糕”將日益縮小。
然而，這一挑戰或許能最終推動歐洲朝著急需的變革和經濟復興方向前進。在川普近期針對烏克蘭的行動和言論之後，歐洲突然意識到自己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安全；該地區也必須承認，在經濟穩定方面也同樣無法再依靠美國。
在這場貿易衝突中，美國之所以佔據優勢，恰恰是因為其目前存在巨額貿易逆差。這意味著美國能夠對進口產品徵收更多的關稅，而如果美國企業通過增加國內投資、回遷供應鏈做出回應，美國也有更多收穫。
這與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的大蕭條時期貿易戰中的情況完全相反。當時美國處於貿易順差地位，因此更容易受到關稅和保護主義措施的衝擊。
隨著關稅的提升，每個對美貿易順差的國家都會發現向美國出口產品變得更加困難，但歐洲的情況尤為嚴重，因為歐洲最重要的產業正是中國已建立最大優勢的那些產業。
中國數十年來一直奉行現代重商主義政策，多年來政府一直通過補貼戰略產業承受巨大損失，有時甚至支援遠超市場需求的生產水平。
經過數十年政府扶持的技術進步，中國已成為汽車、高端工業機械、電氣裝置和家用電器等眾多領域的強大競爭者，更不用說人工智慧等備受中國決策者重視的領域。因此，中國企業有望獲得現有貿易順差中最大的一塊蛋糕。
相比之下，歐洲將發現自己日益受到擠壓，美國不再願意吸收其生產的產品，而中國則在歐洲本土以及其他仍對出口開放的小國家中與之競爭。
歐洲汽車產業已感受到這種壓力。外國電動車製造商顛覆了市場，特別是特斯拉以及像比亞迪這樣的中國企業，這些企業在實現盈利之前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政府產業政策的支援。然而，歐洲政府一直不願效仿這種做法，將公共資金投入私人產業；他們一方面希望保護自己的汽車製造商免受中國競爭，另一方面又擔心如果中國採取對等的保護主義措施，歐洲企業可能失去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對歐洲汽車業的威脅是生死攸關的；投資者對這些公司的看法極為悲觀，甚至暗示這些企業可能無法存活。如果股價繼續下跌，擊垮如此重要的行業所造成的經濟痛苦將蔓延至整體經濟，迫使歐洲領導人轉而採取保護主義和競爭性產業政策。
雖然保護這些傳統產業的壓力巨大，但如果歐洲未能同時解決經濟脆弱的根本原因——即生產力增長緩慢和創新能力薄弱——將是巨大的錯誤。中國通過技術顛覆（部分依靠政府支援）成為競爭強國，而過去十年，美國在技術創新和生產力增長方面明顯超過歐洲。例如，加利福尼亞州創造的“獨角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興企業）佔全球總數超過四分之一，而經濟規模與之類似的德國僅佔2%。
由於分裂且重複的監管體系（尤其在科技領域）以及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使企業難以僱傭和解僱員工，歐洲在這些方面落後於美國。
這些問題早已為人所知。2024年，由前義大利總理馬里奧·德拉吉領導的歐盟發佈了一份嚴肅的競爭力報告，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現狀並強力提出了變革建議。
其中一些提議，如在技術和國防等領域進行近9000億美元的公共投資，可能具有變革性，能夠解決歐洲生產力和創新方面最緊迫的障礙。儘管有廣泛呼籲緊急行動，迄今為止歐洲政策制定者在落實德拉吉報告建議方面仍然緩慢。
歐洲當前的安全危機或許最終能促使採取行動。德國已邁出了重要一步，放棄了自我施加的財政政策約束，在國防領域進行實質性投資。問題是歐洲能否抓住這個機會，更廣泛地轉型經濟——以及歐洲領導人是否意識到他們已別無更好的選擇。 (Luis L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