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們表示，這份包含 15 點內容的計畫是通過巴基斯坦傳達的，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已成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關鍵對話者。周一，德黑蘭一處公寓在空襲中被夷為平地。阿拉什·卡穆什 (Arash Khamooshi) 為《紐約時報》撰稿Adam Rasgon 從特拉維夫報導，Julian E. Barnes 從華盛頓報導，Farnaz Fassihi 從紐約報導。據兩位瞭解外交情況的官員透露，美國已向伊朗提交了一份 15 點計畫，旨在結束中東戰爭。這反映出川普政府急於找到擺脫衝突的途徑，以應對衝突帶來的經濟後果。目前尚不清楚這項由巴基斯坦轉遞的計畫在伊朗官員中的傳播範圍有多廣，也不清楚伊朗是否會接受該計畫作為談判的基礎。同樣不清楚的是，與美國一道轟炸伊朗的以色列是否支援這項提議。但該計畫的實施表明，美國政府正在加緊努力結束這場已經持續四周、並牽涉到其他幾個國家的戰爭。《紐約時報》沒有看到該計畫的副本，但一些官員在匿名討論敏感細節時透露了該計畫的一些大致輪廓，稱該計畫涉及伊朗的彈道導彈和核計畫。自2月28日開始的轟炸行動中，以色列和美國以伊朗的彈道導彈、發射裝置和生產設施及其核計畫為目標。美國和以色列領導人誓言絕不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但伊朗繼續向以色列和鄰近的阿拉伯國家發射導彈，並且其境內仍然擁有 440 公斤高濃縮鈾。一位官員表示，該計畫還討論了海上航線。自戰爭爆發以來，伊朗實際上已經阻止了大多數西方船隻安全通過荷姆茲海峽——這條進出波斯灣的戰略水道——從而切斷了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的供應，並導致價格飆升。目前尚無跡象表明戰爭會很快結束；以色列官員表示，他們預計戰爭將持續數周。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在一份聲明中承認外交斡旋正在進行，但她表示：“在川普總統及其談判代表探索這一新出現的外交可能性之際，‘史詩狂怒行動’仍在繼續，以實現三軍統帥和五角大樓制定的軍事目標。”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賽義德·阿西姆·穆尼爾元帥已成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關鍵對話者，埃及和土耳其則鼓勵伊朗方面進行建設性對話。官員們補充說，穆尼爾元帥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保持著密切聯絡，這使他能夠在交戰雙方之間傳遞資訊。一位伊朗官員和一位巴基斯坦官員表示，他們最近聯絡了伊朗議會議長、前革命衛隊指揮官穆罕默德·巴格爾·加利巴夫，提議由巴基斯坦主辦伊朗和美國之間的會談。這兩位官員因涉及敏感資訊而要求匿名。2025 年，穆尼爾元帥與川普總統會面兩次，川普總統對他讚不絕口，稱他是自己“最喜歡的元帥”。周二，巴基斯坦總理謝赫巴茲·謝里夫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巴基斯坦“完全支援正在進行的旨在結束”中東戰爭的對話努力。他寫道：“在得到美國和伊朗的同意後，巴基斯坦隨時準備並榮幸地成為東道國，為全面解決當前衝突提供有意義和有決定性的談判平台。”伊朗可能難以對美國的示好做出快速回應。這些官員補充說，伊朗高級官員內部溝通一直不暢，他們擔心如果舉行線下會晤，以色列可能會對他們進行轟炸。戰爭爆發首日，以色列襲擊了位於德黑蘭的伊朗最高領導人住所，導致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米尼及多名高級官員喪生。如今，誰掌握著外交、戰爭與和平的決策權，仍有待觀察。但白宮積極尋求談判表明，川普先生願意維持現政權，至少目前如此，儘管這個政權會變得弱勢且更容易被控制。他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戰爭訴求是否包含政權更迭的問題上一直搖擺不定。(invest wallstreet)

如果接下來幾周你正好在紐約大學上課，或許會看到原本忙碌的教學樓裡，很多教室突然變得空空蕩蕩......（nyu）代表紐約大學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的工會已經宣佈，如果合同談判無法取得進展，他們將於3月23日發起罷工。屆時，超過900名合同制教師可能同時停止所有工作，包括授課、學生諮詢、回覆郵件以及其他行政事務。這將是該工會成立兩年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罷工行動。（amny）從2024年工會成立以來，雙方已經進行了26輪談判。儘管談判持續了一年多，但在薪資、工作保障、學術自由、工作量以及人工智慧在教學中的使用等關鍵問題上，雙方始終沒有達成一致。工會成員在一次集會上宣佈了罷工最後期限。紐約大學坦頓工程學院工業副教授、工會談判委員會成員貝內黛塔·皮安特拉表示，許多成員已經厭倦了漫長的等待，希望能夠盡快達成一份真正有約束力的合同。（nycclc）為了表明決心，工會在2月舉行了罷工授權投票。結果顯示，投票成員中約90%支援罷工。在694張投票中，有657票贊成罷工，這一壓倒性的結果意味著工會談判委員會擁有正式授權，在必要時啟動勞工行動。如果罷工真的發生，紐約大學的教學秩序很可能會受到明顯影響。畢竟，這些合同制教師承擔著大學中相當一部分的教學任務。很多留學生在選課時並不會特別注意一個細節：自己課程的老師到底是終身教授，還是合同制教師。在美國大學體系裡，終身教職通常被視為最穩定的職位。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幾乎不會因為學術觀點或教學內容而被解僱，這也是美國學術自由的重要制度基礎。但隨著大學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人員承擔。這些教師被稱為合同制教師，通常是以滾動合同的形式一年一續。在紐約大學這類教師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合同制教師目前佔全職教師的一半，而他們組成的合同制教師聯合會，也是美國私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的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工會之一。問題在於，這些承擔大量教學工作的教師，待遇卻明顯低於終身教職同行。以薪資為例，一些合同制教師的年薪在8.5萬到8.9萬美元之間，而且多年變化不大。與此同時，他們通常需要教授更多課程，有些人承擔的教學量比終身教職教授多三分之一，但平均收入卻少了接近40%。原來美國高校的教授也有牛馬......更關鍵的是，合同制職位的穩定性非常有限。很多合同都是一年一簽，一旦不被續聘，教師就必須離開崗位。一位工會成員形容自己的處境時說，他們像是“租賃型終身教職”。表面上遵循類似的學術標準，但本質上仍然是隨時可能被解僱的員工。這種結構不僅影響收入，也影響學術自由。因為如果合同續簽掌握在管理層手中，一些教師可能會擔心自己的課程內容是否會引發爭議。例如，在某些課程討論巴勒斯坦問題後，就曾出現過調查事件。對於沒有終身教職保障的教師來說，是否繼續教授這些內容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壓力。因此在這次合同談判中，工會除了薪資和福利之外，還提出了學術自由保護、續聘程序以及教師參與學院治理等要求。面對工會的罷工威脅，紐約大學方面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校方發言人喬·蒂雷拉表示，學校已經提出了一份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方案，並認為工會宣佈罷工最後期限“毫無道理”。校方指出他們已經提高了合同制教師的最低工資標準，並稱這一標準在全國同類崗位中處於領先水平。學校還強調，雙方已經在獨立調解員的協助下進行了超過四個月的調解，希望能夠找到解決方案。校方同時提出為什麼在已經提出薪資提升方案的情況下，工會仍然選擇用罷工來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在大學的公開聲明中，校方多次強調學生的利益。他們認為罷工可能擾亂數千名學生的教育，這不應該成為談判中的籌碼。但工會方面並不認同這一說法。工會代表指出雖然最低工資有所提高，但真正能夠獲得明顯加薪的人並不多。據工會統計，校方提出的方案只會影響到近千名成員中的極少數。與此同時，工會成員還批評校方在談判過程中拖延時間。例如，在合同談判中最基礎的薪資資訊請求，學校花了一整年才完整回應。這也是為什麼工會最終決定通過罷工授權投票，希望用更強的行動迫使談判取得實質進展。紐約大學並不是單一面臨此衝突的院校，過去幾年，美國高校正在經歷一波明顯的工會化浪潮。越來越多研究生、助教以及非終身教職教師開始組織工會，通過集體談判爭取更高工資、更穩定的工作條件和更明確的權益保障。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約有30.7萬名工人參與了30起大規模罷工，比前一年增加了13%。如果把規模較小的罷工也計算在內，全國罷工總數接近300起。在高等教育領域，這種趨勢同樣明顯。例如去年韋爾斯利學院的非終身教職教師曾舉行持續29天的罷工，最終贏得了第一份合同，其中包括托兒福利以及課程取消時仍保障薪資的條款。在聖地亞哥大學，兼職教師也曾因類似原因舉行罷工，最終在數月後達成協議。這些案例讓越來越多教師意識到，如果沒有集體行動，談判往往難以取得突破。就在紐約大學談判陷入僵局的同時，美國西海岸也出現了類似的勞資對峙。（dailybruin）代表加州大學系統員工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正在與校方進行合同談判。這個工會代表超過4萬名員工，包括學術學生員工、研究人員以及學生服務與諮詢專業人員。在2月的一次投票中，超過93%的成員支援罷工授權。如果談判沒有進展，罷工最早可能在近期發生。工會提出的訴求與紐約大學非常相似，包括提高工資、增強工作保障、保護國際學生員工權益以及維護學術自由等。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約200人聚集在校園內遊行。抗議者舉著寫有準備罷工、不公平勞動行為等標語的牌子，並高喊要求公平合同的口號。一些研究生員工表示，他們來大學是為了做研究，而不是為了參與罷工。但如果學校不能提供合理薪資，他們別無選擇。學生組織也開始表態支援工會行動，認為這些權益未來可能影響下一代研究生和教職員工。對於很多留學生來說，教授罷工聽起來似乎離自己很遠。但實際上，這些勞資衝突正在改變美國大學的運作方式。（Beata Zawrzel/NurPhoto via AP）首先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教師承擔。如果這些教師的工作條件不穩定，教學質量和課程連續性都會受到影響。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人感受過要推薦信的苦嗎？你會希望你的教授一直穩定，有足夠時間處理你的email，還是到處換學校教學，你連聯絡都聯絡不上ta......？其次學術自由的問題也與學生息息相關。教師是否能夠自由討論爭議話題，會直接影響課堂內容和學術環境。一旦罷工發生，學生往往會被捲入其中。課程取消、成績延遲甚至畢業安排變化，都可能成為直接影響。過去幾十年裡，大學不斷擴大行政體系，同時增加合同制教師比例，以降低長期人力成本。而現在越來越多教師開始通過工會重新爭取談判權。場博弈短期內可能表現為罷工和抗議，但長期來看，它可能會重新塑造美國大學的勞動力結構。 (INSIGHT視界)

去年，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以解決紐約可負擔住房問題、提供免費巴士以及提高對富人的徵稅等主張，當選為紐約市市長。我們總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這話一點不假。開始執政後，馬姆達尼馬上就面臨巧婦沒米下鍋的情況：根據馬姆達尼在1月底新聞發佈會上提供的資訊，他的前任留給他的巨大財政赤字，造成今明兩年的財政預算有個120億美元的缺口。馬姆達尼指責前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在州資金分配上短斤缺兩，稱其“搾取本市資源”，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失衡局面。但他將主要責任歸咎於前任埃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稱這筆赤字（將創2008年財政危機以來新高）源於亞當斯“蓄意低估預算”的決策。馬姆達尼發誓：“我們將以大膽的解決方案應對這場危機，這意味著要重塑州與市之間失衡的財政關係，也意味著現在正是向最富有的紐約人和最盈利的企業徵稅的時機。”在新政府的努力下，三周後馬姆達尼交出的兩年財政預算，已經將缺口縮小至54億美元。儘管市政府可通過多種途徑與州政府合作增加收入，但馬姆達尼堅稱自己僅有兩種選擇：提高市房產稅或說服紐約州長凱茜·霍楚爾(Kathy Hochul)對富人增稅。而他相信增稅是正確的選擇，提高市房產稅只能作為萬不得已的下下策。給富人增稅有民意支援馬姆達尼提議將年收入超百萬美元的約3.4萬戶家庭的市所得稅稅率從3.88%提高至5.88%。他還呼籲提高企業稅率。州參議院和州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也希望提高富人的稅收，但他們的門檻設在家庭收入500萬美元以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報告，美國成年人中大多數支援給大企業增稅，也支援給年收入超過40萬的家庭增稅，支援率分別為63%和58%（上圖）。根據錫耶納大學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約63%的紐約市居民支援對年收入至少100萬美元的人群增稅，54%的紐約州居民也支援這一計畫。所以，給富人增稅的做法順應民意。民主黨州長不支援給富人增稅但是，馬姆達尼增稅的方案在州長霍楚爾那裡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霍楚爾今年要競選連任，她曾承諾紐約州居民不會加稅，她堅決拒絕在競選年收回承諾。而且，就是在民主黨政客中，霍楚爾也不是個例。目前，加州一個醫療工作者工會SEIU-UHW正趕在4月之前收集90萬個有效簽名，試圖將一個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人徵收5%的一次性稅款提案列入11月的選票，讓加州選民公投。民主黨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就是反對這個提案的，加州科技富豪一抓一大把，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此舉會嚇跑科技界領袖。紐約市獨立預算辦公室資料顯示，百萬富翁群體僅佔納稅申報人的1%以下，卻承擔著全市約37%的個人所得稅。如果這些人都搬離紐約，豈不是反而減少了紐約的稅收嗎？總之，如果只是某個地方對富人提高徵稅，一個最普遍的反對理由就是這樣會把富人嚇跑，搬到收稅低的地方去。只是，這個聽起來似乎符合邏輯的說法並沒有事實支撐。不敢給富人增稅的理由站不住腳紐約州最近兩次針對高收入群體的實際增稅分別發生在2017和2021年。財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簡稱FPI）2023年12月的一個報告，對這兩次增稅進行了創新性的統計分析，揭示出高收入群體並未因增稅而顯著改變其遷移行為。1）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原因在於新冠疫情，而非稅收。2021年的確有大量富人離開紐約，但FPI的分析發現，這是因為疫情，而不是2021年的增稅。從上圖可以看出，疫情前的2017-2019年，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離開紐約市的比例是富裕階層的4倍，說明2017年給富人增稅並沒有造成大量富人離開。2020-2021年疫情期間，富人大量離開，但疫情後的2022年，又開始趨向於疫情前的狀況。其實，普遍的遷移規律是：富人不太移動，生活比較掙扎的群體才經常移動。本來嘛，搬家多麻煩，如果有資源應付各種變故，誰願意搬家啊。只有經濟上相對脆弱的群體，才不得不因為家庭或工作變故而搬家。2）當高收入群體確實遷出紐約州時，他們更傾向於遷往其他相對高稅的州，而非低稅州。上圖左邊資料顯示，當紐約的高收入階層搬離紐約時，他們大部分去了康州(28%)，紐澤西(27%)和加州(22%)，這些都是高稅收州。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去佛羅里達(9%)，一個不徵收州個人所得稅，成為退休群體熱門選擇的州。上圖右邊資料則表明，收入越高，去低稅收州的比例越小。紐約市的億萬富翁、食品零售商約翰·卡茨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就是以富人都要搬走為理由反對馬姆達尼的稅收計畫，他說：“我認為這是個愚蠢的舉措。我們常開的一個玩笑是，紐約政客是佛羅里達州最棒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真的在嘲笑我們。”可是，資料告訴我們，這樣的說法才是笑話。只是，這個錯誤印象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腦中。事實上卡茨馬蒂迪斯自己也說他本人並沒有問題，“我的錢到死也用不完”。其實，搬去佛羅里達的大多是退休的人，因為退休的人已經不在乎當地的經濟情況和就業機會，只要稅收低就好。但這個群體是仍需要對退休金精打細算的家庭，與富人無關。3）儘管新冠疫情期間有部分百萬富翁離開，但紐約的百萬富翁人數仍顯著增長。雖然紐約在2020至2022年間流失了約2400戶百萬富翁家庭，但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和不斷上漲的工資，同期紐約新增了1.75萬戶百萬富翁家庭。上面兩張圖分別是2017-2022年間紐約收入達到百萬的家庭數和2015-2021年間不同區間段家庭收入數目的分佈。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數一直在增長，而且是收入越高的區間增長速度越快。總之，新冠疫情期間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現像是暫時的，主要由居家辦公和逃離擁擠的城市所驅動。各方面資料都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證據表明存在因避稅而遷出紐約的情況。這些資料還支援另外一個理論：打造強有力的經濟環境，提供可負擔住房，扶持年輕人，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新富人，極大地有利於稅收。而在紐約成長起來的百萬富翁，也是最不願意離開紐約的人。好玩的是，一貫的理論都認為地方性增稅會發生富人逃離，而且還能根據稅收的增長幅度預測富人逃離的程度。上圖分別是對紐約州2017年（左）和2021年增稅前後理論與實際富人搬離比例的比較。紅色虛線是理論估計的情況，藍色實體是實際發生的。可以看出，2017年增稅後，富人離開的幅度稍有增加，但遠不是理論預測的那樣。而2021年增稅後離開的富人反而大幅減少。只能說，事實證明那些看似符合邏輯的理論完全不靠譜。其實，道理很簡單：他們太有錢了，根本不會為了這點稅放棄自己熟悉、喜歡的環境。（類似不靠譜的理論不少，包括如果提高最低工資，就會造成失業率和物價上升等。而實際資料表明，在一定範圍內提高最低工資，對失業率和物價的影響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紐約富人：給我們加稅很多富人反對市長對富人增稅的方案，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紐約市也有那麼一群收入超過百萬的人對馬姆達尼的政策表示支援。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國百萬富翁”的組織，致力於推動立法者改善工薪階層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迫使富人繳納更多稅款。《紐約時報》3月11日的一個報導：“對富人增稅？這些紐約富豪都表示支援”律師克雷格·卡普蘭(Craig Kaplan)就是該組織的積極活動成員之一，他的活動目標之一是說服州長霍楚爾對像他這樣的紐約富人加稅。他說：“我無法想像收入如此之高的人會因為2萬美元的增稅而離開紐約。對我來說，這根本不算什麼。”根據新學院紐約市事務中心經濟與財政政策主任詹姆斯·帕羅特(James Parrott)的分析，在全美十大城市中，紐約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這也是“愛國百萬富翁”成員所強調的：當收入不平等加劇時，需要更多公共服務。“愛國百萬富翁”成員之一，作家安德魯·托比亞斯(Andrew Tobias)表示，只要“人人都得繳稅”，他很樂意多繳稅。他建議馬姆達尼想出一些新穎的辦法向富裕的紐約人表達謝意，比如，送一個帶著感謝信的果籃：“你今年賺了3800萬美元——這真是個美妙的煩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托比亞斯對百萬富翁中“底層”表達的同情。他說，大多數富裕居民應該都能自如應對市長提議的增稅，但他對年收入僅略高於100萬美元且開銷巨大的家庭表示同情：“如果你在漢普頓有一處房產，還有三個孩子在私立學校上學，那恐怕很難維持生計，可能有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犧牲。”這讓我想起在美國讀書時的一件事情。一天，我不知發了什麼神經在抱怨錢不夠花，導師就給了個忠告：“你放心吧，錢不夠花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的，因為你永遠都不夠花。”我一下子大徹大悟：這不就是說要量入為出嗎？對收入不夠解決溫飽的人說量入為出太諷刺，也太殘忍。但對百萬富翁說不是一回事。紐約長島的漢普頓素有“美國最富庶地區之一”的美譽。能夠在那裡置房，孩子都上私校的家庭，一年多交幾萬稅真的只是一個“美妙的煩惱”——只要量入為出就行了。給富人增稅，紐約不帶頭誰帶頭？大概是1998年左右，著名女歌手、演員、導演和製片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宣佈要過“簡單一些”的生活，要把當時擁有的7個房產中的5個出售，只留下分別是在洛杉磯和曼哈頓的兩處房產（那個留下的曼哈頓房產後來也於2025年售出）。她位於洛杉磯地區的Malibu compound是她的常年住宅。就是說，她唯一留下的第二房產是曼哈頓的一個（她當時有好幾個曼哈頓房產）。很多富人都是無論如何都要在曼哈頓保留一個房產，經常是，如果只選擇兩個房產，那就是紐約和倫敦，或者紐約和巴黎，等等。紐約的百老匯秀、博物館、美食和文化氛圍，都是世界頂尖水平的，這是一個別處無法替代的充滿特殊魅力的城市。而富人的商業、企業更是與當地和周邊環境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不是說絕對不會有人因為增稅離開紐約，但一般來說，有足夠資源的富豪不會僅因為錢的原因離開。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是一個最有能力承受給富人增稅的負面效果的城市。看看現在一日比一日更嚴重的貧富差距，給富人增稅是一條必走之路，如果紐約不帶頭誰帶頭？現在，民意早就到位，紐約市長、州參議院和眾議院不僅意向明確還一再給州長施壓，就欠州長霍楚爾這個東風了。說實話，加州和紐約州長都反對給富人增稅，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富人搬走，非常存疑。作為政客，不可能不關心這方面的資料，要不為什麼市長和那些議員就沒有這個擔心呢？更可能的是，他們害怕失去自己的競選金主（更難聽的說法是被富人收買了）。“愛國百萬富翁”中的積極分子卡普蘭就為民主黨2024年競選籌款出了大力。但他也是積極為給富人增稅政策呼喊的人。為什麼霍楚爾就看不出這已經是大勢所趨呢？是的，她曾經承諾不增稅。只是，我不懂，在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時候，為什麼給富人增稅還會有問題。如果有不增稅的承諾，難道不應該理解為是不給普通老百姓增稅嗎？霍楚爾的稅表披露，她2024年的家庭收入近150萬美元。這不應該是她反對的理由吧？至於擔心今年的選舉，馬姆達尼能夠以壓倒性優勢贏，為什麼卻成為霍楚爾的負擔呢？不管霍楚爾反對給富人增稅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希望她能夠重新思考，看清現在的局勢，拿出捨我其誰的勇氣，讓最有資源的紐約成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榜樣。 (美國華人雜談)

當地時間3月9日，在紐約市長官邸附近舉行的一場反伊斯蘭集會現場，一枚自制炸彈被點燃並投擲到人群附近。警方稱，這起事件正在以“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啟發的恐怖主義行為”展開調查。據報導，事件發生在曼哈頓格雷西官邸附近，當天這裡正在由極右翼人士組織舉行一場針對穆斯林群體的示威活動。同時，現場也聚集了大量反對該示威的抗議者，雙方一度發生對峙。兩名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年輕男子——18歲的埃米爾·巴拉特和19歲的易卜拉欣·卡尤米已被逮捕並受到恐怖主義相關指控。調查人員稱，其中一名嫌疑人在現場點燃並投擲了一枚簡易炸彈，該炸彈中含有爆炸性化學物質以及螺絲、金屬碎片等可能造成嚴重傷害的材料。警方表示，這些裝置未能完全爆炸，因此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如果成功引爆，可能導致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紐約警察局拆彈小組隨後在現場處置了相關爆炸物，並在附近一輛汽車中發現了另一件可疑裝置。根據法庭檔案顯示，兩名嫌疑人曾表示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宣傳影響，並希望實施更大規模的襲擊。調查人員稱，其中一名嫌疑人甚至聲稱希望發動“比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更大的襲擊”。事件發生時，紐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並不在官邸內。馬姆達尼在隨後發表聲明，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同時強調即使面對仇恨言論，和平示威的權利仍應受到保護。警方和聯邦調查局已對嫌疑人的住所和相關地點展開搜查，並正在調查他們是否與其他極端組織存在聯絡。目前兩人被控多項罪名，包括支援外國恐怖組織以及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等。分析人士指出，這起事件再次引發美國社會對“本土極端主義”和網路激進化問題的關注。近年來，美國執法部門多次警告，極端組織通過網際網路傳播宣傳內容，可能對年輕人產生影響並誘發暴力行為。與此同時，宗教與政治議題引發的街頭抗議也增加了安全風險。 (APD環球觀瀾)

據新華社消息，受美國和以色列與伊朗軍事衝突持續影響，國際原油期貨價格8日晚開始新一周交易時突破每桶100美元，為2022年年中以來首次突破這一整數關口。針對國際油價上漲，美國總統川普8日在社交媒體說，為了“美國及世界的安全與和平”，這只是一個“非常小的代價”。資料顯示，截至美東時間8日晚7時15分，紐約商品交易所4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最高昇至每桶111.24美元，與前一交易日收盤價相比上漲20.34美元，漲幅達22.38%。5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一度升至每桶111.04美元，與前一交易日收盤價相比上漲18.35美元，漲幅達19.8%。據報導，由於戰事導致荷姆茲海峽通行受阻，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聯等產油國均已因儲油能力不足而減少產量。據環球網援引美國Axios新聞網報導，美國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查克·舒默8日批評美以對伊朗軍事打擊導致汽油價格飆升。“由於川普魯莽地發動非必要戰爭，汽油價格已飆升至多年來的最高點。”舒默在社交平台X上寫道，“他的回應？‘漲就漲吧，’他根本不在乎。”舒默最後寫道，“今天，我要求川普立即釋放戰略石油儲備，讓美國民眾在加油時能喘口氣”。 (紅網)

紐約市的快速路可能成為由社區主導、重塑城市的改革樣本。1964年通車的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為此後美國各地一系列極具破壞性的城區高速路的修建，開辟了先河。攝影：NYC Department of Parks去年8月的一個酷暑午後，人們聚集在布魯克林威廉斯堡社區一處遊樂場對面的小廣場上。這裡屬於一個名為“洛斯蘇雷斯”（Los Sures，又稱“南區”）的街區：羅布林街的高速匝道將兩座公園生生劈開，車流從狹窄的入口不斷湧入，匯進連接大橋與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BQE)的複雜路網。社區發展組織“El Puente”成員瑪麗亞·普利多-維洛薩(Maria Pulido-Velosa)拿起話筒，對在場民眾說道：“我們的年輕人想在遊樂場玩耍、在這片廣場上停留，卻始終要承受噪音與空氣污染的雙重壓迫。我們知道，生活本不該是這樣。”2025年8月，El Puente的BQE項目組織者瑪麗亞·普利多-維洛薩在集會上發言。攝影：Luke Ohlson/7CinemaEl Puente的總部就在附近，它是“BQE環境正義聯盟”(BQE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alition)的一員。這個聯盟匯聚了生活在這條全長11英里（約18公里）的快速路沿線的社區行動者。沿線以黑人和拉丁裔為主的社區，承受了快速路帶來的大部分代價：40多座遊樂場和社區公園緊鄰車道，空氣監測資料顯示污染負擔極為沉重。威廉斯堡的哮喘發病率是紐約市平均水平的兩倍以上。1937年，BQE動工建設，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它與跨布朗克斯快速路(CBE)以及由著名城市規劃師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設計的另外13條紐約高速路一道，成為美國新一代高速公路系統的設計範本，並在1956年的《聯邦高速公路法案》中被正式制度化。為修建這些道路，政府徵收民宅、夷平街區，成千上萬居民被迫遷離，車流湧入城市最擁擠的腹地。1949年，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的下沉路段橫穿布魯克林科布林山一帶。來源：NYC Department of Parks但如今，紐約市的快速路有望成為另一種意義上的“範本”：將社區置於討論的核心，重新思考這些基礎設施的未來。紐約市的高速路已年久失修：橋樑老化、路面剝落、鋼筋鏽蝕、接縫破損，而作為全美最擁堵的州際公路，龐大的車流與載重讓這些問題雪上加霜。全美範圍內，近四成主要道路路況不佳。我們正站在十字路口：是繼續加固這些加劇社區擁堵與空氣污染的道路，讓城市對汽車的依賴再延續數十年；還是轉向多元交通的未來，讓社區連接、公共健康與氣候行動共同受益？南威廉斯堡的居民們選擇了後者，他們並不孤單。重新想像高速公路紐約人與高速路的博弈，已持續數十年。上世紀70年代初，布朗克斯的社區組織成功阻止了摩西規劃的謝里登快速路延伸工程。至今，一根未完工的巨大石柱仍矗立在布朗克斯河中，作為這場勝利的紀念。2019年，當地社區又贏下一役，將那段幾乎被廢棄的高速殘段，改造成了一條林蔭大道。謝里登快速路未完工的殘段仍立於布朗克斯河中。攝影：Alison Sant類似的城市高速路再生案例，在紐約州北部屢見不鮮：十年前，羅切斯特封閉並填平了“內環線”，在原址上發展住宅與零售；在錫拉丘茲，I-81高架路正被一套“社區網格”所取代：樹木成蔭的公園、可步行、可騎行的街道重新編織起城市空間；在布法羅，肯辛頓高速沿線居民也正推動徹底拆除該路段。不久前，卡茨基爾地區17號公路的擴建計畫被擱置。正如州際高速路網最初是作為互聯系統而建，如今，反抗力量亦以網路形式集結——那些受其影響最深的社區，組成了一個“聯盟的聯盟”，要求在未來發展道路上擁有發言權。由社區主導的規劃實踐，展示了居民如何重新設想家門口的高速公路。“深愛布朗克斯”(Loving the Bronx)組織的創始人尼爾卡·馬泰爾(Nilka Martell)參與推動了“重塑跨布朗克斯快速路”項目。該研究在拜登政府時期獲得200萬美元聯邦撥款，通過廣泛動員居民，共同探索跨布朗克斯走廊的解決方案。其中提出的長期設想包括：在下沉路段上方加蓋，建設公園與公共開放空間。2021年，車輛行駛在跨布朗克斯快速路上。為部分路段加蓋的方案，在拜登政府時期獲得資金支援。攝影：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在南威廉斯堡，El Puente的行動者與“阻止跨布朗克斯擴建聯盟”的成員站在一起。後者由布朗克斯河聯盟牽頭，持續反對紐約州交通廳提出的“交通分流結構”方案，該方案計畫在星光公園和布朗克斯河上方新增多條車道，以擴寬高速路。這場抗爭，也與圍繞BQE局部加蓋、重新縫合被割裂社區的討論遙相呼應。2024年，紐約市交通局發佈《BQE南北段規劃》，勾勒出沿線近30個潛在項目。由於除布魯克林高地那段1.5英里長（2.4公里）的三層懸臂路段外，BQE其餘路段均歸州政府所有，市交通局的直接改造權限有限，但仍可調整快速路周邊的土地用途。為此，市交通局向El Puente等18個社區組織提供資金，支援他們動員居民參與規劃，最終形成了一系列短期與長期方案，其中一項關鍵設想，是在迪維遜大道與博林肯廣場之間為BQE加蓋，打造名為“馬西綠地”(Marcy Green)的公園與遊樂場空間，通過步行、騎行與公車網路與周邊社區相連。該方案由建築事務所WXY設計，承接了十多年前提出的社區構想“BQ綠地”。當年的構想規劃在高速路上方建設一座佔地3.5英畝（1.42公頃）的公園，設計者為蘇珊娜·德雷克(Susannah Drake)。2024年出台的“馬西綠地”規劃，是一整套治理舉措中的重要一環，目標在於系統性改善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沿線居民的生活環境。來源：WXY Architecture這一設想承襲自2013年提出的“BQ綠地”方案，當時的構想是在封蓋後的高速路段上方建設一座公共公園。來源：Susannah Drake儘管為高速公路加蓋，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社區空間與環境質量，但它並不能減少穿行社區的車輛數量，也無法徹底消解交通帶來的影響。要真正降低車流，仍需對公共交通進行有力、持續的投入。對此，紐約市長、皇后區本地出身的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已將其列為施政重點；而紐約市率先在全美推行的擁堵緩解收費計畫，如今也開始為公共交通體系提供資金支援。CBE與BQE同時也是重要的貨運通道。疫情期間，紐約市每天要接收約370萬個包裹，其中大多數由柴油卡車運送，而這類車輛排放的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危害尤甚。為減少貨運車輛通行，紐約市提出“藍色高速走廊”(Blue Highways)計畫，擬將部分貨運交通轉移至水上航道，並同步加大對雷德胡克、亨茨角等濱水社區的投資，在當地規劃建設海運碼頭。這些設施不僅有望為紐約市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還將配套微型配送樞紐，借助電動自行車完成社區內部的末端投遞。州級交通部門同樣擁有調控車流的財政工具。紐約州參議院目前正在審議一項由“紐約交通公平促進會”(New Yorkers For Transportation Equity)推動的法案，目標是降低全州機動車行駛里程。若該法案最終通過，將為重新構想城市高速公路體系提供新的政策激勵。在全國範圍內，這類州與地方層面的協作尤為關鍵，尤其是在拜登時期的聯邦撥款和相關資金動能，在川普政府上台後驟然中斷的背景下。前路在望在經歷多年會議、請願與集會之後，布朗克斯區居民終於以壓倒性的反對聲浪，否決了跨布朗克斯快速路的“交通分流”方案。他們的抗爭不僅贏得了當地民選官員的支援，也成功引起了州交通部門的重視。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蕾莎·多明格斯(Marie Therese Dominguez)是該部門首位拉丁裔廳長，她專程從州首府奧爾巴尼趕赴當地，與聯盟成員會面，傾聽社區關切。“能讓一個州級部門的負責人專程來到布朗克斯，與我們面對面交流，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突破，”馬泰爾如此評價。多明格斯隨後在新聞稿中坦言，“社區已經明確表態，交通分流結構方案行不通。”這場勝利表明，最大的成功不僅在於敲定一份份改造藍圖，更在於建立起推動藍圖落地的參與機制與領導力量。回到去年8月那個午後，在洛斯蘇雷斯社區，居民們被邀請為羅布林街一處即將禁止車輛通行的路段提交改造設想，這是落實BQE南北段改造願景的一項近期行動。幾乎所有參與者都希望將這片停車場改建成公園：有人畫下樹木與花草、菜園與長椅，有人添上跳房子格子與足球場；也有人只是寫下幾個詞，“花園”“鮮花”，或乾脆一句“禁止車輛通行”。人們圍坐在桌前，把高速路灰色的輪廓塗成綠色；有人動手製作包裹著本土植物種子的種子球，還有人揮動木棍，敲打那個卡車造型的BQE彩罐。“我們聚在這裡，是為了攜手共創一個更美好的家園，一個所有人都能樂享其中、也負擔得起的家園，”普利多-維洛薩說道。今天，我們已經握有不少通往更好未來的關鍵拼圖：緊密的社區聯盟、願意傾聽的領導者，以及支援社區主導行動的現實範例。每鋪設一英里的道路、每一次私家車出行、每一輛在高速路上轟鳴而過的貨車，都與生命與健康息息相關。此刻，我們終於有機會選擇不同的路徑，把老化失效的基礎設施視為契機，通過更公平的程序，為那些承受了數十年不公的社區創造行動空間與自主能力。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些高速公路的誕生歸咎於羅伯特·摩西，但若繼續任其存在下去，能責怪的就只有我們自己了。 (CITY來不)

紐約新添262米“筷子”摩天！第五大道262號！在紐約第五大道上，已經建起一座造型十分纖細的摩天住宅樓，第五大道262號(262 Fifth Avenue)！項目效果圖項目立面圖該建築由Meganom設計，原設計高度約305米，調整後為262米（860英呎），樓高56層。262 Fifth Avenue的總佔地面積令人難以置信，僅為5000平方英呎（約464平方米），大部分樓板尺寸為45英呎×45英呎（14米×14米），電梯和樓梯集中佈置在每層西側的裝置核心區內。整棟建築高860英呎（262米），使得其高度與寬度之比約為19:1，如同“筷子”一般。第五大道262號將提供26套全層和複式公寓單元，平均面積3200平方英呎，包括至少一套四層單元。住宅內部實景圖建築東側鋁合金與玻璃立面配以舷窗設計,南北立面採用超大鋁合金與三層玻璃幕牆,保障住宅全開放式平面及無柱視野,為住戶提供寬闊、安靜的居住環境。建築頂部設有拱形金屬屋頂觀景平台,供住戶及賓客使用,俯瞰曼哈頓全景,視覺體驗獨特。該建築在建設期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反對，因為它遮擋了從28街以南多個視角對帝國大廈的視線，其中包括幾乎整個麥迪遜廣場公園，而該公園此前一直是遊客們喜愛的觀景勝地。262 Fifth Avenue預計將於2026年下半年全面竣工。項目名稱：第五大道262號(262 Fifth Avenue)項目位置：美國紐約第五大道262號發展商：Five Points Development建築高度：262米建築層數：56層設計公司：Meganom (摩天漠)

在世界金融發展的歷程中，曾有一個被全球金融圈公認的核心格局——倫敦、紐約、東京全球金融金三角。這個稱謂並非憑空出現，而是鐫刻著特定時代的經濟印記，從悄然成型到成為行業共識，再到逐漸淡出視野，完整見證了全球金融版圖的變遷……這一說法真正成為全球金融界公認的名字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當時全球經濟格局，恰好撐起了三座城市三足鼎立的金融地位，也讓“金融金三角”成為那時頗具份量的行業共識。倫敦，是金三角裡最老牌的金融核心。作為近代金融的發源地，倫敦憑藉工業革命的積澱、全球殖民貿易的佈局，早早坐穩了歐洲金融中心的寶座。倫敦金融城匯聚了全球頂尖的銀行、保險與外匯交易機構，掌控著全球黃金、外匯的定價權，是連接歐洲與世界的金融樞紐，即便全球經濟格局幾經變換，倫敦的金融根基始終穩固，成為金三角中不可或缺的一極。紐約，則是二戰後崛起的全球金融霸主。兩次世界大戰讓美國經濟登頂世界，華爾街成為全球資本的心臟，紐約證券交易所掌控著全球最大的股權融資市場，美元確立了世界貨幣的核心地位。紐約主導著全球創新資本、資產定價與金融規則制定，是全球資本流動的核心引擎，以絕對的經濟實力，撐起了金三角的另一支柱。而東京，是在日本經濟騰飛的浪潮中，躋身金三角的關鍵一極。20世紀70年代起，日本經濟迎來高速發展期，80年代金融自由化改革全面推進，日元國際化加速，東京金融市場迅速崛起。彼時的東京，擁有全球規模領先的股市與債券市場，跨國銀行扎堆佈局，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核心。它填補了亞洲時段的金融交易空白，與倫敦、紐約形成了完美的時差接力——倫敦收盤，紐約開盤；紐約收盤，東京接棒；東京收盤，倫敦再度開市，全球資金24小時不間斷流轉，三座城市橫跨歐、美、亞三大時區，分工互補、聯動運轉，讓“金融金三角”的格局實至名歸。這是金融金三角最輝煌的時期，全球資本的流向、利率匯率的波動、跨國企業的融資佈局，都被這三座城市牢牢牽引，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支柱。而這一公認說法的落幕，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徹底破裂，東京股市、樓市雙雙崩盤，金融市場遭遇重創，東京的全球金融地位一落千丈。曾經作為亞太金融核心的影響力大幅衰減，無法再與倫敦、紐約形成對等的三足鼎立之勢，金三角的根基就此鬆動。此後，隨著亞洲經濟格局的調整，新加坡、中國香港等金融城市快速崛起，承接了東京淡出後的亞太金融樞紐角色，全球金融格局從“金三角”的三足鼎立，逐漸演變為多中心平行的態勢。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21世紀初，“倫敦、紐約、東京金融金三角”的說法，再也沒有被全球金融圈作為公認格局提及，徹底成為一段金融歷史的專屬記憶。從成型到鼎盛，再到悄然落幕，全球金融金三角的故事，不僅是三座城市的金融沉浮，更是全球經濟格局變遷的生動縮影，留在了世界金融發展的史冊之中。 (Mr.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