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全球經濟進入新的時期

在貿易形勢緊張、政策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未來的道路將取決於如何面對挑戰和如何迎接機遇

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大多數國家在過去80年裡都在其下運作）正在經歷一個重設過程，世界正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現有規則受到挑戰，而新規則尚未形成。今年1月下旬以來，美國宣佈了一連串的關稅措施，首先是針對加拿大、中國、墨西哥以及若干關鍵行業，最終在4月2日宣佈對幾乎所有進口徵收關稅。美國的有效關稅稅率飆升至超過了「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而主要貿易夥伴採取的反制措施大大推高了全球關稅稅率。

由此產生的認知不確定性和政策不可預見性是影響經濟前景的一個主要因素。關稅的突然上調以及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如果持續下去，將導致全球成長顯著放緩。鑑於當前情況的複雜性和易變性，我們的報告對全球經濟提出了一系列預測。

我們的《世界經濟展望》的參考預測考慮了美國在今年2月1日至4月4日期間宣佈的關稅措施以及其他國家採取的反制措施。因此，我們將今明兩年全球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調至2.8%和3%，相較於我們2025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的預測，累計下調了約0.8個百分點。我們也提供了不包括4月關稅措施的全球預測（4月2日之前的預測）。在不考慮關稅的路徑下，全球成長率預測值的累計下調幅度僅為0.2個百分點，2025年和2026年成長率預計均為3.2%。

最後，我們提供了基於模型的預測，其考慮到4月4日之後宣佈的措施。在此期間，美國暫停了大部分關稅，同時將對中國的關稅提高到極高水準。關稅措施即使無限期暫停，也不會使全球前景相對於參考預測呈現顯著變化。這是因為，雖然一些最初被征以高關稅的國家目前因暫停關稅而受益，但是美國和中國的總體有效關稅稅率仍然很高，同時，政策引起的不確定性並沒有下降。

全球經濟成長雖然放緩，但仍遠高於經濟衰退期間的水平。今明兩年的全球通膨率預測值均上調了約0.1個百分點，但通膨下行趨勢仍在持續。到目前為止，全球貿易呈現了相當強的韌性，部分原因是企業在需要時成功調整了貿易路線。這一次，困難可能會更大。我們預計，全球貿易成長將比產出成長下降得更快，2025年將降至1.7%，相較於2025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的預測大幅下調。

然而，全球估計值掩蓋了各國之間的巨大差異。對於施加關稅的國家來說，關稅是一種負面的供給衝擊，因為資源被重新組態到競爭力較弱的產品的生產中，導致總體生產率下降和生產價格上漲。從中期來看，關稅會削弱競爭，減少創新，並增加尋租行為，進一步拖累經濟前景。

美國的需求在最近的政策宣佈之前已經在減弱，反映了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根據我們4月2日的參考預測，美國今年的成長率預測值已下調至1.8%，比1月的預測低0.9個百分點，其中關稅的影響佔到0.4個百分點。我們也將美國通膨預測值從2%上調了約1個百分點。

對於貿易夥伴來說，關稅主要是一種負面的需求衝擊，導致外國客戶減少購買其產品，儘管一些國家可以從貿易轉向中受益。與這種通縮性影響一致的是，我們已將中國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值下調至4%，降幅為0.6個百分點，同時將通膨預測值下調了約0.8個百分點。

歐元區面臨的有效關稅稅率相對較低，其經濟成長預測值下調了0.2個百分點，降至0.8% 。無論是在歐元區還是中國，加強財政刺激將為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提供一些支援。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可能會經歷顯著的成長放緩，具體程度將取決於最終確定的關稅稅率。我們將這組經濟體的成長預測值下調了0.5個百分點，至3.7% 。

密集的全球供應鏈會放大關稅和不確定性的影響。大多數貿易商品是中間投入品，在成為最終產品之前會在國家之間多次流轉。正如我們在疫情期間看到的那樣，擾動因素會在全球投入產出網路內向上游和下游擴散，可能產生相當大的乘數效應。面對進入市場管道的不確定性，企業可能會在短期內暫停業務、減少投資和削減支出。同樣，金融機構將重新評估借款人的風險敞口。不確定性的增加和金融環境的收緊很可能主導短期前景，對經濟活動造成拖累，油價的大幅下跌就反映了這一點。

關稅對匯率的影響很複雜。美國作為徵收關稅的國家，其貨幣可能會升值，正如前幾次經歷的情況。然而，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美國增長前景減弱以及全球對美元資產需求的調整（這種調整到目前為止尚屬有序）可能會對美元造成壓力，正如我們在美國宣佈加稅措施後看到的那樣。從中期來看，如果關稅導致美國可貿易品部門的生產率相對於其貿易夥伴降低，美元的實際匯率可能會貶值。

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已經增加，而貿易緊張局勢的惡化可能會進一步抑制經濟成長。如果市場對成長前景的減弱和不確定性的增加作出負面反應，那麼金融環境可能會進一步收緊。雖然銀行總體上仍資本充足，但金融市場可能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然而，如果各國放鬆當前的貿易政策立場並達成新的貿易協定，成長前景可能立即得到改善。今後若干年內，解決國內失衡問題能夠緩解經濟風險並提高全球產出，同時對消除外部失衡起到顯著作用。對歐洲來說，這意味著在基礎設施上投入更多資金，以加快生產率成長。這也意味著中國應加強對內需的支援，美國應加強財政整頓力度。

我們的政策建議呼籲各方保持審慎並加強合作。首要任務應為恢復貿易政策穩定並建立互惠互利的安排。全球經濟需要一個清晰、可預見的貿易體系，彌補國際貿易規則中長期存在的缺口，包括解決普遍使用非關稅壁壘或其他扭曲貿易的措施等問題。為此，需要加強合作。

貨幣政策也需要保持靈活。有些國家在通膨與產出之間可能面臨更艱難的權衡取捨。另一些國家由於通膨衝擊接踵而至，通膨預期可能會脫錨。面臨價格壓力反彈的國家需要大力收緊貨幣政策。其他一些國家在面對不利的需求衝擊時，需要降低政策利率。無論如何，貨幣政策的信譽都非常重要，而央行獨立性仍然發揮著基石作用。

關稅調整導致外部波動加劇，避險環境可能長期存在，這種局面對新興市場來說可能難以應對。我們的綜合政策框架強調，必須讓貨幣在基本面力量的驅動下作出調整——目前就是這種情況，並闡明了各國在那些具體條件下應當進行干預。

在高債務、低成長、融資成本上升的環境下，財政當局面臨更嚴峻的權衡取捨。大多數國家的財政空間仍然太小，需要實施漸進和可信的整頓計畫，而一些最貧窮的國家還受到官方援助減少的衝擊，可能面臨債務困境。

此外，新的支出需求也進一步增大了財政脆弱性。對於有可能受到衝擊嚴重影響的群體，向其提供支援的呼聲將會增大。這種支援應終保持高度的針對性，並納入自動的「日落條款」。過去四年的經驗表明，打開財政支援的“水龍頭”，比擰上它更容易。

在一些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國防相關支出面臨新的、永久性的成長。這些支出的資金應來自何處？對於財政空間充足的國家來說，新增支出中只有臨時性的部分——為幫助適應新環境而提供的臨時性支援，或為重建國防能力而在初始時增加的支出——可以通過舉債提供資金。對於所有其他國家，新的支出需求應透過削減其他支出或籌集新的收入來抵消。

我們不應忽視加強經濟成長的必要性。政府應繼續進行財政和結構性改革，以幫助調動私人資源並減少資源錯配。它們還應投資於必要的數字基礎設施和培訓，以便從人工智慧等新技術中受益。

最後，我們應當問問自己，全球體係為什麼需要改革。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幾十年來不斷深化的貿易關係促進了快速但不均衡的經濟成長。在許多發達經濟體，人們強烈認為全球化不公平地導致了許多國內製造業工作崗位喪失。這種不滿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就業比重長期以來一直在下降——包括在貿易順差國（如德國）和貿易逆差國（如美國）。

這種下降背後的更深層力量是技術進步和自動化，而不是全球化：在上述兩個國家，製造業的產出比重一直保持了穩定。這兩種力量最終都是有益的，但可能對個人和社會造成嚴重擾動。確保在全球化步伐與應對相關影響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為此，無論是在技術革命還是全球化方面，政策制定者都不應侷限於在「贏家」與「輸家」之間作出補償性轉移支付這個簡單視角。可惜的是，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使許多人接受了一種「零和」世界觀，即，有些人得到好處，有些人勢必受到損害。相反，我們必須更瞭解問題的根源，這樣才能建立一個更完善、能夠提供更多機會的貿易體系。這個目標已被莊多載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中。根據此協定，我們應「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平衡發展，從而幫助提高和維持高水準的就業和實際收入」。

全球一體化本身並不是目標，而是達到目標的手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助於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