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番外篇：歷史上的關稅和貿易戰，三代人的青春，一個群體的沉浮

近期中美關稅議題牽動人心

回望歷史來瞭解一下

在這無聲無形的貿易戰硝煙間

活在下層的勞動群體

會經歷怎樣的沉浮

世界在變時代在變

普通人的命運由人也由天

在前文中，我們詳細分析了為何1930年6月17日生效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 Smoot – Hawley Tariff Act ）並非引發30年代大蕭條的罪魁禍首。巧合的是，僅在幾天後，美國總統川普就在他早已預告的「解放日」上，出人意料地宣佈了一系列遠超市場預期的新關稅措施。

截至2025年4月2日，美國的預期進口關稅稅率已超過大蕭條時期的最高水準。下圖綠色虛線所示為2025年4月2日的估價關稅稅率。4月2日後瞬息萬變的關稅動態，已超出圖表範圍。

在全球勞動市場整合、資訊科技革命和工廠自動化浪潮中， 美國產業工人無疑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這次川普關稅政策的核心訴求之一，正是為這群人爭取保護。

耐人尋味的是，1930年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最初的立法動因也是為了拯救另一群「時代的落伍者」—美國農民。他們是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的最大輸家之一。

1930年關稅法帶來的啟示遠不止於稅率高低的歷史對照，它更為當代提供了一個思考窗口：

在科技浪潮席捲之下，傳統產業的命運與關稅保護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張力？

我們都知道紐約是美國的金融中心，也是證券交易所的所在地。但你是否好奇，為何美國的大宗商品交易所卻落腳於中部城市芝加哥？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要交易小麥、玉米、大豆、家畜等農牧產品。自1853年紐約-芝加哥鐵路開通後，芝加哥迅速崛起為中西部農牧產品的集散重鎮。彼時美國牛仔的工作，就是將牛群從中西部牧場驅趕至芝加哥屠宰，隨後裝運至東部城市。

鐵路無疑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鐵路巨頭與鋼鐵大亨自然是這場革命中的贏家；而農民，則顯然是最大輸家之一。

隨著中西部農產品源源不斷地透過鐵路輸送至東部沿海城市，當地農產品價格迅速下跌，東部農民經濟困頓。有人改種蔬菜、水果等保質期較短、面向本地市場的作物；有人舉家遷往中西部另覓食地；還有人幹脆告別農村，前往城市謀生……這情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那些面臨「關停並轉」、不得不下崗自謀出路的國企工人。

那麼，美國中西部的農民生活是否更好？遺憾的是：並不樂觀。

中西部土地肥沃，但地廣人稀。農場規模較大，開發成本不低，很多農民負債經營。由於地處偏遠，農民對鐵路公司開出的高昂運費幾乎沒有議價能力。更令人沮喪的是，農業產能過剩，農民辛勤工作的結果反而拉低了市場價格。

19世紀後30年是被稱為「長蕭條」的年代。這段時期貨幣供給的成長遠遠落後於工農業產出。新增貨幣主要流向新興工業，而傳統產業只能被迫承受通貨緊縮之苦，農民實際收入停滯不前。

189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核心議題是：是否「無限制鑄造銀幣」以推高通膨。支援推動此提案的是所謂的「白銀派民主黨人」。負債纍纍的農民強烈支援通膨，而金融機構與有儲蓄者則堅決反對。

最終，被川普特別推崇的「關稅總統」麥金利在那場大選中擊敗民主黨候選人，農民的希望落空。但他們都未曾料到，此時也恰是「長蕭條」的尾聲。

是什麼終結了長蕭條與農夫的困境？19世紀末，鐵路、鋼鐵、石油等關鍵技術已臻成熟，等待的只是全面擴張的機會。這個時候，恰逢一個全球性的「好運」——十多年前在南非發現的超大型金礦開始大規模產出。金本位制下，這等同於開啟了印鈔機，全球“開閘放水”，帶來了空前的流動性擴張。

貨幣擴張能否促進經濟？答案取決於資金流向何方。農業產能已然過剩，新興工業則呼喚資本與勞動力的注入。此時擴大貨幣供應，不但使工業迅速發展，也緩解了農村的勞動力過剩、提高了農產品價格。

在此背景下，美國農民迎來了二十餘年的相對繁榮。尤其是一戰期間，歐洲戰時需求激增，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

然而，戰後歐洲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農產品價格再度崩跌。同時，工業革命的又一波衝擊也接踵而至：汽車大量取代馬匹，大量牧場草地轉為耕地；農業機械化普及則大幅提高了生產效率。這些變化導致農業產出大幅增加，而價格卻持續走低。

許多農民在一戰的農產品牛市期間舉債擴張，如今資不抵債，無奈破產。鐵路、汽車、和拖拉機使美國農民在1870-1930年間兩次經歷蕭條，迫使農民從鄉村走向城市。

到1930年，美國農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約20%，但農業產值僅佔GDP的10%左右。扣除通膨因素後，農民實際收入和1870年幾乎持平。

為了遏止農產品價格下跌，保護農民利益，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便應運而生。

一個社會痛點的忍受極限是多久？答案大概是：三代人的青春。當一個群體中，老中青三代都心懷「被犧牲者」的憤懣，社會變革的號角也隨之響起。

1930年的關稅法只持續了短短數年。1931年全球國債危機爆發之後，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貶值就使美國增加的關稅形同虛設。

二戰以後，化肥、農藥、基因技術與農業機械不斷的廣泛應用，使美國農業高度發展。但其在經濟中的佔比卻持續下降。

如今，美國農業人口只佔總人口的2%。

關稅或許能短期抵禦國外競爭，但卻無法阻擋科技推動的產業結構變革。

今天的美國，製造業在GDP中佔比與1930年時的農業相仿，皆約10%。製造業的未來是否會和當年的農業如出一轍？很有可能。

即便美國政府出台關稅、補貼、減稅等組合拳，部分工廠遷回本土，成為「政績工程」，但它們高度自動化的特徵已經決定了不可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

和農業類似，美國製造業本身並未「衰落」，其總產出仍在成長，尤其在航空、製藥、高科技等新領域，只是它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因服務業增長而持續拉低。與其說製造業衰退，不如說它正在經歷轉型和「相對的邊緣化」。

真正讓製造業成為社會問題的，是今天美國產業工人的中位數實際年收入（扣除通膨）仍然和1970年代不相上下。而前1%的高收入群體，其實際收入早已翻倍，這和1930年美國農民的處境何其相似。

三代人的青春，需要一個交代。

人們常說以史為鑑，但反過來透過觀察當下也可以理解歷史。古人和今人，並無本質差別，誰也不比誰更聰明或更愚蠢。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論「拖三十年」或「鬧三十年」，結局恐怕殊途同歸。美國工人數量正在下降，中國製造業工人也在減少。三十年後，兩國或許仍在高調對峙，而回望四周，曾經的支持者早已悄然離場，留在場上的，或許只剩一群機器人和幾個程式設計師。

上一次電氣化的工業革命實現了生產的規模化。而人工智慧，則可能降低產業門檻，使人們能將精力專注於創意活動，而不再被繁瑣技能所束縛。這場變革的終極產物，或許是「創新的規模化」。

我們無法預見未來的科技，也難以精準預測未來的世界。所謂「神機妙算」終歸只是幻想，「隨機應變」才是現實的真理。 （驛路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