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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紐約客，但深夜的曼哈頓不屬於我
在紐約，你可以完全隱藏自己。但這也意味著，沒人在乎你是誰。
01. 房間
去紐約前兩周，我開始找住宿。當我在Booking上看到一張青旅床位最低也要人民幣五六百元、正常價位八九百時，頓時覺得紐約不歡迎我。但我已買好前面兩程的廉價機票，不管怎樣，我得找到適合我的方式。我快速用中英文寫了一段徵房資訊，發到微信朋友圈和Instagram上：
可以去你家借住嗎？
計畫10月24日晚到美國紐約，最終目的地是南美。因是自費旅行，紐約住宿過於昂貴，因此想尋找在紐約期間的住宿，沙發、充氣床均可！朋友圈若有住在紐約的朋友，方便我借宿一日或幾日，請私信我，自薦或推薦均可，非常感謝！
這幾年，我無數次向陌生人問過這個問題——“可以去你家住嗎？”2018年9月，我開始不租房的生活後，在許多陌生的國家和城市，住過許多陌生的房子。在德國柏林時，經朋友推薦，我加了一個陌生女性朋友的微信，詢問可否借宿，對方一口答應。我在她家住了一周，直到和她一起度過新年。
跟過去一樣，我的紐約求宿資訊收穫了一堆點贊和轉發，很快便有人邀請我入住，他們中有陌生人，也有曾經一面之緣的朋友。當我確定好住宿之後，便再次對紐約充滿期待。為什麼一定要去紐約呢？對於熱愛旅行的人來說，沒有去過的地方都想去，再加上看過太多來自紐約的電影和文學，那裡誕生了那麼多令我欣賞的人。
抵達甘迺迪機場時，已是夜晚11點半。我獨自坐地鐵去布魯克林。破舊的車廂裡，除了我，還有一個趕夜路的黑皮膚男人。換乘另一趟市內火車時，我在中轉車站迷路了，在走廊、樓梯和站台上來回奔走，沒有找到一個工作人員，反倒看見無數或躺或站的流浪者。這便是紐約讓我看到的第一眼。
潘一提前給我發來地址和進門方式。她是我的第一個房東，我發出求宿資訊不久後，她在ins上私信我，說她的男友正在旅行，我可以來住四晚。她的房子是布魯克林的傳統美式住宅，最底層為半地下室，一樓高於地面半層，她和男友住在一樓。凌晨兩點，我終於抵達。她揉著眼睛給我開門，寬敞的屋裡透著溫暖的燈光。
潘一是來自中國延邊的朝鮮族人，剛剛研究生畢業，在紐約一家媒體做視訊記者。由於她平時主要在客廳辦公，便讓我住房間，自己睡在客廳的大沙發上。房間剛好放得下一張白色的床，洗漱完躺上床，一切都讓我感到不可思議。我就這樣來了，住在一個新朋友的房間裡。我醒來時，陽光灑滿房間，窗外有個巨大的院子，爬山虎覆滿對面的老建築牆壁。
我從潘一家出門時已經是中午，門口兩邊的小院擺滿了南瓜燈、骷髏等裝飾物，一派萬聖節氣氛。我恍如走進了電影裡的美國。住宅區的街道安靜愜意，金黃色的落葉鋪滿地面。一轉彎，便來到熱鬧的生活街區，舊書攤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身形肥胖的中年男人坐在鐵製長椅上曬太陽，年輕男女牽著長腿狗散步。潘一的房子距離布魯克林大橋不遠，走十幾分鐘便到了布魯克林公園。隔著河，對面是高樓聳立的曼哈頓。
沒什麼計畫的我直接去了MOMA——紐約當代藝術地標，似乎不得不去。轉了幾趟地鐵來到MOMA，這裡直讓我回憶起上海外灘建築群間的街道。打破回憶的是，當我在街對面買下一根熱狗充飢時，已是下午兩點。街邊沒有餐廳，只有一個移動推車，咬下這根極普通的面包夾香腸，我才意識到它花去了7美元，也就是五十多塊人民幣。
貴——是人們對紐約的統一描述。不僅對中國人，對美國人來說也是，它是全美物價最貴的城市。小費是美國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紐約，去所有餐廳吃飯都需要給小費。一般如果在餐廳就餐，需付至少20%的小費，如果是打包帶走，則可以不付小費。潘一向我推薦了紐約最便宜且特色的食物——1美元披薩，在紐約大部分鬧市區都有。在曼哈頓一個規模較小的中國城，我遇到一家小小的腸粉店，老闆用地道的手工藝製作腸粉，這是在上海街頭都找不到的場景。兩個中國留學生邊吃邊聊天，不到10美元的腸粉應該是紐約為數不多的便宜且好吃的中國食物。
逛完MOMA，我走到不遠處的紐約中央公園散步。穿過高樓林立的曼哈頓，跨過緊鄰中央公園的馬路，世界好像發生了變化。前者藝術、金融氣息濃郁，後者則充滿流浪感，褲子掛在一半屁股上的黑皮膚男人站在路邊。再接著，下樓梯進入中央公園，瞬間便被野生的自然環境吸引，萬萬沒想到，寸土寸金的紐約居然有如此自然的公園。走了一會兒，天就黑了。夜晚的中央公園通常屬於流浪漢。我戀戀不捨地離開公園，回到馬路上。後來，我開始找吃的，打開Google地圖卻發現價格昂貴，我並沒有什麼選擇。我去了一家陝西麵館，吃了一個肉夾饃，味道很不錯。
02. 廁所
一個白人男子縱身一躍，跨過閘機，跑向站台。一束溪流從生鏽老舊的鐵軌上緩慢流過，落葉漂在其中，一根白色耳機線遺落在枕木上。一群表演藝人抱著吉他在唱歌。對以髒亂差聞名的紐約地鐵我早有耳聞，也曾在無數電影中一窺其貌，但身處其中時，仍被這種迷人的混亂吸引。我置身其中，掛著相機，卻不知道該拍什麼，彷彿一切都可以拍，而一切又都沒什麼可拍。
我最喜歡的比利時導演香特爾·阿克曼年輕時從法國來到紐約居住，離開時拍了一部電影叫《家鄉的消息》。在這部電影中，阿克曼用安靜細膩的觀察鏡頭呈現了紐約的城市圖景：街道、建築、地鐵、行人。影片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拍攝紐約地鐵的長達十分鐘的固定鏡頭，沉靜的畫面訴說著地鐵空間的豐富、重疊、多維與想像，置身其中的行人彷彿在一個個舞台上，他們相互聯絡，又各自獨立。
站在布魯克林Broadway Junction地鐵站台時，我忽然有種穿越感。電影畫面和現實疊在了一起——鐵軌上的鏽跡、等待的人群、飛馳的地鐵，彷彿都在重複某個既視感的鏡頭。我掏出手機，隨手拍下眼前的一幕。鏡頭裡，一個穿紅裙的黑人女性站在對面的站台上等車。一個黑人流浪漢蹣跚著走到右邊的垃圾桶裡翻找。黑人女性遠遠注意到流浪漢，她一邊玩手機，一邊看了他幾眼。一群人湧向站台，經過流浪漢。一輛地鐵抵達又離開，站台上只剩下兩三個人。黑人女性從手提的袋子裡掏出一包食物，走向流浪漢，隔著一米多的距離時，她伸出手臂，把食物遞給他。流浪漢把袋子放到垃圾桶上，開始吃。一列地鐵在站台前停下，黑人女性的身影晃了幾晃，便消失了。
擁有120年歷史的紐約地鐵催生了無數的藝術作品，但行走其中，比藝術氣息濃郁的是尿騷味。紐約地鐵裡沒有衛生間，但也可說，這裡到處都是露天衛生間。紐約地鐵24小時運行，既是這座城市的血管，也是無家可歸者的避難所。無論何時搭乘，總能見到躺在長椅上的流浪漢。
當我把“紐約的尿騷味”發到朋友圈時，很多朋友紛紛回應紐約沒有廁所帶來的煩惱。實際上，不僅是地鐵裡沒有廁所，紐約的公園、街道也罕有公共廁所。如果有幸能找到，大多骯髒無比，且關門極早。我找到布魯克林某公園的一個衛生間，到達時剛好下午4點，工作人員正在給廁所上鎖。我進入曼哈頓中國城的一個公園衛生間，裡面垃圾成堆，長久無人清理，令人作嘔，一位華人女性咒罵著。公共廁所之外，如果你想鑽進如麥當勞、肯德基等連鎖餐廳使用廁所，必須先消費，再向工作人員索要衛生間的鑰匙或密碼。
面對人最基本的如廁需求，為什麼一向提倡文明和尊嚴的紐約公共設施如此之差？我跟幾個居住於紐約的朋友聊天，有人告訴我，紐約以前也有公共廁所，但由於大量的流浪漢在廁所居住，導致廁所內垃圾成堆，清潔人員根本無法清理。紐約市政府索性關閉大量的公共廁所。沒有廁所，流浪漢只能在街上或是地鐵裡直接大小便。可想而知，人流密集度最大的地鐵裡瀰漫著怎樣的氣息。外出步行，如果不認真看地上的路，很有可能便踩到排泄物。
在紐約，有的人厭惡這些流浪漢，看見他們便繞道而行；有的人學著與他們共處，遇到了儘量不發生眼神交流；但也有人主動施以援手，也許是幾枚硬幣，一個漢堡，甚或一個擁抱。人們通常把不要的食物放在街邊垃圾桶上，便於有需要的流浪漢拿走。總而言之，美國政府幾乎以“不管”的姿態給予流浪漢一種怪異的“自由”。某種程度上，我甚至有點欣賞街頭流浪漢擁有的自由度，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存在著。
流浪漢是整個美國的一大景觀。之所以說是景觀，是因為這在如今的中國很難見到。2010年，我剛到上海時，遊客如織的南京路上三三兩兩站著或坐著行乞的流浪漢，他們夜宿公園長椅或是橋洞下。2024年，流浪漢這個群體似乎不存在了。城市變得乾淨、整潔、有序且文明。不僅是上海這樣的大都市，中國的小城、鄉村亦如此。
我所解讀的“自由”必然是被我主觀賦予的。紐約容納著各色各樣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這些流浪漢，有的人是主動，也有的是被迫選擇這樣生活。查閱資料發現，擁有850萬人口的紐約，每128個人中就有1人無家可歸，超過6.3萬人在市政府的避難所中過夜，近4000人在大街上、地鐵裡等公共場所睡覺。流浪漢群體中，有癮君子、精神障礙者、窮人……其複雜程度使得治安管理困難，讓普通人面臨著危險。就在2024年11月，一名剛剛獲釋一個月的流浪漢在曼哈頓三個地點無差別殺死三個人。
為什麼美國擁有如此多的流浪漢呢？除了提倡自由的移民製度外，美國的經濟體制使得個體在社會中能獲得的支援和保障很有限，除了不間斷的工作，他們很難時刻保住自己的房子和生活。2024年年初，據媒體報導，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系的高知分子孫衛東，在美流浪16年後無意中被發現。他多年前獲得美國綠卡，工作於華爾街，但因為遭遇經濟危機、情感失意以及精神障礙而流落街頭。個體在社會階層中的滑落，幾乎得不到任何關注。
03. 藝術天堂
我住的第二個房子是朋友姬京璐的。她是我在國內有過一面之緣的導演，正在紐約學習藝術治療。她也住在布魯克林，但更偏遠一點。她租住在一棟傳統美式別墅的半地下室，空間由房間和客廳組成，客廳是她的工作室。客廳裡剛好可以放下一張充氣床，我在充氣床上睡了一晚。夜裡，貓咪Sandra一直在哭喊。
之後，我便搬到了第三個住所。那是姬京璐的美國男友Shane在布朗克斯的一套單身公寓。它位於公寓樓五樓，有一個客廳、一個房間，加上廚房和衛生間。屋子看起來年久失修，客廳的地板略微傾斜，門鎖也不靈活，但那幾天裡我獨自擁有所有空間。Shane在這裡住了八年，客廳和房間裡各擺放著一黃一白兩隻衝浪板，冰箱上貼著他和家人的合影。我在這個房子裡住了五天，每天去附近的折扣超市買菜，做簡單的早晚餐，通常是雞蛋、酸奶、沙拉和燕麥。
位於紐約東北部、緊挨Hudson河的布朗克斯與布魯克林截然不同，這裡顯得失序而混亂，隨處可見流浪漢在公寓樓下徘徊。從地鐵站到公寓要經過一條黑乎乎的街道，那裡的建築正在翻修，路上搭了腳手架，我需要從腳手架下穿過。第一晚抵達時，我看到一個年邁的流浪漢在腳手架下徘徊，不禁忐忑，除了他，只有我一個路人，靠著腳手架，以儘可能快的速度通過。
布朗克斯，最早是白人移民區，二戰後湧入大量非洲和拉美移民。這裡曾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地區之一，貧民窟、中產、富人區交錯分佈，街頭混雜著歷史的氣息。紐約的階層分化明顯，僅僅是走在街上便能感受到。從我所住的公寓往Hudson河走去，路上會經過一片別墅區，一棟棟獨立且設計感十足的房子散落在樹林間。
紐約在混亂中擁有著自己的秩序。都市、藝術和自然，紐約總是很輕易就將這些元素完美結合起來。在紐約的街頭走路時，心中常常狂喜，前一腳還是高樓林立的現代城市，下一腳就是狂野的自然——不是精緻的小公園，無論是曼哈頓的中央公園，布朗克斯的國家公園，還是羅斯福島的綠地。
在布朗克斯時，我徒步走到Hudson河邊的國家公園，街道都鋪滿了金黃色的落葉，蔥鬱的樹木掩映著幾棟散落在坡地上的獨棟別墅。進入國家公園宛如突然闖入中國某個深山老林，纖細的土路蜿蜒在深深的森林裡，空無一人。我一半驚喜、一半忐忑地進入森林，不確定是否安全，但又抵擋不住自然的誘惑。我太喜歡這充滿未知的狂野自然，在中國的大城市幾乎無法找到。森林深處，一個年老的美國男人獨自坐在一棵枯木上發呆，沉默地望著遠處的Hudson河。我經過，他輕聲問候了我。
除了欣賞自然景觀，我大部分時間在逛展和看電影，像集郵一樣去電影院和劇場。毋庸置疑，從藝術史或是商業角度來說，這裡有最好的藝術品。它們被存放在各大博物館中，鑽進一個博物館，一整天都看不完令人眼花繚亂的藏品。除了大都會博物館、紐約當代藝術博物館等眾所周知的博物館外，紐約街頭也散佈著大大小小的藝術空間和地下畫廊。經朋友推薦，我去探訪了地下Tutu畫廊。它位於布魯克林區的半地下室，畫廊主人是來自安徽合肥的留學生。她來紐約讀書後，便開始把自己租住的一室一廳做成對外開放的畫廊。畫廊正展出兩個來自印度的年輕藝術家的作品，有繪畫和裝置，作品很好地與房子融為一體。
地處曼哈頓的切爾西旅館也是紐約獨特的建築存在。這座始建於1883年的磚紅色建築，內有400個設計不同的房間，自上世紀起，無數年輕的詩人、音樂家、作家、導演、藝術家等從各國來紐約尋夢，這裡曾是這些追夢者的天堂。貧窮的藝術家們付不起房租，旅館老闆憑著對藝術的熱愛，收留了他們，比如作家馬克·吐溫、音樂人鮑勃·迪倫……導演庫布裡克和劇作家亞瑟·克拉克一起在旅館裡創作了《2001太空漫遊》。有的人在此短暫居住，也有的人一直住到離世，沉溺於毒品的性手槍樂隊主唱在某天醒來時，發現女友被殺死在血跡斑斑的浴缸裡。
但我在這裡失去了創作的慾望。我的行為藝術家朋友呂德生問我，你在紐約有遇到過搞行為的嗎？我說，滿大街都是流浪漢搞行為。萬聖節晚上，許多人打扮成各種樣子，我卻被地鐵站內一個躺在地上的流浪漢吸引，他正一邊打滾，一邊將自己裹進白被單裡，這宛如一個藝術現場。在紐約，這樣的他很常見，不會有人駐留觀看。而在這樣日常的街頭，一個人故意要去做行為藝術，便顯得非常正經。一個行為藝術家成為一個正經人，實在有點搞笑。
紐約的很多博物館票價昂貴，但每周會有免費開放日。我在紐約的最後一天，來到了皇后區的The Noguchi Museum（野口勇博物館），工作人員告訴我，今天周五是免費參觀日。我笑著說，I'm lucky。野口勇是一位日裔雕塑藝術家，我不瞭解他，但展覽空間還是吸引了我，一樓天井有三棵大樹，天井的光線斜斜射入展館深處。我從一樓走到二樓，到處都是透明的玻璃，有些地方分不清是牆還是門。我的鼻子就跟其中一塊玻璃發生了碰撞。
那會我準備離開，看到那隻鐵把手，以為是門，走上去，瞬間就懵了，我捂著鼻子，疼痛讓我一下子說不出話。一個白人女孩尖叫了起來，她帶我去了展館服務台，說我撞到了玻璃牆。有位黑皮膚工作人員說，他也撞到過。她給我拍了一張側面的照片，我看到鼻子流血了，上面隆起，下面塌下去，第一反應是鼻骨斷了。工作人員拿來了消毒水、創口貼之類的東西，她帶我進入衛生間，幫我清洗了傷口。幾個黑人工作人員和白人遊客都圍著我，問我能不能呼吸？按鼻翼會不會痛？他們試圖確認我的鼻骨斷沒斷。女孩和她的同伴問是否需要幫我叫車去醫院，隨後又問我有沒有旅行保險，我才想起來出國前忘了買保險。
我很擔心鼻骨斷了，次日上午還要飛去芝加哥。這會已經是傍晚，如果要看醫生，就得盡快了。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外旅行的過程中受傷，內心充滿恐懼：一方面我從未做過旅行攻略，對美國的就醫流程及價格一無所知；另一方面我很擔心可能需要做手術。接下來，我體驗了一把美國的就診過程。
我告訴了幾個紐約的朋友我受傷了，想去看醫生，做個簡單判斷。我跟她們大多是來紐約之後才認識。其中，佩悅和我來自同一家媒體，我們之前是網友，但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她問我，需要過來嗎？一向怕麻煩別人的我當下卻表示，希望她來。她先是幫我找到附近一家診所，我自己過去了。等她來時，我被這家診所拒診。接著她又打聽到法拉盛的一家華人診所，陪我坐地鐵去看病。
抵達法拉盛時天已經黑了，走在路上，看到掛著中文招牌的華人餐廳，讓人感到熟悉。穿過馬路和人群，我們來到診所。我原本只想看下鼻子是否骨折，但看醫生前先要繳費掛號，掛號費是125美元。晚上這裡已經沒什麼病人，我是唯一一個，前台護士似乎急著下班，不耐煩地等著我。我猶豫了一下，只得忍痛付費。很快護士就喊我進去。
診室很乾淨明亮，好像跟美劇裡的場景差不多。一位年輕的華人女醫生接待了我，她讓我坐到診室中間的圓椅子上，先是在我的鼻子周圍摸了摸，說應該沒有斷。後來，她又補充說，即使斷了，鼻子也無法做手術，只能等它自癒。聽到這句話，我不禁想，那何必來看醫生。接著，她耐心地給我重新消毒，換上新的創口貼，又給了我幾種藥，囑咐我如果不舒服吃那片藥。最後離開時，她還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有她的中英文名字，職位是“家庭醫生”。她讓我有事聯絡她，或是之後來找她複查。美國的朋友聽說我花了125美元，紛紛表示，在美國高昂的醫療體系下，這不算貴。這之後，我開始緊急購買旅行保險。
04. 紐約客
看完醫生，晚上我帶著貼了創口貼的鼻子去見了攝影師劉濤。劉濤曾在合肥一家水廠工作，工作內容是抄水表。其間，他十年如一日地在合肥同一條街道上拍攝，以極其獨特的視角呈現了中國城市普通人的鮮活樣貌——日復一日賣肉的老闆、談戀愛的青年男女，他們與生活的環境形成了一種神奇的張力。但2022年10月，他突然辭去體制內工作，舉家來到紐約生活。幾年前，有編輯約我採訪他，那時我不確定要寫些什麼。但我一直很喜歡他的作品，也關注著他的動態，直到得知他搬到紐約，頗感好奇。來美國之前，我便聯絡了他，這是我們在紐約第三次見面。
我們依然約在皇后區羅斯福大道地鐵口見面。從地鐵口出來，下天橋，到地面，我站在街角一家商店門口等待劉濤，順便觀察起這條街。與布魯克林和曼哈頓不同，皇后區是第三世界的混合體。南美人、中國人、中東人、非洲人等聚集於此，呈現出一種荒蠻生長的生命力。街道兩邊林立著各式各樣的小商舖，人行道上也遍佈攤販，來來往往的人們臉上都透出謀生的疲憊感。
劉濤剛到紐約時，就住在這附近，看到這裡就像中國的城鄉結合部，覺得很興奮，創作的熱情也被激發。他每天在皇后區街頭行走六七個小時，繼續觀察、拍照。一年來，他熟悉了街道兩邊的商舖老闆、居民和行人的特點，邊走邊熱情地向我介紹著。有時看到兩個男人在面前接吻，有時深夜遇到落葉把醉酒的人遮蓋起來。還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女店主給流浪漢食物，還給了他一個擁抱。這是他在中國從來沒見過的，深受震撼。
在紐約的十天裡，我和他在皇后區步行了三次，一走就是好幾個小時。每次都是他帶著我走，沿著地鐵軌道，很多時候我們的說話聲都被頭頂轟隆隆的地鐵聲淹沒。最後一天，我帶著佩悅一起來見他，我們沒有走很久，而是鑽進一家麥當勞店裡聊天。在美國，當中國人坐在一起時，談話自然逃不開身份問題。
在紐約，人們討論最多的便是如何留下？潘一也面臨著能否留在美國的問題。她的親朋好友大多移民去了韓國，她喜歡美國，想留下來。畢業生在美國有了工作後，學生簽可以延期一年，一年後要面臨工作簽抽籤，看是否可以留下。當然，解決這個問題最快的方法是結婚。
我跟潘一去參加了一場紐約媒體人的聚會。聚會地點在其中一個媒體人家中，每個客人都帶了一些食物來，潘一烘焙了餅乾，這是她在聚會時的拿手手藝。她當時的經濟壓力較大，父母曾借錢供她讀書，月薪3000美金的她每月要幫父母還款。聚會上，每個人都說著流利的美式英語。我在那裡認識了一些在媒體工作的中國人。在紐約一家媒體工作的C極具魅力，工作之外，她還跟幾個朋友一起做播客。她在紐約讀大學和研究生，畢業後留下工作。她和男友曾約好，誰先拿到綠卡，就結婚，男友先她一步拿到，第二年，他們在墨西哥坎昆舉辦了婚禮。
劉濤迅速適應了紐約的一切。他和家人在這邊租了房子，妻子在學校做助教，女兒上學。他覺得紐約很包容，只要有一份普通工作，就能生存下來，獲得尊嚴。紐約用廁所不方便，吃飯貴，他就每天出門前上廁所，路上不吃不喝直到回家。紐約街頭不能喝酒，他就不買酒。但他享受著這裡的自由感，他在合肥時與身邊的人不一樣，家人、同事和鄰居都不理解他，覺得他有病，沒有人和他說話。現在他每天在紐約的街頭觀察，“美國是個大雜燴，每個國家的人，把自己好的東西帶來了，不好的東西也帶來了。比如華人拖地，拖完了把髒水直接往街上一倒。”
人人都是紐約客。當我在別的國家時，當地人會把我當作遊客，但在紐約，你可以完全隱藏自己。但這也意味著，沒人在乎你是誰。你可以在西村街頭穿短皮褲跳熱舞，也可以留著鬍子、畫著濃妝。華盛頓公園裡，不同膚色的音樂人席地而坐，非洲鼓、電子琴、手鈴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樂器融合在一起，人們唱歌跳舞。
我和曾經的媒體朋友見面，她如今在紐約工作，業餘時間講脫口秀，我們聊到中國人在紐約用什麼語言寫作。我看到在紐約的中國人已經在用英文寫作，這樣會收穫更多的英文讀者，但同時也會失去一些中文讀者，而中文寫作同樣難以進入英文的世界。不同的語言建構起不同的世界，也許有溝通，但總的來說，還是兩個世界。
一天深夜，我獨自去曼哈頓與潘一匯合。寬闊的街道上沒有行人，緊閉的建築外躺著三三兩兩的流浪漢。他們裹著髒兮兮的被子，在風中睡得很安詳。還有一個可能是喝醉或吸毒了的流浪漢，邊踢著酒瓶邊咒罵著什麼。我不確定是否應該經過他，便繞到對面馬路。在那裡，我又看到一隻碩大的老鼠，在街頭大搖大擺地走著。我感到自己闖入他者的領域，深夜的曼哈頓不屬於我。 （文中的潘一、C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