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地球持續變暖、降雨愈發猛烈，未來的防洪思路正逐漸告別高牆大壩，轉而更像一座公園。從哥本哈根到霍博肯，設計師們找到了創新方案，讓社區在晴好天氣更宜居，在極端天氣更安全。圖片合成：Javier Jaén2025年10月29日，大都會運輸署發佈了《氣候韌性路線圖》更新版。此前18個月裡，六場洪水、六次熱浪以及有記錄以來最乾旱的一個月，暴露出交通網路的諸多薄弱環節。大都會運輸署提出了人們耳熟能詳的應對舉措：投入15億美元升級防洪設施，如高功率水泵與抬高的車站入口。該機構同時敦促紐約市對污水雨水合流系統進行現代化改造，因為一旦系統過載，排放的污水別無去處，只能倒灌。次日清晨，美國國家氣象局預警稱，一股低壓系統將席捲紐約，帶來強風與25至50毫米降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第四頻道《今日紐約》早間6點半的節目報導了這份氣候韌性路線圖，並切進近期暴雨期間雨水湧入地下車站的畫面。聯合主播邁克爾·加爾朱洛說：“我們都見過地鐵裡傾瀉而下的水流。”氣象學家瑪麗亞·拉羅薩回應：“沒錯，但今天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當天大部分時間，天氣預報都精準應驗。可下午3點過後，一片強降雨雲帶飄至布魯克林上空，降下近乎《聖經》記載般的極端暴雨。該行政區部分區域15分鐘內降雨量便超過25毫米，遠超氣象學定義的“強降雨”標準。小說家艾麗絲·默多克曾這樣描繪一場暴雨：“雨水筆直而銀亮地傾瀉而下，如鋼鞭般懲戒萬物。”我向美國國家氣象局氣象學家戴維·拉德爾詢問，布魯克林遭遇的暴雨是否配得上這般描述。他未置可否，而是這樣形容：“碩大渾圓的雨滴，只比一角硬幣略小。連綿不絕，密集厚重，充斥整個天空，砸在地面濺起水花。或許是人們從未經歷過的景象。”希拉·古德溫此前遭遇過驟洪。她在自家一樓經營著一家名為“藍鴿”的日托中心，位於東弗拉特布希的一處坡底，雨水極易快速湧入，淹沒地下室乃至一層。現年54歲的古德溫身上有紋身，擁有商業哲學博士學位，狂風暴雨加劇時，她正照看一屋子幼兒。每逢秋季，落葉與垃圾會堵塞雨水排水口，即便一場小雨也能讓她所在的街區變成水塘。暴雨來襲時，管道積水增壓，污水便會通過管路倒灌進民居與商舖。這一次，暴雨敲擊的聲響讓她預感災禍將至。“孩子們正在做下午的活動，”她說，“然後他們就喊：‘水漫到門口啦！’”一名同事從樓下打來電話，說她停在門口的車已被積水淹沒。她回憶道，打開日托中心大門的瞬間，“雨水徑直衝了進來。孩子們尖叫哭喊不止。”她與一名同事把孩子們抱上桌子。古德溫指出，雨水會裹挾“街道上的一切污物”——汽油、重金屬、未經處理的污水、老鼠。當這股污濁的積水淹至膝蓋時，她撥打了911。消防員趕到後，協助日托中心工作人員將孩子們翻過圍欄，轉移至更高樓層。所有人均安全脫險。幾個街區外，在金斯敦大道與拉特蘭路交叉口，39歲的艾倫·阿卡貝里正與兩隻狗待在地下室公寓，積水突然洶湧灌入。他抱起一隻狗轉移到高處，折返去救另一隻。可洪水的流速與威力遠超他的預料。短短幾秒內，阿卡貝里與愛犬便在水中掙扎求生，最終雙雙溺亡。消防部門潛水救援隊調來水泵抽水後，才找到兩具遺體。該路口的洪水感測器記錄顯示，下午3點01分至3點26分，路面積水深度達56.9釐米，地下空間積水更深。這場暴雨讓幾乎所有人措手不及，可當日總降雨量與預報一致，僅約50毫米。洪澇災害的關鍵並非降雨量多少，而是降雨速度。一天內降下50毫米雨水不足為懼，可30分鐘內驟降50毫米，便會壓垮排水系統，讓低窪地帶因順坡而下的水流形成深水積潭。“經我們測算，這屬於約5至10年一遇的天氣事件。”拉德爾告訴我。這一衡量標準基於過往氣候模式，而氣候變化打破了原有規律，使其參考價值不斷降低。此類事件如今已漸成常態，反覆印證著老舊基礎設施與全新生態現實之間的脫節。正因如此，新一代設計師正重新構想防洪方案，其出發點一反常理：最安全的城市，是能夠接納雨水的城市。洪澇背後有一條科學規律。近兩個世紀前提出的克勞修斯-克拉佩龍方程，闡釋了氣溫與大氣氣壓的關係。暖空氣能容納更多水汽，且二者呈指數關係，因此氣溫小幅上升，便會導致降雨強度大幅提升。多年來，氣候科學家一直警示，全球變暖將帶來更猛烈的暴雨。如今看來，這一預言已然成真。近年來，全球多地城市頻頻遭遇短時強暴雨，地鐵站變水塘、街道成河流、汽車如扁舟。2021年7月20日，中國鄭州一小時降雨量近200毫米。2023年9月10日至11日，利比亞德爾納、貝達兩市無小時降雨量監測資料，但總降雨量昭示著風暴的恐怖威力：24小時降雨量超400毫米，隨後兩座大壩潰決，逾1.1萬人遇難。2024年10月29日，西班牙瓦倫西亞地區因一小時近175毫米的極端降雨引發全球關注。此外，聖保羅、杜拜、密爾沃基等地均刷新24小時降雨量紀錄，凸顯出這一新的氣候現實。沒有一座城市是為這類極端天氣設計的。現代排污系統成型於19世紀，大多是災害倒逼城市升級民用基礎設施的產物。漢堡在1842年大火後重建，倫敦則在1858年“大惡臭”等夏季危機後改造排污系統。工程師用重力輸水管道取代溪流與濕地，將污水與雨水排入江河海洋。這類“合流制系統”依賴雨水沖刷管網，僅能應對常規降雨，一旦遭遇特大暴雨，便會出現倒灌。20世紀70年代，紐約市為五個行政區制定統一防洪標準，要求新建管道、水泵與處理設施需抵禦每小時43.75毫米的降雨。1991年之前，有記錄的暴雨從未達到這一強度。《科學報告》一篇關於極端降雨加劇論文的第一作者卡羅蘭·莫塞爾告訴我：“這套系統在當時的氣候條件下完全適用。”90年代以來，紐約市已遭遇八場小時降雨量超43.75毫米的暴雨，氣候科學家預計，更多極端降雨事件還將到來。紐約建在濕地、溪流與冰川冰磧層之上，暴雨一來便會暴露地質隱患。莫塞爾的資料顯示，紐約市有記錄以來數次最猛烈的短時強降雨，均發生在過去五年。拉德爾表示，2021年的艾達颶風是紐約國家氣象局工作的“真正轉折點”：颶風期間曼哈頓一小時降雨量達79.9毫米，觸發紐約市首次驟洪緊急預警，造成13名紐約人遇難。另外四場近期暴雨也打破了小時與單日降雨紀錄，但均被氣象部門提前預報。而2025年10月30日的情況更令人擔憂——一場常規低壓系統，雲層中卻暗藏“水炸彈”。曾被氣象學家歸為千年一遇的風暴愈發頻繁，各大城市紛紛尋求可行的防禦方案。一種思路是“現代主義方案”：拆除為20世紀氣候設計的老舊隧道、管道與水泵，取代為規模更大的地下系統。實際上，這類方案仍是城市規劃的重要手段，畢竟部分關鍵設施必須重建。但對多數城市而言，全面更換在後勤上難以實現。大型都會區擁有數百英里街道、數十萬棟建築，與管網緊密相連，無法長期停工改造。試想，要翻修北京、波士頓或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每一個街區，需要耗費多少時間與資金。多數城市根本無法通過大規模開挖快速實現防洪安全。因此，城市規劃的重心正從“更換設施”轉向“重新設計”。本世紀初，中國景觀設計師俞孔堅開始倡導一種全新的防洪理念。俞孔堅在浙江沿海漁村長大，90年代，經曾為其授課的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教授卡爾·斯泰尼茨鼓勵，他赴該校求學。國內的景象令他憂心：新建的硬質鋪裝路面、廣場、堤壩，與當地頻發的強暴雨、周期性乾旱氣候格格不入。他提出，解決方案是打造具有吸水能力的軟質景觀——以自然為基礎的基礎設施，在雨水釀成災害前，實現滯水、滲水、蓄水、淨水、回用與緩釋。雨水回用至關重要，因為在當代許多城市，尤其中國多地，缺水問題與洪澇同樣嚴峻。在公開演講與學術論文中，他主張秉持“季風文化”理念，將雨水視為孕育生命的餽贈，而非需要征服的敵人；他認為現代城市是被混凝土覆蓋的水文系統。數百年來，工程師試圖把城市打造成排水漏斗，而“海綿城市”理念，則是“與水練太極”。已於去年離世的俞孔堅並非無跡可尋。19世紀70年代，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設計了“翡翠項鏈”公園群，用以治理波士頓後灣沼澤的污水與洪澇問題。而現代綠色基礎設施理念，尤其受伊恩·L·麥克哈格1969年著作《設計結合自然》的啟發。賓夕法尼亞大學景觀設計師麥克哈格警示，硬質景觀會引發災害，並將理論付諸實踐——在休斯頓市郊的居住區“伍德蘭茲”，森林、透水土壤與排水窪地在特大暴雨中，表現優於路緣石與排水溝。對俞孔堅等設計師而言，這一案例證明：公園可兼具基礎設施功能，這種低成本、低技術的防洪方式效果驚人。俞孔堅海綿城市理念的吸引力，不在於原創性，而在於其表述方式，以及將成熟的公園、社區設計思路推廣至整座城市的規模化實踐。而其影響力的最佳印證，便是現代史上城市基建規模最大的中國政府，兩次將其理念轉化為國家政策。2006年，中國批准了他以自然解決方案為核心的“國土生態安全格局”。2013年，海綿城市成為國家戰略。中國將繼續投資管道、水泵與道路鋪裝，同時把“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淨化”納入氣候安全規劃。海綿城市理念剛興起時，2011年7月2日，丹麥哥本哈根遭遇極端強降雨，數小時內降雨量超125毫米，其中半小時降雨量近50毫米。暴雨壓垮了城市的合流制排污系統，波及67萬依賴該系統的市民。短短幾分鐘內，混雜著污水、工業廢料與雨水的污濁水流湧入地下室、商舖、醫院與中央火車站，導致電力中斷，經濟損失達10億美元。早在這場暴雨前，丹麥決策者便已擔憂氣候風險。2008年，哥本哈根成立專項小組評估城市氣候風險。2010年初，小組發佈草案，列明天氣情景、重點區域及一系列項目與融資方案。負責哥本哈根韌性與可持續城市項目、兼任城市非正式水資源大使的呂克·萊昂納森告訴我，團隊原本計畫召開聽證會、8月獲批、逐步推進投資，而這場洪水徹底改寫了日程與議程。2012年末，哥本哈根發佈更新版氣候適應方案，將傳統土木工程的“灰色設施”與自然型措施結合，後者被稱為“綠色設施”（公園、綠植、窪地）與“藍色設施”（池塘、溪流、河道）。灰色設施指新建水泵與隧道，將雨水從街道排入海洋；而最直觀的改造在地面：七個匯水區內約300個生態項目，通過“暴雨大道”與“綠色道路”串聯入排水網路，在地下系統承壓時，將洪水暫存於路面。此後，哥本哈根成為全球雨水韌性建設最積極的城市之一，力求下一場極端暴雨僅帶來不便，而非災難。今年冬天，身為考古學家的萊昂納森留著利落金發，帶著親和的朋克氣質，邀我參觀相關工程。我抵達時恰逢一場二級冬季風暴將至，預報稱將有極地寒風與最多30釐米冰雪。走過濕滑的人行道後，我乘地鐵前往哈文霍門站，這是2024年啟用的五座新車站之一。車站設計可抵禦兩千年一遇的暴雨，入口高於路面，配有可伸縮擋板、落地式玻璃站台遮蔽門，以及能提前分流洪水的排水格柵。萊昂納森住在海邊一棟玻璃混凝土建築的二樓，海景絕佳。“你錯過了今早的游泳。”她對我說。我望向窗外，海面結著薄冰。“我每天都游，”她說，“這也是我投身水資源工作的重要契機。”萊昂納森說，1981年她以學生身份初到哥本哈根時，這座城市絕非模範都市。工廠倒閉、航運衰退，城市瀕臨破產。“整個哥本哈根只有一台起重機，還不是用來施工的，是玩蹦極的！”港口更是城市衰落的縮影：水體被化學品與污水污染，管網管徑過小、溢流口密佈，暴雨時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大海。90年代，丹麥政府啟動城市更新計畫，以公共資金撬動私人開發，承諾新建交通與旅遊基礎設施。為改善哥本哈根濱水區污染，城市全面改造合流制排污系統，增設地下蓄水池儲存污雨水，搭建“即時調控”系統，通過感測器與自動閥門管控排污。曾向港口直排污水的排污口幾乎全部封堵。21世紀初，哥本哈根重啟建設：新建住宅、自行車道，酒吧街區熱鬧起來，餐飲行業蓬勃發展。2002年，城市首個公共海港浴場開放，萊昂納森與數千名市民一同下水體驗。對決策者而言，公眾對港口改造的反響令人深思。“說改善水質，沒多少政治吸引力，”萊昂納森坦言，“可告訴人們能再次在海港游泳？效果立竿見影！”這一經驗塑造了其團隊應對暴雨的思路：排污管道鮮少能引發公眾興趣，可當防洪工程化身藍綠色社會基礎設施——泳池、公園等休閒場所，意義便截然不同。目標是讓城市在晴日更美好，在災時更安全。為讓我理解這一點，萊昂納森穿上橄欖綠長款派克大衣，帶我前往恩加維公園。這座易澇公園於2019年被哥本哈根改造成海綿設施。公園建於20世紀20年代末，佔地超3公頃，位於嘉士伯啤酒原廠所在的山坡腳下，四周環繞公寓樓、學校與教堂。入園後，她指著公園新古典主義的格局——下沉草坪、對稱佈局、磚砌長藤架，又示意環繞中央區域、齊腰高、留有行人通道的厚重混凝土擋牆。“看看這裡的地面，”她停在一處通道口說，“這是液壓式防洪閘，積水時會自動升起。公園可蓄存2.2萬立方米雨水”——近600萬加侖，相當於9個奧運會標準泳池的水量。圍擋設計可暫存雨水至多一天，待管網壓力緩解後緩慢排放。“只要能讓雨水不進入排污管，地下就有足夠空間容納污水。”我們向公園高處走去，路過兼具蓄水池功能的曲棍球場，以及建在地下滯留池上方的草坪。一陣寒風裹挾冰粒打在臉上，萊昂納森裹緊圍巾繼續前行。她介紹，滯留池可實現雨水回用，城市用這些雨水灌溉綠植、清潔周邊街道，形成城市水循環閉環。這套系統大多隱藏在公園遊客視線之外，卻對變暖背景下同樣嚴峻的缺水問題意義重大。我們走過遊樂場、新植樹林與修繕保留的老式露天舞台。“這裡承載著許多歷史，”她說，“我們不想推倒一切。核心是在滿足防洪需求的同時，讓居民擁有喜愛的休閒空間。”次日清晨，大雪仍未停歇，哥本哈根的色彩只剩灰白。酒店大堂壁爐暖意融融，但我此行是為考察城市應對極端降水的能力，於是繫緊靴帶，跋涉過泥濘街道，前往名為SLA的自然設計工作室。電梯故障，只能步行上樓。工作室入口處，開放式架子上擺放著標有標籤的玻璃罐，裝著公司項目所在地的沙土，宛如一份質感與色彩的小型檔案。咖啡桌旁，兩名設計師正商討如何挖掘一條被掩埋的溪流。在擺滿獎項的會議室裡，我與SLA首席執行長、52歲的建築師梅特·斯科爾德會面，她主導了哥本哈根多項重要暴雨治理工程。我們原計畫參觀公司兩個知名的藍綠色項目，可一夜暴雪讓兩處銀裝素裹。當天一早，她發來資訊確認：“天氣惡劣，開車需慢行，但雪景震撼。你需要靴子或襪子嗎？”斯科爾德身著海軍藍開衫、灰色牛仔褲與黑色靴子，帶我參觀工作室，介紹了公司的一名生物學家——其正在整理從阿布扎比項目與丹麥某醫院項目採集的昆蟲樣本（“昆蟲能反映生態系統狀況”），以及一名文化地理學家——後者問我是否聽過紐約市長佐蘭·曼達尼談及“雪封街道”，即暴風雪時路邊堆積的雪堆。我們回到街上，天空放晴，路面依舊濕滑。“那是我的車。”她指著公共充電樁旁的一輛奔馳電動車說。駛上結冰路面時，她補充道：“別擔心，我車技很好！”我們的第一站是格倫寧根-比斯佩公園，這座佔地1.2公頃的綠意公園夾在兩座社會保障性住房之間，一處主要供家庭居住，另一處以老年人為主。公園坡底坐落著一所學校與一座遊樂場。“這裡原本是一大片草坪，空蕩蕩的，”斯科爾德說，“雨水會漫過草坪，在此積水，倒灌進學校操場。”設計耗時五年多，在城市嚴格的水利要求與社區不斷變化的需求間反覆協調，最終成果超出所有人預想。我們拾級而上，腳下積雪嘎吱作響，公園的結構逐漸清晰。園內有149棵樹木，含23個品種，新舊交錯。乾燥開闊的林間區域可供人們活動遊玩，而“濕生生物綠洲”中，木質平台架在茂密綠植上方，為昆蟲與野生動物留出空間。草坪連接著更大的休閒與社區活動場地。公園高處，建於冷戰民防設施之上的土丘可俯瞰城市。而最具特色的，是18個草石構築的集水窪地，晴天供人休憩，雨天收集雨水，SLA稱之為“社交型排水窪地”。窪地遍佈公園，配有野餐桌，暴雨時可蓄存約80萬加侖雨水。我們登頂時，三個孩子——兩姐妹和一個弟弟——嬉笑著跟在身後，靴子在雪地裡打滑。“你們住在附近嗎？”我問。“是的。”他們答道，8歲的小弟弟和姐姐們一樣活潑。“你們喜歡這個公園嗎？”“太美啦！”姐姐說。“下雨的時候，水會流下去！”妹妹補充道，我看見斯科爾德露出了笑容。“公園2024年8月底重新開放，”她回憶道，“市長到場，還有樂隊表演，一切都如預想般美好。開放五天後，就遭遇了極端暴雨。天啊，我當時緊張極了，新種的樹木花草，我完全不知道會怎樣。”可公園完美履行了設計功能，甚至因雨水顯得更動人，窪地變成了連片小池塘。2025年，一個國際評審團將景觀設計界極具份量的羅莎·巴爾巴獎授予SLA，儘管該項目規模不大、位置偏遠。這一獎項與哥本哈根為暴雨治理計畫投入的18億美元，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氣候適應領域的標竿地位。但與萊昂納森交談時，她並未過分樂觀。哥本哈根300個生態項目僅完成一小部分，未建工程包括串聯各項目、形成完整網路的綠色街道與暴雨大道。“這套系統要完全發揮作用，所有獨立項目必須像珍珠串成項鏈般連通。”她說。眼下，新基建更像是散落的寶石，而非環繞城市的項鏈。丹麥將氣候變化視為當下的緊迫威脅，民眾對政府仍保有信任，這類國家斥巨資建設社會基礎設施並不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一座美國城市也採用了相似方案，更意外的是，這座城市是紐澤西州霍博肯——這座後工業港口城市，作為曼哈頓哈德遜河對岸的衛星城更為人熟知。霍博肯人口6.5萬，建築密集，東臨安大略河，西靠90米高的帕利塞德峭壁，大部分區域地處淺窪，硬質鋪裝匯水面積與紐約西村相當。洪澇自古便是這座城市的常客。20世紀，紐約登上新聞頭條的暴雨，也在河對岸的霍博肯造成無聲破壞。本世紀，霍博肯的洪澇災害愈發觸目驚心。桑迪颶風期間，哈德遜河14英呎的風暴潮湧入城市，國民警衛隊乘船在齊腰深的水中轉移居民的畫面傳遍全球。積水數日不退，壓垮了霍博肯唯一運行的防洪水泵。近期，僅強降雨便能引發同等災情。不久前一個嚴寒的日子，我在霍博肯市長辦公室見到迦勒·斯特拉頓，他當時即將卸任城市首席韌性官。40歲的斯特拉頓曾是大學運動員，體格健壯、鬍鬚修剪整齊，一隻手腕戴手錶，另一隻戴運動監測儀，神情總像在不斷推演方案。2012年夏天，斯特拉頓以實習生身份初到市政廳時，霍博肯本無大規模改造基礎設施的計畫。可桑迪颶風來襲，歐巴馬政府啟動“重建設計”競賽，提供約10億美元聯邦資金，州與地方政府將追加配套資金，用於獲獎方案。荷蘭OMA建築事務所提交“抵禦、延緩、蓄存、排放”計畫，打造牆閘結合抵禦風暴潮、景觀吸水應對降雨、水泵排空管網的混合系統。霍博肯通過競賽獲得2.3億美元資金，後續又從州政府與拜登時代項目中爭取到數億美元，意外獲得充足資金與專業支援。斯特拉頓的職責，便是確保城市用好這些資源。過去十年，霍博肯在低窪區域新增兩台高功率水泵，啟動防洪閘與防洪牆建設。而城市的“韌性公園”是這套系統的亮點，不僅如哥本哈根般具備蓄水功能，還兼顧民生。斯特拉頓說，OMA設計師與居民、社區領袖交流時發現，人們既擔憂洪澇，也抱怨缺乏優質遊樂場與公共空間。霍博肯不願只建設應急用的“黑天設施”，更要打造晴日宜居的“藍天設施”，讓城市更具吸引力。霍博肯的雙重用途策略在韌性城市公園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座1.2公頃的綠洲，曾是每逢暴雨必澇的區域。公園設有標準足球場、兼具蓄水池功能的下沉式籃球場、架在綠植與高草上方的木質長廊、社區展館、咖啡館，以及一個可收集灌溉雨水的5萬加侖蓄水池。還有舉辦戶外電影與社區活動的大草坪，草坪下方是100萬加侖的雨水儲水池。這裡的遊樂場堪稱兒童天堂，身為兩個孩子父親的斯特拉頓，向我介紹了水上樂園、攀岩牆與繩索攀爬塔。我們在咖啡館午餐取暖，幾名年輕職場人士正在遠端辦公，餐桌搖晃不穩。斯特拉頓搬起桌子，換了一張穩固的。用餐時，他講述改造的“連鎖效應”：公園吸引人流，推高房產價值，帶動商業與就業。“一切環環相扣。”他說。洪澇風險降低，也能減輕保險成本。“項目全部完工後，洪水風險圖將重新劃定，”他說，“這是有條件的，但只要實現，意義重大。”離開前，斯特拉頓想帶我參觀一處設施：去年5月，城市在此安裝五台新型高功率水泵，管控公園與周邊街道的雨水排放。走近時，一股異味飄來。斯特拉頓停在大型排水格柵旁向下張望。“能看到積水嗎？”他突然警覺地問，“現在水位很高。”他掏出隨身攜帶的兩部手機之一，撥打當地排污總工程師的電話。工程師告知，積水來自幾個街區外的商業走廊徑流——城市正抬高該區域街道與人行道，讓雨水匯入公園與水泵，該走廊剛接入新系統。我們聞到的異味，正是系統運行的跡象。與哥本哈根一樣，霍博肯的防洪網路仍在建設中，卻已改變了強降雨的後果。2023年9月，熱帶風暴奧菲莉亞殘留雲係數小時內降下50毫米以上雨水，這類降雨本必引發洪澇，可這一次城市安然無恙。水泵抽排1700萬加侖路面雨水，全新的藍綠色基礎設施吸收徑流，緩解管網壓力。“記者趕來查看災情時，”斯特拉頓告訴我，“我們早已恢復正常營運。”哈德遜河對岸的紐約，暴雨治理面臨截然不同的挑戰。紐約的規模、密度與複雜地形，讓全面防洪體系難以設計，更難落地。部分規劃師主張放棄曾為池塘、溪流、濕地的低窪社區。生態學家埃瑞克·桑德森告訴我，紐約約20%的土地——坐落著兩座主要機場、近三分之一公共住房、約120萬人口——位於他所說的“藍色區域”，這些區域“過去濕潤、現在濕潤、未來依舊濕潤”。他認為，紐約需“恢復自然、修復溪流、重建濕地”，並在“更安全的高地”高密度新建住房，替代低窪區域的住宅。規劃師稱之為“有序撤離”，這一理念已開始影響城市政策。桑迪颶風後，斯塔滕島沿岸數百名業主通過州項目接受征遷補償。此後，紐約市在布魯克林-皇后區邊界的珠爾街等反覆洪澇區域，推進小規模征遷。但對120萬紐約人實施搬遷計畫，複雜與成本之高，令任何官員都難以企及。目前，紐約的策略是在五個行政區建設更完善的灰色、藍色與綠色基礎設施，最大程度蓄存、吸收雨水。徹底消除洪澇風險仍是奢望，而降低災害程度、緩解災情則切實可行。氣候變化不斷推高風險。去年，曼哈頓氣候風險機構第一街基金會模擬了“百年一遇”風暴：路徑與桑迪颶風相似的一級颶風，伴隨每小時100毫米降雨。模擬結果顯示，皇后區基塞納公園積水或超5.8米，洋基體育場與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社區積水或達3.4米，3米深的洪水將癱瘓曼哈頓邊緣高速公路，損毀機場交通樞紐等關鍵基礎設施。預計財產損失達200億美元，是桑迪颶風的兩倍，人員傷亡更是難以估量。氣候規劃存在一個隱患：投入資金抵禦過往災害，而非應對未來危機，如同工程師總在打“上一場戰爭”。美國聯邦政策助長了這一傾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災後重建資金，更傾向於修復受損設施，而非重新設計。桑迪颶風後便是如此。2012年10月襲擊紐約地區的颶風，解鎖了數十億美元韌性建設資金，重點卻放在颶風防禦，而非熱浪或暴雨。曼哈頓下東城2.4英里長的東河岸韌性項目，既是防洪屏障，也是濱水公園，是紐約規模最大、成本最高的氣候工程。項目最初由BIG建築事務所主導，設計為可淹沒景觀——從東河升起的綠植坡地，西側草質堤岸抵禦風暴潮。工程師判定該方案不可行，紐約市選擇了更堅固的方案：抬高公園、加固河岸形成防洪牆，抵禦4.9米風暴潮；同時增設可升降水下潮汐閘，關閉時將排污口變為防水屏障，防止河水倒灌管網、污水排入河流。然而，高牆與加固閘門在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會引發新問題：雨水被困在路面。紐約市正建設配套解決方案。近日，我前往下東城，會見紐約市設計與建設局基礎設施與海岸韌性負責人約瑟夫·利奧內，他在斯塔滕島長大，是一名土木工程師。我們在威廉斯堡大橋下的施工現場會面，噪音之大遠超紐約常規水平。他遞給我一頂安全帽，帶我前往曼哈頓目前最大的開放式落水管檢修井——一個直徑7.9米、深12.2米的垂直豎井，井中設有作業平台，底部未經處理的污水向北流淌。“我們稱之為‘平行輸送系統’。”利奧內說。其作用是避免防洪閘關閉後，下東城八個低窪區域變成積水盆地。“這裡原本會出現‘浴缸效應’。”他說。該系統將雨水匯入巨型蓄水池，再在第14街以每天13.3億加侖的流量抽排至牛頓溪污水處理廠。項目全部完工後，他帶著為人父母般的自豪說：“12萬人將脫離洪水風險區。”大橋車流間隙，我詢問他那些本地防洪工程效果最顯著。“包括我在內的多數斯塔滕島居民，都喜愛藍帶系統。”他說。這套擁有35年歷史的系統，由溪流、池塘與濕地組成，覆蓋島南部16個匯水區，過濾、蓄存並緩釋雨水。系統佔地約4047公頃，相當於斯塔滕島面積的三分之一，是美國規模最大的同類項目，也是紐約最接近景觀尺度治理的工程。藍帶系統不僅吸納自身區域的雨水，還接收街道雨水篦子的管道徑流，通過修復地形導水，而非排入排污管。在艾達颶風等暴雨中，該系統吸納數億加侖雨水，避免其湧入合流制系統倒灌地下室與商舖，展現出巨大價值。這一模式已推廣至其他外圍行政區，每新增一公頃治理面積，便能提升城市排水能力，無需額外開挖管道。次日，在布魯克林，紐約市環境保護局的團隊帶我參觀最新的綠色基礎設施工程。綠林墓園是布魯克林西部一處佔地近200公頃的墓地，坐落於古冰川冰磧層上，地勢起伏。一家非營利機構與市政府合作，在此實施改造，暴雨時阻止雨水流入周邊16個排污服務區。墓園中的西爾萬湖是一項精妙的改造工程。荷蘭阿卡迪斯公司的工程師安裝了水質監測儀與出口調控設施。美國國家氣象局預報重大風暴時，操作人員會提前降低湖面水位，在暴雨來臨、管網仍有容量時將湖水排入合流制系統。這套調控系統搭配透水鋪裝與大型地下蓄水池，預計每年可減少約5500萬加侖雨水進入排污管網。在易澇的戈瓦納斯社區，暴雨時污水常溢至人行道與街道。十多年前，景觀設計師蘇珊娜·德雷克沿運河打造了雨水花園“海綿公園”，鋪設透水地面。如今社區再度變遷，預計到2035年將新建141個住宅項目、新增2萬居民，市政府正嘗試在建築尺度複製這一理念。站在戈瓦納斯運河大橋上，環保局團隊指著社區裡悄然發揮作用的小型海綿設施：種植槽、花園、蓄水池、綠植茂密的“綠色屋頂”。2022年起，紐約市《統一雨水管理條例》要求所有大型新建項目配備雨水管控設施，每棟建築都成為城市雨水收集網路的一部分。荷蘭的舉措更為徹底，為加裝綠色屋頂或拆除鋪裝路面、實現雨水下滲的業主提供補貼。美國聯邦政府的支援始終搖擺不定。2020年4月，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啟動“建設韌性基礎設施與社區計畫”（BRIC），國會授權該局預留至多6%的預估救災資金用於災後韌性建設。拜登政府時期，該局擴大計畫規模，為紐約市19個防洪項目批准超3.5億美元資金。2025年4月，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以“浪費、低效”為由取消BRIC計畫，同年12月，一名聯邦法官下令恢復資金。2026年3月，該局再度逆轉決定，重啟計畫並重新開放申請。與此同時，紐約市民只能自行應對。一群推動雨水基礎設施改善的居民，為我介紹了61歲的退休威瑞森電信技術員埃瑞克·懷斯曼。他的家位於皇冠高地兩條坡路的交匯處，父母1968年購入這套房產。懷斯曼對洪澇憂心忡忡，他說：“我感覺像困在自己家裡。”他掏出手機，展示街道被淹的照片，又翻到一張自己身穿連體雨衣、站在齊踝積水中的照片。“每次暴雨我都這樣做，”他說，“我們改變不了這裡的氣候，但能改善基礎設施。”從懷斯曼家出發，我前往東弗拉特布希會見謝拉·哈姆林。她曾是聯邦工作人員，一棟三層住宅位於淺窪地帶，不遠處是遍佈汽車維修店與垃圾場的污染商業街區。她帶我來到車庫：2025年10月30日，混雜著污水、老鼠、糞便與工業廢料的水流幾分鐘內暴漲90釐米，留下刺鼻惡臭與至今未消退的水位線。她已借款約10萬美元用於防洪改造，卻不願再追加投資。她說：“我知道悲劇還會重演。”哈姆林在這棟房子里長大，家人在此居住已超46年。她有一個3歲的女兒，也紮根於社區。可最近一場洪水後，她變得焦躁不安。“我和父母商量賣掉房子，”她說，“是時候斬斷牽絆了。”她想搬到一座天氣不再凶險的城市，可問題是，這樣的城市無處可尋。 (邸報)

“TikTok，我們回來了。”就一句話，一個4秒的視訊，紐約市長曼達尼把自家政府封了整整三年的TikTok禁令，給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沒有冗長的發佈會，沒有繞來繞去的政策解讀。當地時間3月31日上午，這位34歲的新任市長就這麼在TikTok上輕描淡寫地一揮手，宣告紐約市僱員和各部門，重新擁抱這個曾經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的應用。這一幕，看著挺解氣，也特別有意思。它像一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那些當年把“國家安全”當尚方寶劍、恨不得把TikTok趕盡殺絕的美國政客臉上。三年前，你們說它是威脅；三年後，我們用它來發通知。這中間的“安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明眼人一看便知。把時間撥回到2023年，那會兒全美颳起了一股封禁TikTok的妖風。紐約州、紐約市自然不甘落後，當時的市長亞當斯也跳出來，拍著胸脯說TikTok威脅市政網路安全。那架勢，好像政府人員手機上裝了TikTok，美利堅的網路安全防線就要瞬間崩塌。於是，禁令一下，不僅政府裝置不能用，連官網都給拉黑了。曼達尼自己的TikTok帳號，也從那時起徹底“啞火”，一沉默就是三年。如今禁令是解了，但曼達尼政府的心思，用“又想當那啥，又想立牌坊”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他給TikTok的使用套上了三層“緊箍咒”。裝置專用：想用？行，拿市政府配發的專用裝置。這裝置裡，不能存任何敏感資料，更不能用來處理工作郵件、登錄內部系統。意思就是，這玩意兒就是個純粹的“對外喇叭”，跟政府核心系統物理隔絕。帳號官辦：帳號必須走官方管道註冊，用你的個人信箱？門兒都沒有。一切盡在掌控，不能有任何“野生”的官方帳號亂說話。專人專管：那個部門想營運TikTok，必須指派公關團隊的人專門負責，從發什麼內容到怎麼回覆，全程把關，確保萬無一失。一邊是解禁，一邊是比之前更細的規矩。說白了，曼達尼的小算盤打得噼裡啪啦響：他想用TikTok這個利器來治理城市，但又怕聯邦政府那幫人揪著“安全”的小辮子不放。只能在鋼絲上找平衡，給自己留足了退路，既享受了紅利，又撇清了責任。那麼，為什麼非要冒這個“風險”去解禁？官方的理由倒是一點都不虛：“我們要運用一切可用工具和紐約市民溝通。民眾現在靠市政府獲取免費服務、緊急通知、城市活動這些資訊，TikTok就是我們新開闢的溝通管道。”這話說得太實在了。你看看現在的紐約，傳統的《每日新聞》這些老牌媒體，影響力早就大不如前，看報紙的年輕人還有幾個？而TikTok親民啊！一條15秒的視訊，告訴你那裡可以領免費食物，比印一萬份宣傳單管用；一個簡單的動畫，解釋新的租房補貼政策，比那些法律條文親切一百倍。在緊急情況下，一鍵推送的短影片，更能秒殺所有傳統傳播方式。說白了，不是TikTok離不開紐約市政府，而是紐約市政府的治理，已經離不開TikTok這種高效的溝通工具。而這背後，更關鍵的是曼達尼這個人。34歲，首位穆斯林市長，首位南亞裔市長，還是第一個出生在非洲的紐約市長。他的政治生涯，就是跟TikTok深度繫結的。競選期間，他就是靠著在TikTok上發犀利又實用的短影片，一步步火起來的，是個貨真價實的“網紅市長”。他的支持者，大部分都是被短影片吸引來的年輕人。如今當了市長，你讓他放棄自己的流量密碼？那是不可能的。禁令一解除，他立馬在TikTok上連發8條視訊，截至發稿，粉絲已經15800，點贊83200。這資料，比他開十場新聞發佈會都管用。他太清楚了，在數字時代，流量就是政治影響力，點贊就是民意基礎。這邊紐約市歡天喜地擁抱TikTok，那邊美國其他地方，還在一根筋地死守著禁令。全美還有數十個州，死死守著“政府裝置停用TikTok”的規矩不放，聯邦政府層面更是一直揪著TikTok的小辮子，國會還差點通過法案逼字節跳動剝離TikTok。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荒誕的畫面：一邊是聯邦政府和多數州，抱著“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大旗，死活不肯鬆手；另一邊是紐約市，實實在在地撿起TikTok作為治理工具。這事怎麼看？首先，這是美式安全話語的徹底露餡，所謂“威脅”不過是政治博弈的遮羞布。此前美國各級政府封禁TikTok，把“國家安全”喊得震天響，彷彿這款應用就是懸在美國網路安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可現在呢？紐約市政府的操作，直接把這層窗戶紙給捅了個稀巴爛。你們不是說它是“不可控的威脅”嗎？那怎麼現在搞幾台專用裝置、註冊幾個官方帳號，就能“安全使用”了？合著這“威脅”是跟孫悟空的金箍棒一樣，能大能小，全憑你們一張嘴？所謂的“安全”，它就是個筐，什麼地緣政治博弈、黨派利益爭奪，都可以往裡裝。有用時就奉為圭臬，沒用時就棄如敝履。這樣的安全牌，怕不是紙糊的吧？其次，這是美國聯邦制治理分裂的活標本，聯邦講政治正確，地方算民生實帳。聯邦政府把TikTok當成打壓他國的棋子，逼著所有州都跟著站隊，全然不顧下面地方政府怎麼跟老百姓過日子。而紐約市呢？它管的是紐約的街道、地鐵、垃圾、水電，它要面對的是數百萬市民的吃喝拉撒。對於它來說，放棄TikTok，就等於放棄了跟年輕選民、移民社區、低收入群體最直接的溝通管道。聯邦要的是面子，是政治正確；地方要的是裡子，是治理有效。這種各行其是、相互割裂的治理狀態，讓美國的政策體系充滿了矛盾和雙標，也讓所謂的“美國治理模式”成了笑話。你說它是聯邦制？我看它更像是一盤散沙。最後，這是政治傳播代際革命的標誌性時刻，網紅政客的流量法則碾壓傳統政治套路。曼達尼的成功，本質上是短影片時代政治傳播的成功，他跳過了傳統媒體的中介，不用看記者的臉色，不用靠精英媒體的解讀。一條4秒的視訊就能直接和選民對話，這種“去中介化”的溝通方式，徹底改寫了美國政壇的遊戲規則。你再看看那些傳統政客，還在那兒抱著電視廣告不放，花幾百萬美金拍個30秒的競選片，在黃金時段播出，結果年輕人全在刷手機，根本看不見。曼達尼呢？他發條在街邊買咖啡的視訊，順便聊聊對房租的看法，就能收穫幾十萬點贊。他用自己的實踐證明，在碎片化傳播的時代，流量就是權力，點贊就是民意，貼近民眾的短影片，比任何華麗的政治口號都管用。而紐約市解封TikTok，更是印證了這種代際更替的不可逆——未來的政治舞台，屬於那些懂新媒體、會和民眾直接溝通的政客，而那些死守傳統套路、只會喊意識形態口號的人，終究會被選民拋棄。 (有理兒有面)

最近幾天，一場掛著“No Kings”旗號的反對川普浪潮，把美國從東到西擠了個水洩不通——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納什維爾，3300多場集會同步爆發，數百萬人走上街頭。這陣仗不算新鮮，去年6月和10月已經鬧過兩回了，一次500萬人，一次700萬人，一次比一次人多，一次比一次讓白宮臉上掛不住。但這次不一樣。這次的火，燒出了美國國境線。羅馬、巴黎、馬德里、柏林、阿姆斯特丹、雅典、雪梨——全球多地的民眾也湧上街頭，舉著各自語言的牌子，衝著白宮方向喊出同一句話：我們受不了他了。美國媒體《每日野獸》把這一幕稱為川普的“全球羞辱時刻”。行吧。先捋一遍這次抗議到底是怎麼回事。“No Kings”運動，是川普2025年1月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後，美國民間冒出來的草根抗議聯盟。去年6月第一次全國性行動，500萬人上街；10月第二次，漲到700萬，直接把川普的生日遊行擠成了背景板。這次是第三次，組織者最初說要搞3000場，後來加碼到3300場，放話要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從現場畫面看，這個目標大機率是實現了。但真正讓這次抗議出圈的，是它“國際化”了。羅馬的街頭，抗議者扯起巨幅橫幅，義大利語寫著“為了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巴黎巴士底廣場，手寫的“Pas de rois（沒有國王）”標語牌舉得老高。馬德里的女子舉著西班牙語的“人民當家作主”，鏡頭掃過去時她正對著人群喊話，表情很認真。柏林那一幕最有意思。貝貝爾廣場的抗議者舉著德語牌子，上面寫的是“美國沒有領袖原則”。懂德國史的人都明白這句話的份量——“領袖原則”是納粹時期對希特勒絕對服從的教條，把這兩個詞扣在川普頭上，罵得夠狠，也戳得夠準。阿姆斯特丹的美國領事館前，橫幅寫的是“美國到底怎麼了？”透著一種無奈。雅典的美國大使館外，希臘語的“反對戰爭”喊得震天響。雪梨的集會上，一個男子舉的牌子最直白：“我們也受不了他。”美國本土的抗議更不用說了。華盛頓的抗議者抬著川普的充氣人偶，沿著白宮後院遊街；弗吉尼亞的示威者穿過紀念橋湧入華盛頓；納什維爾市中心數千人聚集；紐約的集會請來了羅伯特·德尼羅——這位好萊塢老戲骨在現場直接開罵，說川普“腐敗”，要求把他撤職，還說他在“永久性地損害美國”。還有“共同防禦”組織的退伍軍人納維德·沙阿，他說的話挺能代表抗議者的心態：第一次參加No Kings集會，是為了守護美國國內的民主，對抗街頭的聯邦特工和軍隊；現在，這場人為製造的危機已經燒到了全世界。不過更有意思的是，當被問及此事時，白宮發言人阿比蓋爾·傑克遜一句話把幾百萬人打發了——“川普精神錯亂治療會議”，還說只有拿錢的記者才關心這些。這種回應方式，熟悉吧？把抗議者當瘋子，把記者當槍手，把民意當空氣。問題是，這場抗議的火能燒遍全球，還真不是鬧著玩的。移民執法的槍聲、對伊朗的軍事行動、生活成本漲到讓人喘不過氣、三權分立在川普手裡跟紙糊的一樣——這些東西，美國人看在眼裡，外國人也沒瞎。羅馬人為什麼要舉反戰橫幅？因為油價漲到他們家門口了。柏林人為什麼要提“領袖原則”？因為他們見過這套東西的後果。雪梨人為什麼要喊“我們也受不了他”？因為美國的單邊主義從來不只是美國的事。這場抗議，表面上是衝著川普去的，實際上指向的東西要深得多。首先，川普這套“國王化”執政，本質上是把美國共和制當成了個人秀場，而且演砸了。美國的建國邏輯，說白了就是“不要國王”。國父們當年跟英王喬治三世撕破臉，搞出三權分立，就是為了防止那天又冒出個說一不二的主。結果川普第二任期上來，行政命令簽得跟批發似的，光2025年一年就簽了220多項，是首任同期的四倍。《國家緊急狀態法》被他玩出了花，只要想繞過國會，就宣佈“緊急”，美墨邊境是緊急，貿易逆差是緊急，連伊朗問題也能扯成緊急。緊急多了，大家也就不覺得緊急了。ICE那攤子事更離譜。街頭執法越來越像軍事行動，別說美國人，歐洲人都看不下去了——一個法治國家的執法機構，怎麼搞出了治安隊的味道？柏林抗議者把“領袖原則”扣在川普頭上，聽著刺耳，但背後的邏輯很清楚：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最怕的不是外敵，是內部有人開始覺得自己可以不受制約。其次，川普的戰爭邏輯，就是典型的“我爽了就行，代價你們扛”。2月28日，美國對伊朗動手了。官方說法是“政權更迭”，打了快一個月，伊朗政權依然沒倒，平民傷亡倒是讓美國上了頭條。油價應聲飆漲，美國國內的汽油站開始排長隊，超市的牛奶面包跟著漲價，普通家庭的帳單每個月多出幾百美元。川普2016年競選時罵過伊拉克戰爭是“蠢事”，現在他自己幹的，跟那場“蠢事”一模一樣：理由牽強，目標模糊，代價慘重。唯一不同的是，他比小布希更會甩鍋——戰爭打得不順，那是軍方執行不力；油價漲了，那是民主黨在搗亂；平民死了，那是誤炸。這種邏輯，羅馬人看懂了，雅典人也看懂了。他們舉著反戰橫幅上街，不只是同情伊朗平民，更是因為這場軍事行動的後果正在砸到他們頭上——全球能源市場是連著的，美國一開戰，全世界跟著買單。最後，這場全球抗議，其實是在拆台美式民主的“雙標人設”。美國這些年，最愛干的事就是當民主“教師爺”，對著各國指手畫腳。馬德里的抗議者舉著“人民當家作主”，這話放在西班牙語境裡，是左翼的傳統口號。但放在2026年的美國問題上，就多了一層諷刺——你們不是天天講民主嗎？怎麼自己的民主都快守不住了？雪梨那句“我們也受不了他”，聽著隨意，其實是最狠的。它意味著川普的執政風格已經不只是美國人的麻煩，而是全球性的公共問題。白宮發言人還在嘴硬，說這是“川普精神錯亂治療會議”。但問題是，幾百萬人同時“精神錯亂”，那到底是這些人瘋了，還是那個讓他們上街的人出了問題？全球民眾的齊聲反對，其實是在告訴大家一個很樸素的道理：任何試圖做“國王”的政客，最終都會被民意拋棄；任何試圖搞單邊霸權的國家，最終都會遭遇全球的反噬。 (有理兒有面)

How Bad Is Plagiarism, Really?從古羅馬到人工智慧時代，人們始終推崇原創，但影響與抄襲之間的界限卻向來模糊不清。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3 月 30 日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Copy That”。作者安東尼·萊恩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沒有人是完美的》一書的作者。插畫：Tyler Comrie抄襲有一個令人玩味的特點：在法律層面，它並不存在。“想做真人化處理嗎？我晚點可以過去，帶幾瓶啤酒，然後咱們，你懂的，好好做一番正經的真人化調整。”如今這誘惑實在難以抗拒，畢竟事關重大。對要完成作業的學生而言，他們早已通過讓ChatGPT代筆寫論文擺脫了內心的苦悶，而真人化工具是一種人工智慧程序，它會將生成的內容再進行一輪數位化加工，讓文字聽起來像是出自一個真實可查證的人之手。提供這類工具的公司包括StealthWriter、HIX AI以及QuillBot。（倘若納博科夫曾寫過科幻小說，他筆下的反派定會名叫QuillBot。）任何把一堆土豆泥抹上黃油攪打成細膩泥糊的人都能理解這種操作，沒人受得了疙疙瘩瘩的質感。這些真人化工具讓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在於，它們本身竟如此“人性化”——也就是說，它們帶著一種坦然的樂觀，篤定我們作為有缺陷的凡人，除了作弊別無選擇。我們不僅無法獨立思考、獨立寫作，甚至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於是科技便來幫我們擺脫這份痛苦。至於那種“我們本可以一開始就摒棄人工智慧，依靠自己的才智，而這種自給自足甚至對我們有益”的想法，還是算了吧。這就好比建議我們去學騎高輪自行車，一路踩著踏板，嗅聞樹籬間的芬芳氣息。在這一令人困擾的新興領域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關乎人工智慧與抄襲的關係。有人認為二者幾乎別無二致，畢竟人工智慧會抓取海量無邊的網路資料，就像那些拖網漁船用加重漁網在海底大肆捕撈蝦類和比目魚，全然不顧自然生態。聊天機器人並非（至少目前並非）獨立個體，因此無需承擔道德責任，但若有人取用其生成的內容並冒充為自己的作品，便可被視作銷贓。無論如何，美國一些治學嚴謹的高校普遍持這一觀點。我見過態度最堅決的是聖何塞州立大學，該校馬丁·路德·金圖書館給出的建議清晰得令人讚嘆：“無論你使用那一款人工智慧程序或軟體，用其撰寫論文均屬於抄襲行為。”羅傑·克羅伊茨在其妙趣橫生的新作《驚人相似》（Strikingly Similar，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探討了抄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形態。他將抄襲定義為“故意挪用他人的文字與思想，卻不註明出處、不給予報酬”。文字與思想？這範疇可不小。此外，克羅伊茨也提出了一個切中要害的問題：多少字才算抄襲？又或者，多少個音符才算？他舉了一個奇特的例子：1963年， Chiffons在其熱門歌曲《他如此完美》（羅尼·麥克創作）的開頭演唱了三個簡單下行的音符，當時幾乎沒有聽眾預料到，這段旋律會成為一場法律糾紛的核心，而這場荒唐的官司直到1998年才塵埃落定。爭議焦點在於，喬治·哈里森1970年的歌曲《我親愛的主》中，他演唱“我親愛的主”一句時，是回憶、借鑑、竊取、無意呼應，還是偶然模仿了麥克的旋律片段。兩首歌的氛圍天差地別——這位前披頭士成員在和聲中融入了“哈瑞奎師那”的吟唱——但這無關緊要。在受害者眼中，那怕是超凡脫俗的竊賊，終究還是竊賊。可當有人膽敢抄襲你時，你算那一類受害者呢？你的身體毫髮無損，沒有丟失錢包、鑽石項鏈，也沒有失去孩子。你的藝術自尊心或許會受挫，但這份痛感大機率比不上腳趾被磕到。私下裡，你甚至可能暗自沾沾自喜——自己的作品值得被剽竊，這何嘗不是一種恭維。或許這就是為何1980年，果醬樂隊的專輯《聲音效應》中第五首歌《出發！》的開頭，幾乎原封不動地出現了披頭士專輯《左輪手槍》中《收稅人》前奏那段尖銳急促的貝斯，哈里森或其他披頭士成員卻並未提出抗議。據果醬樂隊貝斯手布魯斯·福瓊稱：“這並非故意為之，只是《收稅人》的旋律下意識地留在了腦海裡。”巧合的是，福瓊的解釋與紐約法官理查德·歐文1976年的裁決驚人相似。歐文法官認定，儘管哈里森並非故意使用《他如此完美》的旋律，“但他的潛意識早已記住了它”。著實詭異。潛意識會讓人付出沉重代價早已不是新聞，可即便弗洛伊德在世，也會對歐文法官判令哈里森支付的逾兩百萬美元賠償金感到驚訝。（這筆金額後來有所減少，但事情遠未就此了結。）那麼，既然旋律如此相似，果醬樂隊為何沒有陷入麻煩？原因在於，披頭士樂隊即便繳納了自認為過高的稅款，依舊不缺錢，而且他們或許覺得，無論這種致敬是否直白，都是他們應得的。1970年後，鮮有創作型藝術家能不受披頭士的深遠影響而心無波瀾。克羅伊茨在書中並未提及果醬樂隊，卻詳細梳理了哈里森一案，並得出一個但願永遠無法清晰界定的核心結論：如果潛意識沒有訴訟時效，那麼就很難在挪用與靈感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任何試圖研究抄襲、指望找到清晰界限的人，都將陷入一片迷霧。這是一個界限模糊的領域。在《驚人相似》一書中，只有極少數抄襲行為被認定為有意識、無歧義且毫無遮掩的。如果說這本書裡有一位“英雄”，那便是一位名叫阿爾弗雷德·J·卡特的人。克羅伊茨稱他為“失業焊工”，1949年，他因試圖將一首華茲華斯的詩賣給《好管家》雜誌而被識破。究竟是那首詩？雜誌社裡那些煞風景的人又為何拒絕刊登？難道讀者們不迫切想知道如何讓自家水仙開得金黃繁茂嗎？無論用何種方式，讓更多詩歌悄悄走進讀者的視野，總能提升他們持家的品味。世間再無什麼比雞肉派的酥皮更動人的景緻了。根據副標題，《驚人相似》一書的內容跨度“從喬叟到聊天機器人”。不過，全書重點大量聚焦於現代。書中並未提及塞繆爾·約翰遜——他在1753年的一篇文章中稱抄襲是“最應受指責的文學罪行之一，儘管或許並非最惡劣的”，卻又一貫寬厚地主張從輕發落：“觀點不謀而合實屬尋常，無需交流便可能發生，畢竟諸多情境下，所有理性之人的想法都相差無幾。”但書中卻寫到了鮑裡斯·約翰遜，據稱他2019年的一條推特推文系列，借鑑了一位律師匿名發佈的部落格文章。這便是我們身處的輝煌時代。關於抄襲有一段大致的發展脈絡：在浪漫主義時代之前，抄襲的劣跡並不存在——至少沒有如此牽動大眾的良知，而浪漫主義時代執拗地推崇“原創性”。在此之前，人們認為有志於創作的人通過模仿進行創作不僅合理，更是自然而然：研習範本，學著臨摹，以此磨礪技藝。唯有如此，才有資格創作屬於自己的作品，而這些作品無疑仍會留有前人的痕跡。儘管這一過程聽起來刻板，卻為我們留下了數不勝數、美不勝收的藝術珍品。乍看之下，拉斐爾1504年的作品《聖母的婚禮》，幾乎是直接復刻了其老師佩魯吉諾前幾年創作的同一題材畫作。但需要反覆端詳，才能分辨出其中的變化：畫面中央的主祭神父歪著頭，為原本冰冷對稱的構圖注入了生機；神父身後的神殿細節更豐富，拱門中也添上了人物；還有一位求婚者因被約瑟夫取代而滿心挫敗，將手杖狠狠折斷在膝蓋上的緊張場景，讓人彷彿能聽見手杖斷裂的脆響。（在佩魯吉諾的原作中，他只是虛弱地把手杖彎在大腿上。）被學生超越的老師佩魯吉諾，是否也曾想砸點東西？還是他為這套模仿體系呈現出的完美成果而喝彩？我們無從知曉。但可以確定的是，他並未將拉斐爾告上法庭，起訴這個耍小聰明的傢伙。時光快進約一百年，來到1602年，一位名叫托馬斯·洛奇的英國人獲得牛津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他遊歷甚廣，足跡遠至巴西，也是小說《羅莎琳德》的作者。這部情節豐富的早期通俗小說據說是在海上創作的，於1590年出版。此時的洛奇是否知曉，自己的作品在此期間被人大量挪用，創作了一部新劇《皆大歡喜》？這其中尚有未解之謎：我們沒有確鑿證據證明這部劇在莎士比亞在世時曾被搬上舞台。但不可否認的是，該劇大量剽竊了這部散文體小說。誠然，莎士比亞增添了試金石和傑奎斯這兩個角色，以戲謔的筆觸描繪愛情，又用幻滅之感為其蒙上一層薄霧，但大部分劇情都完全照搬洛奇的原作。若以我們的標準衡量，這無疑是赤裸裸的抄襲，可最直接的反駁是，17世紀初的評判標準與如今截然不同。但究竟有多大不同呢？起初他手段卑劣，四處蒐羅竊取，買斷舊劇的版權；如今稍有家財，在劇場裡也有了些名聲，便盡數霸佔，將眾人的才思據為己有。這是本·瓊森一首題為《論詩壇猿猴》的十四行詩的片段。詩作發表於1616年，正是莎士比亞逝世之年。這首詩是否針對莎士比亞，學界尚無定論，但字裡行間滿是憤怒。瓊森的鄙夷不僅指向抄襲者，也指向那些輕信其騙局的普通愚民（“呆滯呆望的觀眾”）。三十年後，這份不耐煩在托馬斯·布朗爵士1646年的著作《俗妄考》中延續並蔓延。他言辭激烈地呼籲：“但願人們不要再滿足於借他人之羽毛裝點自己”，並指出一個重要觀點：我們面對的並非一時惱人的風潮，而是人性中永恆的缺陷。他寫道：“抄襲並非伴隨印刷術誕生，早在盜竊行為難以實施的年代，它就已出現。”面對這般抱怨，或許我們需要修正既定的認知。似乎向來都有較真的人，對抄襲行為嗤之以鼻，拒絕將其視作虔誠的效仿。當然，若認為當下人工智慧催生的抄襲焦慮是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技術前所未有，但人們的情緒並非如此。想要樹立正確的認知，我建議不妨進行一場時光穿梭。可以讀讀羅伯特·麥克法蘭2007年的《原版複製：十九世紀文學中的抄襲與原創》——一場對浪漫主義晚期思潮的精彩探究；或是追溯更久遠的時光，看看斯科特·麥吉爾2012年的《拉丁文學中的抄襲》，此書會讓如今的抄襲者與反抄襲者都顯得軟弱無力。我很欣賞昆圖斯·屋大維·阿維圖斯的事蹟，據說他寫了八卷書，論證維吉爾是個屢教不改的抄襲者。維吉爾啊！與此同時，歷史學家薩盧斯特被一個名叫萊納烏斯的人嘲諷為“孌童、饕餮、無賴、酒徒”。但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他被指抄襲。抄襲還有一個令人玩味的特點：它在法律層面並不存在——尤其是在美國法律體系中。現有智慧財產權法，也有禁止販賣假冒商品的法律，還有打擊版權侵權的法律。然而，抄襲者即便入獄，也絕非因為竊取了一段詩歌、半首動聽的民謠並冒充為自己所作。與約翰遜博士的觀點不同，抄襲並非犯罪，而是一種道德過錯。在被抄襲者心中，這種行為往往無異於一場暴行。科幻作家哈蘭·埃利森觀看詹姆斯·卡梅隆1984年的電影《終結者》時，認定影片開頭未來戰士在破敗廢墟中激戰、雷射四射的場景，只能是抄襲了他二十年前為《外星界限》創作的一集劇本《士兵》。他提起了訴訟。影片出品方獵戶座影業庭外和解，支付了一筆未公開的賠償金，此後該片片尾字幕便加上了一句略顯尷尬的文字：“向哈蘭·埃利森的作品致謝。”有報導援引心懷不滿的卡梅隆的話稱：“這實在太不公平了，我與此事毫無關係，也不認同這一結果。”不過，他至少可以欣慰於自己的電影遠比那部電視劇出色得多。但在法律層面，這種不公的交易始終處於灰色地帶。前巡迴法院法官、多產法學家理查德·波斯納曾深入思考過這類微妙問題。你能感受到，面對紛繁複雜的難題，波斯納總能樂在其中地梳理出清晰脈絡，而2007年出版的《抄襲小書》更是展現了他最為犀利的一面。書中有隱晦的圈內玩笑（“法官承認法官助理代筆的情況少之又少”），也有對同行的批評（“法官有時會稱版權侵權者為‘抄襲者’，儘管並無隱瞞行為”），但這本書的亮點在於，波斯納以不懈的熱情反覆界定相關術語，直至其暫時達成統一。他提出，可將抄襲視作“未經同意的欺詐性複製”，這個表述雖略顯拗口，卻在我看來十分審慎。波斯納時而跳出核心論點，探討抄襲的心理動因——包括那些如同成癮般陷入抄襲的人，以及揭發抄襲行為的人。他寫道：“迄今為止，校園之外針對抄襲最常見的懲罰與法律無關，而是身敗名裂、蒙羞受辱、被群體排斥，以及其他各類羞辱性懲罰。”為何會如此？波斯納認為，部分原因在於抄襲“是令人難堪的二流行為，抄襲者可悲至極，近乎荒唐”。照此說來，竊取他人言辭片段的政客（即便實際抄襲行為由演講稿撰寫人完成），會如同被發現觀看色情作品一般遭人恥笑。我比波斯納更進一步認為，正因沒有專門的反抄襲法律，相關領域才會如此混亂無序。失去法律的約束，紛爭便會失控。沒有執法者，就會出現私刑正義。克羅伊茨在書中有一章精彩的《抄襲獵人》，詳細記述了這一真相追查行業的刺激運作。自波斯納的書問世近二十年來，這一行業已然風靡一時。書中寫到，西弗吉尼亞州帕克斯堡高中的一名應屆畢業生發現，校長肯尼斯·德莫斯2019年的畢業典禮致詞，與阿什頓·庫徹2013年領取尼克頻道青少年選擇終生成就獎時的演講驚人相似。你還覺得維吉爾是抄襲者呢？據瞭解，德莫斯被停職五天且停發薪資，而揭發他的學生卻因告密遭到抨擊。（這種小人物間的卑劣行徑簡直適合寫進小說裡。）克羅伊茨並未提及庫徹研究是否因此走紅，但通過他的記述，我知曉了“德國論文抄襲維基”，這是一個眾包協作平台，專門追查並曝光德國學位論文中的抄襲行為。好傢伙，這些德國人可真會找樂子。跳出網路追查，還有一種更古老、也怪異得多的存在：那些連怒斥都堪稱藝術的抄襲糾察者。《驚人相似》一書中並未出現伊萬·岡察洛夫的名字，實屬遺憾，因為他徹底顛覆了所有關於抄襲動機的討論。岡察洛夫的盛名牢牢繫於1859年的小說《奧勃洛莫夫》，書中主人公慵懶至極，起床都算得上壯舉。而他去世前幾年創作、1924年才出版的《非同尋常的故事》則鮮為人知。這本書近乎瘋癲，更顯荒誕的是其無比嚴肅的口吻。瘋狂的核心顯而易見：岡察洛夫聲稱，曾經的好友伊萬·屠格涅夫愈發狡猾、毫無廉恥地抄襲自己的作品。具體而言，他稱屠格涅夫最優雅的小說《貴族之家》，是毫無羞恥地照搬自己的《馬林諾夫卡莊園》，可偏偏《貴族之家》的出版時間比後者早了十年——這份嫉妒的病態心理在此展現得淋漓盡致。對岡察洛夫而言，這不合常理的時間線恰恰印證了他的指控；他稱自己曾在交談中隨意提及各類人物設定與創作構思，卻被屠格涅夫偷偷記下，融入自己的小說，還搶先出版，以此規避抄襲的指責。太過卑劣！看看惡魔是如何作祟的：我才漸漸意識到，屠格涅夫在四處散播關於我的謊言：他到處跟人說，是他一直在給我講自己的故事，而我嫉妒他，還到處散播謠言詆毀他——事實恰恰相反，是他在利用我的善意。明白了嗎？按理說，《非同尋常的故事》本該晦澀難讀，卻憑藉雄辯的控訴得以留存。純粹的偏執之中沒有半分悲傷。在岡察洛夫這樣的大師口中，對抄襲行為的聲討——至少是他所感知的抄襲——迸發出驚人的魄力。失竊的珍寶能為想像力注入無窮力量，即便它們被鎖在保險櫃裡。存在“良性抄襲”嗎？犯錯能否換來救贖？從學術角度而言，答案是否定的；要求誠實、精準標註引用來源的呼聲，必將一如既往地響亮。數字複製的便利讓複製貼上比擤鼻涕還簡單，智能眼鏡甚至能拍攝視野內的一切事物，這一現狀並不樂觀。而《驚人相似》的倒數第二頁，克羅伊茨發出了悲觀的預言：“無償享用智慧財產權，可能會成為一種入門誘因，讓挪用行為變得常態化。”倘若這就是未來的趨勢，監管起來無疑會難得出奇。我寧願選擇那些借鑑往昔經典的創作者，原諒他們沒有標註腳註。我記得聽麥當娜1994年的專輯《睡前故事》時，對一首空靈的歌曲《愛試圖接納我》感到意外，歌中唱道：“可我的靈魂卻退縮了，/深陷情慾與罪孽的愧疚。”這句歌詞無疑是未註明出處地引用了17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宗教詩人喬治·赫伯特的作品。赫伯特是一位極為溫和的聖公會牧師，我們永遠無從知曉，三個半世紀後，被一位有著天主教名字、身著錐形文胸的歌手引用，他會作何感想。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諷刺是，麥當娜將赫伯特筆下死寂冰冷的“塵土”改為更直白淺薄的“情慾”，恰恰證明了赫伯特的歌詞遠比她出色。我不禁希望，她能更多地向赫伯特求教，無論是文字還是精神層面。天父確實在傳道。公認最安全的抄襲形式是自我抄襲。只有意志極其堅定的人才敢起訴自己，不過我確信岡察洛夫最終定會這麼做。克羅伊茨就此稍作穿插，輕描淡寫地帶過凱莉·克萊森和普契尼作品中涉嫌自我抄襲的傳聞，隨後便寫到了聖人般的查爾斯·M·舒爾茨，尤其是1996年的一幅史努比漫畫。克羅伊茨稱，這幅漫畫與1987年的一幅早期作品幾乎毫無二致。天啊！僅此而已？莫非頂級的作家、作曲家與畫家，都在進行自我抄襲，而這並非陷入刻板重複的失誤，反而是一種創作常態？借鑑自己的作品，賦予其新的內涵，再創價值，這是少數煉金術士般的創作者的本事。披頭士的《你只需要愛》漸弱時，響起了“她愛你，是啊，是啊，是啊”的旋律，樂隊召喚出了僅僅四年前年輕的自己。（那感覺彷彿隔了四世。）而《皆大歡喜》春日裡，走過青青玉米地的戀人與少女，在《冬天的故事》中珀迪塔靈動的身影裡得到永恆的迴響：這是世間最清麗的貧家少女，奔跑在青青草地上；她的一言一行，都透著超凡脫俗的氣質，高貴得與這方天地不相稱。英語中有一個詞，形容這種習以為常、且生生不息的自我抄襲——它成為一位藝術家被認可、被喜愛的標誌，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印記”。我們稱之為風格。 (邸報)

官員們表示，這份包含 15 點內容的計畫是通過巴基斯坦傳達的，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已成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關鍵對話者。周一，德黑蘭一處公寓在空襲中被夷為平地。阿拉什·卡穆什 (Arash Khamooshi) 為《紐約時報》撰稿Adam Rasgon 從特拉維夫報導，Julian E. Barnes 從華盛頓報導，Farnaz Fassihi 從紐約報導。據兩位瞭解外交情況的官員透露，美國已向伊朗提交了一份 15 點計畫，旨在結束中東戰爭。這反映出川普政府急於找到擺脫衝突的途徑，以應對衝突帶來的經濟後果。目前尚不清楚這項由巴基斯坦轉遞的計畫在伊朗官員中的傳播範圍有多廣，也不清楚伊朗是否會接受該計畫作為談判的基礎。同樣不清楚的是，與美國一道轟炸伊朗的以色列是否支援這項提議。但該計畫的實施表明，美國政府正在加緊努力結束這場已經持續四周、並牽涉到其他幾個國家的戰爭。《紐約時報》沒有看到該計畫的副本，但一些官員在匿名討論敏感細節時透露了該計畫的一些大致輪廓，稱該計畫涉及伊朗的彈道導彈和核計畫。自2月28日開始的轟炸行動中，以色列和美國以伊朗的彈道導彈、發射裝置和生產設施及其核計畫為目標。美國和以色列領導人誓言絕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但伊朗繼續向以色列和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發射導彈，並且其境內仍然擁有 440 公斤高濃縮鈾。一位官員表示，該計畫還討論了海上航線。自戰爭爆發以來，伊朗實際上已經阻止了大多數西方船隻安全通過荷姆茲海峽——這條進出波斯灣的戰略水道——從而切斷了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的供應，並導致價格飆升。目前尚無跡象表明戰爭會很快結束；以色列官員表示，他們預計戰爭將持續數周。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在一份聲明中承認外交斡旋正在進行，但她表示：“在川普總統及其談判代表探索這一新出現的外交可能性之際，‘史詩狂怒行動’仍在繼續，以實現三軍統帥和五角大樓制定的軍事目標。”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賽義德·阿西姆·穆尼爾元帥已成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關鍵對話者，埃及和土耳其則鼓勵伊朗方面進行建設性對話。官員們補充說，穆尼爾元帥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保持著密切聯絡，這使他能夠在交戰雙方之間傳遞資訊。一位伊朗官員和一位巴基斯坦官員表示，他們最近聯絡了伊朗議會議長、前革命衛隊指揮官穆罕默德·巴格爾·加利巴夫，提議由巴基斯坦主辦伊朗和美國之間的會談。這兩位官員因涉及敏感資訊而要求匿名。2025 年，穆尼爾元帥與川普總統會面兩次，川普總統對他讚不絕口，稱他是自己“最喜歡的元帥”。周二，巴基斯坦總理謝赫巴茲·謝里夫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巴基斯坦“完全支援正在進行的旨在結束”中東戰爭的對話努力。他寫道：“在得到美國和伊朗的同意後，巴基斯坦隨時準備並榮幸地成為東道國，為全面解決當前衝突提供有意義和有決定性的談判平台。”伊朗可能難以對美國的示好做出快速回應。這些官員補充說，伊朗高級官員內部溝通一直不暢，他們擔心如果舉行線下會晤，以色列可能會對他們進行轟炸。戰爭爆發首日，以色列襲擊了位於德黑蘭的伊朗最高領導人住所，導致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米尼及多名高級官員喪生。如今，誰掌握著外交、戰爭與和平的決策權，仍有待觀察。但白宮積極尋求談判表明，川普先生願意維持現政權，至少目前如此，儘管這個政權會變得弱勢且更容易被控制。他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戰爭訴求是否包含政權更迭的問題上一直搖擺不定。(invest wallstreet)

如果接下來幾周你正好在紐約大學上課，或許會看到原本忙碌的教學樓裡，很多教室突然變得空空蕩蕩......（nyu）代表紐約大學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的工會已經宣佈，如果合同談判無法取得進展，他們將於3月23日發起罷工。屆時，超過900名合同制教師可能同時停止所有工作，包括授課、學生諮詢、回覆郵件以及其他行政事務。這將是該工會成立兩年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罷工行動。（amny）從2024年工會成立以來，雙方已經進行了26輪談判。儘管談判持續了一年多，但在薪資、工作保障、學術自由、工作量以及人工智慧在教學中的使用等關鍵問題上，雙方始終沒有達成一致。工會成員在一次集會上宣佈了罷工最後期限。紐約大學坦頓工程學院工業副教授、工會談判委員會成員貝內黛塔·皮安特拉表示，許多成員已經厭倦了漫長的等待，希望能夠盡快達成一份真正有約束力的合同。（nycclc）為了表明決心，工會在2月舉行了罷工授權投票。結果顯示，投票成員中約90%支援罷工。在694張投票中，有657票贊成罷工，這一壓倒性的結果意味著工會談判委員會擁有正式授權，在必要時啟動勞工行動。如果罷工真的發生，紐約大學的教學秩序很可能會受到明顯影響。畢竟，這些合同制教師承擔著大學中相當一部分的教學任務。很多留學生在選課時並不會特別注意一個細節：自己課程的老師到底是終身教授，還是合同制教師。在美國大學體系裡，終身教職通常被視為最穩定的職位。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幾乎不會因為學術觀點或教學內容而被解僱，這也是美國學術自由的重要制度基礎。但隨著大學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人員承擔。這些教師被稱為合同制教師，通常是以滾動合同的形式一年一續。在紐約大學這類教師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合同制教師目前佔全職教師的一半，而他們組成的合同制教師聯合會，也是美國私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的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工會之一。問題在於，這些承擔大量教學工作的教師，待遇卻明顯低於終身教職同行。以薪資為例，一些合同制教師的年薪在8.5萬到8.9萬美元之間，而且多年變化不大。與此同時，他們通常需要教授更多課程，有些人承擔的教學量比終身教職教授多三分之一，但平均收入卻少了接近40%。原來美國高校的教授也有牛馬......更關鍵的是，合同制職位的穩定性非常有限。很多合同都是一年一簽，一旦不被續聘，教師就必須離開崗位。一位工會成員形容自己的處境時說，他們像是“租賃型終身教職”。表面上遵循類似的學術標準，但本質上仍然是隨時可能被解僱的員工。這種結構不僅影響收入，也影響學術自由。因為如果合同續簽掌握在管理層手中，一些教師可能會擔心自己的課程內容是否會引發爭議。例如，在某些課程討論巴勒斯坦問題後，就曾出現過調查事件。對於沒有終身教職保障的教師來說，是否繼續教授這些內容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壓力。因此在這次合同談判中，工會除了薪資和福利之外，還提出了學術自由保護、續聘程序以及教師參與學院治理等要求。面對工會的罷工威脅，紐約大學方面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校方發言人喬·蒂雷拉表示，學校已經提出了一份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方案，並認為工會宣佈罷工最後期限“毫無道理”。校方指出他們已經提高了合同制教師的最低工資標準，並稱這一標準在全國同類崗位中處於領先水平。學校還強調，雙方已經在獨立調解員的協助下進行了超過四個月的調解，希望能夠找到解決方案。校方同時提出為什麼在已經提出薪資提升方案的情況下，工會仍然選擇用罷工來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在大學的公開聲明中，校方多次強調學生的利益。他們認為罷工可能擾亂數千名學生的教育，這不應該成為談判中的籌碼。但工會方面並不認同這一說法。工會代表指出雖然最低工資有所提高，但真正能夠獲得明顯加薪的人並不多。據工會統計，校方提出的方案只會影響到近千名成員中的極少數。與此同時，工會成員還批評校方在談判過程中拖延時間。例如，在合同談判中最基礎的薪資資訊請求，學校花了一整年才完整回應。這也是為什麼工會最終決定通過罷工授權投票，希望用更強的行動迫使談判取得實質進展。紐約大學並不是單一面臨此衝突的院校，過去幾年，美國高校正在經歷一波明顯的工會化浪潮。越來越多研究生、助教以及非終身教職教師開始組織工會，通過集體談判爭取更高工資、更穩定的工作條件和更明確的權益保障。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約有30.7萬名工人參與了30起大規模罷工，比前一年增加了13%。如果把規模較小的罷工也計算在內，全國罷工總數接近300起。在高等教育領域，這種趨勢同樣明顯。例如去年韋爾斯利學院的非終身教職教師曾舉行持續29天的罷工，最終贏得了第一份合同，其中包括托兒福利以及課程取消時仍保障薪資的條款。在聖地亞哥大學，兼職教師也曾因類似原因舉行罷工，最終在數月後達成協議。這些案例讓越來越多教師意識到，如果沒有集體行動，談判往往難以取得突破。就在紐約大學談判陷入僵局的同時，美國西海岸也出現了類似的勞資對峙。（dailybruin）代表加州大學系統員工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正在與校方進行合同談判。這個工會代表超過4萬名員工，包括學術學生員工、研究人員以及學生服務與諮詢專業人員。在2月的一次投票中，超過93%的成員支援罷工授權。如果談判沒有進展，罷工最早可能在近期發生。工會提出的訴求與紐約大學非常相似，包括提高工資、增強工作保障、保護國際學生員工權益以及維護學術自由等。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約200人聚集在校園內遊行。抗議者舉著寫有準備罷工、不公平勞動行為等標語的牌子，並高喊要求公平合同的口號。一些研究生員工表示，他們來大學是為了做研究，而不是為了參與罷工。但如果學校不能提供合理薪資，他們別無選擇。學生組織也開始表態支援工會行動，認為這些權益未來可能影響下一代研究生和教職員工。對於很多留學生來說，教授罷工聽起來似乎離自己很遠。但實際上，這些勞資衝突正在改變美國大學的運作方式。（Beata Zawrzel/NurPhoto via AP）首先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教師承擔。如果這些教師的工作條件不穩定，教學質量和課程連續性都會受到影響。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人感受過要推薦信的苦嗎？你會希望你的教授一直穩定，有足夠時間處理你的email，還是到處換學校教學，你連聯絡都聯絡不上ta......？其次學術自由的問題也與學生息息相關。教師是否能夠自由討論爭議話題，會直接影響課堂內容和學術環境。一旦罷工發生，學生往往會被捲入其中。課程取消、成績延遲甚至畢業安排變化，都可能成為直接影響。過去幾十年裡，大學不斷擴大行政體系，同時增加合同制教師比例，以降低長期人力成本。而現在越來越多教師開始通過工會重新爭取談判權。場博弈短期內可能表現為罷工和抗議，但長期來看，它可能會重新塑造美國大學的勞動力結構。 (INSIGHT視界)

去年，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以解決紐約可負擔住房問題、提供免費巴士以及提高對富人的徵稅等主張，當選為紐約市市長。我們總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這話一點不假。開始執政後，馬姆達尼馬上就面臨巧婦沒米下鍋的情況：根據馬姆達尼在1月底新聞發佈會上提供的資訊，他的前任留給他的巨大財政赤字，造成今明兩年的財政預算有個120億美元的缺口。馬姆達尼指責前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在州資金分配上短斤缺兩，稱其“搾取本市資源”，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失衡局面。但他將主要責任歸咎於前任埃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稱這筆赤字（將創2008年財政危機以來新高）源於亞當斯“蓄意低估預算”的決策。馬姆達尼發誓：“我們將以大膽的解決方案應對這場危機，這意味著要重塑州與市之間失衡的財政關係，也意味著現在正是向最富有的紐約人和最盈利的企業徵稅的時機。”在新政府的努力下，三周後馬姆達尼交出的兩年財政預算，已經將缺口縮小至54億美元。儘管市政府可通過多種途徑與州政府合作增加收入，但馬姆達尼堅稱自己僅有兩種選擇：提高市房產稅或說服紐約州長凱茜·霍楚爾(Kathy Hochul)對富人增稅。而他相信增稅是正確的選擇，提高市房產稅只能作為萬不得已的下下策。給富人增稅有民意支援馬姆達尼提議將年收入超百萬美元的約3.4萬戶家庭的市所得稅稅率從3.88%提高至5.88%。他還呼籲提高企業稅率。州參議院和州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也希望提高富人的稅收，但他們的門檻設在家庭收入500萬美元以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報告，美國成年人中大多數支援給大企業增稅，也支援給年收入超過40萬的家庭增稅，支援率分別為63%和58%（上圖）。根據錫耶納大學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約63%的紐約市居民支援對年收入至少100萬美元的人群增稅，54%的紐約州居民也支援這一計畫。所以，給富人增稅的做法順應民意。民主黨州長不支援給富人增稅但是，馬姆達尼增稅的方案在州長霍楚爾那裡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霍楚爾今年要競選連任，她曾承諾紐約州居民不會加稅，她堅決拒絕在競選年收回承諾。而且，就是在民主黨政客中，霍楚爾也不是個例。目前，加州一個醫療工作者工會SEIU-UHW正趕在4月之前收集90萬個有效簽名，試圖將一個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人徵收5%的一次性稅款提案列入11月的選票，讓加州選民公投。民主黨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就是反對這個提案的，加州科技富豪一抓一大把，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此舉會嚇跑科技界領袖。紐約市獨立預算辦公室資料顯示，百萬富翁群體僅佔納稅申報人的1%以下，卻承擔著全市約37%的個人所得稅。如果這些人都搬離紐約，豈不是反而減少了紐約的稅收嗎？總之，如果只是某個地方對富人提高徵稅，一個最普遍的反對理由就是這樣會把富人嚇跑，搬到收稅低的地方去。只是，這個聽起來似乎符合邏輯的說法並沒有事實支撐。不敢給富人增稅的理由站不住腳紐約州最近兩次針對高收入群體的實際增稅分別發生在2017和2021年。財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簡稱FPI）2023年12月的一個報告，對這兩次增稅進行了創新性的統計分析，揭示出高收入群體並未因增稅而顯著改變其遷移行為。1）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原因在於新冠疫情，而非稅收。2021年的確有大量富人離開紐約，但FPI的分析發現，這是因為疫情，而不是2021年的增稅。從上圖可以看出，疫情前的2017-2019年，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離開紐約市的比例是富裕階層的4倍，說明2017年給富人增稅並沒有造成大量富人離開。2020-2021年疫情期間，富人大量離開，但疫情後的2022年，又開始趨向於疫情前的狀況。其實，普遍的遷移規律是：富人不太移動，生活比較掙扎的群體才經常移動。本來嘛，搬家多麻煩，如果有資源應付各種變故，誰願意搬家啊。只有經濟上相對脆弱的群體，才不得不因為家庭或工作變故而搬家。2）當高收入群體確實遷出紐約州時，他們更傾向於遷往其他相對高稅的州，而非低稅州。上圖左邊資料顯示，當紐約的高收入階層搬離紐約時，他們大部分去了康州(28%)，紐澤西(27%)和加州(22%)，這些都是高稅收州。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去佛羅里達(9%)，一個不徵收州個人所得稅，成為退休群體熱門選擇的州。上圖右邊資料則表明，收入越高，去低稅收州的比例越小。紐約市的億萬富翁、食品零售商約翰·卡茨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就是以富人都要搬走為理由反對馬姆達尼的稅收計畫，他說：“我認為這是個愚蠢的舉措。我們常開的一個玩笑是，紐約政客是佛羅里達州最棒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真的在嘲笑我們。”可是，資料告訴我們，這樣的說法才是笑話。只是，這個錯誤印象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腦中。事實上卡茨馬蒂迪斯自己也說他本人並沒有問題，“我的錢到死也用不完”。其實，搬去佛羅里達的大多是退休的人，因為退休的人已經不在乎當地的經濟情況和就業機會，只要稅收低就好。但這個群體是仍需要對退休金精打細算的家庭，與富人無關。3）儘管新冠疫情期間有部分百萬富翁離開，但紐約的百萬富翁人數仍顯著增長。雖然紐約在2020至2022年間流失了約2400戶百萬富翁家庭，但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和不斷上漲的工資，同期紐約新增了1.75萬戶百萬富翁家庭。上面兩張圖分別是2017-2022年間紐約收入達到百萬的家庭數和2015-2021年間不同區間段家庭收入數目的分佈。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數一直在增長，而且是收入越高的區間增長速度越快。總之，新冠疫情期間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現像是暫時的，主要由居家辦公和逃離擁擠的城市所驅動。各方面資料都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證據表明存在因避稅而遷出紐約的情況。這些資料還支援另外一個理論：打造強有力的經濟環境，提供可負擔住房，扶持年輕人，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新富人，極大地有利於稅收。而在紐約成長起來的百萬富翁，也是最不願意離開紐約的人。好玩的是，一貫的理論都認為地方性增稅會發生富人逃離，而且還能根據稅收的增長幅度預測富人逃離的程度。上圖分別是對紐約州2017年（左）和2021年增稅前後理論與實際富人搬離比例的比較。紅色虛線是理論估計的情況，藍色實體是實際發生的。可以看出，2017年增稅後，富人離開的幅度稍有增加，但遠不是理論預測的那樣。而2021年增稅後離開的富人反而大幅減少。只能說，事實證明那些看似符合邏輯的理論完全不靠譜。其實，道理很簡單：他們太有錢了，根本不會為了這點稅放棄自己熟悉、喜歡的環境。（類似不靠譜的理論不少，包括如果提高最低工資，就會造成失業率和物價上升等。而實際資料表明，在一定範圍內提高最低工資，對失業率和物價的影響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紐約富人：給我們加稅很多富人反對市長對富人增稅的方案，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紐約市也有那麼一群收入超過百萬的人對馬姆達尼的政策表示支援。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國百萬富翁”的組織，致力於推動立法者改善工薪階層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迫使富人繳納更多稅款。《紐約時報》3月11日的一個報導：“對富人增稅？這些紐約富豪都表示支援”律師克雷格·卡普蘭(Craig Kaplan)就是該組織的積極活動成員之一，他的活動目標之一是說服州長霍楚爾對像他這樣的紐約富人加稅。他說：“我無法想像收入如此之高的人會因為2萬美元的增稅而離開紐約。對我來說，這根本不算什麼。”根據新學院紐約市事務中心經濟與財政政策主任詹姆斯·帕羅特(James Parrott)的分析，在全美十大城市中，紐約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這也是“愛國百萬富翁”成員所強調的：當收入不平等加劇時，需要更多公共服務。“愛國百萬富翁”成員之一，作家安德魯·托比亞斯(Andrew Tobias)表示，只要“人人都得繳稅”，他很樂意多繳稅。他建議馬姆達尼想出一些新穎的辦法向富裕的紐約人表達謝意，比如，送一個帶著感謝信的果籃：“你今年賺了3800萬美元——這真是個美妙的煩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托比亞斯對百萬富翁中“底層”表達的同情。他說，大多數富裕居民應該都能自如應對市長提議的增稅，但他對年收入僅略高於100萬美元且開銷巨大的家庭表示同情：“如果你在漢普頓有一處房產，還有三個孩子在私立學校上學，那恐怕很難維持生計，可能有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犧牲。”這讓我想起在美國讀書時的一件事情。一天，我不知發了什麼神經在抱怨錢不夠花，導師就給了個忠告：“你放心吧，錢不夠花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的，因為你永遠都不夠花。”我一下子大徹大悟：這不就是說要量入為出嗎？對收入不夠解決溫飽的人說量入為出太諷刺，也太殘忍。但對百萬富翁說不是一回事。紐約長島的漢普頓素有“美國最富庶地區之一”的美譽。能夠在那裡置房，孩子都上私校的家庭，一年多交幾萬稅真的只是一個“美妙的煩惱”——只要量入為出就行了。給富人增稅，紐約不帶頭誰帶頭？大概是1998年左右，著名女歌手、演員、導演和製片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宣佈要過“簡單一些”的生活，要把當時擁有的7個房產中的5個出售，只留下分別是在洛杉磯和曼哈頓的兩處房產（那個留下的曼哈頓房產後來也於2025年售出）。她位於洛杉磯地區的Malibu compound是她的常年住宅。就是說，她唯一留下的第二房產是曼哈頓的一個（她當時有好幾個曼哈頓房產）。很多富人都是無論如何都要在曼哈頓保留一個房產，經常是，如果只選擇兩個房產，那就是紐約和倫敦，或者紐約和巴黎，等等。紐約的百老匯秀、博物館、美食和文化氛圍，都是世界頂尖水平的，這是一個別處無法替代的充滿特殊魅力的城市。而富人的商業、企業更是與當地和周邊環境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不是說絕對不會有人因為增稅離開紐約，但一般來說，有足夠資源的富豪不會僅因為錢的原因離開。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是一個最有能力承受給富人增稅的負面效果的城市。看看現在一日比一日更嚴重的貧富差距，給富人增稅是一條必走之路，如果紐約不帶頭誰帶頭？現在，民意早就到位，紐約市長、州參議院和眾議院不僅意向明確還一再給州長施壓，就欠州長霍楚爾這個東風了。說實話，加州和紐約州長都反對給富人增稅，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富人搬走，非常存疑。作為政客，不可能不關心這方面的資料，要不為什麼市長和那些議員就沒有這個擔心呢？更可能的是，他們害怕失去自己的競選金主（更難聽的說法是被富人收買了）。“愛國百萬富翁”中的積極分子卡普蘭就為民主黨2024年競選籌款出了大力。但他也是積極為給富人增稅政策呼喊的人。為什麼霍楚爾就看不出這已經是大勢所趨呢？是的，她曾經承諾不增稅。只是，我不懂，在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時候，為什麼給富人增稅還會有問題。如果有不增稅的承諾，難道不應該理解為是不給普通老百姓增稅嗎？霍楚爾的稅表披露，她2024年的家庭收入近150萬美元。這不應該是她反對的理由吧？至於擔心今年的選舉，馬姆達尼能夠以壓倒性優勢贏，為什麼卻成為霍楚爾的負擔呢？不管霍楚爾反對給富人增稅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希望她能夠重新思考，看清現在的局勢，拿出捨我其誰的勇氣，讓最有資源的紐約成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榜樣。 (美國華人雜談)

當地時間3月9日，在紐約市長官邸附近舉行的一場反伊斯蘭集會現場，一枚自制炸彈被點燃並投擲到人群附近。警方稱，這起事件正在以“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啟發的恐怖主義行為”展開調查。據報導，事件發生在曼哈頓格雷西官邸附近，當天這裡正在由極右翼人士組織舉行一場針對穆斯林群體的示威活動。同時，現場也聚集了大量反對該示威的抗議者，雙方一度發生對峙。兩名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年輕男子——18歲的埃米爾·巴拉特和19歲的易卜拉欣·卡尤米已被逮捕並受到恐怖主義相關指控。調查人員稱，其中一名嫌疑人在現場點燃並投擲了一枚簡易炸彈，該炸彈中含有爆炸性化學物質以及螺絲、金屬碎片等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的材料。警方表示，這些裝置未能完全爆炸，因此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如果成功引爆，可能導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紐約警察局拆彈小組隨後在現場處置了相關爆炸物，並在附近一輛汽車中發現了另一件可疑裝置。根據法庭檔案顯示，兩名嫌疑人曾表示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宣傳影響，並希望實施更大規模的襲擊。調查人員稱，其中一名嫌疑人甚至聲稱希望發動“比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更大的襲擊”。事件發生時，紐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並不在官邸內。馬姆達尼在隨後發表聲明，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同時強調即使面對仇恨言論，和平示威的權利仍應受到保護。警方和聯邦調查局已對嫌疑人的住所和相關地點展開搜查，並正在調查他們是否與其他極端組織存在聯絡。目前兩人被控多項罪名，包括支援外國恐怖組織以及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分析人士指出，這起事件再次引發美國社會對“本土極端主義”和網路激進化問題的關注。近年來，美國執法部門多次警告，極端組織通過網際網路傳播宣傳內容，可能對年輕人產生影響並誘發暴力行為。與此同時，宗教與政治議題引發的街頭抗議也增加了安全風險。 (APD環球觀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