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川普總統的關稅政策既感到震驚，又感到著迷，同時又感到不安。畢竟，英國在2016年投票脫離歐盟時，也曾進行過類似的經濟孤立主義實驗。脫歐公投近九年後，英國仍在評估其代價。

當川普用類似的伎倆在美國各地築起高牆時，那段經歷的教訓突然變得意義非凡。批評人士曾將英國脫歐描述為二戰後西方國家最大的經濟自殘行為。如今，英國脫歐或許正在大西洋彼岸遭遇同樣的命運。

就連川普上周在債券市場遭遇動盪之際突然撤銷部分關稅的舉動，也讓人想起了英國。英國短命的首相利茲·特拉斯被迫放棄了令市場恐慌的激進減稅政策。她那場失敗的實驗，是英國決定脫離全球最大貿易集團所引發的一系列極端政策的頂峰。

“某種程度上，英國脫歐的一些最糟糕的遺留問題仍在後頭，”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英國外交官馬克·馬洛赫·布朗表示。他表示，英國現在面臨著一個艱難的選擇：是重建與歐洲的貿易關係，還是與川普領導下的美國保持這種關係。

“根本問題仍然是我們與最大貿易夥伴之間的分歧，”馬洛赫·布朗表示，並補充道，“如果英國最終投入歐洲的懷抱，因為他們都無法再與美國合作，那麼這只是勝利的一半。”

2016年，川普是英國脫歐的堅定支持者，他明確地將脫歐與他所倡導的政治運動相提並論。他最初對英國徵收的關稅低於歐盟，一些人認為這是對英國脫歐決定的獎勵。

英國脫歐對英國經濟的拖累已不再受到太多爭議，儘管其影響有時很難與隨後的新冠疫情、烏克蘭戰爭以及現在的川普關稅帶來的衝擊區分開來。

英國政府預算責任辦公室估計，英國的整體貿易額比留在歐盟時預計的水平低了約15% 。由於與歐洲的貿易壁壘，英國的長期生產力比原定水平低了4%。

英國脫歐前生產力就已經落後，而與歐盟的決裂加劇了這一問題，因為它播下了不確定性的種子，抑制了私人投資。從公投到2020年1月底英國正式脫歐的這幾年，脫歐條款的爭論一直困擾著英國。

根據約翰·斯普林福德（John Springford）的模型，到2022年中期，英國的投資將比脫歐前低11%。斯普林福德以一籃子可比經濟體作為非脫歐時期的英國的代表。斯普林福德是倫敦智庫歐洲改革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Reform）的研究員，他表示，商品貿易額下降了7%，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5.5%。

川普通過徵收、加倍、然後暫停各種關稅，引發了更大的動盪。他的行動當然影響了數十個國家，其中最嚴重的是美國和中國。目前已有人預測經濟將陷入衰退，並出現新一輪通膨。

英國脫歐及其後果產生了多重次級效應，既包括經濟效應，也包括政治效應。特拉斯女士提出的債務融資減稅計畫，其初衷是希望刺激英國低迷的經濟，但隨著投資者對她的提議感到不滿，該計畫反而引發了英國政府債券的拋售。

上周，美國債券也遭遇了類似的拋售，這對美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債券收益率上升給各國政府帶來壓力，因為這意味著它們必須支付更高的成本才能借入資金。拋售也具有破壞性，因為它表明人們對一個國家信用狀況的擔憂加劇。

就英國而言，對信貸危機的擔憂迫使特拉斯女士擱置了減稅政策，她很快也丟掉了工作。雖然這安撫了市場，但也讓投資者對英國的疑慮揮之不去。抵押貸款利率持續高企數月，反映出一位分析師毫不客氣地稱之為“白痴溢價”的現象。

投資者的這種不安情緒，限制了英國財政大臣雷切爾·里夫斯（Rachel Reeves）採取更大膽的措施來重振經濟。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上周排除了放鬆政府自行施加的財政限制的可能性，理由是特拉斯女士的自由市場實驗遭遇了挫折。

“我認為，我們之所以有這麼一位小寫的保守派總理，是因為我們與特拉斯打交道的經歷，”馬洛赫·布朗先生說。“這與我們不想再次引發‘特拉斯效應’直接相關。”

與英國不同，美元仍然是美國的世界默認貨幣，而直到上周，美國國債仍然是投資者的避風港。但經濟學家預測，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元和美元都將面臨更大的壓力。

“信心已經動搖，債券義勇軍更加警惕了，”倫敦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理查德·波特斯表示。“人們現在對政策不一致和政策不負責任更加敏感。”

英國脫歐也削弱了英國在外交舞台上的影響力，直到最近，在斯塔默努力充當歐洲和美國之間的橋樑下，英國才開始恢復影響力。

川普放棄美國作為北約安全保護傘的角色，促使英國與歐洲走得更近。但英國人仍在努力應對脫歐的遺留問題。例如，一項與歐盟的防務協議因法國要求英國在捕魚權方面做出讓步而受阻——這是脫歐談判中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分析人士表示，脫歐最持久的影響或許在於政治層面。多年的激烈辯論導致保守黨內部分裂，並變得更加激進。保守黨在2010年至2024年執政期間，在移民和貿易問題上採取了一套參差不齊的政策，這反映出脫歐背後那支難以駕馭的執政聯盟。

一些脫歐派人士力推英國成為一個低稅、低監管、自由貿易的國家——他們的口號是“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另一些人則希望政府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以保護落後腹地的工人免受開放邊境和全球經濟衝擊的影響。

這些矛盾導致的政策往往與英國脫歐的理念相悖。例如，英國在脫歐後的幾年裡經歷了創紀錄的淨移民激增。不同之處在於，這些移民中，來自南亞和非洲的人數更多，來自中歐和南歐的人數較少。

英國脫歐的支持者將脫歐計畫吹捧為解決經濟全球化問題的靈丹妙藥——這與川普聲稱關稅將增加公共財政收入、彌補全球貿易不公平現象的說法並無二致。專家表示，這兩種說法都不存在靈丹妙藥。

“事實是，脫歐並沒有解決去工業化帶來的任何問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教授托尼·特拉弗斯表示。“如果說脫歐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它讓問題更加嚴重了。”

對經濟和移民問題的不滿是選民去年擊敗保守黨、轉而支援斯塔默領導的工黨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政府一直在努力應對這些問題，以及英國脫歐帶來的負面影響。

川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聯盟與脫歐派存在一些相同的意識形態斷層，將史蒂芬·K·班農這樣的經濟民族主義者與埃隆·馬斯克這樣的全球主義者對立起來。這讓分析人士懷疑，後川普時代的美國政治是否會與脫歐後的英國政治非常相似。

“英國脫歐對保守黨造成了深重打擊，”特拉弗斯教授說道。“由於派系林立，保守黨已經無法贏得選舉。川普上台後，共和黨是否也會陷入類似的派系分裂？”

馬克·蘭德勒是《泰晤士報》倫敦分社社長，負責報導英國以及美國在歐洲、亞洲和中東的外交政策。他從事新聞工作已有三十多年。 (浩海尋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