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央：從檳城到矽谷的兆奇蹟

如果說“檳城奇蹟”象徵一個地區在經濟轉型中的卓越成就，那麼博通（AVGO）市值突破一兆美金則是一部由個人奮鬥和時代浪潮共同譜寫的商業傳奇。這兩者之間，並非簡單的地域關聯，而是通過三位關鍵人物—檳城前首席部長敦林蒼佑醫生、英特爾創始人Moore以及博通CEO陳福陽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他們分別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方式，為檳城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共同譜寫了一曲壯麗的時代交響。

林蒼佑：擘畫“檳城奇蹟”的藍圖

馬來西亞檳城擁有悠久的貿易歷史，早在 18 世紀末就已成為英國在遠東的重要據點。其自由港的地位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移民，造就了獨特的多元文化社會。然而，這種依賴貿易的經濟結構在獨立後顯得脆弱，面臨著新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佔領時期更是對檳城經濟造成了嚴重破壞。戰後，檳城經濟復甦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1969 年，馬來西亞爆發了種族衝突事件（即 “五一三事件”），社會動盪不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林蒼佑臨危受命，出任檳城首席部長。林蒼佑早年是一位醫生，後投身政治，曾是馬華公會的重要領導人。由於與聯盟政府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他於 1960 年代末退出馬華公會，並創立了民政黨。這使得他能夠以更加獨立自主的姿態推行改革。

面對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形勢，林蒼佑以其前瞻性的眼光和務實的作風，推行了一系列大膽的經濟改革措施。1972 年，他設立了峇六拜自由工業區，為外資企業提供稅收優惠和便利的營商環境，例如提供長期的免稅期和簡化行政手續。他將電子產業作為重點發展方向，成功吸引了英特爾、惠普等國際電子巨頭前來投資設廠。這些企業的到來不僅帶來了資金和技術，也為檳城培養了大量的技術人才。為了配合工業發展，林蒼佑政府還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擴建檳城港口、改善交通網路、興建工業園區等。這些舉措迅速改變了檳城的經濟面貌，使檳城 GDP 迅速增長，失業率大幅下降，電子產業也迅速崛起，成為檳城經濟的重要支柱，創造了舉世矚目的 “檳城奇蹟”。

正是林蒼佑領導下的 “檳城奇蹟”，為後來陳福陽等檳城籍人才的崛起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可以說，林蒼佑是 “檳城奇蹟” 的奠基人，他的遠見卓識影響深遠。

英特爾：點燃檳城電子產業的火種

在林蒼佑推行工業化戰略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事件是英特爾於 1972 年在檳城建立了其在美國本土以外的第一個製造基地。這不僅是英特爾全球擴張的重要一步，更是檳城乃至馬來西亞電子產業發展的關鍵轉折點。1970 年代初，英特爾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需要擴大生產規模以滿足全球市場需求，同時為降低生產成本和地緣政治風險，開始尋求在美國本土以外建立生產基地。馬來西亞政府當時積極推行吸引外資的政策，且擁有相對廉價並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力，這吸引了英特爾的目光。林蒼佑領導的檳城政府也積極開展招商引資工作，為外資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營商環境。在當時冷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西方國家尋求多元化生產基地以降低對單一地區的依賴，東南亞地區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也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英特爾在檳城最初主要進行半導體封裝和測試業務，早期生產的產品包括儲存器晶片（例如 DRAM）等，這些產品市場需求量很大，對英特爾業務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英特爾的到來，如同點燃了檳城電子產業的火種，吸引了 AMD、摩托羅拉（後來的飛思卡爾和恩智浦）、德州儀器、惠普等其他科技跨國公司紛紛前來投資設廠，使檳城逐漸贏得了 “東方矽谷” 的美譽。英特爾在檳城設立工廠的同時，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通過培訓項目，技術轉移等方式，為當地培養了大量的技術人才和產業工人。這些人才後來有的繼續留在英特爾工作，有的則選擇到其他公司或創業，進一步推動了檳城電子產業的發展。英特爾等公司的進駐也帶動了當地配套產業的發展，例如半導體封裝材料供應商、測試裝置供應商、物流服務商等，形成了完善的產業鏈，為檳城電子產業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英特爾在檳城持續投資，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和技術水平，近年來更是在檳城建設其首座海外 3D IC 封測廠，這體現了英特爾看重檳城和對未來先進封裝技術發展的重視，進一步鞏固了檳城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英特爾在檳城的長期投入，不僅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也為包括陳福陽在內的許多檳城人提供了接觸和瞭解半導體產業的機會，為他們未來的職業發展埋下了伏筆。

惠普：電子產業的重要參與者

惠普公司（HP）不僅是全球電子產業的先驅，也在馬來西亞檳城電子產業的早期發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惠普在檳城的投資和營運，為當地經濟的轉型和科技產業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威廉・休利特和大衛・帕卡德的領導下，惠普制定了全球擴張戰略，並於 1973 年在檳城設立了第一家海外工廠。這一決策體現了惠普對亞洲市場潛力的重視，以及對檳城投資環境的認可。當時，林蒼佑領導的檳城政府正積極推行工業化政策，他親自前往美國等地遊說外資企業前來投資。檳城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受過基本教育且成本較低的勞動力，以及正在發展中的基礎設施，都吸引了惠普的目光。1973 年，惠普在檳城設立了第一家工廠，最初是在 Macalister 路租賃的平房中開始生產，只有 60 名員工，主要生產用於惠普計算器和測試儀器的半導體元件和積體電路。這一舉措不僅為惠普自身拓展了生產基地，也為檳城帶來了新的半導體“血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惠普通過各種培訓項目，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理念傳授給當地員工，為檳城培養了第一批高素質的技術工人。

在後續歷任 CEO 的領導下，惠普持續在檳城投資，並根據市場需求不斷調整業務方向，從最初的半導體元件生產擴展到個人電腦，印表機等產品的製造和組裝，使檳城工廠始終保持著重要的戰略地位。隨著業務的蓬勃發展，惠普在檳城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最初租賃的平房已經無法滿足生產需求。不久後，惠普在 Bayan Lepas 自由工業區購置了 36 英畝的土地，興建了更大的廠區，並持續進行擴建，以容納不斷增長的生產線和員工。起初，惠普在檳城專注於半導體後端封裝測試，為自身的計算器和測試儀器提供關鍵元件。隨著個人電腦市場的興起，惠普也將其個人電腦的組裝業務轉移到檳城，並增加了印表機等產品的生產線。這些業務的拓展不僅需要更大的廠房和裝置投入，也帶動了相關產業鏈的發展。從最初的 60 名員工，到後來的數百名、數千名員工，惠普在檳城的僱員規模經歷了顯著的增長，成為當地重要的僱主之一。惠普在檳城高峰時期的僱員人數佔當地製造業勞動力的很大一部分，對當地的就業市場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惠普的到來帶動了本地供應鏈的蓬勃發展，眾多本地企業成為惠普的供應商，為其提供各種配套服務，例如塑料製品、金屬部件、包裝材料、運輸物流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叢集。惠普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還通過各種培訓項目，為當地培養了大量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這些人後來也成為了檳城電子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惠普在檳城的營運不僅為當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提升了檳城在國際上的知名度，使其逐漸贏得了 “東方矽谷” 的美譽。

檳城歲月：陳福陽夢想的萌芽

陳福陽出生於1950年代的馬來西亞檳城，那時，這個國家正處於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獨立不久的建設初期。檳城雖作為重要的港口城市，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許多家庭生活拮据，面臨著各種生活挑戰。在林蒼佑的領導下，檳城政府積極推行工業化政策，吸引外資企業前來投資，這其中就包括了英特爾，惠普等國際巨頭。這種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無疑對年輕的陳福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心中埋下了追求卓越的種子。

陳福陽的青少年時期在檳城鐘靈獨立中學（Penang Free School，簡稱PFS）度過。這所創立於1816年的歷史名校，以其嚴謹的學風和對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的重視而聞名，秉承著‘學以致用’的校訓，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優秀人才，其中包括馬來西亞的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以及對檳城經濟發展做出卓越貢獻的林蒼佑。這所歷史悠久的學校，為陳福陽日後的學術和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那個年代，優質的教育資源相對有限，對於普通家庭來說，供養孩子上學並非易事。在那樣一個時代，教育被視為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陳福陽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對知識的渴求，抓住了受教育的機會，並最終走向了成功。在那個社會變革的年代，PFS 注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科學素養，這為陳福陽日後的學術和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那個年代，馬來西亞政府非常重視教育，並積極鼓勵和支援學生出國深造，以培養國家建設所需的人才。陳福陽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選擇遠赴美國深造，進入以工程學和創新精神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MIT）攻讀機械工程。在MIT，他不僅系統地學習了機械工程的專業知識，還積極參與各種社團活動，拓展了自己的視野。MIT嚴苛的學術氛圍和鼓勵“動手實踐”的教育理念，極大地塑造了他的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獲得機械工程學士和碩士學位後，陳福陽又繼續在哈佛商學院深造，獲得了MBA學位，這標誌著他職業生涯的重心開始從工程技術轉向管理。這段經歷為他日後成為博通的領導者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臨危受命：締造安華高（Avago）帝國

陳福陽的職業生涯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一段從工程師到企業家的精彩蛻變。他在MIT先後獲得了機械工程的學士和碩士學位，紮實的工程背景為他日後的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之後，他又在哈佛商學院深造，獲得了MBA學位，這使他不僅擁有了技術專長，更具備了卓越的商業管理才能。

畢業後，陳福陽並沒有立即投身半導體行業，而是先在通用汽車和百事可樂等傳統行業的巨頭公司擔任財務高管。在通用汽車，他擔任財務經理，負責財務分析和預算控制，參與了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成本的項目，積累了在大型企業營運和管理方面的經驗。之後，他加入百事可樂，負責戰略規劃和財務分析，進一步拓展了他在財務管理和戰略規劃方面的能力。這些經歷為他日後轉型進入科技行業並最終領導安華高奠定了重要的基礎。1983年至1992年，陳福陽先後在休姆工業和新加坡風投基金Pacven投資公司任董事總經理。1992年，他離開Pacven投資公司，轉赴個人電腦製造商康懋達國際（Commodore International）擔任公司副總裁，此時他開始真正接觸科技行業。1994年，陳福陽加盟半導體解決方案公司（Integrated Circuit Systems Inc.，簡寫ICS），並憑藉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帶領公司扭虧為盈，並一路陞遷至高級副總裁、CFO、COO、總裁兼CEO的職位。在他領導下，ICS的年收入超過6億美元，並於2005年以17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了IDT。

1999年，他加入了惠普公司的半導體部門，這成為了他職業生涯的重要轉折點。當時，正值網際網路泡沫興起，通訊技術快速發展，半導體行業面臨著巨大的變革和機遇。惠普的半導體部門主要專注於傳統的模擬晶片，市場地位相對穩定。後來的安華高，還只是惠普旗下的一個部門，後在2005年被著名私募股權投資公司KKR收購併獨立。KKR的收購旨在抓住半導體行業整合的機遇，通過重組和最佳化提升企業價值。安華高獨立後，面臨著建立獨立品牌、拓展新市場等諸多挑戰。

在陳福陽的領導下，安華高經歷了一系列重大的變革和併購，逐漸從一家專注於傳統模擬晶片的公司，轉型為一家在射頻、微波和光電器件領域擁有強大實力的半導體企業。他採取了一系列關鍵措施，包括調整業務方向，將重心放在高增長的通訊和工業市場；進行組織架構調整，提升營運效率；加大投資研發，推動技術創新。此外，他還主導了一系列成功的併購，例如先後收購了LSI、博通等公司，成功拓展了在儲存、網路等領域的市場份額，並最終在2015年以370億美元促成了與博通的合併，締造了半導體行業的巨頭，公司也更名為博通有限公司。2017年，博通曾嘗試以1300億美元收購高通，但最終因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被否決。同年，博通還以59億美元收購了博科通訊系統公司，進一步拓展了其在網路裝置領域的業務。陳福陽還在2017年宣佈將博通總部從新加坡遷回美國加州聖何塞。

2023年在陳福陽的領導下，博通公司對VMware的收購是近年來科技界最受矚目、規模最大的併購案之一。這筆交易從2022年5月宣佈到2023年11月22日正式完成，歷時一年半，最終以約610億美元的現金和股票，外加承擔VMware約80億美元的淨債務，總交易額近690億美元。此次收購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它將博通在半導體、網路硬體以及基礎設施軟體領域的優勢，與VMware在虛擬化、多雲管理和雲端運算軟體領域的領先地位元深度整合。在陳福陽的領導下，博通旨在通過收購VMware，顯著擴展其企業級軟體業務，並為企業客戶提供涵蓋從晶片到軟體的全端式、更全面的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從而更好地滿足企業日益增長的雲端運算、混合雲、邊緣計算和人工智慧等多樣化需求。收購完成後，VMware成為博通軟體集團的核心組成部分，並以“VMware by Broadcom”的名義營運。博通對其軟體業務進行了大規模重組，將原有的基礎設施和安全軟體解決方案整合到VMware的產品組合中，旨在提供更整合、更簡化、更強大的產品線，並最佳化營運效率。

如今的博通，已是全球科技產業的重要參與者，其產品廣泛應用於資料中心、網路、寬頻、無線通訊和工業等領域。尤其是在人工智慧時代，博通在網路晶片、ASIC定製晶片等領域的優勢，使其成為AI基礎設施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

時代交響：從“檳城奇蹟”到“博通兆”

回顧林蒼佑，英特爾，惠普和陳福陽的人生及企業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一幅更加清晰的時代畫卷：林蒼佑以其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和手腕奠定了“檳城奇蹟”的基石，英特爾，惠普等國際企業的進駐點燃了檳城電子產業的火種，而陳福陽則抓住了時代的機遇，將一家瀕臨破產的公司打造成了科技巨頭。他們分別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方式，為社會進步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個人的奮鬥離不開時代的宏大背景，而時代的進步也需要無數個人的不懈努力。從“檳城奇蹟”到“博通兆”，這是一曲由幾代人和不同企業共同譜寫的壯麗的時代交響。 (西京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