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這一次,美國不會再有好運


川普政府無差別的關稅大戰引發全球憤怒,其走勢及結果,仍存懸念。不過,無論關稅戰結局如何,美國內外的深層次矛盾並未消解。海浪終將過去,我們不必關心它的高度,而是要注意月球引力、暴風、地震、火山這些決定性因素。川普是關稅大戰的變數因素,美國國內外深層次矛盾則是常數因素,而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

川普試圖力挽狂瀾,將自己塑造為名垂青史的英雄。但是,他的做法無法擺脫嚴重的美國財政危機,甚至會加劇衰退趨勢,這一次,川普的美國不會再擁有羅斯福和雷根時代的好運。

美國分配不公的社會深淵

美國掀起新一輪關稅大戰,當然有川普的個性因素,他多次公開說“關稅是字典裡最美麗的詞”。但是,我們不能忽略,關稅大戰是美國政府行為而非川普個人行為。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里歐提醒人們,不要被“關稅”這樣的戲劇性新聞轉移注意力,真正需要關注的是,“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全球主要的貨幣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緣政治秩序的典型崩解”。

那美國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是美國面臨嚴重財政危機的結果。

關稅戰表面理由是為了應付貿易赤字。2024年,美國貿易逆差總額從2006年7635.3億美元提高到9184億美元。不過,這和美國經濟規模擴大有關,美國貿易逆差佔GDP比重2006年為5.53%,而2024年降為3.15%。換句話說,美國貿易逆差趨勢實際上有所改善,至於中國順差有所擴大,那是因為中國商品競爭力提高分了其他國家的蛋糕。

關稅戰另一理由是製造業回流。其實,美國製造業並不弱,產值僅次於中國,佔據附加值最高的航天航空、資訊技術、生物製藥、汽車製造等領域。正因為附加值高,美元再強勢,也不影響這些科技產品出口。

美國汽車製造工廠

中美貿易格局實際上是產業差異化的結果。有學者指出,從宏觀層面來看,貿易逆差大幅度推動美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為美國服務業、資訊產業快速發展創造條件,大量進口商品則彌補美國國內供給缺口,保持了美國在增長中的低通膨水平(劉建江,2007)。更重要的是,貿易是逆差還是順差,並不能揭示全球價值鏈背後的利益分配格局。

這就牽出下一個問題,既然美國經濟高歌猛進,又有科技優勢和美元霸權,為什麼還會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呢?

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達36兆美元,源於每年財政赤字不斷攀升。2024財年,美國聯邦政府支出6.75兆美元,收入4.92兆美元,赤字為1.83兆美元。

既然入不敷出,就要開源節流,這是每個正常人都懂的常識。可是,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花了近3兆美元;在阿富汗20年戰爭中投入2.3兆美元;在烏克蘭投入 1750億美元;截至2023年1月,77年時間美國累計援助以色列1586億美元。

這就是美國的財務帳本。這帳本不但在經濟上一塌糊塗,而且帶給世界多少血淚。

美國財政支出結構也是畸形的,2024財年健康支出14%,醫保支出和國防支出均達到13%。相比於本世紀初,國防預算比例上升1倍以上,屢屢爆出天價採購醜聞。美國醫療支出比例比其他發達國家高1倍,但效果更差。2024年底,曼吉奧內槍殺醫保集團高管贏得民眾叫好,就是折射美國人民憤怒的典型例子。

槍殺醫保集團高管的路易吉·曼吉奧內,獲得民眾支援

也就是說,但凡美國政府在醫保和軍費方面回歸合理支出水平,可望每年節約上兆美元,足以支付國債利息。川普宣稱,美國政府將削減開支超1兆美元,卻把對象瞄準公務員階層而不是資本家。

財政節約固然很重要,但這無法解釋明明經濟發達的美國政府為什麼沒錢。2001年,美國聯邦政府收入1.99兆美元。2024年美國GDP是2001年3倍,理論上聯邦財政收入應達到6兆美元,實際不到5兆美元。這就是減稅和偷稅漏稅的後果。

2021年,美國財政部網站資料顯示,最富有的1%人口每年逃稅達1630億美元。據此推算,美國富豪在過去40多年逃稅規模超過6兆美元。注意,這不包括減稅部分,如拜登政府美國聯邦稅改法案在10年內淨減少企業所得稅收入5610億美元。

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階層分化越來越嚴重。聯準會資料顯示,截至2024年底,美國最富有的0.1%家庭擁有13.8%的國家財富,最底層50%家庭僅擁有全國財富的2.5%。

美國最富有的0.1%家庭,擁有13.8%的國家財富

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政府沒錢。如前所述,如果開源1兆美元,節流1兆美元,美國財政能維持平衡甚至盈餘。為什麼結果相反呢?美國是一個向上分配的國家。這是分配體系出現了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體現。3億美國人民創造了巨大財富,但國家將絕大多數財富分配給1%的富有家庭,難怪邁克爾·帕倫蒂感嘆美國是“少數人的民主”。

美國依舊繁榮,中國從來沒有偷走美國的繁榮,真相是美國政府配合資本家偷走了本屬於美國人民的繁榮。美國當然不會承認國內的階級矛盾,貿易赤字、製造業回流都是用來轉移矛盾的話語術,用民粹主義敘事煽動藍領階層仇恨無辜的“替罪羊”。

中國為什麼既憤怒又冷靜

在中國,有些政治立場上傾向於西方的人總認為中國可以妥協,經濟利益上向美國適當讓步也不是大問題。2018年初,川普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發起貿易戰時,中國輿論場甚至出現了精英分子萬字“勸降書”,認為中國打不過美國,不如妥協。這一次,當川普發起關稅大戰時,極端悲觀的聲音從中國輿論場消失了,因為投降主義沒有市場了。

絕大多數中國人非常冷靜。某種程度上,我們要感謝川普,他為中國經濟也為中國社會做了完美的壓力測試。

中國的冷靜不是怯懦,而是源自實力的信心,連普通中國人都不再因崇敬或擔心而仰望美國的面孔。2025年,註定是恐美心理從中國輿論場消失的標誌性年份。股市也是窺探中美實力消長的窗口,中國股市長期被恐美情緒所左右,但是,如今中國的政治表態或DeepSeek這樣的科技進步也能重挫美國股市了。

DeepSeek重挫美股,2025年1月27日,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大幅下跌

中國的冷靜源於實力,中國的憤怒也在一定程度上源於實力。畢竟,沒有實力的憤怒毫無意義。2021年3月中旬,楊潔篪在安克雷奇對美方鏗鏘有力的發言至今迴旋在中國人心頭,“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講話。”

不過,中國的憤怒不完全是因為實力,更不能將關稅問題簡單等同於經濟利益,而是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問題。西方對近代中國留下了屈辱烙印,復興的中國絕對不能絕對不會讓這一幕重演,那怕是一點點可能產生屈辱聯想的退步或妥協。商務部發言人強調“綏靖換不來和平,妥協也得不到尊重”。

無論中國人還是西方人,不明白這一點,就是歷史不合格和外交政治不合格。顯而易見,美國政客在利慾熏心和過分自負的心理驅動下,作出了政治經濟上的誤判。

中國傳統文化崇尚隱忍克制,官方公開發言向來很克制。香港特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地區,最近發聲卻一反常態,給我們提供了不一樣的觀察機會和解讀空間。

4月9日,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在給香港媒體的公開信中明確表示:“我們要正告美方:妄圖揮舞關稅大棒逼迫世界各國打電話認輸的野蠻人永遠不要指望等到中國的電話。”

4月15日是“國家安全教育日”,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對香港發表視訊講話時以較大篇幅講到關稅問題。他說,香港作為自由港,對包括美國商品在內的所有商品實行零關稅,美國依然對香港加征關稅的做法是“蠻橫霸道、無恥之極”,“它不是要我們的‘稅’,而是要我們的‘命’”。

夏寶龍對香港發表視訊講話

夏寶龍慷慨陳詞:“中國人民從苦難中一路走來,誰妄圖讓我們重回積貧積弱,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外部勢力妄圖搞亂香港,讓香港回到過去的動盪不安,那是痴心妄想。外部勢力妄圖阻礙我們過上美好生活,讓我們回到過去的一窮二白,那是痴心妄想。外部勢力妄圖遲滯甚至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我們回到過去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那是痴心妄想。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對香港進行遏制打壓,換來的只能是其在香港的代理人的加速滅亡,最終必將反噬其自身。讓美國那些‘鄉巴佬們’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面前去哀鳴吧!”

毫無疑問,對習慣了溫和外交辭令的中國人來說,這樣的講話可謂振聾發聵。其實,這很正常,香港恰恰是我們理解中國近代敘事的最佳窗口。

晚清中國擁有龐大的貿易順差,白銀嘩啦啦流向中國,西方殖民國家在貿易上並沒有優勢。英國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輸送鴉片,不惜以殘害中國國民的方式扭轉貿易頹勢。這是人類歷史上最無恥的一頁,連英國國內正派人士也反對這一做法,馬克思也在文章中為中國伸張正義譴責西方。

因此,夏寶龍斥責外部勢力的三個“痴心妄想”排比句,不僅是說給香港人民聽的也是說給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說的,不僅是代表香港說的也是代表中國說的,不僅是對霸凌主義的警告也是中國必將復興的宣言。

美國和世界的未來

美國確實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一方面,它的增長模式出了問題,是資本繁榮,是虛假繁榮;另一方面,它的繁榮是資本家的繁榮,而普通美國人無從分享繁榮。前者製造經濟危機,後者製造社會危機,歸根結底是政治危機。

為什麼說美國經濟是虛假繁榮呢?2016年,張晨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儘管華爾街次貸危機是金融海嘯罪魁禍首,奇怪的是,金融部門在危機之後卻恢復很快。金融本身並不創造價值,不以製造業恢復為基礎的金融增長,只能是“龐氏遊戲”。這種“食利型增長”模式下走在通往新危機而不是新繁榮的道路上。(張 晨 馮志軒,2016,政治經濟學評論)

川普關稅大戰帶來美國蛋荒危機,超市雞蛋售罄

要命的是,美國人民不能分享國家發展的成果卻必須承擔資本造成的風險。《道德經》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美國不是沒有錢,而是錢到了不該去的地方和不該拿的人手裡。連堅定不移鼓吹資本主義的美國政治學者福山也承認,美國成了政治衰敗的國家。

美國人民並不無知。近日,美國獨立新聞博主金·艾弗森在視訊中評價,中國的體制是“經濟服務於國家”,而美國的體制是“經濟服務於股東”。

但是,美國人民缺乏政治上的覺醒和變革的力量。工人階級力量早已被削弱,羅斯福用福利方式緩解勞資矛盾,雷根和撒切爾夫人則用鐵腕手段壓制工會力量。有意思的是,從羅斯福到雷根大概是50年,如今距雷根又是50年,這是美國勞資矛盾尖銳化的周期律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或許意味著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迎來又一個關鍵節點。

事實上,羅斯福新政也好,雷根自由主義改革也好,都是因為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內部矛盾即將爆發,不得不想辦法緩和。川普關稅大戰,是一次對內調和矛盾對外轉嫁矛盾的新嘗試。

無論如何,川普本人和美國都很難再有羅斯福、雷根那樣的好運。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直言,中國將贏得貿易戰。美國很難找到中國商品的替代品,背刺盟友缺乏信用。“失去實際GDP固然糟糕,但遠不如失去靈魂重要。事實上,我們似乎正走在兩者兼而有之的道路上。”

2007-2022年,中國對美國進出口總額變化

理論上,美元貶值可以減少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代價是其他國家不再買入美元,美元霸權隨之瓦解。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曾天真地以為,美元升值幅度將大到足以抵消通貨膨脹的影響,然而,事與願違,關稅政策出台導致美元走弱。這說明各國在重估美元真實價值。

既不加稅,又不削弱美元,就只有開闢新稅源。據估算,如增速達到5-6%,美國可能在10年內實現財政平衡,可這樣的增速談何容易。

可見,經典經濟學方案都不現實,川普對外發起關稅大戰對內挑起精兵簡政,真是窮途末路不得已的選擇。痛斥川普政府為“草台班子”,實際上是不瞭解美國苦衷的說法。換個角度來看,經典經濟學方案的集體失靈,恰恰說明美國病根在於政治。

美國會被世界拋棄嗎?法國經濟學家、《21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在《設想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的評論中認為,川普本質上是一個受挫的殖民主義式領袖,通過強佔烏克蘭礦產資源(甚至企圖掠奪格陵蘭和巴拿馬資源)填補國庫空虛,此舉正在瓦解美國領導地位賴以維繫的道德與政治威望。皮凱蒂建議,全球南方國家應建立新的社會與環境多邊主義,以取代失效的自由主義多邊主義,歐洲應支援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治理體系進行徹底改革。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表示,烏克蘭有“價值10到12兆美元的重要礦產”

然而,設想沒有美國的世界是不現實的,在這個假設之上提出新設想就更不現實。

我們也沒必要被同情歐洲的聲音干擾。歐洲的憤怒不是出於道義,也不是為了全球發展需要,而是對美國改變全球利益分配格局(或者說分贓不均)不滿的自私算計。從煤鋼共同體到歐共體再到歐盟,為對抗美元而推出歐元,歐洲的確不甘心被美國長期掠奪。然而,歐洲那游移不定的心情和小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的政治搖擺一樣,在很長時期內仍無法擺脫作為美國附庸的地位。

東方正在回歸文明軸心時代,亞洲價值觀將取代西方普世價值。面對這一趨勢,老歐洲心態是矛盾的,既不願在美國面前引頸就戮,也不願放棄俯視姿態平視東方。有的歷史學者認為,分裂的歐洲其實和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很像。不過,今天的世界既不需要合縱也不需要連橫,“合眾弱以攻一強”或“事一強以攻眾弱”都是零和思維。歐洲終將明白,合作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共同的出路。

一旦歐洲轉向東方,被世界孤立的就是美國,而美國資本絕不願退出全球化回到孤立主義。於是,美國政府必然參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那怕是有限地參與。

世界大同,不是制度之同,也不是文化之同,而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新天下秩序不是封建社會的朝貢體系,也不是寡頭統治下的某國優先,而是全世界人民共治天下,共享繁榮和平美麗的新世界。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