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真正的問題

在全球經濟的舞台上，關稅始終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它關乎國家的經濟利益、產業發展，影響著千家萬戶的生活。經觀書評將推出系列文章，從不同角度剖析關稅背後的經濟邏輯、影響因素以及應對策略，為您呈現一個全面而清晰的關稅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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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短短不到半年時間，他已經給原本就充滿不確定性的局勢又增添了許多變數，他那種反覆無常的行事風格，讓人無從預料他明天又會搞出什麼事來。他一會兒揮舞關稅的大棒，把世界各國都輪番敲打一遍，一會兒又大張旗鼓地驅逐“非法移民”，指責他們搶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當然，那都是為了提振經濟，但問題是，他這樣能達成這一目的嗎？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他的種種做法，說到底其實是“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把外部群體（無論是外國，還是移民）看作是美國自身問題的替罪羊，但這並不能解決美國經濟自身的問題。川普說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大體上是指“回到半個多世紀前充分就業的好日子”，但且不說那樣的日子已經回不去了，他看來也沒明白那些“好日子”究竟是怎麼來的。那靠的不是跟別人搶蛋糕，而是自己把蛋糕做大。

羅伯特·戈登在《美國增長的起落》一書中雄辯地證明：美國經濟的強大驅動力是來自內部而非外部的，尤其是不斷顛覆的創新，因為“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持續的創新流”，他斷言：“勞動生產率的較快增長都源於更快的創新和技術進步。”

然而，這種增長在不同時代並非勻速前進。他把美國的經濟增長周期大致分為三段：1920年之前，穩定增長但相對緩慢；1920年起開始騰飛，高速增長持續了半個世紀；但自1970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顯著下降，增速幾乎只有1920—1970年間相應增速的三分之一。其結果，“美國夢”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僅僅通過個人努力已經無法在有生之年改善生活。

當經濟減速時，很多社會矛盾都會暴露乃至放大。社會心理學上有所謂的“隧道效應”：當你堵在隧道里時，只要你還能緩慢向前挪動，那一切就都可以忍受；但如果你被堵得動彈不得，旁邊的車道卻在快速向前，那兩相對照，能不怨憤嗎？

從這一意義上說，美國自1970年以來持續兩代人的增長乏力，所積累下來的深遠效應，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了，也是美國社會當下種種社會問題的癥結：富人們可以通過海外投資等方式賺得更多錢，但底層的普通人赫然發現自己不僅收入長期停滯，甚至其子女可能生活還不如父輩，這在200多年來還是頭一回。

如果真的要“讓美國再次偉大”，那應該做的是重新激發那種創新活力，畢竟那才是美國之所以“偉大”的動力之源，然而，那卻是極難做到的。1920—1970年間的持續穩定高速增長，極大地得益於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湧現的各種發明創造（尤其是電和內燃機），其中產生了三項最重要的衍生品——空調、州際公路和商用航空運輸，推動了美國經濟乃至社會面貌的全面改變，使人均產出快速增長。到1940年，大部分家用電器都已經發明出來了，此後只不過是普及和改進的問題，但已經不再是經濟發展的強大引擎了。

正如普朗克投入增長定律所說的，“每一項進步都增加了這一事業本身的難度”。每個時代都有盛極一時的產業，但隨著它越來越完善，如果沒有顛覆性的創新突破，那麼它遲早會達到一個極限，此時社會經濟要向前發展，就必須找到新的增長點。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創新本身能帶來更高的潛在利潤，埃弗塞·多馬在1961年曾有一句妙語：沒有技術變革，資本積累就相當於“在現有的木犁上堆放木犁”。換言之，只有量變沒有質變的狀況，將“鎖死”經濟發展，讓社會陷入停滯。也正因此，經濟學家熊彼得早就斷言，“創造性破壞”才是資本主義之所以能不斷自我突破、向前發展的秘訣。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美國經濟當下的困境，是因為它陷入了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不錯，它曾經有著無可匹敵的工業產能，但正因此，它的市場早早就飽和了，產能過剩再加上勞工權利的興起，使企業越來越無利可圖，於是從1970年代起，美國企業開始將製造業大量外遷或外包，因為從海外進口要比在國內生產更有利——跨國企業的老闆賺到錢，國內消費者也能低價買到性價比更高的商品，皆大歡喜，唯一的問題就是國內的製造業崗位因此逐漸減少了。簡言之，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是一件好事，但並非對所有人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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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半個多世紀裡，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也是發達國家經濟轉型的代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首先一點就是緩慢的“去工業化”處理程序，服務業取代製造業成為經濟的重心，沃爾瑪也因此成為全美最大的僱主。然而，服務業的發達不管為生活帶來了怎樣的便捷舒適，它都沒能像之前的工業革命那樣帶來全面深遠的技術進步。

當然，電腦和1990年代中期以來網際網路經濟的奇蹟，曾被市場推崇為新的突破口，似乎看到了技術變革加速的希望，而美國在這一領域仍是當之無愧的領頭羊，但這第三次工業革命究竟對整體經濟有多大推動作用，卻值得打個問號。創立增長理論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曾嘲諷：“你隨處可見電腦時代，但就是在生產率的統計資料中看不到。”這是因為，它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是局部的、間接的，有時還很難體現在經濟數字上——想想看，太多的網路服務都是免費的。

正如本書所言，“即便電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斷增加的，但絕大多數經濟活動的創新並沒有加快，甚至許多方面正在放慢步伐，電腦佔GDP份額太小，無法彌補其他方面的放緩”。2014年，資訊和通訊技術在美國經濟總量中僅佔7%，即便這一領域每年以20%的速度高速增長，但如果剩下的93%沒有增長，那麼每年的整體經濟增長也只有1.4%。

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多年前就有經濟學家發現，美國的新經濟出現了一種“無就業的增長”：儘管以網際網路經濟為代表的科技巨頭高歌猛進，但Google、微軟所僱用的員工人數很少，且對學歷和技能有著極高的要求，遠不像早年的鋼鐵、汽車那樣能為普通的產業工人提供那麼多工作崗位。何況，數字經濟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贏家通吃”（winner takes all）：搜尋引擎Google一家獨大，社交媒體有facebook就夠了。乍看起來美國經濟是在增長，但絕大多數人無法分享到紅利。

技術樂觀主義者預測，機器人和AI將很快替代大部分工作，美國經濟已到了生產率新高峰的臨界點。這一點或許能成真，但至少就目前來看，若論對社會整體的提升，它未必像100年前汽車、家電那樣影響巨大且正面，AI甚至反倒衝擊了越來越多人的飯碗，人們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在孕育出那個美好的新未來之前，看來還得先經過一段漫長的陣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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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還是高科技企業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特點，都使得財富不斷積累到少數人手裡，企業固然提升了效率，最佳化了產出，得到了更高的利潤，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卻長久都沒有改進。這不僅加劇了社會結構性的不平等，還使得普通人更難像先輩那樣獲得一份體面工作的機會，到頭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放棄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轉而務實地選擇先打工養活自己，而這又反過來降低了勞動力素質，使得問題愈加積重難返。

種種因素累積下來，所呈現出來的最終效果就是：美國社會的創新在減速。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創立不滿5年的新企業的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下降了一半（從1982年的19.2%降至2011年的10.7%），30歲以下擁有私人企業的人口比例更是從1989年的10.6%暴跌至2014年的3.6%，這都意味著，以往標誌著美國經濟活力的“白手起家”神話逐漸消散，年輕人想要創辦一家新企業並在市場上活下來，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了。

面對這樣的狀況，正確的做法應當是設法重新啟動這種創新精神，減少風險、掃清障礙，為技術變革提供強大的助推力，至少在歷史上，正是這樣才推動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實現了劃時代的提升。另一種政策解決方案是實行超級稅率，這不僅可以減少美國的債務水平，也能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減輕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狀況，使經濟發展能奠基於一個更健康的社會結構之上。

然而，這些選項在當下的美國政治中都很難，難到近乎不可能。美國對碳排放、清潔能源技術的抵制，就能看出石油天然氣等利益集團的強大，當然更不用說對富豪徵稅了——“股神”巴菲特的稅率甚至比他的秘書還低。實際上，這些做法常常會被認為是“非美國”的，因為這意味著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政府去推動、執行，而這幾乎可以肯定是不受歡迎的。

川普的做法，看似激進，但實際上卻根本沒有觸動這些深層的癥結，迴避了難題，而選擇拿貿易夥伴和移民開刀，這固然取悅了一部分保守派選民，卻治標不治本。別說拉動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了，對助推創新也沒什麼裨益。不僅如此，極有可能還適得其反，尤其是他出於政治因素對大學的打壓、對留學生和移民政策的收緊，長遠來看都不利於美國的科研創新。

歷史反覆證明，結構性改革儘管痛苦，卻是必由之路。因為痛苦就想迴避改革，最終只會付出更大代價——問題只是這將會是什麼樣的代價，又究竟是多大的代價，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怎樣，最終承受這些代價的仍會是那些最弱勢的群體。 (經觀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