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而美法案】川普贏了，美國卻“輸”了

7月4日，川普簽署了“大而美法案”，這是他第二任期政策的核心。華盛頓郵報指出，共和黨保守派曾經的有限政府、自由貿易傳統理念已經被邊緣化，而民族保守主義、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為重點的“川普主義”（Trumpism）佔據主導地位。

法案中的政策主張包括移民問題安全化、對富人減稅、提高債務上限和擴大產業保護等。川普主義下的共和黨，不再靠具體政策內容贏得選票，而是通過激起文化衝突和身份認同的對立，來爭取支援。這種方式有效抓住了美國中下層選民的不安和憤怒，也說明傳統的保守派已經難以回應這些選民的真正關切。

“大而美法案”做了什麼？

首先是減稅問題。早在川普1.0任期，他就推動了2017年大規模減稅計畫。時任眾議院議長曾批評當時的稅制“充斥著各類補貼和特權，干擾自由市場競爭，並服務於政治利益集團”。

原以為此次法案將有調整，但“大而美法案”不僅延續了2017年的框架，反而為了兌現一系列總統競選承諾，刻意塞入了更多條款——包括擴大對高收入者的減稅、增加特定行業的稅收優惠。

這並不是簡化稅收的舉措，最終形成了一部臃腫的立法：降低稅收，並增加一大堆稅收減免。

《經濟學人》形容其為“醜陋而笨拙”的法案：國會試圖把所有承諾都裝進一個龐大的立法文字，在最後時刻磋商通過。而最諷刺的是——大多數美國人並沒有真正讀懂法案的內容。

其次，川普主義對傳統保守派主張幾乎毫無興趣，尤其在移民與安全領域。法案專門撥款提供了500多億美元來建設邊境牆。此外，美國軍方的預算將增加至歷史新高。它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川普政府打擊美國非法移民的核心機構）的巨額撥款，使其成為目前最大的聯邦執法機構。

與此同時，減稅與支出之間也缺乏合理平衡。《衛報》形容其為“一種倒置的組合”——對高收入人群和中低收入人群進行大幅減稅，同時赤字和債務卻大幅增加。

法案的立法過程也暴露出各州議員為自身選票利益的“討價還價”。三位共和黨參議員反對法案的理由各異，法案通過變成了利益交換的籌碼，而不是站在國家整體利益達成的協商共識。

肯塔基州的蘭德·保羅（Rand Paul）指出法案的赤字問題；北卡羅來納州的湯姆·蒂利斯（Thom Tillis）批評醫療補貼改革將財政負擔轉嫁給州政府，違背了共和黨此前的競選承諾。而緬因州的蘇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在7月1日倒戈反對法案，指出該法將對農村醫院和養老院造成嚴重衝擊。

不僅如此，阿拉斯加州的麗莎·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也持保留意見。共和黨甚至在投票前一晚安排美國醫療保險與醫療補助服務中心負責人親自與她溝通，提出為阿拉斯加提供特殊豁免與額外援助，才爭取到關鍵一票。

“大而美法案”將政府縮減的里根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川普主義縫合在一起，兩者都被政客利益扭曲，最終成了一個財政上危險、缺乏一致意識形態的政策組合。

川普主義在美國為何“勝利”？

川普主義為何能夠徹底重塑共和黨，甚至在政策邏輯層面打破原有共識？其背後是一部分美國人對產業轉移、文化多元和社會族群變化的焦慮。

據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川普的鐵桿支持者主要是學歷不高的白人工薪階層。對他們來說，其焦慮既來自經濟困境，也來自文化衝擊。這部分人從種族主義來說，算是長期處於一種白人特權地位，至少擁有這樣的心理傳統；但是從經濟現實來說，又陷入困難，於是他們往往會將自己的焦慮種族化。他們躲在自己優越身份的背後“尋找替罪羊”。在他們眼中，川普不是一個完美的政策制定者，而是一個能“替他們出頭”的人。

白人福音派選民也是川普的重要票倉。面對民主黨的性別多元議題，他們在價值觀受到侵蝕的焦慮中，川普則用“讓我們回歸正常性別”直達其核心訴求。

川普用極簡直接的語言：“讓美國再次偉大”“驅逐非法移民”“不給他們福利”——逐漸重塑了共和黨的話語體系。這些話語不基於財政資料或政策可行性，而是關注情緒和身份動員。

與此同時，共和黨媒體體系建構起了一個封閉的資訊繭房。從福克斯新聞到“真實社交”（Truth Social），將川普式政治宣傳包裝為“人民之聲”，遮蔽了法案對中下階層選民的不利影響。去理性的傳播機制剝奪了選民的反思空間，就像議員批判“大而美法案”的通過那樣，美國人“來不及理解”，法案就通過了。

美國“政策理性”終結了嗎？

所謂“政策理性”，指的是建立在程序協商、利益平衡、專家諮詢和預算約束上的政治過程。而川普主義下的美國政治，正快速偏離這一軌道。

“大而美法案”的立法過程充滿倉促、交換與私利。為爭取一票，阿拉斯加州被許諾在醫療保險方面進行豁免與補助。這並非協商民主，而是以“誰的票更值錢”為原則的交易政治。川普主義下的法案，更像是只為了與拜登時期“綠色新政”和“福利政策”的爭鋒相對，用減稅換取化石能源集團的支援。每一項政策立足於選票需求，即便這會更加撕裂國家和社會。

更危險的是，川普主義的民粹政治正在取代美國的“政策理性”。政策不去解決問題，而製造對立。川普不解釋經濟預算，而是用“趕走移民”來轉移群眾焦點；不解決醫保結構問題，而是將福利削減包裝成“讓移民少拿好處”。

選民對政策的判斷力正在被削弱。資訊極化、媒體煽動與政治懶惰，使大量美國人不去瞭解。他們將判斷權交給議員，後者又被選票和政治私利驅動，進一步撕裂民主制度的理性基礎。在治理方式上，川普也強化了“強人政治”模式：依靠行政令繞過國會、任人唯親而非專業官員，比如馬斯克此前的政府效率部，破壞制度中的專業性。

“大而美法案”體現了縮減政府規模的傳統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川普主義之間的妥協，表達了共和黨內路線的明顯轉向。它在財政平衡上支離破碎，卻精準服務於選票政治的現實需要。也許美國政治正在走向另一個階段，政策逐漸以煽動情緒和塑造身份為標準。

現在這是川普主義的共和黨，而已經不是傳統保守派的政黨。 (民智國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