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勾勒出一幅權力圖景：唯一約束來自“我自己的道德”。在多個議題上，川普總統明確表示，對其權力的任何限制都應由他本人裁定，而非國際法或條約。圖片來源：道格·米爾斯/《紐約時報》周三晚間，川普總統宣稱，他作為三軍統帥的權力僅受限於其“自身的道德”，並輕描淡寫地否定了國際法及其他對其動用軍事力量打擊、入侵或脅迫世界各國能力的制約。在《紐約時報》一場廣泛深入的專訪中，當被問及他的全球權力是否存在任何限制時，川普回答：“是的，有一樣東西——我自己的道德，我自己的頭腦。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東西。”他補充道：“我不需要國際法。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當進一步追問其政府是否必須遵守國際法時，川普稱：“我會遵守。”但他同時明確表示，當這些約束適用於美國時，由他本人來裁定是否適用。“這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國際法，”他說。川普對自己使用軍事、經濟或政治手段以鞏固美國霸權的自由度所作的評估，是他世界觀迄今為止最直白的一次表述。其核心理念是：當大國發生衝突時，決定性因素應是國家實力，而非法律、條約或國際慣例。儘管如此，他也承認國記憶體在某些制約因素——即便他正推行一種極致策略：懲罰他所厭惡的機構、報復政治對手，並不顧州和地方官員反對，派遣國民警衛隊進駐城市。他明確表示，自己刻意營造不可預測的聲譽，並隨時準備迅速訴諸軍事行動，以此脅迫其他國家。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接到了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的一通長時間電話。此前，佩特羅因川普多次威脅要對哥倫比亞發動類似針對委內瑞拉的襲擊而深感憂慮。“我們確實處於危險之中，”佩特羅在通話前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因為這一威脅是真實的，而且是川普本人發出的。”這次未公開內容的領導人通話，正是脅迫外交的一個實例。而就在數小時前，川普與國務卿馬爾科·盧比歐剛剛宣佈美國退出數十個旨在促進多邊合作的國際組織。在與《紐約時報》的交談中，川普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信。他列舉了自己對伊朗核設施發動打擊的成功（他辦公桌上就擺放著執行任務的B-2隱形轟炸機模型）、上周末迅速推翻委內瑞拉政府的速度，以及他對格陵蘭島的野心——該島目前由北約盟友丹麥控制。當被問及獲取格陵蘭島與維護北約那個更為優先時，川普拒絕直接回答，但承認“這可能是個選擇”。他明確表示，沒有美國作為核心，跨大西洋聯盟基本上毫無用處。儘管他將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規範視為超級大國不必要的負擔，卻對其他國家可能以同樣邏輯損害美國利益的想法嗤之以鼻。在多個議題上，他反覆強調，在他看來，美國的實力才是決定性因素；而前任總統們過於謹慎，未能充分利用這種實力來謀求政治霸權或國家利益。川普堅持認為格陵蘭島必須成為美國一部分，正是其世界觀的典型體現。對他而言，僅依據1951年條約重新開放這個巨大島嶼上早已關閉的軍事基地遠遠不夠——該島地處戰略要衝，是美、歐、東、俄海軍行動的關鍵交匯點。川普總統堅持格陵蘭島必須成為美國的一部分，這正是他世界觀的一個典型例子。“所有權非常重要，”川普一邊以房地產大亨的眼光審視著格陵蘭島（面積是德克薩斯州的三倍，人口卻不足六萬），一邊說道。他似乎完全無視讓這個島嶼由親密北約盟友丹麥控制的價值。當被問及為何必須擁有這片領土時，他說：“因為我覺得，從心理層面而言，成功需要擁有它。我認為，無論是租賃還是條約，都無法帶來‘所有權’所能賦予你的那種東西。所有權能給你一些僅靠簽署檔案永遠無法獲得的要素。”這場對話清楚表明，在川普看來，主權與國界遠不如美國作為西方守護者的獨特角色重要。他辯稱，只有他——而不是他屢加嘲諷的兩位前任約瑟夫·拜登和巴拉克·歐巴馬——成功說服北約國家將國防開支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實際上，其中約1.5%用於支援國防的國內基礎設施，如電網和網路安全。該目標要到2035年才生效，即川普離任六年後。）“我希望他們振作起來，”他說，“我認為我們總會和歐洲相處融洽，但我希望他們振作起來。是我讓他們在北約上投入更多GDP。但如果你看看北約，我可以告訴你，俄羅斯根本不在意除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他還補充道：“我對歐洲一直非常忠誠，幹得不錯。如果不是我，俄羅斯現在早就佔領整個烏克蘭了。”上個月，烏克蘭士兵在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用榴彈炮向俄羅斯陣地開火。對於美俄之間最後一項重大核軍控協議將在四周後到期、使全球兩個最大核武國家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可無限制擴充核武庫的問題，他似乎毫不在意。“如果到期就到期吧，”他說，“我們會達成一個更好的協議。”“你可能還想拉上其他幾個玩家一起參與，”川普說。對於自己派特種部隊進入加拉加斯推翻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的決定是否會被其他國家利用，川普同樣顯得滿不在乎。自委內瑞拉行動以來，已有觀點指出，普丁曾稱烏克蘭是俄羅斯帝國歷史的一部分，可追溯至十幾個世紀前。當被問及是否擔心自己樹立了一個日後會後悔的先例時，川普辯稱，“那是一個真正的威脅，”他說起委內瑞拉，沒有罪犯和其他人“湧進俄羅斯”。周四，美國參議院罕見地行使國會戰爭權力，同意就一項決議展開辯論，旨在限制川普在委內瑞拉動用武力。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表示，促成此次投票的一個因素，可能是川普在周三採訪中提到美國可能在委內瑞拉長期駐留。在國內事務方面，川普暗示，法官僅在“特定情況下”才有權限制其國內政策議程——從部署國民警衛隊到徵收關稅。但他已在考慮規避方案。他表示，若最高法院裁定其依據緊急狀態權力徵收的關稅無效，他可能將其重新包裝為“許可費”。這位自稱當選是為了“恢復法律與秩序”的總統重申，如有必要，他願意援引《叛亂法》，在國內部署軍隊，並將部分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不過截至目前，他說：“我其實還沒覺得有必要這麼做。” (邸報)

他讓我們旁聽他與哥倫比亞總統的通話；他抱怨紐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他稱J.D.范斯和馬爾科·盧比歐為“孩子們”。這是一場與川普總統共度的、難以預料的夜晚。周三，川普總統接受了《紐約時報》記者近兩個小時的採訪。凱蒂·羅杰斯是白宮記者。她與三位同事共同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了報導。2026年1月8日周三晚上，川普總統處於典型的“抱怨模式”——他提醒我們，他覺得自己從未得到新聞媒體、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紐約市長、民主黨官員以及若干共和黨人的應有尊重。他扮演起慇勤好客的主人：按下一個按鈕，侍者便端來礦泉水和健怡可樂；他手持雷射筆，指著牆上幾幅數百年歷史的美國肖像畫，向訪客介紹橢圓形辦公室的各項翻新細節。面對在場的助手和顧問，他擺出慈父姿態，隨口將其中幾位——包括41歲的副總統J.D.范斯和54歲的國務卿馬爾科·盧比歐——稱為“孩子們”。兩人都穿著他贈送的鞋子。他還戴上了“建築商”的帽子——那個來自皇后區的男人，一心要把白宮打造成頂級住宅，好向世人炫耀。在談及宮牆之外的混亂（其中大部分由他親手製造）時，他不禁回憶起自己人生中的那段輝煌歲月——恰巧也是他如獲至寶般收集頭條讚譽的時期。“我做房地產真的很在行，”川普說，“也許我搞房地產比搞政治更拿手。”他一度如此坦言。最重要的是，川普當晚極力展現自己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形象——尤其針對一家他曾指責其“煽動叛亂”的新聞機構（因其報導過他的健康狀況和年齡問題）。（川普將於今年6月年滿80歲。）在近兩個小時的採訪之後，他又帶領我們參觀了白宮及官邸。整晚，他輪番切換著幾十年公共生涯中慣用的各種人設，以及第二任期內新啟用的角色。結果是一場全程充滿意外轉折的會面。這正是他作為總統所推崇的策略，尤其是在國際舞台上：如果沒人知道你下一步會做什麼，他們往往會照你的意思去做。周三，川普先生在橢圓形辦公室外。整晚交談中，川普顯然最享受那些能展示他白宮改造計畫的時刻：新建的舞廳、玫瑰園旁棕櫚廳裡新鋪的大理石地板（石紋嚴絲合縫）、以及從官邸通往橢圓形辦公室的柱廊上，他精心挑選並懸掛的一系列高度政治化的總統肖像。採訪接近尾聲時，當被問及委內瑞拉是否可能舉行選舉，川普暫停了回答——一名侍者剛送來了他新建白宮舞廳的模型。“我是民主的忠實擁護者，”他說，“但在談民主之前，讓我先給你們看看這個。”他低頭凝視著這座白宮建築群的微縮模型，上面插著迷你美國國旗，還有一架小小的“海軍陸戰隊一號”總統直升機。但有時，職責召喚。採訪一開始，川普便切換到自大膽抓捕委內瑞拉總統以來一直在公眾面前展示的角色：背後擁有全球最強軍力的世界領袖。在他不斷切換身份的過程中，我們清楚地感受到：他希望我們見證這一切，見證他的每一個版本。世界領袖這一幕發生在我們抵達約四分鐘後。川普站在堅毅辦公桌後，盧比歐站在桌前，離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半身像僅幾英吋之遙。我們坐在房間內金箔雕飾環繞之中，沐浴在川普為西翼各處特意安裝的溫暖、適合鏡頭的燈光下。他的辦公桌上散落著幾份剪報，還有一個標著“絕密”的資料夾。辦公桌後掛著一張他兒子小唐納德·川普的照片——照片中，小唐蜷伏在堅毅辦公桌下，就像1963年那張著名照片裡的幼年約翰·F·甘迺迪一樣。相框是金色的，上面刻著：“最愛的孩子”。這時，從左側走出他的助理娜塔莉·哈普——川普稱她為“A.I.”，因為她會在網上搜尋資訊，並按他要求遞送檔案。她協助分發了幾份視覺輔助材料。其中一份標題為《川普在TikTok上》，附有該公司首席執行長周受資的親筆留言，凸顯總統在該平台上的超高人氣。川普剛吹噓完自己在TikTok上的統治力，並抱怨傳統媒體報導不公，另一名助理便悄然遞上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更緊急的事項：“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來電。”白宮一名助理告知川普，哥倫比亞總統在採訪期間打來了電話。總統將一根手指放在唇邊，做出神秘的手勢，示意在場所有人安靜。我們這才注意到，副總統已悄然將椅子移到盧比歐身旁。本次通話內容不予記錄。此前數日，川普曾公開表示考慮對哥倫比亞發動攻擊，理由是佩特羅“是個病態之人，喜歡製毒並賣給美國”。通話結束後，盧比歐和范斯離開。川普當場口述了一條Truth Social帖子，讓哈普記錄：“感謝他的來電和語氣，期待不久後與他會面。”稍後，川普又回到這通持續近一小時的電話。他問我們：“你們覺得拜登能做到這一點嗎？”滿電狀態其實，這個問題完全可以作為整晚活動的標題。在我們與他會面期間，前總統約瑟夫·拜登的名字被反覆提起。“兩個小時，”採訪結束時川普說，“凱蒂，我能聊九個小時。”我們問他，如今比首次就任時年長八歲，是否感覺某些事情變得更難了。“我覺得反而更容易了，”川普說，“身體感覺和以前一樣，和40年前沒什麼區別。”他提到最近和90歲的退役職業高爾夫球手加里·普萊耶一起打球，並稱讚普萊耶及其他他認識的思維敏銳的九旬老人。但話鋒一轉，他又繞回83歲的前任：“我覺得喬·拜登是老年人遭遇過的最糟糕的事。”當我們進一步追問其健康狀況時，川普重申了早前對《華爾街日報》的說法：他每天服用325毫克阿司匹林。然而，美國心臟協會指出，70歲以上人群不建議將阿司匹林作為預防性藥物，用於預防中風或心臟病發作反而可能弊大於利——除非此人已有心臟病史。採訪中，川普稱自己從未患過心臟病。“我想讓血液保持稀薄流暢，”他解釋服藥原因。他說自己沒有服用其他抗凝血藥物，“因為我認識的所有吃那種藥的人都死了。”他補充道：“那些藥幾乎就是試錯。”他還表示，自己從未使用GLP-1類藥物減肥。“我可能應該用，”他說。面對健康問題，他平靜作答，絲毫不見過去因媒體報導其年齡而暴怒的跡象——去年12月，他曾稱這類報導“煽動叛亂，甚至近乎叛國”。我們問他為何態度轉變。“我比任何人都更主動去做體檢，”他說，“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理想情況下，總統應當身體健康、認知清晰。”記仇者川普內心深處積壓著長期而強烈的委屈感：他認為理應尊重自己的人，卻從未給予他應有的待遇。對正面認可的渴望，塑造了他總統任期的方方面面，也在採訪中幾乎每個環節顯露無遺。他對紐約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明顯不滿。後者近日批評美國抓捕委內瑞拉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洛是“追求政權更迭”，且“違反聯邦法和國際法”。去年11月馬姆達尼訪問橢圓形辦公室時，川普曾對這位同樣來自皇后區的年輕魅力政治新星表現出濃厚興趣。如今，幾周過去，川普卻失望地發現，馬姆達尼竟給這場他視為“非凡的軍事、財政與心理勝利”潑了冷水。（又一段短暫的“兄弟情誼喜劇”就此落幕。）世人已聽過他提及的一些“怠慢”，比如他長期耿耿於懷自己未獲諾貝爾和平獎。“我結束了八場戰爭，卻沒拿到諾貝爾和平獎，”川普說，“真是不可思議。歐巴馬上任才幾周就得了獎，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得獎。”但他對讚美之詞的渴求，以及因未獲足夠讚譽而生的憤怒，也以更意想不到的方式浮現——比如當我們問及他家族企業是否存在利益衝突時。川普表示，他並不擔心政府工作與家族生意之間的重疊，因為他覺得自己並未因第一任期內阻止兒子們從事國際商業交易、並將總統薪水捐出而獲得應有讚譽。“我在第一個任期沒得到任何肯定，”他說，“只收穫了批評。”此時，橢圓形辦公室窗外天色已從灰白轉為墨黑。工人們正用機器在室外挖掘泥土，為在原東翼位置建造白宮新舞廳做準備。幾盞泛光燈從辦公室可見，照亮施工現場。儘管滿腹委屈、渴望被賞識，但川普堅信自己最精通的技能，就是建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宏偉建築。他迫不及待想讓我們看到拆除之後的新世界。川普先生展示了白宮翻修計畫的模型。白宮幕僚長威爾·沙夫走進房間，手裡拿著一疊待總統簽署的人事命令——川普習慣用粗頭Sharpie記號筆龍飛鳳舞地簽字。但在此之前，沙夫先幫川普把微縮模型中的美國財政部大樓精準擺放到正確位置。川普執意要展示他規劃的耗資4億美元的舞廳——他表示資金來自捐贈和自有資金。他說，這座建築將採用4至5英吋厚的防彈玻璃，大到足以舉辦未來的總統就職典禮。“我升級一切。我是個升級者，”川普說，“我是個偉大的房地產人。”他低頭凝視著自己正在重建的微型世界。“還有對面正在建的那棟漂亮建築，”他指著舞廳模型說，“他們會感謝我的。”凱蒂·羅杰斯是《紐約時報》的白宮記者，負責報導川普總統。道格·米爾斯自 2002 年以來一直是《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攝影師。他報導過羅納德·里根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總統。 (邸報)

🔖 導讀本期《紐約客》的“簡評”（Briefly Noted）欄目推薦了四本風格迥異的新書：一部揭示英國女性財富與奴隸制關係的沉重歷史；一本來自中國、記錄底層打工生活的感人回憶錄；一段關於激進女編輯出版《尤利西斯》而被審判的傳奇往事；以及一封充滿意識流色彩、剖析自我與慾望的虛構情書。這些書籍從不同維度切入，探討了財富、勞動、審查與情感的複雜性。《女繼承人》、《我在北京送快遞》、《對少女思想的威脅》和《莊園》。2026年1月5日《女繼承人》(Heiresses)作者：米蘭達·考夫曼 (Miranda Kaufmann) / 出版社：Pegasus這部內容豐富的歷史著作以九位英國女性為主角——其中包括一位內閣部長的妻子和簡·奧斯汀那位出生於巴巴多斯的姑媽——她們的財富皆源自加勒比海的奴隸制。考夫曼繪製了這些女性為鞏固社會地位而踏上的全球旅程圖譜。有些人移居英國是為了接受教育或嫁入貴族階層；另一些人則遠赴印度、澳門或羅馬。考夫曼密切關注了她們及其家族在甘蔗種植園和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等企業中所展現出的商業頭腦。這種視角揭示出，這些女性的流動性是建立在那些不自由之人的勞動之上的。《我在北京送快遞》(I Deliver Parcels in Beijing)作者：胡安焉 (Hu Anyan)，譯者：傑克·哈格里夫斯 (Jack Hargreaves) / 出版社：Astra這部引人入勝的處女作回憶錄講述了作者在中國消費經濟底層打拚的職業生涯。胡安焉高中時先是做酒店服務員；後來，他成了快遞員、加油站服務員和保安，此外還做過其他十五份工作。隨著胡安焉將一份份苦差事疊加，他對打工生活中的異化和瑣碎的殘酷積累了深刻的洞察。他也開始寫作。在COVID疫情期間，他的一篇關於在倉庫上夜班的文章在中國網路上走紅。他的敘述展現了一位作者尋找真實自我的過程，並在無休止的勞作中，通過觀察這一行為找到了它。《對少女思想的威脅》(A Danger to the Minds of Young Girls)作者：亞當·摩根 (Adam Morgan) / 出版社：Atria這段生動歷史的核心人物是編輯瑪格麗特·C·安德森（Margaret C. Anderson），一位激進的女同性戀者，她最為人所知的事蹟或許是在她編輯的一本文學雜誌上連載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1921年，安德森遭到美國政府起訴——這部小說被認為“淫穢”——儘管摩根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審判上，但也涵蓋了她在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童年，她在芝加哥、紐約和巴黎的歲月，以及她與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T.S.艾略特（T. S. Eliot）和無政府主義者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等時代顯赫人物的交往。在他的研究中變得清晰的是，最終，安德森開闢新道路的意志，唯有她對這條道路終點的失望能與之匹敵。《莊園》(Estate)作者：辛西婭·扎林 (Cynthia Zarin) / 出版社：Farrar, Straus & Giroux這部纖薄、緊湊的小說的文字是一封信，由卡羅琳——一位扎林2024年小說《Inverno》的讀者會感到熟悉的紐約客——寫給她的情夫，一個同時還在和另外兩個女人交往的男人。作為對迷戀中的戀人獨白的諷刺性改編，卡羅琳的信是一團自由聯想的思緒——關於她的孩子們，關於她分居的丈夫，關於任何跳進腦海的東西。這一切都以一種省略的、精細的方式服務於卡羅琳的野心：去理解“我是如何變成一個可能會寫這樣一封信，並做出這樣行為的人的，而這種行為是我深惡痛絕的。” (外文精譯)

5日，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警戒森嚴，大批執法人員維持秩序。法院大樓內，上百名記者和民眾一早便排起長隊，等待經過安檢後進入法庭旁聽。美國東部時間5日12時03分（台北時間6日1時03分），被美國強行控制並帶至美國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夫婦出庭。馬杜洛全程用西班牙語發言，通過頭戴式耳機收聽翻譯，並頻繁用筆做記錄及與身旁律師交流。92歲的法官赫勒斯坦首先詢問，被起訴人是否為“尼古拉斯·馬杜洛·莫羅斯”。馬杜洛站起身，說道：“我是委內瑞拉總統，在加拉加斯的家中被抓。”1月5日，在美國紐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乘坐的裝甲車前往聯邦法院。  新華社 圖馬杜洛表示，自己被“綁架”到這裡，現在是一名“戰俘”。這是1月5日在美國紐約拍攝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出庭的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外景（手機照片）。 新華社 圖赫勒斯坦打斷馬杜洛，稱將來會有時間和地方討論所有這些事情。“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是‘尼古拉斯·馬杜洛·莫羅斯’嗎？”赫勒斯坦說。得到肯定答覆後，話題轉到檢方“起訴書”和聘請代理律師問題。由於律師已經提供“起訴書”摘要，馬杜洛夫婦沒有要求檢方當庭全文宣讀“起訴書”。馬杜洛拒絕美方一切指控，強調他仍然是委內瑞拉總統。“我是無辜的，我無罪。”馬杜洛說，“我是一個正派的人。我仍是我的國家的總統”。馬杜洛的妻子西利婭·弗洛雷斯對美方的多個指控同樣表示自己無罪，“完全無辜”。作為委內瑞拉公民，馬杜洛夫婦要求與本國領事商談，檢方表示給予支援。所謂的“庭審”持續約30分鐘，法官宣佈馬杜洛下次出庭日期為3月17日。“庭審”結束時，馬杜洛向人群揮手致意。現場一名男子喊話，他將為罪行付出代價，馬杜洛回應：“我將獲得自由。”馬杜洛夫婦很快被押上一輛裝甲車，送回紐約布魯克林區大都會拘留中心。新華社記者在現場看到，馬杜洛在多次起立和坐下過程中頗顯吃力。一同出庭的馬杜洛妻子弗洛雷斯額頭上貼著創可貼，右眼附近有淤青，起身答辯時站立不穩，顯得十分虛弱。她的代理律師告訴法庭，弗洛雷斯在美軍突襲時受了傷。法院外，抗議人群聚集，高呼口號，舉著“釋放馬杜洛總統”“不要向委內瑞拉開戰”等標語橫幅。現場也有一些人支援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干預。雙方針鋒相對，警方用金屬柵欄將雙方人群隔開。抗議者悉妮·洛文說，美國派兵綁架一位主權國家的元首，“絕對跨越了紅線。這不是打擊毒品走私，完全是為了石油”。抗議者裡奇說：“這不是‘庭審’，而是一場給全世界看的電視秀。” (澎湃新聞)

當地時間1月3日晚，被美方強行控制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抵達紐約布魯克林大都會拘留中心(MDC)。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客戶端“海客新聞”報導，該機構以惡劣的拘押條件、長期人手不足、囚犯暴力及停電問題而聞名。拘留中心的牢房面積約為6平方米，設有金屬桌及一體式不鏽鋼馬桶和洗手池。報導稱，這座建於上世紀90年代、旨在緩解監獄過度擁擠的拘留中心，曾關押過包括愛潑斯坦前女友馬克斯韋爾、墨西哥毒梟古茲曼、說唱巨星庫姆斯、被控謀殺醫療保健公司首席執行長的路易吉·曼吉奧內等人。庫姆斯的律師曾在法庭上說該中心是“一個對在押者而言非常艱難的地方”。若他的當事人被關押於此，將很難為審判做好準備。此外，該拘留中心還面臨暴力事件的持續威脅。2024年6月，一名囚犯被刺死，一個月後另一人在鬥毆中死亡。馬杜洛被移送至此，也讓他的個人處境引發進一步關注。另據新華社消息，馬杜洛將於美國東部時間5日12時（台北時間6日1時）出庭，庭審由法官阿爾文·赫勒斯坦主持。美國司法部長邦迪3日通過社交媒體發佈消息說，馬杜洛及其夫人已被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起訴。邦迪沒有使用馬杜洛的委內瑞拉總統頭銜，並聲稱馬杜洛被指控犯有“毒品恐怖主義陰謀罪、可卡因走私陰謀罪、持有機槍及破壞性裝置罪，以及針對美國的持有機槍及破壞性裝置陰謀罪”。目前，委內瑞拉已啟動全面戰備狀態。委國防部長洛佩斯稱，委軍方將繼續動用一切可用力量，維護軍事防禦、國內秩序及和平，以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確保國家的自由、獨立和主權。 (牛彈琴)

美國檢方必須證明，這位委內瑞拉強人就是一個販毒集團的首腦。儘管頭上懸著5000萬美元的懸賞金，並且美國在2020年公開了一份指控他涉嫌“毒品恐怖主義”的起訴書，委內瑞拉強人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長期以來仍給人一種“動不了他”的感覺。但如今，馬杜洛在周六凌晨的一次軍事打擊行動後與妻子一同被迅速帶離出境，他將面臨在紐約聯邦法院因販毒以及與恐怖分子合謀而受審的前景。他最快可能在周一就出庭。美國司法部長帕姆·邦迪周六談到馬杜洛及其妻子西莉婭·弗洛雷斯時說：“他們很快就會在美國的土地上，在美國的法庭裡，感受到美國司法的嚴厲懲處。”美國檢方指控馬杜洛是“太陽卡特爾”（Cartel of the Suns）的頭目。檢方稱，這個鬆散的組織由多名高級將領和官員構成，在二十多年裡，他們據稱從哥倫比亞游擊隊領導人那裡收受了數以百萬計的賄賂。檢方稱，這些游擊隊通過將數千噸可卡因經委內瑞拉運往美國和歐洲，為其對抗哥倫比亞政府的戰爭提供資金。美軍抓獲委內瑞拉領導人尼古拉斯·馬杜洛後的一幕。襲擊過後被摧毀的防空部隊。該組織名稱指的是委內瑞拉將領制服肩章上佩戴的金色太陽徽章，這些徽章相當於美國將軍肩上的星徽。周六公開的替代起訴書在2020年的指控基礎上進一步加碼，稱馬杜洛經營了一套可卡因走私體系，使之“讓委內瑞拉的政治與軍事精英階層既致富又坐穩權位”。這份四項罪名的起訴書列出六名被告，包括馬杜洛的妻子、他的兒子以及其他高級政府官員，指控他們涉嫌毒品和槍支相關犯罪。起訴書稱，他們通過與美國認定為外國恐怖組織的毒販合作，參與了一項“毒品恐怖主義”合謀，其中包括錫那羅亞販毒集團以及阿拉瓜火車幫。後者是一個委內瑞拉幫派，川普總統曾反覆強調其威脅，以推動更強硬的移民政策議程。檢方表示，這種“規模極其龐大”的毒品販運把權力與財富集中到了馬杜洛及其家族手中。起訴書寫道：“這種以毒品為基礎的腐敗循環，一方面讓委內瑞拉官員及其家屬中飽私囊，另一方面也讓那些在委內瑞拉境內肆無忌憚活動的暴力毒品恐怖分子獲益，他們幫助生產、保護並運輸成噸可卡因進入美國。”美國政府稱，長期以來，委內瑞拉在哥倫比亞毒品經其領土轉運、再通過船隻和飛機運往美國、加勒比地區及歐洲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檢方稱，馬杜洛、他的前任已故烏戈·查韋斯以及其他高級官員據稱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協同合作，將可卡因經委內瑞拉運出。美國在1997年至2021年間將該游擊組織認定為恐怖組織。該組織現已不再運作。檢方稱，從查韋斯執政時期開始（他於1999年出任總統），隨後在馬杜洛於2013年查韋斯去世後接任總統期間，加拉加斯當局“優先把可卡因當作對付美國的武器”。馬杜洛否認相關指控。他在9月寫給川普的一封信中稱：“這是針對我們國家投放的最惡劣假新聞，目的是為局勢升級乃至走向武裝衝突尋找藉口，而那將對整個大陸造成災難性影響。”他在信中呼籲以對話取代衝突。一些研究委內瑞拉問題的專家認為，檢方將很難證明馬杜洛涉毒。曾在委內瑞拉任職的美國高級外交官布賴恩·納蘭霍說：“在法律層面，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必須在法庭上證明‘太陽卡特爾’確實存在，並且他在指揮這個組織。”運往美國的大部分可卡因主要從哥倫比亞太平洋沿岸以及毗鄰的厄瓜多出海。總部位於加拉加斯、國際危機組織分析師菲爾·岡森（Phil Gunson）說，與墨西哥哈利斯科新生代卡特爾等販毒組織不同，“太陽卡特爾”不是一個層級分明的卡特爾，而更像是一個分散的網路，成員大多是協助毒品運輸、並在過程中收取回扣的軍官。岡森說：“這是一種方便的標籤，用來概括一群鬆散、時而內部分裂的將領和政府高官，他們在委內瑞拉根深蒂固的腐敗土壤中如魚得水。”馬杜洛的處境讓人想起另一位拉美強人，即已故巴拿馬領導人曼努埃爾·諾列加將軍。諾列加曾是美國的盟友，但在操弄選舉舞弊後失寵。他被指控與毒販合謀，將可卡因運往美國。1989年末，美國入侵巴拿馬，並在兩周後逮捕諾列加。1990 年，巴拿馬將軍曼努埃爾·諾列加乘坐美國飛機。諾列加於1992年在邁阿密聯邦法院因販毒罪名被定罪，被判處40年監禁。他服刑17年後，最終被引渡回巴拿馬，並於2017年去世。美國檢方把委內瑞拉的販毒關聯追溯到已故查韋斯的總統任期，稱查韋斯曾命令將領向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提供武器。該游擊組織於2016年與哥倫比亞政府簽署和平協議。替代起訴書稱，馬杜洛“玷污了他所擔任過的每一項公職”，並指控他在擔任委內瑞拉國民議會議員期間就曾轉運多批可卡因。檢方稱，他擔任外交部長期間，向毒販發放外交護照，並為洗錢者使用的飛機提供外交掩護，使其得以把來自墨西哥的毒資回流委內瑞拉。販毒也深深滲入馬杜洛自己的家族。檢方稱，2015年，弗洛雷斯的兩名外甥（弗洛雷斯為馬杜洛之妻）在海地一次誘捕行動中被捕，當時他們提出要把數百公斤可卡因交付給美國緝毒局的臥底探員。起訴書稱，這兩名外甥告訴探員，他們“正在與美國開戰”，並吹噓自己與一名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高級指揮官關係密切。兩人於2016年在紐約被定罪，隨後在2022年以交換7名美國囚犯的方式獲釋。據稱屬於“太陽卡特爾”的另外兩名成員已在美國服刑，並可能出庭指證馬杜洛。他們分別是曾任委內瑞拉軍事情報負責人、因脖子很長而被稱作“雞”（“The Chicken”）的烏戈·卡瓦哈爾將軍，以及克利韋爾·阿爾卡拉將軍。兩人均已認罪，承認協助向美國走私數噸可卡因，並向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提供武器。美國還指控其他委內瑞拉高級領導人參與所謂“太陽卡特爾”的合謀。美國對委內瑞內政部長迪奧斯達多·卡韋略懸賞2500萬美元，對委內瑞拉國防部長弗拉基米爾·帕德里諾將軍懸賞1500萬美元。兩人都否認參與販毒。卡韋略近期否認“太陽卡特爾”的存在，稱其為一種“帝國主義敘事”。帕德里諾則表示，委內瑞拉不存在任何卡特爾或毒梟。兩人仍留在委內瑞拉，並在周六遭到空襲後通過視訊錄製發佈強硬表態。 (一半杯)

當地時間1月1日凌晨，紐約市政廳地鐵站裡燈火通明。34歲的曼達尼一手撫著《古蘭經》，完成了宣誓。這一刻，紐約市史無前例地迎來了首位穆斯林市長、首位南亞裔市長，還打破了自1892年以來的最年輕市長紀錄。這場在百年老地鐵裡的就職儀式，本身就像一個隱喻：美國政壇的舊軌道，正在被新生代強行改道。這個擊敗65歲現任市長、67歲前州長的“政壇黑馬”，出生於烏干達的印度裔家庭。父親是哈佛學者，母親是電影製片人，聽起來自帶精英光環。但真正讓他逆襲的，從來不是這些。從競選策略到施政主張，曼達尼的每一步都不按常理出牌，卻偏偏踩中了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不按套路出牌的競選策略美國政壇向來是“老人俱樂部”，候選人拼資歷、拼人脈、拼財團背書。但曼達尼的出現，直接撕碎了這套虛偽的規則——他的競選團隊號稱有十萬志願者，清一色的年輕人。主戰場不在華爾街的晚宴上，而在TikTok、Instagram和X平台的資訊流裡。一條他在街頭跟小販討價還價聊攤位費的視訊，在X平台狂攬1900萬次播放。比對手們所有競選廣告的總流量加起來還多。政治分析師早就點破關鍵：誰能讓Z世代走出家門投票，誰就能拿下紐約。這群1997年後出生的年輕人，既不關心老政客們的政治遺產，也不吃身份政治的套路。他們每天刷著社交媒體，滿腦子都是“房租怎麼降”“工資怎麼漲”“生活怎麼不那麼難”。曼達尼精準拿捏了這種心態。不搞空洞的政治口號，不玩複雜的意識形態博弈，而是用年輕人聽得懂的語言，講他們最關心的話題。據稱，曼達尼的競選資金75%來自100美元以內的小額捐款。沒有華爾街財團的大額背書，沒有遊說集團的暗中支援，卻硬生生靠草根力量碾壓了“金主爸爸”們支援的對手。這背後是美國政治生態的深刻變化：普通民眾對資本操控的政壇早已厭倦。而社交媒體打破了傳統精英的話語權壟斷，讓“小人物”的聲音也能形成燎原之勢。野心勃勃的施政計畫按照民主黨的常規劇本，一個穆斯林、印度裔、移民背景的候選人，本該主打“族群融合”“宗教自由”這類文化議題，靠身份認同拉攏特定選民。但曼達尼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雖然批評過以色列政府的加薩政策，卻從不在競選主戰場糾結這些國際議題。用他的話說：“我要當的是紐約市長，不是聯合國秘書長，天天談國際問題，能讓紐約的房租降下來嗎？”這句話戳中了紐約人的心聲。如今的紐約，房租中位數每月高達3600美元，是全美前50大城市平均值的兩倍多。汽車保險、育嬰服務、醫療費用貴得離譜，民調顯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紐約居民對生活質量感到滿意。這座號稱“全球資本主義中心”的城市，正在變成“富人的天堂，窮人的地獄”。在這種背景下，曼達尼的競選綱領簡直是“精準投喂”。凍結部分公寓租金、新建更多經濟適用房、提供免費公車、免費嬰幼兒保育服務，甚至承諾2030年前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30美元。這些主張聽起來相當“左”，甚至被共和黨罵作“社會主義”，但卻精準擊中了紐約人的生存焦慮。對掙紮在生活線上的普通民眾來說，所謂的“意識形態”“身份認同”都是虛的。能讓房租降一點、工資漲一點、日子好過一點，才是最實在的投票理由。曼達尼的成功，本質上是對美國“身份政治”的一次反叛。多年來，美國兩黨熱衷於炒作種族、宗教、性別等議題，把民眾分成一個個對立的陣營，卻對貧富分化、民生困境視而不見。而曼達尼用“階級政治”替代“身份政治”，用民生議題替代文化戰”，讓選民從為立場投票回歸到為生活投票。這種轉變，不僅讓他贏了選舉，更可能為美國政治提供一條新的出路。“理想照進現實”的殘酷考驗宣誓就職後，曼達尼毫不避諱地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其施政計畫堪稱野心勃勃。凍結租金、免費公車、免費保育、提高最低工資，每一項都需要巨額資金支援。他的解決方案相當直接，向富人徵稅。跟紐約州政府協調提高企業稅，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群額外加征2%的稅收。這種“劫富濟貧”的思路，在美國堪稱反傳統，卻也切中了民眾對貧富分化的不滿。有趣的是，在改革這件事上，曼達尼和川普居然呈現出一種殊途同歸的奇妙默契。川普覺得政府花錢太多、效率太低，需要“小政府”改革；曼達尼覺得政府該管的事做得太少，需要“大政府”兜底。兩人一個代表右翼民粹，一個代表左翼激進，但都抓住了美國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只不過開出的藥方截然不同。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紐約市長被稱為“美國第二難當的職務”，僅次於總統。這座城市有850萬常住人口，GDP超過2.3兆美元，佔全美經濟總量的9%，單獨拿出來能排全球第八。但市長的權力卻相當有限：雖然手握1160億美元的年度預算，卻無權徵收所得稅，這項權力掌握在州政府手中。更棘手的是，紐約市1%的最富裕人口貢獻了超過40%的個人所得稅。一旦加稅力度過大，這些人完全可以搬到稅負更低的州，到時候不僅稅收沒增加，反而可能導致財政收入銳減。此外，曼達尼的政策還面臨著多重阻力：川普政府已經威脅要凍結聯邦撥款，共和黨罵他是“共產主義者”。民主黨內的建制派對他也充滿不信任，參議院領袖舒默對他態度謹慎，前任市長在選戰中甚至倒向了他的對手。華爾街的金融資本、猶太遊說集團也可能因為他的政策立場而反撲。這場政治實驗能否成功，不僅取決於他的執政能力，更取決於他能否在激進改革與政治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曼達尼的崛起，早已超越了一場地方選舉的意義。《時代》雜誌和《經濟學人》把他的形象印上封面，川普專門在白宮接見這位民主黨新星。社交媒體上掀起關於“美式社會主義”的大討論——這個34歲的年輕市長，已經成為美國政壇的“風向標”。他的勝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Z世代選民改變了選舉基本盤；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發了民眾對改革的渴望；社交媒體打破了傳統政治的話語權壟斷，而民主黨建制派的腐敗和無能，則為新人提供了絕佳的機會。紐約是美國政治的能量“放大器”，這裡的每一個政治動向，都可能影響全國乃至全球的格局。曼達尼的執政表現，不僅將決定紐約的未來，更可能影響2026年中期選舉和2028年總統大選的走向。《經濟學人》評論稱，他的計畫與川普政府直接介入企業經營的措施，都體現了某種“美式國家資本主義”特徵。這或許意味著，無論美國政壇是向左轉還是向右轉，民眾對變革的渴望都已不可阻擋。34歲的曼達尼站在百年老地鐵的站台上，身後是美國政壇的舊秩序，面前是充滿未知的新征程。他能否兌現承諾，把紐約從富人俱樂部變回普通人的家園？能否在重重阻力下，為美國政治探索出一條新路徑？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由年輕人主導、以民生為核心、挑戰傳統秩序的政治革命，已經為美國政壇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震動。而那些守著舊規則、抱著舊思維的老玩家，遲早會被時代的列車甩在身後。 (有理兒有面)

When the Best New Year’s Plans Are No New Year’s Plans許多人選擇避開喧囂——這要麼是他們由來已久的傳統，要麼是因為今年有了不同的心態。對一些人來說，家才是新年派對所在的地方。圖片來源：Lexey Swall /《紐約時報》艾莉森·克魯格（Alyson Krueger）阿比蓋爾·塔夫茨（Abigail Tufts）迫不及待地盼著跨年夜的到來。這位36歲的紐約市民、公關公司創始人說，過去幾年，她都會“穿上亮片禮服、化好妝、穿上舞會長裙”去參加派對。但今年——無論在職業還是個人生活上都格外艱難的一年——她決定徹底跳過所有慶祝活動，獨自一人去電影院觀看《怪奇物語》第五季的大結局。她不打算回顧過去一年，也不打算立新年決心。“我簡直等不及要關掉手機了，”她說。一直以來，總有一群人樂於避開與跨年夜相關的狂歡——35歲的紐約人邁克爾·弗拉戈索（Michael Fragoso）就稱這一晚為“業餘之夜”——他們更願意待在家裡，或做些低調甚至完全無關的事情。而今年——巴黎和東京等城市因安全及其他顧慮取消了公共慶祝活動——這群人將迎來新的追隨者。24歲的亞歷山德里婭·德雷克（Alexandria Drake）是一名生活方式與旅行領域的公關人士，現居紐約。她說，這將是她成年以來第一次在家過跨年夜。去年，她和一群閨蜜去了紐約東漢普頓（East Hampton）跨年，但那次經歷讓她倍感壓力。“光是想想穿什麼、去那兒、跟誰接吻，就讓我頭疼，”她說。今年，“我要一個人過，”她說，準備一瓶紅酒和一塊願景板（vision board）。她認為，這種轉變是她這一代人更大範圍生活方式變化的一部分。“我們已經不再追求‘玩到酒吧打烊’了，”她說，“而是更願意和朋友共進晚餐，喝兩杯酒，晚上十點前就回家。”“我覺得這種轉變影響了一切，跨年夜又何嘗不是呢？”她說。47歲的羅賓·萊文·肖賓（Robin Levine Shobin）是一名釀酒廠老闆兼作家，常年往返於紐約市和澳大利亞黃金海岸之間。今年，她甚至沒打算像往常那樣列新年願望清單。“通常我會做個典型的‘重設’，重新設定我的目標。”但今年她的感覺只有一個字：“唉。”她進一步解釋道：“最近的新聞讓我有點心力交瘁，而且……每年的計畫從來就沒按預期實現過，差得可遠了。”因此，她對2026年的唯一計畫就是“順其自然”——從跨年夜就開始踐行：她打算和伴侶一起待在紐約家中，開一瓶好酒，點個披薩。35歲的菲利普·沙因菲爾德（Philip Scheinfeld）從事房地產行業，常駐邁阿密和紐約。他過去常常舉辦盛大的跨年派對，但如今已不再如此。“我有很多朋友現在都戒酒了，”他說，並補充道，他們更注重健康與養生。“我每天早上鍛鍊，做桑拿、冰浴，儘量吃得特別健康，還有很棒的心理諮詢師。”這一切意味著，新年對他而言不再是“自我提升的機會”，“它只是普通的一天罷了。”圖片說明：身穿紅色制服的環衛工人在時代廣場跨年水晶球落下後清掃彩紙屑。圖片來源：Michelle V. Agins /《紐約時報》47歲的道格·梅爾維爾（Doug Melville）是紐約市的一名企業戰略顧問。過去五年，他的跨年夜都是在斯里蘭卡、西班牙馬拉加、羅馬、斐濟和哥斯大黎加等遙遠地方度過的。但今年，他決定留在家裡陪女友。“我覺得經濟形勢讓我變得更謹慎了，”他說，“而且隨著年紀漸長，人群聚集的場合也變得越來越沒吸引力。”對那些資深“跨年逃避者”來說，這並不新鮮。以42歲的凱西·弗裡蒙特（Casey Fremont）為例，她住在洛杉磯。並不是她不喜歡派對——作為藝術製作基金（Art Production Fund）的執行董事，她每年都會籌辦紐約最盛大的慈善晚宴之一，並全年出席各類活動。但從二十多歲中期起，弗裡蒙特女士就再也沒參加過跨年派對。“跨年夜被炒作得太厲害了，”她說。往年，午夜鐘聲敲響時，她都會刷著手機，琢磨著自己是不是因為錯過了朋友們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那些內容而感到格格不入。答案是斬釘截鐵的“不”。她說：“我大部分時間都很害怕錯過什麼，但每當看到這些跨年動態時，我很高興能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躺在床上。” (invest wallstr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