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業績回到700億區間不到半年,宗馥莉就面臨“掏空”娃哈哈的指控。
近日,某官媒用頗激烈的口吻,直指娃哈哈集團之外存一個龐大的“娃哈哈帝國”,“窮廟富和尚,涉嫌國有資產流失”,娃哈哈集團幾成“空殼”等。
最被父親疼愛的“小公主”,卻在父親去世後成為“背刺”娃哈哈的“元兇”,這樣的故事足以撩撥大多數人的神經,他們紛紛聲討宗馥莉“侵吞”、“忘本”。
真的是這樣嗎?
“國資流失”、“體外循環”都算是娃哈哈的灰色地帶,圍繞娃哈哈的一系列體外公司,是宗慶後在“達娃之爭”時就已布好的局,並非宗馥莉接班後才有。
此刻舊事發酵,既說明宗馥莉的改革已然步入深水區,又似乎揭示了商戰的隱秘陰影。
而相比起掏空娃哈哈的破壞者,宗馥莉更像是改革者——改革老舊的娃哈哈,使之重煥生機,讓父親的遺產持續地,長久地經營下去;改革低效的政企關係,和靠人情維繫的落後商業治理結構。
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健力寶李經緯的悲情結局尚在眼前,“偏向虎山行”既需要勇氣和魄力,更需要能從亂局中突圍而出的能力和手段。
“最強二代”宗馥莉,正在面臨也許是接班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宗馥莉接班一年,娃哈哈依然風波不斷。
5月中旬,有消費者發現娃哈哈純淨水為今麥郎代工,引發對娃哈哈產品質量甚至公司治理的擔憂。而在過去近一年時間裡,娃哈哈工廠停工、員工權益遭到侵害等消息層出不窮。有媒體統計,“娃哈哈系”停工的企業超過15家,而在停工的企業中,宗慶後時代的“老臣”杜建英幾乎都持有股權。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宏勝飲料的穩步擴張。
成立於2003年的宏勝飲料,系宗慶後一手操辦,本意是增加在“達娃之爭”中獲勝的籌碼。2007年,宗馥莉執掌宏勝飲料至今,近期動作不斷。
比如在廣東省河源投資10億元,建設飲品及食品包裝兩個生產項目;計畫投資5億元,在武漢宏勝恆楓飲料有限公司現有基礎上擴大產能。
再比如,娃哈哈的管理層基本被換成了宏勝集團的高管,包括常務副總、銷售公司總經理、行政總監、供應部部長、企劃辦主任、財務部長、基建部長等。
而最關鍵的,是宏勝壟斷了娃哈哈的銷售管道,有媒體指其以此“轉移利潤”。截至2022年底,國資佔大股東的娃哈哈集團資產佔整個“娃哈哈系”總資產的15.67%;營業收入僅佔2.74%,淨利潤僅佔0.39%。
“娃退宏進”呼之慾出,光看資料,娃哈哈的確被“掏空”了。
宗馥莉為什麼要這麼做?那個曾在父親身邊撒嬌的“公主”,為何下此狠手?
根本原因,在於宗馥莉需要對娃哈哈擁有絕對掌控權。
宗慶後時代,娃哈哈的股權分為三塊:杭州市國資(46%)、宗慶後(29.4%)和娃哈哈基層工會聯合委員會(24.6%)。宗慶後雖然不是大股東,但人情味的粘合劑,讓工會始終與他保持“一致行動人”的關係,本質上相當於持有54%的股份,擁有絕對控制權。
這種方式高度依賴宗慶後的個人魅力,本質上仍是一種“人治”,你不能說它錯,但的確不甚科學。
宗馥莉顯然不能用這種方式控制企業,她上任之際並未得到父親的傾力支援,甚至一度上演了遞上辭職信又重回的戲碼,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宗馥莉向來以殺伐果斷,不近人情著稱。
股權佔比在數字上的差異直接且難以彌補。當職工委不站在自己這邊時,金蟬脫殼、暗度陳倉似乎就成了唯一可行的辦法——娃哈哈不必姓“娃”,可以姓“宏”。
但“暗度陳倉”,有何目的?
大機率為了更好地改革,為宗馥莉實現自己的目標做鋪墊。
怎樣的目標?她在十多年前的一場活動裡已經給出了答案,當被問及“你有什麼夢想”這一俗套的問題時,宗馥莉的回答是“去做一些別人不能改變的事情”。
這是她不斷“折騰”的源動力。儘管宗慶後留下的娃哈哈既有品牌價值,又有社會美譽度和一批堅定的粉絲圈,足夠她安心“躺平”。
那些是別人不能改變的事情?
其一,是建立更高效的政商關係。
浙商這個群體,在處理政商關係上表現出了兩個極端。極擅“觀天象”的有之,比如南存輝;極笨拙的也有之,比如宋衛平。
宗慶後更趨中庸。多年前,他在市場競爭中所向無敵,一切以自己的節奏為主,但在面對政府的某些辦事流程時,他選擇主動放慢節奏去適應,從南京質檢事件到企業改制都是如此。
宗馥莉則更“激進”,儘管她有諸多帶有政治色彩的頭銜:浙江省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首屆會長、中華全國工商聯執委、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婦聯執委、杭州市人大代表等,但旁敲側擊、欲擒故縱、韜光養晦這類“社交哲學”仍讓她水土不服,甚至倍感頭痛。
這種風格具象化為了更“刺頭”的行動方式。當企業的事情在政府審批時遇到瓶頸,給出的理由是領導不在或者外出開會時,宗馥莉會繼續追問下屬為何不用電郵聯絡、用傳真匯報,為何不能讓領導在外地繼續處理。這與國資的傳統做派相差甚遠。
此類行事風格在相當一部分人眼中代表著幼稚和不成熟。但這種行使風格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21世紀國際化視角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家,他們呼喚更簡明直接的流程,和更趨服務型定位的政府角色。
其二,是移除商業治理中人情味的“道德高地”。
講人情味,是中國社會的廣泛現象,在以“家文化”著稱的娃哈哈更是如此,讓給娃哈哈做出過貢獻的老員工能夠安穩度日,似乎是一種政治正確。
這在一定程度上與領袖的成長環境有關。宗慶後成長於一個頗具人情味的環境裡,儘管經濟條件一般。一家六口人只能擠在不足10平方米的教工宿舍房裡,但家庭的溫情和陪伴,始終貫穿宗慶後的童年。
相較之下,娃哈哈降生時,宗馥莉才5歲。讓娃哈哈諸多元老們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是小學生宗馥莉經常放學後背著書包,自己孤零零地到公司食堂吃飯。父母都忙於在競爭極其激烈的市場中國開拓,對宗馥莉只能是“放養”。
兩種截然不同的童年經歷,塑造出兩類不同的人格底色——宗慶後更講人情,更相信集體;宗馥莉更加獨立,更相信自己。
而宗馥莉此後8年的留學經歷,更強化了這種人格底色,塑造了一套“非中國式”的西方處事邏輯——自我、自律、自立,不願變通,不擅圓滑。文化差異讓她有時會成為周遭社會生活圈中的“異類”。
宗馥莉不太喜歡娃哈哈的“家文化”,而是將過多的人情味判定為娃哈哈前進途中背負的包袱。她認為,企業要想有所改變,就不能過多寬容,否則就是對組織和員工的不負責。
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老宗曾經安排一些有經驗的員工到小宗身邊輔佐,其中有些人因為沒有完成任務被小宗直接開除。而在宗慶後去世後,小宗的鐵血得以肆意發揮:打破大鍋飯的分配製度,下達了相當激進的KPI,將宏勝的元老安排到娃哈哈的重要位置上去,而娃哈哈的元老卻被逐漸“邊緣化”。
而宏勝的利潤率比娃哈哈高,更堅定了宗馥莉去除人情味的決心。只是,這並不容易。
據某官媒指出,宗馥莉對娃哈哈的一系列改革將“很多稅收都通過投資和貿易的方式轉移到外地”,實質上屬於國有資產變相流失。
事實如何,由於娃哈哈並未上市,很多資訊還無從知曉。
但宗馥莉的性格,的確容易讓她在輿論中處於劣勢,甚至會留下把柄。
相較父親那代人,宗馥莉更直接坦率,更注重結果而非過程,這是好事,但也讓宗馥莉常常口無遮攔,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比如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她甚至表示有可能把企業搬到國外去:“你知道李嘉誠都已經搬出去了,為什麼我以後不可能搬出去呢?”
此言一出,著實驚嚇了好多人。但宗馥莉的本意,其實是對學習如何“和政府打交道”感到厭煩。
而當宗馥莉正式接班後,這種性格愈發流露出“危險”的苗頭:
自2024年起,員工被要求轉簽至宏勝集團,否則將面臨獎金與薪資損失;
2025年起,包括桶裝水在內的利潤進一步轉向宏勝體系旗下公司。甚至曾試圖將「娃哈哈」商標轉讓至宗馥莉控股的公司,遭國資方發現並制止。隨後宏勝申請「娃小哈」「宗小哈」等商標,並計畫推出新品牌,被外界解讀為進一步切割國資。
與國資如何相處是門藝術,在這門藝術裡“暗度陳倉”的不只宗馥莉一人,但把“暗度”玩成了“明度”,則堪比在高壓線上行走。
也許能用宗馥莉在中式政治經濟學上稍顯“幼稚”來解釋,但若將時間撥回2002年,63歲的李經緯在珠江醫院的一間病房裡,一邊忍受腦中風的嚴重後遺症,一邊接受著自己全國人大代表職務被罷免的冰冷事實,晚景淒涼。而他苦心經營18年的健力寶,早已被賣給他人。
彼時宗馥莉20歲,雖身處國外,但對於這起行業內發生的巨震,由此帶來的教訓,她不可能毫無察覺。
但她仍選擇這種急切的、直接的方式,也許是因為集團內部阻力過大,並未給她徐徐圖之的空間和時間;也許是因為市場競爭太過激烈,留給她穩定後方的時間本就不多;也有可能是她仍對中式的政治經濟學有所排斥,主觀上不願接受學習。
無論背後是何種原因,要為娃哈哈注入新鮮血液的宗馥莉,正在面臨也許是接班以來最嚴峻的一次挑戰——輿論不站在自己這邊,自己有些水土不服,父親早已不在身旁。
但要引領一場改革,這樣的過程必不可少,正如人類文明史作家威爾·杜蘭特所說:
“新觀念必須經過異議、反對以及輕蔑的研磨,這是對的。這是新觀念被允許進入人類賽場之前必須存在的預賽。老年人抵制年輕人,與年輕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對的。經過這樣的對抗…才能產生充滿張力的創造性力量,才能帶來富有活力的發展,才能產生整體隱而不彰的基本統一與運動。”
在這個過程裡,除了宗馥莉,還有誰能站出來? (智谷趨勢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