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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屆Thomas Laubach研討會上鮑爾做了一個發言，鮑爾發聲放棄2%通膨目標了？
聯儲五年一度的貨幣政策框架審查，是“正式”修改貨幣政策框架的窗口，這一次的講話就透露了潛在修改重點，聯儲貨幣政策框架將迎來大改。
一是，“正式”修改通膨和就業目標，放棄平均通膨目標制（AIT），重回傳統的通膨目標制（IT）；
聯準會在處理通膨問題上，可能將重新回到2019年之前的貨幣政策框架，由“關注過去一段時間內的平均通膨是否達到2%”（Average Inflation Target, AIT），轉為“只關注當下通膨是否達到2%”（Inflation Target, IT）。
為什麼說是“正式”，因為疫情後，聯準會實際上就已經放棄平均通膨目標制了，只是在這次審查上確認。
其原因在於，平均通膨目標制是疫情前，通膨長期低於2%的“低通膨”環境下，為了防止“通縮”的產物，目標是[提高]通膨預期；
其產生的理論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GFC）至2020年疫情暴發的十餘年間，全球經濟陷入了低增長、低通膨、低利率的“三低”困境，發達經濟體政策利率普遍徘徊於0%附近，這被定義為"零利率下限"（ZLB）。零利率下限給全球央行帶來了嚴峻挑戰，因為一旦未來經濟再次衰退，央行將面臨"降無可降"的窘境。具體表現為：經濟衰退觸發通膨預期下滑，但名義政策利率受制於零利率下限無法繼續下調，真實利率（名義利率-通膨預期）反而攀升，最終導致經濟衰退進一步惡化。這一惡性循環被稱作"通縮螺旋"（deflation spiral）。要打破這一循環，關鍵在於如何在零利率下限約束下，有效防止居民和企業的"通膨預期出現下滑"。
傳統央行的通膨目標制（Inflation Target，IT）僅關注當下及未來的通膨，而對過去的通膨水平（bygones be bygones）不予重視。在零利率下限環境下，通膨目標制導致貨幣政策對長期低通膨無能為力——通膨若持續低於2%，央行難以有效應對；但一旦通膨超過2%，央行卻會迅速加息收緊。這種非對稱反應機制使通膨下行風險系統性地高於上行風險，最終導致通膨預期持續低於2%，進一步加劇了"通縮螺旋"的可能性。
為破解這一難題，央行學者們提出了"平均通膨目標制"（AIT）或聯準會實施的"靈活平均通膨目標制"（FAIT，AIT的變體）。其核心邏輯是：在通膨長期低於2%目標後，即使通膨升至2%以上，央行也不應立即加息，而是允許通膨在一定時期內溫和超調。簡言之，央行策略從"緊盯當下通膨與目標值"轉變為"關注過去一段時間的平均通膨是否達標"。此舉的優勢在於：在零利率下限環境下，當通膨低於2%時，企業及居民預期央行將持續容忍通膨溫和超額，從而避免通膨預期陷入持續性下降。
2019年推出的這一新框架，原是為應對"三低"時代的核心難題——通膨水平過低。然而，疫情後的大量刺激性政策使美歐經濟體迅速轉型為"三高"時代——高利率、高增長、高通膨，原本聚焦的低通膨問題驟然演變為高通膨挑戰。
在這樣的環境下，AIT變的非常不合時宜。如果這個不放棄AIT，就意味著後續聯準會需要將通膨壓在2%以下一段時間，那就容易陷入通縮，甚至通縮螺旋，應對起來會更加棘手，也違背了AIT提出的初衷(防通縮)。
同時，相應也將修改就業目標，之前只關注低於(shortfalls)就業目標，也就允許勞動力市場緊張，同樣是“低通膨”時期的產物。現在，跟通膨目標一樣，改回傳統的、關注偏離（deviations）的就業目標。
二是，考慮對政策溝通方式進行改進。
可能指會最佳化現在的點陣圖制度，點陣圖指引向來備受詬病，尤其是疫情後的這幾年，往往放大了市場波動。
如果改進，具體怎麼改進呢？降低點陣圖發佈頻次？季度改為半年度？這個可能性似乎較小；
或者，強調情景分析和機率區間？而不是單純強調點陣圖指向的降息幾次？
為什麼發言後短端美債利率快速下降？
因如果放棄平均通膨目標制，那麼過去幾年高於2%的通膨將不意味著聯準會未來需要將通膨壓到2%以下，這在邊際上意味著相對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
聯準會放棄2%通膨目標了嗎？沒有。剛才發言中鮑爾明確表示“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2 percent target today.”。只不過，待修訂完成後，2%的計算方式發生變化，不再關注歷史平均，而只關注當下。 (機構調研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