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大連萬達集團及法定代表人王健林被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採取限制高消費措施，涉及執行金額1.86億元。王健林限高消息一出，直接沖上熱搜。其實，這已經不是王健林首次被限高，儘管萬達近年來頻繁出售資產、引入戰投，試圖緩解債務壓力，但近千億短期負債與有限現金之間的巨大缺口，其“輕資產轉型”之路仍舉步維艱。相比於恆大之流而言，萬達和王健林顯然還是有足夠的企業家擔當，不過，萬達不像萬科那樣有個大金主，接下來只能王健林繼續想辦法了。但再次限高，其實也意味著，王健林已經被掏空了。萬達系當前的債務問題已遠超個別項目糾紛。據中國執行資訊公開網及企查查資料，截至2025年9月底，萬達集團及關聯公司累計被執行金額超過142億元。其中，大連萬達集團自身有10條被執行人記錄，合計52.62億元；萬達地產集團則涉及423條執行資訊，金額達18.4億元。此外，集團還面臨38條股權凍結，僅2025年9月以來新增凍結股權就達145.33億元，涵蓋金融、小貸等核心子公司。嚴重的是債務期限結構的錯配，根據萬達商管2024年三季度財報，截至2024年9月末，其一年內到期的流動負債合計約914億元，包括短期借款38.89億元、一年內到期非流動負債400.84億元及應付債券61.91億元。而同期帳面貨幣資金僅151億元，短期償債覆蓋率不足17%。為緩解壓力，萬達自2023年起加速出售核心資產。2025年5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批准太盟、騰訊、京東等組成的聯合體收購萬達商管旗下48座萬達廣場100%股權，市場預估交易規模約500億元。然而，資產出售並未顯著改善現金流。部分交易採用“以資抵債”形式，實際回款有限；同時，核心資產流失削弱了未來租金收入基礎。交易完成後，萬達雖保留營運管理權，但僅能收取5%至8%的管理費，盈利模式從“持有增值”轉向“服務收費”，長期收入穩定性存疑。面對債務壓力，萬達正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重構資本結構。2025年8月，由騰訊、京東、太盟、陽光人壽等13方共同設立的“蘇州寬遇股權投資基金”正式成立，總規模224.29億元。其中，騰訊系企業合計出資約99.6億元，持股44.4%；京東通過潘達商管出資約50億元，持股22.2%。與此同時，萬達分別與騰訊、京東成立合資公司，註冊資本分別為160.8億元和80.5億元，萬達系持股比例均維持在55%左右。這一系列操作被市場解讀為“以股抵債”的變通。2018年，騰訊、京東等曾聯合出資340億元參與萬達商業私有化，其中騰訊投資100億元，京東投資50億元。然而，因珠海萬達商管未能在2023年底前完成上市，觸發對賭協議，需按8%年息回購約380億元股權，成為2023至2024年密集凍結的直接誘因。如今，通過將資產注入合資平台，萬達可在不支付大額現金的前提下，部分抵償對早期投資者的回購義務。騰訊與京東看重萬達廣場年超60億人次的線下流量，計畫通過智慧零售、私域營運挖掘資料價值。然而，商業地產營運與網際網路平台邏輯存在天然差異。萬達輕資產轉型的核心在於輸出管理能力，但隨著資產剝離，品牌溢價減弱，業主對營運標準的容忍度可能下降，進一步壓縮管理費議價空間。此外，2024年萬達影業虧損超9億元、文旅類股早已剝離的事實表明，多元化戰略失敗遺留的財務負擔仍在拖累主業。不過，儘管頻繁出售資產，萬達在全國的商業佈局仍具規模。截至2024年底，其營運萬達廣場達513座，總建築面積7090萬平方米。尤其在百強縣中佈局近30個項目，數量居行業首位，下沉市場或成未來穩定現金流的支點。但若無法有效改善債務結構，僅靠資產騰挪，恐怕依舊難以扭轉萬達的整體頹勢。 (未來行銷Club)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最近，在一場大型的頂級CEO會議上，參會者以共和黨人為主，而我們在會上聽到的東西，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儘管與會的很多CEO表示他們願意支援川普，但也有越來越多的CEO在質疑，誰才是川普故意製造的這些困惑、恐慌和混亂漩渦的真正受益者？耶魯大學首席執行官領導力研究所舉辦的CEO論壇，其參會者都是《財富》美國500強企業的CEO，該論壇以“查塔姆宮規則” 進行討論，即參會者的所有發言內容都不會直接對外公開。本周是155屆CEO論壇舉辦的日子。論壇的主會場離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只有幾步之遙。來自民主共和兩黨的一些參議員，以及川普政府的一些官員也參加了這次論壇。有100多位來自全球最大企業和品牌的頂級商界領袖在會上得出了幾乎完全一致的結論——川普的政策是行不通的。順帶一提，這些看法都是圍繞企業業績展開的，與個人政治立場和行業領域無關。參加論壇的商界領袖們普遍擔憂，川普正在掏空美國的經濟體系，這套體系是美國花了好幾十年才建構起來的，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執政，這套體系總是更利多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但川普掏空它的目的，卻只是為了換取短期利益。換句話說，川普正在掏空美國的經濟基礎和制度。他們表示，雖然他們也支援將製造業搬回美國，強化經濟與國家安全，但是隨著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和五角大樓的能力日益削弱，他們對美國的國際地位也深感憂慮。這種普遍的悲觀情緒，與個別科技巨頭對川普吹成了“敬愛領袖”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反差——而後者當然無法直接代表整個美國商界領導層。調查顯示在參會CEO中，有三分之二表示，美國的關稅政策對他們的企業造成了損害。據他們估算，80%的關稅成本由美國國內企業與消費者平均分擔，剩餘20%的關稅成本則由外國合作方承擔。這些美國企業曾試圖通過供應鏈調整、業務重組、暫停招聘或大規模裁員等方式，避免將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但是現在，他們在川普關稅新政前囤積的庫存產品幾乎耗盡，因此他們也幾乎沒有了其他的選擇。一家美國大型製造企業CEO向參會者表示：“如果美國政府想保護某些行業，就應該助力這些行業實現成功。不是說美國加徵了一堆關稅，這些行業就會自動轉移到美國，而是必須要有激勵措施……消費者想要的是低價產品……包括電動工具、手動工具、服裝、運動鞋，等等……你把這些東西都放在美國製造，這真的合理嗎？我認為不合理。我相信某些行業確實適合回流，但你指望每個行業都把生產線放在美國，這是不切實際的。”Gap、福特（Ford）、史丹利百得、耐克、康尼格拉、寶潔、家得寶、百思買、梅西百貨、塔吉特百貨以及沃爾瑪等美國大企業的領導者，最近都公開談到了類似的問題。這本是一個“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為其成員發聲、直接有力地向川普政府提出挑戰的絕佳機會，但該組織卻令人費解地保持了沉默。因而不出所料，美國的通膨率再次上升，逆轉了拜登政府下台時留給川普的通膨下行趨勢，而且勞動力市場也持續疲軟。另外，川普雖然認為，製造業回流是美國經濟的終極解決方案，但從事實來看，似乎除了他之外沒有人這麼想。自從川普發動新一輪關稅戰以來，僅有不到一半的CEO表示，他們已經增加了對美國國內製造業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的投資。而認為這些資本投資能產生實質成果的CEO更是寥寥無幾。為何在川普第二任期，一切都在“過冬”另外，隨著川普第二任期內開啟，所有企業都覺得他們頭頂高懸著一種不確定性，這也是很多CEO表示他們選擇“等待觀望”的原因。就在論壇當天，在華盛頓的另一個地點，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爾還指出，美國勞動力市場目前處於“低解僱、低招聘環境”。而我們也可以告訴他這背後的原因。另外還有一個更扎心的問題擺在眼前。川普第一任期的經驗讓我們不禁要問，川普搞的那些“大新聞”，也就是一些重大的資本投資項目，成色究竟如何？是真正的新項目，還是什麼人為了迎合川普，而搞出來的新瓶裝舊酒的東西？在川普的第一任期，這種例子不勝列舉。比如富士康就曾豪言要投資100億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廠，這事兒到現在也沒人提了。雖然川普聲稱有幾千億美元的國際資本正在流入美國，但他的這些話，有相當一部分是真實性存疑的。還有一些承諾則再次陷入了無限期的拖延。有不少參會CEO都提到了類似的問題。一位在美國和海外都擁有大量製造業業務的知名商界領袖告訴大家，雖然他們渴望公平競爭，也支援川普製造業回流的目標，但是他們現在也只能通過拚命卷營運效率，加上《大而美法案》的稅收優惠，來抵消一部分關稅帶來的成本上漲。有的CEO還表示，目前的關稅成本仍遠高於川普政府提供的優惠，這番話引發了在場人士的贊同。另外讓CEO們擔心的是，這座“紙牌屋”很可能因為法院的判決逆轉而隨時崩塌。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高管表示，他們贊同法院裁定川普關稅非法。若最高法院跟這些商界領袖想的一樣，那麼朝令夕改的關稅政策勢必又一次讓美國企業進退失據。還有一位美國本土製造業龍頭企業的CEO解釋了這種不確定性的破壞力。“製造業一向是美國的巨大優勢。因此，我認為製造業回流是很重要的，政府的方向是對的……我們需要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我總是會擔心，政府下一步會做什麼。表面上看，關稅風波似乎暫時平息了，但實際上，製造商的主要進口來源地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美國尚未與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達成經貿協定。所以，你如果想對業務進行調整，你就會意識到，未來90天或120天的關稅還會變化，我可不想到時候顯得自己像個傻瓜，所以我會選擇按兵不動。”CEO們的擔憂還延伸到了企業經營的問題以外。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表示，川普向鮑爾施壓要求降息，並非出於美國的最佳利益。多數參會的CEO認為，川普已對聯準會的獨立性造成了長期損害，超過60%的CEO表示，這種損害是川普最近的政治化行為造成的。美國一家大型跨國投行的負責人談到，政府一方面強調“美國優先”，另一方面卻在打擊聯準會的獨立性，這實在令人費解。“如果你審視川普和本屆政府所做的一切，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維護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但我理解不了他們對聯準會獨立性的攻擊。因為聯準會的獨立性，是確保美元維持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關鍵。因為人們都相信，美國總統的影響力不應該影響到聯準會的獨立性。”川普值得肯定之處當然，此次CEO論壇也並非全是悲觀情緒。這些CEO們希望看到一個繁榮的美國，當川普的政策能夠帶來實際成果時，他們也會表示祝賀。上周，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和康寧公司CEO魏文德在參加CNBC的一檔節目時，就稱讚川普促成了他們在肯塔基州的一個價值25億美元的合作項目。在本次論壇上，也有一些人有類似感受。還有一些CEO表示，他們仍然相信美國以及美式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景。但是，川普政府有向“准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轉向的苗頭，這一點令人難以忽視。在這種模式下，政府從私人股東手中攫取企業所有權，任人唯親，甚至有可能出於政治考量和回扣，有選擇地阻止企業進入一些戰略性市場。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訪CEO表示，他們相信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能夠在全球AI競賽中應對來自中國市場的挑戰。同時，他們幾乎一致地對川普政府“向左轉”、偏離資本主義制度的做法表示不滿。對於川普近期干預市場的一些行為——比如收購英特爾和MP材料公司股權，要求輝達和AMD將在華收入納入利潤分成協議，以及在日本製鐵收購陷入困境的美國鋼鐵公司時強制要求獲得“黃金股”（即否決權）等做法，參會CEO們明確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些行為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願景中所描繪的美國。這種對國家資本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迎合，不僅讓CEO們要面對更高的不確定性，也給中國“收編”這些美國企業的供應商和客戶開了口子。在3月份的CEO論壇上，有85%的商界領袖認為，美國政府的不確定性，相當於在競爭層面給中國送了一份大禮。在上周的論壇上，他們表示，過去六個月的情況已證實了這一點。另外，在3月份的論壇中，我們曾詢問與會CEO們，是否認為當月在沙烏地阿拉伯舉辦的美俄烏三方談判能夠促成和平協議，當時有近四分之三的CEO認為，俄烏和平協議將在六個月內達成。遺憾的是，現在有超過四分之三的CEO認為，自川普二次上台以來，美國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均已惡化。同樣有近四分之三的高管表示，他們認為美國正面臨失去“亞伯拉罕協議”在中東所取得的勢頭的風險。CEO們在外交與經濟問題上的不滿，也與各類民調的結果一致。從益普索（Ipsos）、蓋洛普（Gallup）和美聯社，到愛默生學院、昆尼皮亞克大學和晨間諮詢（Morning Consult）的民調，所有資料都傳遞出一個明確資訊——美國民眾強烈不認可川普的領導。川普目前的支援率已達到小布什以來的所有總統的最低水平。在川普二次執政九個月後，美國商界已經清晰地表達了他們的訴求——川普要恢復對三權分立體系的尊重，強化與國際盟友的關係，尊重經濟學家和科學家的獨立客觀地位，鼓勵言論自由，停止脅迫任何國家、城市和企業達成充滿憎恨且不符合經濟規律的妥協。簡而言之，CEO們呼籲的是：“讓美國重新變回美國”。 (財富Fortune)

娃哈哈業績回到700億區間不到半年，宗馥莉就面臨“掏空”娃哈哈的指控。近日，某官媒用頗激烈的口吻，直指娃哈哈集團之外存一個龐大的“娃哈哈帝國”，“窮廟富和尚，涉嫌國有資產流失”，娃哈哈集團幾成“空殼”等。最被父親疼愛的“小公主”，卻在父親去世後成為“背刺”娃哈哈的“元兇”，這樣的故事足以撩撥大多數人的神經，他們紛紛聲討宗馥莉“侵吞”、“忘本”。真的是這樣嗎？“國資流失”、“體外循環”都算是娃哈哈的灰色地帶，圍繞娃哈哈的一系列體外公司，是宗慶後在“達娃之爭”時就已布好的局，並非宗馥莉接班後才有。此刻舊事發酵，既說明宗馥莉的改革已然步入深水區，又似乎揭示了商戰的隱秘陰影。而相比起掏空娃哈哈的破壞者，宗馥莉更像是改革者——改革老舊的娃哈哈，使之重煥生機，讓父親的遺產持續地，長久地經營下去；改革低效的政企關係，和靠人情維繫的落後商業治理結構。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健力寶李經緯的悲情結局尚在眼前，“偏向虎山行”既需要勇氣和魄力，更需要能從亂局中突圍而出的能力和手段。“最強二代”宗馥莉，正在面臨也許是接班以來最嚴峻的挑戰。01宗馥莉接班一年，娃哈哈依然風波不斷。5月中旬，有消費者發現娃哈哈純淨水為今麥郎代工，引發對娃哈哈產品質量甚至公司治理的擔憂。而在過去近一年時間裡，娃哈哈工廠停工、員工權益遭到侵害等消息層出不窮。有媒體統計，“娃哈哈系”停工的企業超過15家，而在停工的企業中，宗慶後時代的“老臣”杜建英幾乎都持有股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宏勝飲料的穩步擴張。成立於2003年的宏勝飲料，系宗慶後一手操辦，本意是增加在“達娃之爭”中獲勝的籌碼。2007年，宗馥莉執掌宏勝飲料至今，近期動作不斷。比如在廣東省河源投資10億元，建設飲品及食品包裝兩個生產項目；計畫投資5億元，在武漢宏勝恆楓飲料有限公司現有基礎上擴大產能。再比如，娃哈哈的管理層基本被換成了宏勝集團的高管，包括常務副總、銷售公司總經理、行政總監、供應部部長、企劃辦主任、財務部長、基建部長等。而最關鍵的，是宏勝壟斷了娃哈哈的銷售管道，有媒體指其以此“轉移利潤”。截至2022年底，國資佔大股東的娃哈哈集團資產佔整個“娃哈哈系”總資產的15.67%；營業收入僅佔2.74%，淨利潤僅佔0.39%。“娃退宏進”呼之慾出，光看資料，娃哈哈的確被“掏空”了。宗馥莉為什麼要這麼做？那個曾在父親身邊撒嬌的“公主”，為何下此狠手？根本原因，在於宗馥莉需要對娃哈哈擁有絕對掌控權。宗慶後時代，娃哈哈的股權分為三塊：杭州市國資（46%）、宗慶後（29.4%）和娃哈哈基層工會聯合委員會（24.6%）。宗慶後雖然不是大股東，但人情味的粘合劑，讓工會始終與他保持“一致行動人”的關係，本質上相當於持有54%的股份，擁有絕對控制權。這種方式高度依賴宗慶後的個人魅力，本質上仍是一種“人治”，你不能說它錯，但的確不甚科學。宗馥莉顯然不能用這種方式控制企業，她上任之際並未得到父親的傾力支援，甚至一度上演了遞上辭職信又重回的戲碼，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宗馥莉向來以殺伐果斷，不近人情著稱。股權佔比在數字上的差異直接且難以彌補。當職工委不站在自己這邊時，金蟬脫殼、暗度陳倉似乎就成了唯一可行的辦法——娃哈哈不必姓“娃”，可以姓“宏”。02但“暗度陳倉”，有何目的？大機率為了更好地改革，為宗馥莉實現自己的目標做鋪墊。怎樣的目標？她在十多年前的一場活動裡已經給出了答案，當被問及“你有什麼夢想”這一俗套的問題時，宗馥莉的回答是“去做一些別人不能改變的事情”。這是她不斷“折騰”的源動力。儘管宗慶後留下的娃哈哈既有品牌價值，又有社會美譽度和一批堅定的粉絲圈，足夠她安心“躺平”。那些是別人不能改變的事情？其一，是建立更高效的政商關係。浙商這個群體，在處理政商關係上表現出了兩個極端。極擅“觀天象”的有之，比如南存輝；極笨拙的也有之，比如宋衛平。宗慶後更趨中庸。多年前，他在市場競爭中所向無敵，一切以自己的節奏為主，但在面對政府的某些辦事流程時，他選擇主動放慢節奏去適應，從南京質檢事件到企業改制都是如此。宗馥莉則更“激進”，儘管她有諸多帶有政治色彩的頭銜：浙江省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首屆會長、中華全國工商聯執委、浙江省政協常委、浙江省婦聯執委、杭州市人大代表等，但旁敲側擊、欲擒故縱、韜光養晦這類“社交哲學”仍讓她水土不服，甚至倍感頭痛。這種風格具象化為了更“刺頭”的行動方式。當企業的事情在政府審批時遇到瓶頸，給出的理由是領導不在或者外出開會時，宗馥莉會繼續追問下屬為何不用電郵聯絡、用傳真匯報，為何不能讓領導在外地繼續處理。這與國資的傳統做派相差甚遠。此類行事風格在相當一部分人眼中代表著幼稚和不成熟。但這種行使風格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21世紀國際化視角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家，他們呼喚更簡明直接的流程，和更趨服務型定位的政府角色。其二，是移除商業治理中人情味的“道德高地”。講人情味，是中國社會的廣泛現象，在以“家文化”著稱的娃哈哈更是如此，讓給娃哈哈做出過貢獻的老員工能夠安穩度日，似乎是一種政治正確。這在一定程度上與領袖的成長環境有關。宗慶後成長於一個頗具人情味的環境裡，儘管經濟條件一般。一家六口人只能擠在不足10平方米的教工宿舍房裡，但家庭的溫情和陪伴，始終貫穿宗慶後的童年。相較之下，娃哈哈降生時，宗馥莉才5歲。讓娃哈哈諸多元老們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是小學生宗馥莉經常放學後背著書包，自己孤零零地到公司食堂吃飯。父母都忙於在競爭極其激烈的市場中國開拓，對宗馥莉只能是“放養”。兩種截然不同的童年經歷，塑造出兩類不同的人格底色——宗慶後更講人情，更相信集體；宗馥莉更加獨立，更相信自己。而宗馥莉此後8年的留學經歷，更強化了這種人格底色，塑造了一套“非中國式”的西方處事邏輯——自我、自律、自立，不願變通，不擅圓滑。文化差異讓她有時會成為周遭社會生活圈中的“異類”。宗馥莉不太喜歡娃哈哈的“家文化”，而是將過多的人情味判定為娃哈哈前進途中背負的包袱。她認為，企業要想有所改變，就不能過多寬容，否則就是對組織和員工的不負責。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老宗曾經安排一些有經驗的員工到小宗身邊輔佐，其中有些人因為沒有完成任務被小宗直接開除。而在宗慶後去世後，小宗的鐵血得以肆意發揮：打破大鍋飯的分配製度，下達了相當激進的KPI，將宏勝的元老安排到娃哈哈的重要位置上去，而娃哈哈的元老卻被逐漸“邊緣化”。而宏勝的利潤率比娃哈哈高，更堅定了宗馥莉去除人情味的決心。只是，這並不容易。03據某官媒指出，宗馥莉對娃哈哈的一系列改革將“很多稅收都通過投資和貿易的方式轉移到外地”，實質上屬於國有資產變相流失。事實如何，由於娃哈哈並未上市，很多資訊還無從知曉。但宗馥莉的性格，的確容易讓她在輿論中處於劣勢，甚至會留下把柄。相較父親那代人，宗馥莉更直接坦率，更注重結果而非過程，這是好事，但也讓宗馥莉常常口無遮攔，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比如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她甚至表示有可能把企業搬到國外去：“你知道李嘉誠都已經搬出去了，為什麼我以後不可能搬出去呢？”此言一出，著實驚嚇了好多人。但宗馥莉的本意，其實是對學習如何“和政府打交道”感到厭煩。而當宗馥莉正式接班後，這種性格愈發流露出“危險”的苗頭：自2024年起，員工被要求轉簽至宏勝集團，否則將面臨獎金與薪資損失；2025年起，包括桶裝水在內的利潤進一步轉向宏勝體系旗下公司。甚至曾試圖將「娃哈哈」商標轉讓至宗馥莉控股的公司，遭國資方發現並制止。隨後宏勝申請「娃小哈」「宗小哈」等商標，並計畫推出新品牌，被外界解讀為進一步切割國資。與國資如何相處是門藝術，在這門藝術裡“暗度陳倉”的不只宗馥莉一人，但把“暗度”玩成了“明度”，則堪比在高壓線上行走。也許能用宗馥莉在中式政治經濟學上稍顯“幼稚”來解釋，但若將時間撥回2002年，63歲的李經緯在珠江醫院的一間病房裡，一邊忍受腦中風的嚴重後遺症，一邊接受著自己全國人大代表職務被罷免的冰冷事實，晚景淒涼。而他苦心經營18年的健力寶，早已被賣給他人。彼時宗馥莉20歲，雖身處國外，但對於這起行業內發生的巨震，由此帶來的教訓，她不可能毫無察覺。但她仍選擇這種急切的、直接的方式，也許是因為集團內部阻力過大，並未給她徐徐圖之的空間和時間；也許是因為市場競爭太過激烈，留給她穩定後方的時間本就不多；也有可能是她仍對中式的政治經濟學有所排斥，主觀上不願接受學習。無論背後是何種原因，要為娃哈哈注入新鮮血液的宗馥莉，正在面臨也許是接班以來最嚴峻的一次挑戰——輿論不站在自己這邊，自己有些水土不服，父親早已不在身旁。但要引領一場改革，這樣的過程必不可少，正如人類文明史作家威爾·杜蘭特所說：“新觀念必須經過異議、反對以及輕蔑的研磨，這是對的。這是新觀念被允許進入人類賽場之前必須存在的預賽。老年人抵制年輕人，與年輕人刺激老年人，都是對的。經過這樣的對抗…才能產生充滿張力的創造性力量，才能帶來富有活力的發展，才能產生整體隱而不彰的基本統一與運動。”在這個過程裡，除了宗馥莉，還有誰能站出來？ (智谷趨勢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