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錢：貿易逆差與羅馬帝國的衰亡

Lack of Money: Trade Deficit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

1. 金屬本位時代貨幣短缺的漫長歷史

中世紀早期（7-11世紀），貨幣主要是銀幣（硬幣），比如法蘭克王國發行的里亞爾、沿襲自羅馬的第納爾等。這類銀幣在一般百姓的生活中極為罕見，它們主要在高價值貿易（尤其是來自東方的奢侈品進口）、貴族之間的交易或少數商人的大宗中流通，其餘大多數階層，尤其是自耕農和農奴佃農，平時幾乎接觸不到硬幣，其經濟活動以物物或勞役交換為主：農奴一般通過自己的勞役或繳納糧食、牲畜等實物來履行對領主的義務，而不是支付貨幣。

這一時期，士兵領取的“軍餉”通常並非貨幣化的現金，而是領主或國王償付的一小塊封地（土地）或戰利品，對貨幣的需求並不高。可以看出，此類基於軍功的封地制度強化了土地作為財富和權力的核心地位，而貨幣的角色反而被邊緣化了。[1]

彼得·斯普福德（Peter Spufford）在《中世紀歐洲的貨幣及應用》中指出，由於這一時期歐洲各封建王國的中央財政尚未貨幣化，實物稅收物流上的不便導致國王或大領主難以用貨幣採購統治所需的資源，普遍沒有固定首都，依靠“流動宮廷”（itinerant court）來治理國家，他們隨軍在全國巡遊，消費地方的食物和資源以維持統治。

即使到了16世紀，英格蘭社會使用現金的交易也不到10%。他調查的大量平民遺囑顯示，在去世時，死者留下的債務與現金的比例平均約為20:1,[2] “英格蘭社會的運轉依靠大量欠條”，只有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才會使用硬幣現金。

即使到了近現代，硬幣的稀缺也並不罕見。比如，尤金·韋伯（Eugen Weber）在《從農民到法國公民》中根據第三共和政府對鄉村的調查檔案指出，法國19世紀法相對貧困的地區，“有些鄉下的孩子從未見過硬幣” [3]，這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在日常的交易中通常使用土豆、栗子作為交易“貨幣”以交換糧食或衣服，而真實的生活中，現金硬幣非常稀缺，總是無法滿足需求。

因此，我們大致可以說，在以金銀為主的貴金屬貨幣時代，其長期持續的稀缺性作為國王、領主們無可奈何的強約束，“流動宮廷”現象與貨幣財政、基於貨幣財政的固定式宮廷集權難以實現，對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的形成和持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一作用很可能被低估了。

不過，中世紀貨幣的稀缺困境偶爾也會出現短暫的逆轉。比如，根據Martin Allen、Myahew等人的研究，1169年邁森礦（Meissen mine）的發現與開採使英格蘭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了大約10倍，貨幣供應的增長促使農奴翻身成為佃戶，國王也有錢僱傭更多的僱傭兵 [4]，但好景不長，最終到15世紀歐洲再次陷入“金銀荒”。

2. 被貿易抽乾的歐洲貨幣

在通常的文化語境裡，金銀不會蒸發，是不朽的，因此直覺上以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上的貴金屬的存量會不斷增長。這看起來並沒有錯，但貴金屬鑄造的硬幣卻會因為磨損、腐蝕、融化而不斷消失，這意味著，那些被發現的金銀銅礦場必須持續開採，否則貨幣供應量將最終減少到零，但不幸的是，限於當時的技術，很多礦場的開採壽命都在兩到三代人的時間後便走向枯竭——礦場的發現和產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王或帝國們的興衰周期。

但是，如果以特定區域的視角來看，導致貨幣流失最快的原因其實並非耗損、戰爭或私人囤積，而是跨區或國際貿易。比如15世紀，威尼斯每年要向近東地區出口2000磅黃金(約907公斤)以購買香料；這些黃金到達近東後大部分會繼續向東流動，直至最終目的地印度——“貴金屬黑洞”（the sink of precious metals） [5] ，布羅代爾在《地中海史》裡稱威尼斯為當時東西和南北貿易的十字路口，正是基於這個現象。再往後，腓力二世一定幻想過，只要西班牙帝國能保持美洲挖來的白銀不外流，自己就一定能打造更龐大更先進的海軍、更宏偉的宮殿。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沒能實現，美洲白銀比威尼斯時代的黃金走得更快更遠，甚至一直流到了更遙遠的中國，而中國早在宋代也經歷過銅錢外流的影響。 [6]

對本文來說，重要是的：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以及後來的羅馬，也遵循著同樣的軌跡。

3. 古代希臘羅馬的貿易-貨幣與興衰周期

既然古代的貴金屬硬幣如此稀缺，它們的總量是不是可以測量呢？沒錯，一些學者對此進行過研究，雖然對精確的數字估計存在爭議，但隨著考古和技術的進步，分歧正在縮小。

· 首先是1972年，C.C. Patterson對前現代社會的貨幣供應量進行了一個粗略的估算，認為AD150時期羅馬的銀幣供應量遠高於中世紀，折合人均100克（如下圖），而提洛同盟時期的雅典則更高 [7]。其他學者他估算的具體數字提出了異議，但對其結論的定性卻是支援的。

· 接下來，Richard Duncan-Jones 的估算是被引用最為廣泛的，他認為Patterson的估算太低，認為羅馬帝國鼎盛時期流通的銀幣數量大約200億塞斯特提（sestertii），約合人均225克銀，比Patterson的估算高了一倍多。當然，也有學者的估算比Patterson還低，約合人均70克。

· 在上述據估算的基礎上，Walter Scheidel的研究提出了一個重大修正。他通過對羅馬的工資和GDP研究發現，即使按中世紀的標準來看，這點人均白銀量也算不上高（按1990年的國際元換算，歐洲在中世紀盛期人均GDP約合700國際元）[8]，這是因為，銀幣總量的測算忽視了貨幣流通速度這個變數——只有在貨幣流通速度極低的情況下，這種總量才會存在，但那並非衡量GDP流量的合理方法，即不能用估算出來的銀幣總量推算同期羅馬社會的GDP總量，忽視貨幣的流通速度會得出古羅馬的貨幣化比1700年的英國或法國社會貨幣化程度更高的誤解。不過，Scheidel也認可羅馬的銀幣總量的人均算術值高於歐洲中世紀這個最初的定性。

再看古代希臘的銀幣量。

按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裡的記載，在波提狄亞圍城戰之前，“雅典衛城曾擁有9700塔蘭特的銀子”[9]（約50萬磅）。這麼多銀子即使分攤到整個提洛同盟，人均擁有量也超過了100克。考慮到修昔底德時代歷史記錄的全面性和精準度問題，對古希臘的貨幣量化研究也有不少，此處不再一一贅述，但Patterson等前輩學者認為古希臘盛期的銀幣存量高於羅馬，人均擁有量也高於中世紀歐洲的意見是大致沒問題的定性。

那麼，在跨區域或國際貿易非常落後的古典時代，這麼多硬幣流向了那裡呢？

4. “戰爭貨幣”的零和悲劇

實際上，在古典時代的希臘和羅馬，鑄造硬幣的主要目的是用來支付國家的公共支出，大頭通常是軍費，而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經濟或跨國貿易的需求。在相對和平時期，state們有時連續數年都不發行新幣，直到遇到軍事上的緊急情況，局勢迫使他們不得不儘量多地新鑄貨幣[10]。同時，當時的商人也無法像中世紀的歐洲那樣發行私人硬幣，導致作為一種補充，私人鑄幣的可能性也幾乎不存在。

這些可以視為導致當時貨幣流動性低下的邏輯：政權壟斷鑄幣用於支付軍費，同時國際貿易水平低下，貨幣流動主要發生在國內而且碎片化，市場也並沒有統一的條件和需求。

另一個被重視的實物證據是，在英國出土的幾乎所有銅幣都來自一次巨額的國家財政支援資金，但些流入英國本土的硬幣此後在貿易上帶來的收入卻相當少。[11] 這說明，即使貨幣真的發生了跨區流通，也往往是通過士兵的流動形成，而非商人的貿易活動。在羅馬帝國北部邊境，貨幣流通幾乎是沒有的——雖然說日耳曼人也喜愛銀子，但根據學者考證，萊茵河以東地區幾乎找不到公元150年之前的羅馬鑄幣。偶見的少量銀幣也被證明是用來賄賂當地酋長的。

碎片化、本地化、實物化的日常交易使得不同地區的同一種商品的價格之間幾乎沒有聯絡、各自獨立波動。比如，考古學家曾在提洛島發現了一份罕見的檔案，記錄了公元前3世紀的穀物價格。將其與雅典（相距178公里，相當於當時兩天的航程）的穀物價格對比可以發現，兩地價格之間的相關性為零。[12]

雖然希臘和羅馬的貨幣體系主要服務於國家財政與戰爭而非商業，但希臘化時代在近東歷史上的重要性之一，是他們帶來的貨幣化交易文化，正如希羅多德所說，這一交易模式和市場的大規模傳播，讓波斯人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市場。不過，近東市場的貨幣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希臘的硬幣流入，從而終結了希臘的黃金時代。據說，亞歷山大從波斯國庫掠奪了相當於5000噸的銀塊，[13] 其數量之大，以至於他和他的繼任者們花了好幾代人的時間才將其全部鑄造出來，而這場征服終結了希臘對貨幣的壟斷,也終結了希臘的輝煌——當希臘化時代的國王們開始用貨幣徵稅時，希臘銀幣勢必被泵吸殆盡（當時的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沒有銀礦）。雅典的銀幣下一次新增，要等到羅馬人及其在伊比利亞半島的殖民地帶來。

與希臘類似，羅馬也大規模開採銀礦，只是其銀礦分佈得比希臘更廣。根據學者考證，在羅馬共和時期，伊比利亞半島上共有55座活躍的銀礦，到了帝國鼎盛時期增加到有173座，而到公元3世紀，只剩下了21座。

長期以來，有不少學者認為羅馬時代西班牙採礦業的衰落是公元3世紀危機期間蠻族入侵的結果。通過前述機制可以發現，這很可能是一種因果倒置：是羅馬帝國長期對外出口貨幣的貿易逆差導致了銀幣（第納爾）的貶值，貶值導致了經濟的衰落和採礦業的蕭條，疊加礦坑本身的壽命，最終導致帝國已沒有足夠的貨幣支付僱傭兵的薪水，像戴裡克先那樣大手一揮一次性支付50萬士兵餉銀的闊綽只能發生在貨幣流動性極低且存量富裕的時代。這一邏輯可以從第納爾貶值和硬幣數量下降的時間線索裡得到證據：早在危機發生的幾十年前第納爾就已開始貶值，[14] 而蠻族的入侵更像是“軍事貨幣”不足的後果而非原因，畢竟，征服羅馬帝國的日耳曼軍隊規模並不大，不超過兩萬名士兵。如果羅馬帝國有錢支付那怕部分士兵的軍餉，這座城市也不太可能被蠻族洗劫至此。

另外，假如認為是蠻族入侵導致伊比利亞半島的銀礦衰敗，那麼，在危機過後戰爭衝擊消退之後，這些銀礦理應全部或部分恢復，而事實是，這些被廢棄的銀礦從未被再次開採過，直到中世紀，歐洲營運著的主要銀礦都不在伊比利亞。

5. 黃金、青銅不是白銀的平替

在古代晚期，黃金和青銅的價值比約為1:8000，據此我們可以推測，如果一個拜占庭人想買一件價值1.5克黃金的東西，比如一頭豬，他就需要扛一個沉重的努米“小錢”（Nummi，青銅幣）錢袋子；一塊5克重的金幣就可以養活一個窮人一年的生活所需。因此，只有傻瓜才會帶著滿滿一袋金幣在大街上晃蕩，這不僅是因為危險，實際上交易起來也非常不便。

可見除了保有量問題，黃金無法取代白銀在市場上的地位。經過危機後的長期低迷，易貨貿易在公元3世紀之後逐漸回歸到羅馬城市，但此時的帝國只能轉向以實物為主的徵稅方式，雖然貿易需求提升，但貨幣的稀缺還是導致工匠和商人逐漸消失，一般百姓的生活和整個帝國的經濟活力再難恢復。這一實物徵稅的傳統也深刻影響了中世紀的歐洲，與本文開始的部分構成了某種歷史的呼應。

6. 尾聲

我們大致可以說，羅馬帝國在公元3世紀就與羅馬銀幣一起消亡了。沉船數量[15]、公共建築以及與印度的貿易等資料都在講述著同一個故事。

這無疑是一個貴金屬本位貨幣時代關於長期貿易逆差的悲劇故事，但精羅不必落淚，英吹也不必死挺，相比於英格蘭銀行的發明，人類要等到兩千年以後才看起來擺脫了這種悲劇，在此之前，從希臘羅馬到大英聯準會，類似的劇情以不同年代的不同形勢反覆上演。我之所以說是“看起來擺脫了”，是因為回顧希臘羅馬的這個歷史線索，貿易從實物交換到貨幣化，貨幣從實物到信用化，人們對價值的認可經歷了從“見則有”到“信則有”的觀念轉變，其中之複雜和所蘊含的智慧足可讚嘆，但持續貨幣出口的風險邏輯其實跟古羅馬時代並沒有根本區別。人類需要精心維護的，或許不單是交換的平衡。 (Economoloch Sy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