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製造業回流的關鍵在於能否解決成本控制、人才建立以及韌性營運這三大難題,美國製造業回流的投資仍在持續,但企業普遍採取更審慎的態度
在2021年-2023年連續兩年保持強勁成長動能後,科爾尼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RI)在2024年首次大幅下滑,這引發了對近年來美國製造業上行趨勢是否具備永續性的質疑。儘管美國在國內製造業產能建設方面進行了持續和大量的投資,但在2023年初大部分潛在產能得到釋放後,其國內製造業總產值(MGO)的增長幾近停滯。
疫情之後,美國加速推動將製造業產能從較遠的離岸地區轉移到本土及周邊地區,墨西哥成為這一趨勢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汽車和電氣裝置等領域,墨西哥擁有成熟的製造基礎,但除此之外,墨西哥受限於基礎設施薄弱等諸多挑戰,難以承接更多海外製造業轉移需求,致使其作為優質近岸外包目的地的吸引力逐漸減弱。
鑑於美國和墨西哥難以大幅擴建新增產能,2024年,美國製造業企業不得不再次將目光投向它們一直以來高度依賴但地處遠方的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LCCR)。
根據科爾尼2025年3月的最新高階主管調查,企業對於未來在美國建立和擴大製造業務的意願仍在顯著增強。產業領導者持續將策略自動化投資、人工智慧(AI)驅動的生產力提升舉措,以及創新型勞動力發展計畫列為優先事項,旨在解決長期存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並適應不斷變化的技能需求。
目前是重新定義美國製造業未來格局的關鍵階段,美國製造業的趨勢將深刻影響全球貿易的發展方向。 2024年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的下滑是否只是暫時現象?隨著全球貿易新格局的出現,「美國製造」的產品是否會因難以實現經濟效益與市場競爭力的平衡,最終陷入困境?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遮蔽外界紛擾,客觀檢視美國製造的來路、現狀以及未來走向。
2021年至2023年,在美國國內製造業產出持續成長和美國從14個傳統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商品需求下降雙重因素的驅動下,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RI)穩步上升,達到其問世以來的最高水平。然而在2024年,美國製造業進口比率(MIR)的走勢出現逆轉,成長9%,而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值則遭遇了自疫情結束後的首次重大挫折(見圖1、圖2)。
在分析2024年資料並與前幾年資料進行比較的過程中,一幅清晰的畫面逐漸浮出水面。新冠疫情後,縮短供應鏈的迫切需求促使美國國內製造業總產值持續大幅上升。然而,隨著美國國內大部分潛在製造產能釋放完畢,美國製造業體系難以持續快速擴張產能,無法滿足不斷成長的國內需求。儘管投資持續穩健成長,但將資本轉化為實際產能尚需時日,因此,其國內製造業總產值成長放緩也在意料之中。
2022年和2023年,墨西哥憑藉近岸區位優勢,成為美國企業取代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的優質選擇,有力推動了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的上升。然而到了2024年,墨西哥的製造業產出成長率開始放緩,企業不得不暫時重新轉向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採購。在國內製造業總產值幾乎停滯,同時自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恢復成長的雙重作用下,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明顯倒退。
此外,導致2024年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下降的幾個因素早在2024年11月美國大選結果公佈前就已經存在。因此2024年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的倒退並非由政府換屆導致。儘管近期貿易政策動盪加劇,但由供需基本法則所驅動的市場邏輯與產業結構性因素,仍將是左右美國製造業回流走向的關鍵因素——至少在短期內,這一經濟規律不會因政策波動而逆轉。
美國製造業相關建築支出的持續攀升,足已說明企業對「美國製造」的熱情依舊持續(見圖3)。 2024年,美國製造業建築資本支出總額為2,330億美元,較2023年增加400億美元。雖然這項支出的成長率只有20%,遠低於2022年和2023年55%的年度投資成長率,但這似乎能夠表明,一些企業仍然認可回流的長期策略意義。只是,目前這些投資還未轉化為快速的國內製造業產出擴張。
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國內製造業總產值較去年同期成長放緩至1%左右,與2020年-2022年30%的平均成長率相比大幅下滑(當時潛在產能還可快速釋放)。從需求端來看,疫情過後的最初幾年,美國個人商品消費支出的成長速度低於美國國內製造業總產值的成長速度,2020年-2022年間的成長速度約為25%。在經歷了數年的高通膨率後,美國個人商品消費支出的成長率明顯放緩,但仍維持2%的成長率,達到同期美國國內製造業總產值的2倍。
高通膨的環境推動了利率上行,迫使企業削減庫存規模,並根據需求成長趨勢靈活調整產出,以實現供需動態平衡。在此背景下,儘管大量資金不斷湧入新的生產設施建設,但正值產能釋放關鍵節點,需求增速卻顯著放緩,導致製造業企業在擴充用工規模前持觀望態度。尤其是在勞動市場緊張、製造技能人才薪資高企的當下,情況更為突出。
雖然和2023年相比,2024年美國國內製造業總產值約1%的成長速度略有提高(從7.235兆美元增至7.283兆美元,約增加470億美元),但其國內需求擴張速度更快,進一步拉大了供需缺口,導致進口依賴度攀升。這現像在高科技領域尤其顯著,因為在這些領域,美國本土產能尚未形成規模化供給能力,無法滿足其國內需求。此外,嚴格的監管要求、日益嚴峻的熟練勞動力缺口,以及難以預估的需求波動,使美國先進製造業的多個關鍵投資項目紛紛延長。目前,已有多家頭部半導體公司以審批覆雜、營運成本高於預期為由,延後了本土新建生產設施的投產計畫。另企業因晶片銷售下滑,庫存積壓嚴重,放緩甚至暫停了裝置採購訂單。
綜合上述原因來看,美國增加從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的進口也就不足為奇了。 2024年,美國從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商品總額從8,780億美元攀升至9,680億美元,增加900億美元。其中,約65%的進口成長主要來自三個產業:電腦和電子產品進口增加310億美元,電氣裝置進口增加180億美元,化學品進口增加100億美元(見圖4和圖5)。電腦和電子產品進口的大幅成長,突顯了一個事實:儘管美國在這些產業進行了積極投入,但仍依賴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供應關鍵零件,因為這些地區早已具備成熟完善的生產能力。
美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製成品總額在2023年減少了1,050億美元,但在2024年呈現謹慎復甦的跡象,淨增加67億美元。其中,電氣裝置進口增加39億美元、化學品進口增加24億美元,金屬製品進口增加20億美元。
儘管美國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商品額增加,但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中國大陸仍掌握著部分美國尚未實現國產化的產品製造能力。但更全面的數據分析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相較於其他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美國則從中國大陸進口規模呈現持續下滑的態勢。儘管對於某些特定商品,中國大陸的成本效益和產品性能優勢顯著,目前尚無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供應商能夠企及。然而相對而言,在大多數商品類別中,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的依賴程度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
此前,加拿大和墨西哥均因美國將製造業產能轉移到周邊地區而受益,實現了對美貿易的顯著成長。但在2024年,兩國對美出口態勢出現分化。
2022年,墨西哥對美出口急劇成長,2024年,該國仍是美國最大的製成品貿易夥伴,對美出口規模達4,570億美元,佔美國進口總額的16%。雖然這一數字相比2023年成長了8%,但仍低於美國從其他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規模的成長,導致墨西哥的近岸離岸貿易比(NTFR)從前兩年的成長態勢中小幅回落(見圖6)。
墨西哥對美出口成長主要來自三個關鍵領域:電腦和電子產品、運輸設備,以及電氣設備、家電及元件,佔墨西哥對美國出口總成長的85%,高於2022年的6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幾年引領對美出口成長的運輸設備,2024年僅貢獻了墨西哥對美出口成長的19%,而電腦和電子產品出口成長佔比飆升至62%。這反映了美國市場需求的變化,以及墨西哥在核心製造類別上的持續競爭力。雖然墨西哥仍是汽車和電子產品的關鍵製造樞紐,但其產能擴容已接近極限,進一步吸收需求的能力面臨瓶頸。
這一點從墨西哥製造業生態系的發展路徑中不難看出。由於基礎設施面臨持續挑戰,尤其是道路、能源和水資源,哈利斯科(Jalisco)、克雷塔羅(Querétaro)和瓜納華托(Guanajuato)等核心工業產地在2024年屢次遭遇電力供應危機,頻繁依賴鄰國電網調劑方能維持運作。基礎設施的限制為墨西哥製造業產能的擴張帶來挑戰,使當地本就脆弱的能源系統面臨崩潰壓力。
在勞動成本方面,墨西哥仍具備競爭優勢,但這優勢的維係正日趨艱難。墨西哥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自2020年以來墨西哥的勞動成本已累積上漲14%,和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相比,其優勢正在縮小。儘管墨西哥尚未正式宣佈勞動力短缺狀態,但當地製造業協會持續對專業勞動力供應問題表達深切擔憂。在勞動力資源嚴重不足且薪資壓力不斷攀升的情況下,擺在眾多企業面前的問題已浮出水面:“若不加快自動化進程,墨西哥的製造業紅利還能持續多久?”
從比較正面的方面來看,2022年和2023年普遍存在的倉儲、貨運和工業用地供應難題均已有所緩解,不過這很可能是由於新項目數量減少和投資計劃推遲所致。「與2022年工業用地和倉儲資源供應緊張的情況不同,到2023年底及整個2024年,墨西哥的工業用地和倉儲供應量已經能夠滿足市場需求。這主要是因為2024年新進入市場的企業較少,業務擴張均來自現有公司。」一家在墨企業提供倉儲和物流服務的公司表示。
在此背景下,蒙特雷(Monterrey)及美墨邊境地區等關鍵物流樞紐,倉庫空置率已達約8%。部分產業主管將此視為市場的良性調整;也有人認為,此現象折射出投資人整體持比較審慎的態度,致使部分專案延後一年甚至更久。如果這趨勢持續下去,墨西哥的倉庫空置率可能攀升至15%,創下疫情以來的新高。
根據墨西哥經濟部的數據,2024年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資達369億美元,比2023年成長1.1%,創下歷史最高紀錄。然而,和2022年相比,2024年墨西哥的新專案投資佔比顯著下降,從50%驟降至9%。目前的投資活動大多聚焦於將利潤重新投入現有業務。這樣的轉變反映出一種更為普遍的趨勢,即企業在面臨不確定性時,會放緩甚至擱置擴張決策,這種情況在2024年下半年尤為明顯。來自中國的投資預計將持續成長,但墨西哥在吸引投資方面的強勁態勢,主要是源於美國企業為增強業務韌性並貼近關鍵市場,對其在北美的業務佈局進行了重塑,而非亞洲製造商為了更靠近客戶群體而進行的遷移。
另一端,美國從加拿大進口的商品規模出現了自2020年以來的首次下滑,進口額減少84億美元(相較於2023年,降幅達3%)。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變更早在關稅之爭開始之前就已出現,是加拿大國內製造業的整體下滑所導致的。這不禁讓人們對加拿大作為美國近岸外包合作夥伴的可靠性產生懷疑,特別是在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對美出口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加拿大的近岸離岸貿易比(NTFR)從32%下降到28%(見圖6)。其中,美國從加拿大進口的運輸設備總額下降49億美元,降幅最為明顯,而電氣設備、家電及元件進口額增加15億美元,部分抵銷了運輸設備進口額的下滑。
近岸離岸貿易比是指美國從墨西哥或加拿大進口的製成品總額,佔其從14個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進口製成品總額的百分比。
美國和加拿大製造業體系的相似性是造成美國從加拿大進口商品減少的原因之一。與美國相比,加拿大的勞動力及其他生產成本並不具備決定性的競爭優勢。這就意味著,一旦需求或策略重點發生變化,美國製造商完全可以將產能從加拿大轉移回國內。
以汽車產業為例,鑑於電動車(EV)等產品需求下滑,福特和通用等美國部分製造商已縮減在加拿大的生產,轉而擴大在美國國內的生產規模,使本土生產線達到了滿載運轉狀態。美國汽車製造業總產值成長170億美元,而同期美國從加拿大進口的運輸設備總額減少49億美元。這項數據變化表明,相關產能可能已經回流至美國,或轉移到墨西哥。墨西哥汽車產量的顯著成長,為美國國內產能提供了極具成本效益的強力補充,增強了整個北美供應鏈的靈活性。 2024年,墨西哥輕型汽車產量逼近歷史最高水平,達到近390萬輛,較去年同期成長6.8%,其中72%都出口到美國。
美國在2021年至2023年間首次出現了自給自足水準的提升,但2024年美國淨進口額成長1,550億美元(增幅6%),而面向本土市場的國內製造業淨產出僅成長260億美元(增幅不到1%)。由於二者成長步調失衡,「美國自給自足指數」被拉低,過去兩年的上升趨勢也隨之逆轉(見圖7)。通常情況下,第一季庫存耗盡時,「美國自給自足指數」會大幅攀升;隨著第二季和第三季需求逐步上升,該指數逐漸回落,到第四季又再次反彈。
然而,2024年二季度,美國進口量激增7%,且此後漲勢未見衰減,於三季度達到峰值,季度環比增長6%,直至第四季度仍維持高位。至2024年底,西海岸各港口的吞吐量年增超過14%,創下歷史新高。這主要是因為製造商預計大選後政府可能會加徵關稅,因而提前增加進口儲備。如前文所述,由於美國國內製造業產出成長有限,無法抵銷進口增量,「美國自給自足指數」因此進一步走低。
綜合來看,2024年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的變化凸顯出美國製造業長期存在的一些結構性挑戰,顯示美國政府若想要製造業回流重現前幾年的強勁勢頭,同時提升其自給自足水平,需要有能力強化投資部署並契合美國市場需求。
2025年第一季度,貿易政策以及全球需求的不確定性為未來發展前景蒙上陰影。儘管如此,科爾尼於2025年3月進行的年度美國製造業回流指數研究顯示,美國企業的回流意圖呈現可覺察的上升趨勢。
與去年的報告相比,計劃在未來三年內回流部分製造業務的CEO人數上升了15%(見圖8)。企業主管回流意願的上揚表明,儘管短期可能面臨產能受限和更大的宏觀經濟不確定性,但回流的長期動能仍然穩定。
各行業的情況並不相同。雖然像初級金屬以及服裝和家居用品等行業表現出在未來三年內回流製造業務的強烈意願,但其他行業(尤其是汽車行業)則採取了更為審慎的態度。這揭示了一個現實問題,即回流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策略,而是每個行業依據自身特有的壓力和重點佈局規劃方向所決定的。
隨著全球情勢的演變,企業將製造業務遷回美國背後的動機也持續改變,這使得回流成為一項充滿變數且錯綜複雜的策略決策。今年的研究結果顯示,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視為回流推動因素之一的CEO數量增加了50%左右。這表明,外部不確定性對高階主管的優先策略考量有著突出的影響。然而,儘管企業回流背後的動機不斷變化,成本仍是最重要的決策因素(見圖9)。
全球勞動成本的差異持續對美國製造業回流構成重大阻礙。在今年的調查中,CEO們連續三年將勞動成本選為回流和近岸外包的最大挑戰,近25%的CEO將其列為主要障礙。由於亞洲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的薪資水準仍遠低於美國,若美國無法有效提升國內製造業的生產力或實現結構性降本,回流之路必將非常艱難。
美國市場勞動力短缺和技能差距的存在進一步加劇了回流成本的複雜性。這使得CEO們在回流中面臨雙重挑戰:不僅要應對薪資上漲的壓力,還要克服尋找合格人才的困難,尤其是在初級金屬等行業,退休人員數量超過新入職者的數量。美國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並非易事,需要為製造業樹立一個安全可靠、綠色環保且面向未來的高科技行業形象,契合Z世代人才在人工智慧時代對職業穩定性、靈活性以及價值實現感的多重追求,吸引他們投身其中。
隨著美國製造業的重建,企業逐漸意識到,僅靠資本投資是遠遠不夠的。在充分實現本土製造業前景的道路上,美國仍面臨許多阻礙,包括長期存在的勞動力短缺、勞動力老化以及人們對工廠工作的過時觀念等問題。
在這項認知的推動下,一系列新策略相繼出台,包括重新規劃工作時間、拓寬培訓途徑等,旨在提升製造業崗位對勞工的吸引力,擴大崗位的覆蓋範圍,並使其更具可持續性。
領先製造業企業正在調整現有的用工模式,以確保能夠滿足不斷增長的勞動力需求。此外,它們也不斷增加自動化技術的應用,一方面是為了減少對勞動力的依賴,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創造更清潔、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從而創造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場所,助力企業吸引和留住人才。
在全美範圍內,我們看到,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許多製造業企業採取了各種不同的策略:
英特爾(Intel)在著力培育面向未來的勞動力隊伍的同時,也致力於推動製造業形象的重塑。身為聯邦政府半導體產能投資扶持計畫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英特爾承諾斥資數十億美元,在美國興建新的生產設施。為了吸引人才,該公司增加了育兒福利,推出了學徒制和員工培訓計劃。
在俄亥俄州,Advanced RV推出了每周四天工作制,在維持生產力的同時,顯著提高了員工的士氣和留任率。
面對退休潮的衝擊,波音公司調整了培訓與導師輔導計劃,以加速新員工的技能培養,減少企業內部知識的流失。
Land O扡akes正在試行彈性的排班模式,讓員工自由選擇工作時間。這項措施使求職者的興趣翻倍,同時提高了員工留任率,尤其是對於有家庭照顧需求的員工,效果更加顯著。
Jones Plastic&Engineering公司,借助自動化技術,不僅滿足了因產業回流而不斷增長的勞動力需求,同時也實現了工作場所的現代化升級,提高了工作品質。
此外,另一個有助於塑造美國製造業安全、清潔和現代化形象的領域,是AI在製造業的深度應用。然而,美國製造業在這方面的進展似乎仍較為遲緩,特別是在AI投資領域。 2024年,美國祇有3%的創投真正流向了製造業,而在中國,這一比例更高達43%。在中國,AI正推動智慧機器人數量的快速成長,DeepSeek也日益廣泛地應用於提升製造業的生產效能。
在受訪的製造部門主管當中,有超過65%的人認為,未來三年到五年,人工智慧將能推動品質控制、效率和供應鏈管理等領域的顯著優化。這可能有助於促使天平向美國製造傾斜。然而,要實現成功回流,必須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投資人工智慧和自動化技術;另一方面提升勞動力品質。在此背景之下,提昇員工技能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一支經過培訓、能夠駕馭這些技術,並將人類專業知識與智慧系統相融合的員工隊伍,人工智慧的應用就無法取得成效。
擁有一個具備強大韌性的供應鏈生態系統對於成功回流至關重要。然而,當前美國供應鏈的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只有5%的受訪者表示能夠在當地採購所有原料。半成品的情況可能略好一些,28%的受訪者表示本地供應可以滿足其對半成品的採購需求。
當被問及目前採取那些措施來提高自身的供應鏈韌性時,62%的製造部門高層表示會採用長期策略,例如與研發部門密切合作修訂配方,減少對特定供應商的依賴。而在原料成分極大程度影響最終產品品質的產業中,靈活的配方有助於企業從多元化管道採購原料。
受大選結束後一系列事件的影響,5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將採取反應性策略,例如聘請關稅工程師來幫助企業緩解供應鏈中斷的問題。
美國製造業回流是否能達到預期,關鍵在於能否解決成本控制、人才建設以及韌性營運這三大難題。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或許會增強企業回流的意願,但實際執行的效果如何,取決於美國能否透過建構本地產業生態、推進自動化進程、開展員工技能培訓,以及採取更靈活高效的勞動力管理模式,切實消除長期存在的障礙。
如果說2024年為我們帶來了什麼啟示,那便是:美國製造業的回流無法僅依靠樂觀情緒支撐,其背後的核心驅動力始終是供需基本法則。從這個角度而言,2024年美國製造業回流進程的放緩並非失敗,而是回歸現實的必然調整。
儘管與製造業相關的建築支出持續處於高位,眾多高階主管也表達了對將產能回流美國或其周邊地區的興趣,但美國實際國內產出仍難以滿足其市場需求。由於專案周期冗長、勞動力持續短缺、國內供應商體系尚不完善,一些極具潛力的投資項目,尤其是半導體和高科技零件領域的投資,至今未能實現可觀產出。
同時,雖然墨西哥等國在關鍵領域仍是美國可靠的進口貿易夥伴,但在基礎建設和人才培育輸送方面已開始顯露短板。此外,對於從低成本國家和地區採購的某些品類,供應鏈完備度的重要性依然超越地理鄰近性,因此相關採購活動也悄悄回升。
儘管如此,企業並未徹底放棄產業回流計畫,而是選擇暫緩腳步,進行重新評估。投資仍在繼續,但企業普遍採取更審慎的態度。在下一個階段,美國製造業的回流將面臨一系列重大而艱難的抉擇,包括要回流那些產品、在那裡投資佈局,以及如何在一個快速變化且高度碎片化的世界中保持競爭力。要知道,製造業生態系只有在市場訊號明確、配套能力到位、供應鏈能夠迅速且靈活且穩健反應的情況下,才能達到最有效的規模化發展。
近期,科技、貿易政策以及社會結構的種種變化,清楚地顯示美國製造業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下一個工業時代的大門已然敞開,誰能率先做好準備踏入其中,又將如何在嶄新的時代浪潮中構築產業未來,仍然是未知數。 (文|Patrick Van den BosscheOmar TroncosoShay LuoKarthik Rai 賀曉青)(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