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談判策略發生重大改變

美國的關稅談判策略在最近一周發生了重大變化。

5月16日，川普親自表示，財政部長貝森特、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將在未來兩三周內發出信件，單方面設定美國貿易夥伴國的關稅稅率，本質上是告訴大家跟美國做生意要付多少錢”。

川普稱：

“我認為我們會很公平，但真的沒辦法接待這麼多想與我們見面的人，有150個國家想與美國達成協議。”

這是川普首次承認無法通過談判方式解決關稅問題，並事實上拋棄了“一對一”甚至“一對多”的談判模式，繼續對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採取單邊主義做法。

考慮到總統說話不太靠譜，從他嘴裡冒出來的政策往往得下屬證實後才能算數。

5月18日，美國財長貝森特在電視專訪中表示，對於未能以“善意”參與貿易談判的國家，美國將對其恢復4月2日宣佈的關稅稅率，這些國家將收到明確稅率的通知函。

貝森特稱：

“美國目前專注於與18個重要的貿易夥伴達成協議，對於很多較小的貿易關係，我們可以直接設定一個數字，我也認為我們將達成很多區域性協議——‘中美洲的關稅是這個水平，這部分非洲是那個水平’。”

綜合總統和財長兩人的表述，我們可以大致推測美國修正後的關稅談判策略。

1、

對加拿大、墨西哥、中國、歐盟、日本、韓國、印度、越南等主要貿易夥伴的談判方式為一事一議，該過程將是持久戰。

具體劇本無法揣測，有可能川普在某個時刻突然抬高加碼，主動製造一場危機（比如7月8日後宣佈恢復“對等關稅”），也有可能退縮，然後直接宣稱自己贏了。

2、

對於那些中小國家，美國不會跟它們糾纏，甚至都懶得敲詐勒索它們，會在近期直接宣佈一個關稅稅率。

這個關稅稅率或許介於10%至“對等關稅稅率”之間，比如設想一種演算法：新稅率=10%+（對等關稅稅率-10%）/2.

以柬埔寨為例，它被徵收了49%的對等關稅，美國大機率沒時間啟動跟柬埔寨的雙邊談判，那麼最後的稅率可能被單方面設定為35%。

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單方面拍腦袋拍出來的稅率不會太低，也不可能是10%，因為一旦過低就會削弱各國同美國談判的動力，因此基本邏輯是“有得談總比沒得談要強”。

原始“對等關稅”稅率表，目前以10%的狀態暫緩。

3、

MAGA是沒有信譽的，關稅已經淪為一場“MAGA秀”。

日本和加拿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美日在川普第一任期的2019年簽署了貿易協定，加拿大當時也重新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這些都在4月2日被推倒重來。

可以想像，假如2028年范斯當選下一屆總統，搞不好還會再發起一場新關稅戰。

這種情況下，各方的對美談判策略大都是“短期讓利”，比如許諾採購多少多少美國貨物——大宗採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怕將來美國又毀約，無非取消採購繼續談判罷了。

4、

美國對關鍵行業的徵稅決心明顯大於普征關稅，比如：汽車及零部件、鋼鋁、半導體、藥品等，美方的這一立場將極大阻礙它跟歐盟、日韓等盟友達成協議。

日本國內調查顯示，74.3%的受訪者“不期待”石破茂政府能否促使美國調整高關稅政策，顯示公眾對日美談判信心不足。

歐盟方面則於近期明確表示，不會接受美英達成的10%關稅協議範本，且提出了反制方案。

實際上，一旦涉及“特定領域關稅”，歐盟內部的協調難度將大大增高，比如汽車關稅的殺傷對象主要是德國，波蘭等中東歐國家其實不在意，但如果歐盟想通過採購農產品的方式來消除汽車關稅，那中東歐國家必然第一時間炸鍋。

簡單來說，與國家聯盟談貿易協議比兩國之間談貿易協議要難得多，美歐談判目前已變成了最慢的一個，直到5月中旬才首次交換談判檔案。

文章後半段，試著探討一下川普關稅的影響。

有一種觀點認為，川普關稅是美國新政府在進行“稅源調整”，把原先施加在A群體身上的稅悄悄轉嫁到B群體身上。

通常來講，每屆美國政府在上台後都會推出一個“一攬子法案”，涉及國家政策的方方面面。

例如：拜登上任沒多久即推動國會通過了《2021年美國救援方案法》——該法案包含1.9兆美元的經濟刺激計畫，旨在加速美國經濟復甦。

川普第一年的重頭戲是一份“減稅法案”，據說引入了多項創新性稅收抵免；有美媒統計，如果通過，該稅收法案將每年減稅約3700億美元。

那這些錢從那裡補呢？其中一個重要來源就是關稅。

根據美國海關的資料，4月份關稅收入達到163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比3月環比大漲86%，較去年同期增幅達130%。

大幅增加關稅的同時，川普還施壓沃爾瑪、亞馬遜等企業，要求它們“自行消化關稅”“不要轉嫁成本給消費者”。

這種做法其實印證了我們的判斷，即在“川普主義”裡，“民粹”大於“重商”。

從加征關稅後美國國內的輿論、民調以及金融市場表現來看，美國人對“痛苦”的忍耐力其實非常有限，低得超出了川普團隊預期。

除此之外，在評估美國國內各個州、各個產業時，我們也不能單純算經濟帳，而要算政治帳。

那些位於關鍵搖擺州的產業，如賓夕法尼亞的鋼鐵、密西根的汽車、威斯康星的農產品，或許它們產值沒有那麼高，但政治影響力卻極大，政客們是得罪不起的。

一般來說，越是落後的國家關稅稅率越高。因為發達國家產業競爭力強，不需要保護，（彼此）低關稅反而可以幫助它們的產品進入到他國市場。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財政不依賴關稅，往往是開發中國家關稅佔財政收入比例更高。

國際貿易總量與全球外匯儲備在2010年代之後均維持平緩趨勢。

最後聊聊中國。

關稅戰開打之初國內流傳著一種擔憂，認為美國有可能迅速與其他國家敲定貿易協定，然後集中力量排擠中國，限制各主要經濟體與中國的經貿往來。

不得不說，戰略規劃與戰術落地總是存在差距——好的戰略設想常有，但真正實現的卻寥寥無幾。

實際上，擺在美國面前的是兩種選擇：

1、先親後疏，先同盟友談妥條件，再施壓中國等非盟友國家；

2、先易後難，用先達成的協議去施壓待談判的國家或地區。

前者雖然設想美好，但操作起來十分困難，比如：日本堅持要求取消關稅，特別是全面取消汽車關稅；歐盟響應異常緩慢，慢到讓川普失去耐心……

這種情況下，美國只能採用“先易後難”的實用主義策略，而無法實施兼顧地緣政治思維的“先親後疏”策略。

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越南、印度等國家原本就不對美國抱太高期待，能夠忍受“下調”而非“取消”關稅的方案（英國因為脫歐導致貿易環境孤立，心態也放得比較低）。

與之相較，歐盟、日本等美國盟友長期處於自由貿易的溫室中，對關稅更加敏感，也更難達成妥協。

近日，日本國內已經出現了“退而求其次”的聲音，首相石破茂仍表現出追求最大成果的態度，而負責談判的赤澤亮正則暗示要尋找“妥協點”。

日經新聞有段評論寫得非常好：

中國之所以強硬，是因為中國從第一次川普政府的貿易戰以來，歷經七年推進了相關準備，其核心是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打造沒有美國也能生存的經濟。

中國對美以外國家的出口額在2018年至今的六年間增加了超過1兆美元，總出口額達到約3.6兆美元，新增的出口額相當於中國每年對美出口額的兩倍左右。

擺脫對美依賴，對中國來說是帶著強烈意志推進的重要戰略，而在這面前，川普式的談判手法暴露了其侷限性。

所謂“先發制人讓對方畏懼，然後根據社交媒體和市場反應調整策略”的威脅式手法，在面對已經做好準備、甘願承受傷害的對手時，反而適得其反。

……

不難體會，當下絕大多數被川普“對等關稅”打懵的國家，它們的狀態跟2018年的中國差不多，有些措手不及。

經歷過這一輪艱難的對美談判後，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會像過去幾年的中國一樣，啟動擺脫對美貿易依賴的探索。

這一趨勢將是不可逆轉的——川普關稅本質上是在用美國幾代人積累的戰略優勢資源（各國對美國的依賴）做短期變現。 (江寧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