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幣近年來迅速走入公共討論的中心。從加密市場的結算工具，到跨境支付的潛在替代方案，再到被反覆拿來與央行數字貨幣比較的“數字美元”，圍繞穩定幣的敘事不斷膨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在《理解穩定幣》一文中，對這些敘事進行了系統拆解。這份報告的核心並非為穩定幣定性，而是試圖回答一個更基礎的問題：穩定幣在現有貨幣與金融體系中究竟處於什麼位置，它在那些條件下可能發揮作用，又在那些地方構成政策風險。01. 穩定幣：一種“像貨幣、但並非貨幣”的私人金融安排IMF對穩定幣的界定相當克制。報告指出，穩定幣是一種由私人機構發行、以特定資產（主要是法定貨幣）為錨、並通過儲備資產維持價值穩定的加密資產。當前市場中佔主導地位的是“法幣抵押型穩定幣”，即以美元或歐元計價，並以短期、高流動性的同幣種金融資產作為儲備支援。報告反覆將穩定幣與央行貨幣、銀行存款、貨幣市場基金進行對比，目的並非分類本身，而是強調一個核心事實：穩定幣的穩定性並非來自國家信用或中央銀行的制度性支援，而是來自發行方的資產負債表、治理能力與市場信心。這使其在穩定性、贖回保障和風險吸收能力上，天然不同於公共貨幣體系中的貨幣形式。與央行數字貨幣相比，穩定幣不具備法償性，也不享有最終清償保障；與銀行存款相比，它們通常不受存款保險和審慎監管體系的全面保護；與貨幣市場基金相比，穩定幣不向持有者直接支付收益，卻擁有更強的點對點轉移能力。正因如此，IMF明確指出，穩定幣不應被簡單視為“鏈上的現金”或“數字美元”，而是一種兼具支付屬性與金融資產特徵、但缺乏公共信用背書的私人安排。IMF同時將穩定幣置於更廣義的“資產代幣化”背景中加以理解。在其框架下，代幣化改變的是資產記錄、發行與轉移的基礎設施，而非資產本身的經濟屬性。穩定幣正是這一趨勢中的重要產物，但代幣化本身並不會自動消除金融風險，也不會替代制度性保障。如果從這一視角繼續延伸，穩定幣事實上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高度特殊的現實世界資產（RWA）形態：它以現實中的法幣資產為底層，以鏈上代幣形式存在，並直接服務於支付與結算功能。正是這種“錨定現實資產、卻運行於鏈上體系”的特徵，使穩定幣在政策討論中始終處於一個高度敏感的位置。這與我們在新書《RWA：重構現實世界資產》中，對穩定幣的定位與觀點高度一致。02. 如何被使用：現實用途、美元邏輯與擴展空間在用途層面，IMF對穩定幣的現實表現與公眾想像進行了清晰區分。報告顯示，當前穩定幣的主要用途仍高度集中於加密資產交易生態內部。它們主要作為交易媒介和價值暫存工具，用於在高波動性的無抵押加密資產與法定貨幣之間切換。大量交易由自動化系統完成，服務於套利和流動性管理，而非實體經濟中的日常支付。但與此同時，IMF也注意到一個正在發生的變化：穩定幣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正在上升，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從跨境資金流動的角度看，穩定幣的使用規模已超過無抵押加密資產，這使其開始具備宏觀層面的分析意義。相較傳統跨境支付體系，穩定幣在特定走廊中可能展現出成本和速度優勢，儘管這種優勢並不普遍，也高度依賴出入金通道、外匯兌換成本和合規安排。報告特別強調，穩定幣需求與其計價貨幣之間存在高度關聯。當前穩定幣市場幾乎完全由美元穩定幣主導，這並非偶然，而是美元在全球貿易、金融和支付體系中長期主導地位的延伸。穩定幣並未削弱美元，相反，它們通過技術手段降低了獲取美元的摩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美元的國際使用。這也是IMF在討論穩定幣未來需求時，將其與美元國際角色緊密聯絡的原因。至於穩定幣是否會進一步進入零售支付、國內支付或代幣化金融資產結算領域，IMF的態度明顯謹慎。報告認為，這些擴展並非不可能，但前提條件十分明確：法律和監管框架必須清晰，儲備資產和贖回權利必須可信，且穩定幣需與既有支付體系實現更深度的融合。在這些條件未充分滿足之前，將穩定幣視為主流支付工具，仍為時尚早。03. 真正的問題：系統性風險、貨幣替代與監管邊界相比潛在收益，IMF在報告中投入更多篇幅討論穩定幣可能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這些風險並非源於區塊鏈技術本身，而是在穩定幣規模擴大、與金融體系深度融合後逐步顯現。首先是價值穩定與擠兌風險。穩定幣的價格穩定依賴儲備資產的市場價值、流動性和信用狀況。一旦市場對儲備質量、資產託管或發行方治理產生懷疑，穩定幣可能迅速偏離錨定價值，引發信心驅動的拋售。由於多數穩定幣並未向所有持有者提供無條件、即時的面值贖回權，二級市場往往成為壓力釋放的主要場所，這在極端情形下可能放大波動。其次是對底層金融市場的外溢影響。如果穩定幣規模顯著擴大，其對短期國債和回購市場的需求可能在平穩時期壓低收益率，而在壓力時期通過集中拋售衝擊市場流動性。這些市場本身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基礎，一旦受損，可能迫使央行介入，從而將原本屬於私人金融安排的風險轉化為公共部門需要應對的問題。再次是銀行脫媒與金融傳染風險。穩定幣若在部分場景中替代銀行存款，可能推高銀行負債成本、削弱穩定融資來源，並影響信貸供給。同時，穩定幣發行方與少數銀行之間的高度集中合作，也可能在擠兌情形下放大雙向風險，形成新的傳染管道。IMF尤其警惕穩定幣可能加劇貨幣替代。在高通膨、制度信任不足或支付體系效率較低的經濟體中，以外幣計價的穩定幣可能迅速滲透至儲值和支付場景，削弱本國貨幣的使用基礎。這種“數位化外幣化”一旦形成規模，可能削弱央行對流動性和利率的調控能力，並侵蝕鑄幣稅收入，進而對宏觀政策空間構成實質性約束。正因如此，IMF在監管問題上採取了明顯的“邊界思維”。報告並未否認穩定幣的創新潛力，但反覆強調必須通過儲備資產質量、贖回權利、治理結構、金融誠信和國際協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加以約束。同時，IMF也坦言，當前全球穩定幣監管仍高度碎片化，不同司法轄區在發行主體、資產隔離和系統重要性認定上的差異，客觀上為監管套利留下空間。結語：穩定幣不是終點，而是RWA時代的關鍵拼圖在IMF的分析框架中，穩定幣既不是註定顛覆貨幣體系的“新貨幣”，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技術噱頭。它更像是一種在支付效率、金融創新與宏觀穩定之間不斷拉扯的私人金融工具。穩定幣的最終影響，不取決於技術本身，而取決於規模、用途以及能否被納入清晰而一致的制度邊界之內。如果將視角進一步拉長，穩定幣的意義也不應被侷限在“支付工具”或“加密基礎設施”層面。從資產代幣化的角度看，它事實上構成了一種極端但典型的現實世界資產上鏈形態——以法幣這一最核心、最敏感的資產為底層，在鏈上完成對應、流轉與結算。這也正是為什麼，穩定幣往往成為RWA討論中最具爭議、也最具制度張力的對象。在新書《RWA：重構現實世界資產》中，我們正是沿著這一思路，將穩定幣納入RWA的整體分析框架之中，與代幣化債券、基金及其他現實資產一併討論其資產結構、信用來源、風險傳導與監管邏輯。IMF提供的是一套嚴謹而審慎的政策分析邊界，而RWA視角試圖補充的，則是穩定幣在現實資產上鏈浪潮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它為何必然成為制度、金融與技術交匯處的關鍵節點。在這一意義上，理解穩定幣，不只是理解一種加密資產，更是理解現實世界資產如何在鏈上被重新組織、被重新定價、並被重新約束的起點。 (零壹財經)

預計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將保持韌性，達到3.3%，2027年達到3.2%，與2025年預計的3.3%的增長率相近。這一預測值較2025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WEO）略有上調，2027年則保持不變。這種表面上的穩定表現源於各種不同力量的平衡。貿易政策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被技術相關投資激增帶來的利多因素所抵消，其中技術投資激增的趨勢在北美和亞洲尤為顯著，其他地區則相對弱於人工智慧（AI）。此外，財政和貨幣支援、總體寬鬆的金融環境以及私營部門的適應能力也發揮了作用。全球總體通膨率預計將從2025年的4.1%降至2026年的3.8%，並在2027年進一步降至3.4%。這些通膨預測與10月份的預測基本持平，並預計美國的通膨率回歸目標水平的速度將比其他大型經濟體更為緩慢。前景風險依然偏向下行。對人工智慧生產率增長預期的重新評估可能導致投資下降，並引發金融市場突然調整，這種調整將從人工智慧相關企業蔓延至其他行業，並侵蝕家庭財富。貿易緊張局勢可能加劇，延長不確定性，並對經濟活動造成更大壓力。國內政治緊張局勢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爆發，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並通過其對金融市場、供應鏈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擾亂全球經濟。更大的財政赤字和高額公共債務可能對長期利率構成壓力，進而對更廣泛的金融狀況造成影響。另一方面，如果人工智慧的快速普及能夠轉化為強勁的生產率提升和更強的商業活力，那麼人工智慧相關的投資可能會進一步提振經濟活動，並最終轉化為可持續增長。貿易緊張局勢的持續緩和也可能對經濟活動起到支撐作用。為促進穩定和可持續地提升中期增長前景，各項政策需要重點關注恢復財政緩衝、維護價格和金融穩定、降低不確定性以及立即實施結構性改革。地區不平衡自2025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發佈以來，貿易緊張局勢持續緩和，但仍不時出現摩擦。中美之間就半導體和稀土礦物出口管制問題發生的爭端很快達成休戰協議，雙方同意降低雙邊關稅至2026年11月，並暫停實施出口管制。美國當局還取消了對部分農產品徵收的關稅，抵消了此前宣佈並已生效的某些行業較高關稅的影響。這使得美國整體有效關稅水平與2025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中的假設水平大致相同（圖1），但具體國家的實際關稅變化可能意義重大。外界普遍預期美國最高法院將於2026年初就總統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一事作出裁決。新簽署的雙邊貿易和其他協議，通常包含大量投資和採購承諾，但相關資訊披露有限，這也增加了局勢的複雜性。政策不確定性雖然低於10月份的水平，但仍遠高於2025年1月的水平。儘管市場出現一定波動且主權債券收益率上升，但全球金融環境依然寬鬆。主要科技公司的股價與其他股票價格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圖2）。總體而言，金融環境變化不大或僅略微收緊。隨著投資者對衝風險敞口的勢頭放緩，美元小幅回升，但在對聯準會主席展開調查後，美元短暫再次承壓。在貿易緊張局勢趨於穩定和金融環境有利的背景下，全球經濟繼續展現出顯著的韌性，適應了不斷變化的格局，且各國和各行業的增長勢頭不盡相同。總體而言，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至年化2.4%，高於預期，但部分國家的超預期增長被其他國家的下行損失所抵消。航空航天出口的提振使法國經濟增長達到2.2%，而出口下滑繼續拖累德國經濟活動，導致德國實際GDP與第二季度持平。日本經濟萎縮2.3%，私人和政府消費的增長部分抵消了私人住宅投資和出口增長帶來的萎縮。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2.4%（根據工作人員估計），國內需求疲軟，尤其是在住房領域，但部分被出口的強勁增長所抵消。美國經濟增長加速至4.3%，科技投資和支出的回升預計將在2025年前三個季度為年均GDP增長貢獻約0.3個百分點，抵消聯邦政府在去年最後一個季度停擺帶來的拖累。有跡象表明，科技相關投資也促進了西班牙和英國的經濟活動，儘管規模不及美國。資訊和科技行業投資的飆升也反映在亞洲經濟體半導體和其他裝置的強勁出口表現上。儘管高頻資料顯示增速已開始放緩，但全球貿易依然保持相對強勁，科技相關出口的快速增長抵消了其他產品類別出口增速放緩的影響（圖3）。全球通膨總體保持穩定。儘管全球環比通膨中值（包括總體通膨率和核心通膨率）略有上升，但年度通膨率保持穩定，略微低於預期。即便如此，在美國，高昂的生活成本仍然是家庭調查中最受關注的問題，家庭對未來一年通膨的預期依然居高不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中的投入價格也同樣居高不下。增長和通膨前景發生分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人員的預測仍然基於即時貿易政策；也就是說，他們假設截至12月底的政策是永久性的。即使是那些被描述為臨時性或待定的措施，情況也是如此，這意味著暫停提高關稅的措施被假定在其到期日後仍然有效，而更高的關稅則被假定不會生效。預測所依據的美國實際關稅稅率為18.5%，而10月份的預測為18.7%。世界其他地區的相應實際關稅稅率維持在3.5%不變。預計到2026年，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持續高企。預計2026年能源商品價格將下降約7%，降幅高於2025年10月《世界經濟展望》（WEO）的預測。由於全球需求增長疲軟而供應增長強勁，石油價格仍然低迷，預計將進一步下降。然而，高成本生產商、中國的戰略儲備以及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及其部分非成員國）為避免價格暴跌而採取的措施，為天然氣價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撐。由於能源需求因不確定性而下降、歐盟庫存目標更加靈活以及中期液化天然氣供應充足，預計天然氣價格將保持相對穩定。英國和美國的貨幣政策利率預計將繼續下降，但下降速度會有所不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人員預計歐元區政策利率將保持不變，日本將逐步提高政策利率。發達經濟體，特別是德國、日本和美國的財政政策預計將在短期內採取刺激性措施，美國將轉變此前受關稅驅動的輕微緊縮政策立場（圖4）。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保持穩定，高科技行業的增長勢頭將有所放緩，但仍將部分抵消其他行業的拖累。儘管關稅和不確定性預計將繼續對經濟活動水平構成壓力，但其對增長的影響預計將在2026年和2027年逐漸減弱。2026年和2027年的預測增長率分別為3.3%和3.2%，較2025年預計的3.3%略有下降。與2025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相比，2026年的預測值上調了0.2個百分點，而2027年的預測值保持不變（表1）。然而，部分國家的預測值進行了大幅調整，且調整方向各不相同。預計發達經濟體2026年和2027年的增長率分別為1.8%和1.7%。在美國，在財政政策和較低政策利率的支撐下，預計2026年經濟將增長2.4%，同時貿易壁壘上升的影響也將逐漸減弱。此次較10月份的預測值上調0.3個百分點，反映了2025年第三季度GDP資料強於預期，以及聯邦政府停擺結束後，2026年第一季度經濟活動較2025年第四季度有所反彈，並受到相關因素的影響。預計2027年經濟增長將保持穩健，達到2.0%，這主要得益於2025年《一項宏偉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of 2025）中針對企業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帶來的短期財政刺激。預計技術驅動的增長勢頭將有所放緩，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移民減少和消費放緩的影響。歐元區預計2026年經濟增長將保持穩定，為1.3%，2027年為1.4%。2027年增速略有加快，主要得益於公共支出（尤其是德國）的預期增長，以及愛爾蘭和西班牙持續強勁的經濟表現。這一預測與10月份的預測基本一致，溫和的增長率反映了尚未解決的結構性不利因素。鑑於各國承諾到2035年逐步達到目標水平，計畫增加的國防開支的影響預計要到未來幾年才會顯現。與其他地區相比，歐元區從近期技術驅動的投資熱潮中獲益較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能源價格持續上漲的遺留影響將繼續拖累製造業，歐元兌出口類似產品國家的貨幣實際升值也將帶來額外壓力。日本經濟增長預計將從2025年的1.1%放緩至2026年的0.7%，並在2027年進一步放緩至0.6%。這比10月份的資料略有上調，部分反映了新政府宣佈的財政刺激方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預計2026年和2027年將繼續維持在略高於4.0%的水平。與10月份的預測相比，中國2025年的經濟增長率上調0.2個百分點至5.0%。此次上調反映了刺激措施和政策性銀行為投資提供的額外貸款。2026年的經濟增長率也上調0.3個百分點至4.5%，這反映了由於11月份達成的為期一年的貿易休戰協議，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實際關稅稅率降低，以及預計將在兩年內實施的刺激措施。預計到2027年，隨著結構性不利因素的顯現，中國經濟增長率將放緩至4.0%。印度2025年的經濟增長率上調0.7個百分點至7.3%，這反映了該年第三季度好於預期的表現以及第四季度強勁的增長勢頭。預計到2026年和2027年，隨著周期性和暫時性因素的減弱，經濟增長將放緩至6.4%。在中東和中亞，預計經濟增長將從2025年的3.7%加速至2026年的3.9%，並在2027年達到4.0%，這主要得益於石油產量增加、本地需求保持強勁以及持續推進的改革。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經濟增長預計也將加速，從2025年的4.4%升至2026年和2027年的4.6%，這主要得益於宏觀經濟的穩定以及主要經濟體的改革努力。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預計經濟增長將在2026年放緩至2.2%，並在2027年反彈至2.7%，因為該地區各國正從不同的經濟周期階段接近其潛在增長點。在新興和發展中歐洲，預計2025年增速將急劇放緩至2.0%，隨後出現逆轉，該地區經濟在2026年和2027年的平均增速將分別達到2.3%和2.4%。在大多數地區，經濟反彈也反映出貿易政策轉變的影響逐漸減弱。預計全球貿易量增速將從2025年的4.1%下降至2026年的2.6%，並在2027年回升至3.1%。這種動態變化反映了貿易政策前期投入和貿易流量對新政策的調整模式。中期來看，經常帳戶盈餘經濟體的擴張性財政刺激計畫預計將有助於減少全球失衡。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技術驅動的商業投資激增預計仍將繼續吸引資本流入美國，儘管增速有所放緩。全球通膨預計將繼續下降，總體通膨率將在2026年降至3.8%，2027年降至3.4%。這與2025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基本一致，需求疲軟和能源價格走低的總體趨勢依然存在。美國與其他大多數國家之間的通膨差異依然存在（圖5）。隨著關稅上漲的影響逐漸顯現，預計美國核心通膨率將在2027年回升至2%的目標水平。澳大利亞和挪威的通膨率預計也將持續高於目標水平一段時間。英國去年的通膨率上升部分原因是受一次性管制價格變動的影響，預計到2026年底，隨著疲軟的勞動力市場持續對工資增長構成下行壓力，英國的通膨率將回升至目標水平。在日本，隨著食品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預計2026年通膨率將有所緩和，並在2027年向目標水平靠攏。歐元區總體通膨率預計將在2%左右徘徊，核心通膨率預計將在2027年降至該水平。中國的通膨率預計將從低位開始上升，而印度的通膨率在2025年受食品價格低迷的推動下顯著下降後，預計將回升至接近目標水平。群東因素衰弱導致增長脆弱全球經濟前景的風險依然偏向下行。迄今為止所展現出的韌性主要由少數行業驅動，並往往得益於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這種韌性可能受到行業動態變化或長期存在的更廣泛的風險因素引發的衝擊而遭到破壞。如果對人工智慧驅動的生產力提升的預期過於樂觀，結果令人失望，那麼高科技領域的實際投資以及其他領域人工智慧應用方面的支出都可能大幅下降，股市估值（目前股市估值主要由少數幾家科技公司推高）也可能出現更長時間的調整。閒置或錯配資產的快速過時、資本和勞動力成本高昂的重新配置以及商業活力的下降，都會對私人消費和投資造成壓力。這些影響會通過貿易流動直接蔓延至以出口為導向、專注於科技產品的經濟體。而全球金融環境的收緊也會將這些影響輻射到世界其他地區。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取決於金融環境的反應。作為參考，在2025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提出的一個情景下（該情景包括人工智慧股票估值的適度調整，作為金融環境整體收緊的一部分），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比基準情景下降0.4%。支撐貿易政策基準的脆弱平衡可能遭到破壞。針對特定行業的額外關稅，尤其是對上游產業徵收的關稅，可能造成供應瓶頸，並對經濟活動和價格產生巨大影響。針對稀土礦物等關鍵投入品的非關稅措施也可能擾亂全球供應鏈。更多國家可能採取保護主義立場，尤其是在貿易轉移和改道造成破壞的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利潤率下降可能會放大並延長通膨效應。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顯著升級，尤其是在中東或烏克蘭，但也可能波及亞洲和拉丁美洲，可能引發嚴重的負面供應衝擊。主要航運路線、關鍵供應鏈和航空旅行可能中斷，導致延誤和成本增加。如果關鍵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由此造成的供應限制可能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國內政治不確定性的加劇，包括但不限於選舉前後，可能進一步加劇和擴大不確定性，抑制市場情緒，並抑制消費和投資。政治干預獨立經濟機構可能增加政策失誤的風險，並削弱公眾信心和信任。金融市場持續脆弱，加上財政脆弱性可能進一步凸顯，進而影響宏觀金融穩定。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一些主要經濟體的公共債務水平居高不下，特別是那些貨幣和證券在國際金融市場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的財政可持續性問題不僅會推高其自身的借貸成本，還會收緊更廣泛的金融環境，加劇金融市場波動。對貨幣市場基金和槓桿避險基金等價格敏感型投資者的過度依賴，會加劇市場錯位風險，並可能導致中央銀行反覆提供流動性支援，從而引發道德風險和金融主導地位方面的擔憂。地緣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例如，可能引發加強反洗錢和反恐融資措施的事件——也可能進一步加劇上述風險。此外，外援削減也加劇了低收入開發中國家的財政挑戰。主權國家與銀行之間的聯絡可能會加劇公共債務收益率上升與私營部門金融環境收緊之間的反饋循環，這種情況可能會在更廣泛的國家中發生。從積極方面來看，人工智慧的快速普及，可能得益於目前人工智慧相關硬基礎設施和軟基礎設施投資的持續增長，這將顯著提高生產力，並提振中期增長前景。快速的創新步伐或將催生創造性破壞，重振商業活力。因此，到202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或將提升0.3個百分點，中期內每年提升0.1至0.8個百分點，具體增幅取決於全球人工智慧普及的速度和準備程度的提升。如果能夠採取相應的政策來控制其對能源價格的潛在影響（例如通過放寬電力供應限制）、採取措施擴大關鍵中間投入的規模，以及制定勞動力市場計畫來管理勞動力轉型，那麼整個經濟體都將受益於這些益處。短期來看，貿易談判取得切實進展將有助於降低關稅、增強政策可預測性並提升全球效率。如果加強合作的範圍擴大到服務貿易、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稅收領域，促進投資並改善公共財政，那麼收益將會更大。當前挑戰和變革性技術變革的可能性，為結構性改革注入動力提供了契機。加快推進各項改革，提升現有勞動力的技能，減少勞動力流動壁壘，簡化和最佳化商業法規，增強競爭，促進創新，將有助於持久提升經濟體的增長潛力，同時增強其韌性和適應能力。政策可以促進增長和穩定重建財政能力和維持公共債務可持續性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支出需求依然迫切的情況下。至少，必須致力於可信的中期財政整頓。補充財政緩衝的努力應基於現實的假設，包括對長期支出壓力的假設，以及穩健的債務管理實踐，同時力求在促進增長的調整方面取得適當的平衡。各國應致力於增加財政收入、合理化支出，並通過吸引私人投資等方式提高支出效率。應對負面需求衝擊的措施應在不偏離中期財政可持續性目標的前提下制定。這些措施應利用自動穩定器，並在整個商業周期內對稱應用，以支援宏觀經濟在經濟衰退和上升階段的平穩運行。任何酌情財政干預措施都必須嚴格針對受不利衝擊影響最大的企業和家庭，并包含明確的日落條款，以確保這些措施的臨時性。通過削減其他非優先支出或開闢新的收入來源來抵消此類措施的影響至關重要，尤其是在財政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廣泛的補貼和其他產業政策措施既耗資巨大又可能造成混亂。即使適用，也應謹慎使用。為避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尤其是在財政約束日益收緊的情況下，產業政策必須精準地針對特定的市場失靈和明確的外部性問題，並定期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在全球經濟格局不斷變化的情況下，各國央行必須調整貨幣政策以維護價格穩定。通膨率達到或接近目標水平的國家，其貨幣政策制定者應採取以預測為中心的策略；如果這些國家正經歷負面需求衝擊，則可考慮逐步降低政策利率以緩衝經濟活動，前提是價格穩定目標面臨的風險可控。相反，如果通膨率仍高於目標水平，則應採取更為謹慎、以資料為導向的策略。在經歷不利供給衝擊的經濟體中，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增長放緩的風險和持續通膨的風險之間進行複雜的權衡。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在有充分證據表明通膨預期保持穩定且通膨率回升至目標水平的情況下，才能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同時必須始終關注價格穩定。央行清晰、一致的溝通對於應對當前變幻莫測的經濟環境至關重要。央行的獨立性對於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維護央行的法律和運作獨立性，對於避免財政主導風險、錨定通膨預期以及確保央行履行其職責仍然至關重要。經濟活動和價格動態的差異會使宏觀經濟政策決策在不同地區變得複雜。持續的技術相關投資熱潮可能會在不同程度上推高實際中性利率，因為其在不同地區的強度存在差異。這將提高政策降息的門檻，在美國尤其如此。與此同時，更好的增長表現和前景可能會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美國）增加財政空間，但在另一些情況下，由於利率壓力，財政空間可能會縮小。這就需要更加嚴格的財政紀律，以便明智地利用任何意外之財，在財政空間擴大時，使公共債務走上切實下降的道路；並在財政空間縮小時，立即實施切實有效的財政整頓。通常情況下，匯率應靈活響應市場訊號，從而促進宏觀經濟調整。如果外匯或風險溢價出現顯著波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綜合政策框架》可為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應對措施提供指導。在某些情況下，除採取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立場外，臨時性的外匯干預或資本流動管理工具也可能是必要的。鑑於資產估值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加劇，需要強有力的審慎監管來維護金融穩定。在當前這種持續不確定時期，更廣泛地運用情景分析可以提升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能力。做好應對各種風險的應急預案，才能確保在這些風險發生時具備抵禦風險的能力。為穩定預期並鼓勵對更廣泛領域的投資，各國應將減少政策驅動的不確定性作為優先事項。各國應建立並遵守透明、連貫的貿易政策框架，並輔以務實的合作。這包括推進涉及關鍵全球公域的多邊努力，在可行的情況下更新國際法規，並在適當情況下探索區域或諸邊解決方案。雙邊對話不應損害第三方國家的利益。旨在緩解貿易摩擦、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的努力應與旨在解決國內政策決策造成的過度外部失衡的努力保持一致。要達成持久的解決方案，需要就根本性的扭曲達成共識，並採取行動予以解決。除了應對短期權衡取捨和挑戰之外，提升中期增長前景仍然是解決宏觀經濟困境的最有效策略。針對勞動力市場、教育、監管框架和競爭的結構性改革將推動生產力、潛在產出和就業增長。此外，利用技術進步——包括數位化轉型、人工智慧應用以及對可再生能源和節能系統的投資等——可以加速生產力提升並擴大增長潛力。這些努力不應損害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而應與之相協調，因為全球經濟再平衡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要素。將促進增長的措施與加強歐盟單一市場的努力、制定可信的財政整頓計畫以使美國公共債務走上切實下降的道路以及推進中國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和縮減不必要的產業政策支援的改革相結合，將有助於實現全球增長來源的多元化。 (財經姝婷說)

IMF工作人員預計中國經濟在2025年和2026年將分別增長5.0%和4.5%。相較10月《世界經濟展望》，上述預測值分別上調了0.2個和0.3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當局採取了值得歡迎的宏觀經濟刺激措施，並且中國出口面臨的關稅低於預期水平。儘管經濟增長呈現出韌性，但在內需疲軟且存在通縮壓力的情況下，失衡問題仍然顯著。與貿易夥伴相比，中國的通膨處於較低水平，這導致了實際匯率貶值，從而推動了強勁的出口和經常帳戶順差的擴大。關鍵的政策優先事項是推動向消費拉動型增長模式轉型，這也是政府在第十五個五年規劃中提出的目標之一。工作人員認為，為實現這一轉型，當局需要更緊迫地採取更有力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改革來降低高企的家庭儲蓄，並縮減不必要的產業政策支援和低效投資。這樣的一攬子政策也將減少外部失衡。除了協同實施上述政策措施外，為了應對增加的風險並在中期維持穩健增長，當局還需要：（1）實施財政和金融框架改革；（2）清理廣義政府、房地產和金融部門的資產負債表；（3）推進市場化改革，包括開放服務業和促進企業間的競爭中性。中國北京：12月1日至1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赴中國代表團團長Sonali Jain-Chandra女士率團訪問了北京和上海，並與中方開展了2025年第四條磋商。代表團與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銀行的高層官員、私人部門代表以及學術界人士就經濟形勢、風險和政策優先事項開展了富有建設性的討論。IMF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參加了討論，並會見了中國國家總理李強、副總理何立峰、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財政部長藍佛安、商務部長王文濤及其他高級官員。IMF第一副總裁丹·卡茨（Dan Katz）先生也參加了代表團的部分活動並會見了高級官員。在訪問結束時，Jain-Chandra女士發表了以下陳述：“雖然在近幾年經歷了多次衝擊，但中國經濟呈現出了顯著的韌性。我們預計中國經濟在2025年和2026年將分別增長5.0%和4.5%。相較IMF的10月《世界經濟展望》，上述預測值分別上調了0.2個和0.3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當局近期宣佈的政策措施以及美中雙邊關稅的降低。平均而言，總體通膨預計將從2025年的0%上升至2026年的0.8%。“這種韌性正受到持續失衡問題的考驗。房地產行業的長時間調整、對地方政府財政的溢出效應以及消費者信心的低迷，導致了內需疲軟和通縮壓力。與貿易夥伴相比，中國的通膨處於較低水平，這導致實際匯率貶值，從而推動了強勁的出口並支援了經濟增長，但也加劇了外部失衡，預計2025年經常帳戶順差將達到GDP的3.3%。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和全球貿易緊張局勢的加劇使得依賴出口維持強勁增長的做法難以持續。”“長期存在的結構性挑戰也將在中期對經濟造成拖累。由於生產率增長放緩、人口老齡化、債務水平高企以及投資回報下降，經濟增長預計將減速。“當局認識到必須通過增加消費來帶動經濟增長。為此，他們實施了值得歡迎的政策措施，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貨幣寬鬆，以及一些用於支援消費和房地產行業的針對性措施。他們還採取措施應對了某些行業的“內卷”問題（即過度的價格競爭）。此外，當局還提高了退休年齡，這將提振潛在經濟增長；同時，當局還在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這將緩解其再融資壓力。“IMF工作人員同意，中國的關鍵政策優先事項是推動向消費拉動型增長模式轉型，擺脫對出口和投資的過度依賴。為支援這一轉型，我們建議當局更加緊迫地採取更有力的一攬子政策，同時維護金融穩定並應對債務脆弱性問題。“首先，當局應通過更具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配套改革來降低過度的家庭儲蓄，以解決失衡問題。通過放鬆貨幣政策和提高匯率彈性來提供額外的財政刺激，將促進國內需求並推升通膨。在提供宏觀經濟政策支援的同時，還應加大改革力度，以增強社會保障體系並支援房地產行業調整——這兩者都將增強信心並提振消費。與此同時，縮減不必要的產業政策支援和低效投資將減少資源錯配。除瞭解決國內失衡問題外，這樣的一攬子政策還將帶來實際匯率升值並減少外部失衡。“第二，為確保宏觀金融穩定並應對債務脆弱性問題，當局需要實施財政和金融框架改革並清理資產負債表。利用破產框架對不可持續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進行重組，可以減輕財政壓力；與此同時，還應通過一項全面的計畫來應對金融部門溢出效應並完善財政框架。為了穩定政府債務，在通縮壓力持久減退之後，還應在中期持續實施財政整頓。“第三，結構性改革可以緩解生產率放緩和勞動力萎縮帶來的不利影響，從而有助於提振中期增長。優先事項包括：降低國內的貿易壁壘，開放服務業，在企業間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以及實施勞動力市場改革來應對技能錯配和年輕人失業問題。“在上述三個政策優先事項上取得進展，可使中國GDP到2030年提高約2.5個百分點，並降低外部失衡。這不僅將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和繁榮程度，也有助於實現更強勁、更健康的全球經濟。“IMF工作人員期待繼續與中國當局開展合作，支援他們建設更具韌性、更加平衡的經濟。”IMF團隊感謝中國當局在其訪問期間的熱情款待、精心安排以及坦誠和富有建設性的討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中國上海：繼此前宣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中心（見IMF新聞發佈稿第24/223號）後，今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式啟動了該中心的營運。上海中心將為加強IMF與充滿活力的亞太地區的合作發揮重要作用。該中心將作為一個促進研究和知識分享的樞紐，為新興市場和中等收入國家相關領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其還旨在深化IMF與該地區的成員國、區域性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對話和外聯工作。IMF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上海中心及其設施的出資。魏翰澤（Johannes Wiegand）先生將擔任上海中心的首位主任。魏翰澤先生是IMF的資深經濟學家，在全球和地區經濟政策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具備深厚的IMF相關知識，並在全球政策研究與學術界擁有廣泛的合作網路。開業當天，上海中心還舉辦了主題為“亞洲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熱點問題”的首場研討會。來自該地區的頂尖經濟學學者和IMF經濟學家出席了本次活動，並就新興經濟體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交換了看法，所討論的問題包括結構轉型和增長、金融與支付、人工智慧和創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了最新版《世界經濟展望》，對世界各國2026年GDP、世界經濟的發展走向，以及各國面臨的人口、技術、產業和能源等多方面問題做出了最新預測和分析。IMF預測2026年全球GDP總量將達到124兆美元，在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後，兆美元的增加或減少，都反映著各國經濟的此消彼長，背後是全球產業鏈及產業變革的重組和加速。從20世紀初至今，世界經濟不斷切換主導力量，興衰更替。20世紀，英國“日不落”帝國霸權衰落，美國憑藉世界第一工業大國地位崛起，通過黃金、石油助力美元成為全球主導貨幣，建立起了影響全球經濟的美元霸權。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走向巔峰時期，達到美國經濟的70%，但隨後的經濟泡沫讓日本陷入了“失去的30年”，經濟規模持續下滑。2000年以後，中國加入WTO外貿出口迅猛發展，帶動經濟進入快車道，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2021年中國GDP達到美國的77%，世界經濟進入中美“G2”格局。2025年-2026年全球經濟將進入加速洗牌階段，GDP的排名變化將深刻揭示全球經濟重心轉移帶來的巨變，在此我們討論中國、美國、日本、德國2026年的經濟展望，以及各自所面臨的現實問題。首先來看日本、德國，IMF對這兩個國家給出的總結是“中年危機”，日本和德國都是傳統製造業強國，但是現在同時面對著來自中美的產業競爭。以德國為例，德國汽車製造面臨三大危機：一是失去了俄羅斯廉價且穩定供應的能源後，工業成本大幅攀升；二是汽車公司嚴重依賴中國市場，且在中國本土新能源汽車崛起後競爭力下滑；三是電動化轉向緩慢，既要面對特斯拉，也要面對中國比亞迪等汽車巨頭的競爭。對於日本汽車製造來說，豐田仍然保持著較高的全球銷量，日產和本田已經走向全面下滑，電動化轉型同樣緩慢。但是，日本和德國在傳統製造行業仍然保持著一些優勢，比如高端機床、新材料、機器人、機械、化工、生物醫藥等行業，只是在AI人工智慧行業已經明顯被中美拉開差距，未來AI產業的競爭將大幅拉開這種差距。IMF預測2026年德國GDP達到5.3兆美元，位居世界第三，日本2026年GDP將達到4.5兆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值得注意的是，IMF預測印度將在2026年GDP也達到4.5兆美元，日本排名將繼續下滑。最後來看中美兩國，中美在AI人工智慧、晶片半導體、新能源汽車、航空航天、軍工裝備等多個行業正面競爭，但是兩國內部都存在需要面對的問題。對美國來說，美元霸權、軍事霸權和科技霸權將繼續支撐美國GDP規模的增長，尤其是在半導體和AI產業中，美國仍然保持著全球領先優勢，美元霸權可以繼續將危機對外轉嫁。IMF預測美國2026年GDP將達到31.8兆美元，佔全球經濟的25.6%，仍然高居世界第一。美國GDP有70%以上來自私人消費的貢獻，這是美國經濟的重要壓艙石，也是美國可以對全球加征關稅的底氣。但是，美國的霸權也出現了明顯的裂痕，美國國債已經突破38兆美元，到2026年將進一步衝擊40兆美元，債務規模的龐大並不可怕，而是債務利息越來越高，如果美國無法償還債務利息，這會直接衝擊美元霸權的根基。債務上限的不斷提升，債務總額的不斷新高，都是在消耗美元的信用。可惜的是，當前世界並未出現可以替代美元的貨幣，所以從歷史經驗來看，貨幣霸權的興衰更替往往是比較漫長的過程。IMF預測中國2026年GDP將達到20.7兆美元，將首次突破20兆美元大關，也是美國之後，第二個GDP規模來到20兆規模的經濟體。按此計算，2026年中美兩國GDP差距將擴大至11.1兆美元，中國GDP將達到美國的65%。差距擴大的原因已經老生常談了，一方面是中美高低通膨帶來的名義GDP增速差異，另一方面是匯率波動造成的GDP縮水。美國有債務利息和財政赤字不斷上升帶來的對美元霸權的衝擊等一系列問題，我們也存在比如房地產低谷和調整、地方債及隱性債務化解、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同時還要面對外部美國關稅對出口的影響，以及科技封鎖等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中國正處於轉型的“陣痛期”，而破局的關鍵就在於“新質生產力”，加速產業轉型升級，大力培育新興產業，確保全產業鏈升級，新質生產力的突破與否，直接關係到我們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到2035年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目標。全球經濟並不是“美國衰退論”或者“中國見頂論”這麼簡單的趨勢，而是各大經濟體都要面對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以及外部國際形勢的複雜多變，面對內外問題和形勢，如何做出正確決策才是關鍵。另外，AI技術的變革、能源革命和轉型、全球債務周期、美元霸權的走向、聯準會的利率決策等都是影響未來10年及更長時間全球經濟和全球秩序走向的重要影響因素。 (簡易財經live)

2025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到：2026年，全球經濟的總量預計將達到一個驚人的數字——124兆美元。圖片 | 來自網路在這個冰冷的經濟資料背後，是一幅宏大的世界權力棋盤，每一兆美元的增減，都標記著國家命運的起伏、區域力量的消長，以及全球產業鏈中無聲的權力轉移。然而，在這幅看似增長的畫卷背後，潛藏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與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經濟增速正在放緩，地緣政治的裂痕不斷加深，保護主義的壁壘日益高聳。這篇文章，我們希望從資料方法論與歷史坐標出發，剖析棋盤上各個玩家強弱項，希望為大家提供一份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框架。01 資料背後在深入探討之前，我們必須明確衡量標準。IMF此次排名採用的是名義GDP（Nominal GDP），即按當前市場匯率計算的美元價值。與經過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的GDP不同，名義GDP更能直接反映一個國家在全球貿易、金融和地緣政治中的實際“購買力”和經濟影響力。例如，一個國家需要用多少以美元計價的本國產品，才能換取國際市場上的石油、晶片或技術服務。因此，雖然在我們之前的文章中反覆強調，名義GDP是part of the story，但不可否認，名義GDP是最直接的全球經濟影響力的“權力榜”。榜單排位的陞遷就幾乎是一部濃縮的世界近代史：20世紀初：英國的霸權旁落，美國憑藉其龐大的工業產能和兩次世界大戰後的領導地位，穩坐頭把交椅超過一個世紀。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一度被認為將超越美國，但隨後的“失去的三十年”使其光環褪去。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經濟增長敘事。其GDP從2000年的約1.2兆美元（世界第11位），飆升至2026年預測的20.7兆美元，增長超過17倍。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G2”格局初現。2025-2026年：印度預計將超越日本和德國，躍居世界第三（根據不同預測口徑，時間點略有差異，但趨勢明確），標誌著南亞次大陸力量的崛起。這條時間線清晰地揭示了全球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再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區轉移的宏大趨勢。2026年的排名，正是這一歷史處理程序中的一個關鍵快照。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02 世界經濟的頂級玩家1. 美國（$31.8T）：霸權的韌性與裂痕美國以31.8兆美元的體量遙遙領先，其規模幾乎相當於中國、德國和印度的總和。這份霸權的底氣源自其無可比擬的幾大支柱：科技領導力：在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半導體設計等前沿領域，美國依然掌握著核心技術和生態系統的主導權。強大的消費市場：消費支出佔其GDP近70%，構成了經濟的穩定壓艙石。美元霸權：作為全球首要儲備貨幣，美元賦予了美國“囂張的特權”，使其能夠通過印鈔來轉嫁國內危機。然而，在這份韌性之下，裂痕也日益明顯：債務炸彈：超過38兆美元的國家債務如同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全球金融體系之上。每次關於債務上限的政治博弈，都在消耗其國家信用。產業空心化與社會撕裂：儘管近年來力推“再工業化”和製造業回流，但長期的產業外移已造成了深遠的社會問題和政治極化。增長的代價：聯準會的激進加息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通膨，但也極大地增加了全球，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債務負擔，並對其自身金融穩定構成威脅。2. 中國（$20.7T）：增速換擋與“新質生產力”的突圍中國經濟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從過去依賴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轉向更為複雜和可持續的模式。其面臨的挑戰是結構性的：1, “三座大山”：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到來，這些都對長期增長構成了嚴峻考驗。2, 外部環境惡化：以中美科技戰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博弈，尤其是在高端晶片等領域的“卡脖子”，迫使中國必須加速技術自主的步伐。面對挑戰，中國提出了“新質生產力”作為破局之道，其核心在於：擺脫要素驅動：不再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大規模投資，而是轉向以資料為新生產要素，以人工智慧、生物製造、商業航天等未來產業為引領。全產業鏈升級：不僅要培育新興產業，更要利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確保產業鏈的安全與韌性。“新質生產力”能否成功，將直接決定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在2035年左右實現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的目標。點選圖片，閱讀舊文：我們從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中，提煉了十大亮點、四大核心問題……3. 德國（5.3T）與日本（5.3T）傳統強國的“中年危機”作為老牌工業強國，德國和日本正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德國的“去工業化”風險：曾引以為傲的“德國製造”模式正受到三重衝擊：一是俄烏衝突後廉價能源時代的終結，導致其工業成本急劇上升；二是對中國市場的過度依賴使其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處境尷尬；三是汽車產業在向電動化轉型中反應遲緩，面臨來自中國和美國的雙重競爭。日本的長期停滯：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是其最根本的枷鎖，導致內需不足和創新活力下降。儘管在機器人、新材料等領域仍有優勢，但整體經濟缺乏增長的想像空間。這兩個國家的未來，取決於它們能否成功進行內部的結構性改革，並找到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新位置。4. 印度（$4.5T）呼之慾出的“下一個中國”？印度無疑是這份榜單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憑藉強勁的內需和改革紅利，其經濟增速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一騎絕塵。長期來看，高盛等機構甚至預測印度將在2075年左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優勢顯而易見：人口紅利：擁有世界上最年輕的人口結構，龐大的勞動力和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服務業優勢：作為“世界辦公室”，其資訊技術和軟體外包行業具有全球競爭力。地緣政治機遇：在“中國+1”的全球供應鏈轉移趨勢中，印度成為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積極拉攏的對象。然而，印度的崛起之路也充滿挑戰：一方面，其基礎設施落後、官僚主義、製造業基礎薄弱以及勞動力技能不足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其潛力的完全釋放。另外一方面，印度社會不平等：“K型復甦”現象顯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大部分人口未能從經濟增長中充分受益，這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所以，印度能否將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真正的人力資本優勢，將是其能否實現“大國夢”的關鍵。03 區域類股重構與全球新洞察1. 亞洲的世紀：內部驅動力增強到2026年，亞洲的經濟總量（約39.1兆美元）將超越北美和歐洲，成為全球經濟的絕對重心。這一轉變的意義在於，亞洲的增長越來越依賴於區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而不僅僅是作為西方的製造工廠。除了中印日，印度尼西亞、越南、孟加拉國等“亞洲小虎”正在憑藉其勞動力優勢和不斷改善的營商環境，承接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形成多層次的區域供應鏈網路。2. “全球南方”的集體發聲：去美元化與多極化趨勢榜單上，巴西、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印尼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共同構成了“全球南方”力量的壯大。這一趨勢最顯著的體現，就是對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挑戰。以金磚國家（BRICS）擴員為代表，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探索在雙邊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並推動建立替代性的支付系統，以減少對美元和SWIFT系統的依賴，規避美國金融制裁的風險。儘管“去美元化”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但其趨勢已經不可逆轉，預示著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金融格局正在形成。3. 不平等的新維度：人均GDP的巨大鴻溝總量的排名容易掩蓋發展的質量。榜單顯示，盧森堡（154,115）、愛爾蘭（154,115）、愛爾蘭（154,115）、愛爾蘭（135,247）和瑞士（$118,173）等小型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遙遙領先，而許多非洲國家則仍在貧困線掙扎。即使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總量巨大的國家內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也在加劇。這種不平等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和政治問題，是未來全球不穩定的重要根源。04 2026之後的關鍵變數展望未來，有幾個關鍵變數將深刻影響這份榜單的演變：首先是人工智慧（AI）革命：生成式AI被認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它對生產力的提升可能是指數級的。那個國家能在這場革命中佔據領導地位，就能在未來的經濟競爭中獲得巨大優勢。這不僅是技術之爭，也是資料、算力和人才之爭。其二是能源轉型：向綠色能源的過渡是一場成本巨大但勢在必行的全球性變革。它將重塑能源地緣政治，對依賴化石燃料出口的國家（如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構成挑戰，同時為掌握綠色技術的國家（如在太陽能和電動汽車領域領先的中國）創造巨大機遇。其三是全球化3.0：舊的全球化模式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種“集團化”或“區域化”的全球化。供應鏈將更注重“安全”和“韌性”，而非單純的“效率”，這導致了“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的興起，將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2026年的全球經濟版圖，清晰地展示了一個權力正在重構、規則正在改寫、秩序正在重組的世界，對我們來說，是時候告別單一敘事了。無論是“美國衰落論”還是“中國見頂論”，都過於簡單化。現實是，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著各自的深刻挑戰和轉型壓力。理解這種複雜性和多面性，是做出正確決策的前提。此外要關注結構性力量，是，短期經濟資料固然重要，但人口結構、技術變革、能源轉型和債務周期等長期結構性力量，才是決定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國家競爭力的根本因素。在這個背景下，我們需要看到“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亞洲內部市場的整合以及技術和綠色革命，是未來幾十年全球經濟中最確定的增長機遇所在。識別並佈局這些領域，將是穿越周期、贏得未來的關鍵。 (TOP創新區研究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本世紀美國政府的債務負擔將首次超過義大利和希臘，凸顯出美國公共財政的嚴峻狀況。IMF預測顯示，從現在到2030年，美國一般政府總債務佔GDP比重將上升逾20個百分點，達到143.4%，超過疫情後創下的歷史紀錄。與此同時，IMF預計直到2030年，美國年度財政赤字將持續徘徊在GDP的7%以上——這在該組織跟蹤的所有富裕國家中高居首位。義大利和希臘因公共財政脆弱長期受經濟學家關注。兩國曾是2010-2012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核心，希臘更是需要接受IMF和歐盟監督的救助與債務重組。但預計到2030年末，這兩個歐洲國家的政府債務負擔將呈下降趨勢，因其持續嚴格控制預算赤字。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根據本月發佈的IMF資料，美國債務與GDP之比在2030年仍將上升，而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此後數十年這一比例將持續增長。"這是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美國債務將繼續上升——這是長期財政赤字的影響，"Amundi Investment Institute全球宏觀主管馬哈茂德·普拉丹表示，"但義大利增長前景弱於美國，因此不應將此解讀為義大利已擺脫困境。"圖表：一般政府總債務佔GDP百分比 （圖表顯示美國債務比率將在本世紀首次超越希臘和義大利)憑藉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美國比歐洲國家擁有更強的借貸能力。然而，ING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奈特利指出："許多美國政界人士和投資者對歐洲及其緩慢增長、掙扎前行的經濟不屑一顧，但當你看到此類資料時，討論就會改變。"儘管失業率維持在歷史低位附近，拜登任內的美國聯邦赤字仍迅速擴大。IMF預測顯示，官員們認為川普政府幾乎未採取措施解決此問題。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的經濟顧問喬·拉沃爾尼亞本月表示，川普政府已通過徵收進口關稅在削減支出和增加收入方面取得進展。"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今年財政赤字的改善主要發生在4月之後，"拉沃爾尼亞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債務衡量標準差異IMF資料顯示，自本世紀初以來，美國一般政府總債務始終低於義大利和希臘水平。該指標是涵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廣義負債衡量標準。若採用另一指標——扣除金融資產的政府淨債務——到2030年末，美國負債水平仍將比義大利低約10個百分點。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喬·加農認為，淨債務指標能更準確反映美國債務負擔，因其密切反映投資者需要持有的債務部分。"但這一淨指標也在上升，"他補充道。相比之下，IMF預計義大利淨債務負擔將從2028年開始下降。該組織未提供希臘的淨債務預測。圖表：美國聯邦總債務佔GDP百分比 （圖表顯示當前美國政府債務相對GDP比例已超過二戰後水平）由於GDP增長率疲軟，義大利長期難以控制債務規模。IMF預測其今年經濟增長率僅為0.5%，2026年也僅0.8%。儘管如此，義大利總理喬治婭·梅洛尼政府因努力削減預算赤字而獲得外國投資者讚譽。預計義大利今年將實現佔GDP0.9%的基本盈餘，高於最初預測的0.5%。羅馬方面預計今年財政赤字將降至GDP的3%（梅洛尼就任的2022年該比例為8.1%），這將使義大利比原計畫提前一年退出歐盟超額赤字程序。"義大利正持續採取謹慎的財政政策，"高盛歐洲高級經濟學家菲利波·塔代表示。DBRS Morningstar本月將義大利主權評級從"BBB高"上調至"A低"。分析師指出，義大利獲得歐盟逾2000億歐元疫情復甦基金支援，助力其鞏固公共財政。Scope Ratings主權評級團隊副主任卡洛·卡普阿諾表示，勞動力市場復甦和稅收增長（部分得益於數字支付普及）也為義大利帶來利多。美國政治僵局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加農指出美國政治局勢使得無論誰執政都難以縮小巨額赤字。"民主黨不願削減支出，共和黨拒絕提高稅收，"加農表示，"兩黨都堅持己見。我不知道這種動態何時會改變。"前IMF首席經濟學家、現伯克利大學教授莫里·奧布斯特費爾德直言："任何關於美國財政狀況可持續的預測，都必須基於對美國未來生產率增長、關稅收入、人口結構或利率的一廂情願的設想，或者可能同時基於所有這些因素。" (跬步書)

中美貿易衝突持續升級讓投資者惴惴不安，擔憂這可能標誌著我們熟知的全球合作走向終結。上周五，唐納德·川普總統稱中國新出台的出口管制措施“極具攻擊性”，並威脅將實施100%的報復性關稅。（此後他試圖緩和局勢，安撫美國市場情緒。）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而言，這不過是工作日常。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財富》2025年最具影響力商界女性峰會上，她如此看待對貿易戰的擔憂。圖片來源：Stuart Isett for Fortune“坦率而言，所謂貿易已死的論調純屬誇大之詞，”格奧爾基耶娃對《財富》記者黛安·佈雷迪（Diane Brady）表示，“貿易如流水，遇阻自會繞行。”儘管格奧爾基耶娃承認，世界正變得“愈發迷霧重重”且充滿不確定性，但最大挑戰之一在於讓各方達成共識、認同合作遠勝於分裂：“我們同處一艘巨輪，航行於驚濤駭浪之中，唯有齊心協力才能渡過難關。”值得慶幸的是，許多國家已認同這一理念。她指出，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加征關稅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1個成員國中有188個未採取報復措施，而是選擇與區域合作夥伴開展貿易。東南亞和海灣地區便是典型例證。即便是中國，亦從貿易多元化中獲益：受與歐盟貿易強勁增長的推動，9月中國出口總額同比增長8.3%，創下今年新高。海關總署資料顯示，當月中國對美出口下降27%，標誌著對美貿易連續半年出現兩位數下滑。但格奧爾基耶娃補充道，對企業領袖而言，只要願意“做好準備、迎接挑戰”，就有機會成為穩定局勢的中堅力量。“這對世界而言無疑是個利多消息：私營部門更具靈活性、適應性更強，”她表示，“過去幾年裡，我們看到在許多存在強力政府干預的國家——包括那些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敦促而減少政府干預的國家——私營部門展現出更強的主動性。在逆風時期，企業領袖是穩定局勢的錨點，因為你們能適應變化，始終穩步前行。”她特別強調女性企業領袖需時刻預判最壞情形並做好應對準備。“設想那些看似不可能發生的情況，方能在危機真正降臨時從容應對，”格奧爾基耶娃表示，“新冠疫情和歐洲衝突已向我們證明，危機終將降臨。而女性堅韌而強大，定能直面挑戰。” （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