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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G零”時代，未來將是中美俄三大強權相爭
大家好，很高興再次與大家見面。
當前是一個動盪的時期，同時也是觀察國際政治風險的關鍵階段。我從事相關工作已有二十年，這份工作既有趣又充滿挑戰，目前正處於一個令人擔憂的階段。
今晚我想傳達的核心觀點是：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國際不確定性時期”。
01
國際關係
國際體系正面臨動搖，原因複雜多樣，包括各種衝突和體系內部的高度緊張局勢。此外，美國因素的加入使局勢更加緊張。我將討論大國競爭以及國際關係中的國內政治因素，這兩者密不可分。
我是現實主義者。我不確定中國是否使用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的這本《國際政治理論》當教材，但我希望如此。當年我讀研究生時曾深入研讀這本書，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也一直沿用其觀點。華爾茲撰寫的這本關於國際體系運作的經典著作，至今依然適用。我認為我們可以用他的理論解釋當前的大國競爭，比如美中之間的競爭。
對我而言，大國競爭如同“重力”，儘管許多人不喜歡這種狀態，不喜歡多極格局，但這並非可選擇的，它是客觀存在的，必然發生。美中、美俄之間的競爭亦是如此。問題在於，建構現有國際體系的國家正受到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政策的影響。他不信任盟友，也不支援自由貿易，這反映了他真實的信念體系。
因此，當前局面既有大國競爭，也有國內政治因素的深度介入。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相互交織，這一點正是長期以來非現實主義學者所強調的。過去四十年，現實主義反對者的觀點未能帶來顯著幫助，但如今他們的觀點反而更具參考價值。
歷史上，國內政治多次影響國際關係，這並非首次。例如，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是重大事件；又如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樣深刻改變了國際格局。國內政治的變化推動了國際關係的變動。
當前全球局勢面臨嚴峻挑戰，美國不僅在國記憶體在嚴重的政治問題，其國際關係也引發了多重政治風險。川普政府的部分政策顯著增加了全球局勢的不穩定性，並對全球市場造成衝擊。
02
全球局勢
我想和大家探討一下當前全球體系及美國國內政治如何影響全球局勢。
首先，關於大國博弈，尤其是中美關係，非常具有複雜性。中美關係主要涵蓋四個方面：貿易戰、科技冷戰、台灣問題及相關出口限制措施。以貿易戰為例，2018年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佈對華徵稅清單，針對價值約5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稅，其中部分稅率由10%提升至25%。中國隨後對等反制，對美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涉及農產品、汽車等多個領域。此外，科技領域的限制和出口管控措施持續升級，導致雙方溝通受阻，貿易摩擦加劇。
在台灣問題上，近期美國調整對台政策，刪除“不支援台獨”表述，引發中國政府強烈反應。顯然，美方在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及言論增加了區域緊張局勢。
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趨於強硬，特別是在疫情後對中國的政治態度明顯惡化。美國商務部及相關部門對中國採取鷹派立場，限制中國公民簽證發放，嚴重影響中國留學生赴美。自2020年川普簽署第10043號總統公告以來，已有超過5000名中國留學生和學者被拒簽或遣返，簽證審查趨嚴，入境障礙顯著增加。
中美雙方缺乏結構性信任。中國領導層更關注國內經濟穩定，導致兩國未能形成全球領導力。川普政府則試圖通過貿易和外交施壓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標，但其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削弱了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
關於俄烏衝突，俄羅斯持續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攻擊，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儘管美國兩屆政府在對俄政策上存在差異，烏克蘭局勢未見根本改善。
中東局勢方面，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根源在於核項目爭議及歷史矛盾。以色列認為自己在打擊哈馬斯和真主黨後具備戰略優勢，伊朗核武器發展引發地區緊張。伊朗高濃縮鈾（約400公斤，含60%濃縮度）“消失”事件加劇了核擴散風險。而中國對伊朗的公開支援有限，背後的經濟和政治因素複雜。
03
美國國內政治與貿易政策
川普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其核心在於右翼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推動美國採取收縮戰略，強化貿易保護主義，削弱多邊貿易體系。美國總統選舉中，民粹派力量上升，政治分裂加劇。美國總統選舉的關鍵州數量有限，導致政治策略高度集中於少數關鍵州。
總體而言，美國當前面臨內外挑戰，全球對美國的信任度下降，美元雖短期走強，但長期全球化趨勢和國際合作面臨壓力。重塑國際信任和多邊合作體系是未來全球治理的關鍵。
當前的主要問題在於，美國政府行政體系尚未能夠有效落實政策。例如，美國所謂“對等關稅”政策是在2025年4月2日上午10點至下午1點期間於白宮玫瑰園確定的，結果表現為較為簡單粗暴的措施，未來面臨的核心挑戰是持續存在的不確定性。
通膨資料預計將回升，關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經濟增長。川普此前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宣佈多項緊急狀態以實施關稅，但相關措施已被兩家地方法院裁定不符合法律依據，最高法院預計將在2025年夏季審理此案。如果最高法院最終判定這些關稅措施無效，川普推行的關稅政策將需重新設計。
截至目前，美國所有進口商品的平均有效關稅稅率約為16%，這一水平為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高。根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資料，2025年美國平均有效關稅稅率在實施關稅前後分別達到28%和18%，為自1901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預計到2025年底，平均有效稅率將維持在15%左右；若最高法院推翻相關法律依據，稅率可能降至12%左右，但長期來看，美國的有效關稅稅率將保持在10%至15%之間。這標誌著國際貿易體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關稅結構時代。
針對中國的關稅情況，目前有效關稅率約為20%至40%。預計美中雙方最終將達成協議，稅率將回落至較低水平；日本、韓國和印度被視為最有可能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的國家；東盟國家因存在轉口中國商品的問題及其自身較高的關稅水平，可能面臨更高關稅，且不會獲得豁免。與歐盟的談判主要集中在汽車領域，進展艱難。
拜登政府強調多邊主義，而關稅則是川普在外交政策中最常用的工具。但我發現，川普對經濟衝擊的容忍度比我預想得低，且感受到衝擊的時間點也更早。他曾經把部分高額報復性關稅降低至10%，現在也在消減一部分，因為他必須盡快與中國達成協議。他對債券市場反應非常敏感，如你們所見，融資成本已呈現結構性上升。無論是債市還是股市，他都非常關注通膨問題。問題在於他的顧問團隊不斷更換。
目前，由斯科特·貝森特負責對華及其他國家的貿易談判，預計2025年內可能達成部分協議。川普最信任的另外兩個人是彼得·納瓦羅和斯蒂芬·米勒，他們都是超級鷹派，納瓦羅還是政府裡最強硬的關稅支持者，但好消息是，目前由貝森特主導局勢。
關稅上升預計將導致美國2026年和2027年經濟增長下降約1個百分點，並推高通膨水平，我認為川普的貿易政策風險很高。
移民政策方面，川普競選時以移民問題為核心議題，這也是其獲勝的關鍵因素。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被普遍認為未能有效控制南部邊境，導致藍領工人就業機會受損，工資水平下降，體系接近崩潰。川普現已加強驅逐出境措施，資金支援增加，但執行需謹慎。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關稅與移民政策疊加效應可能在未來兩年半內推高通膨並抑制經濟增長，移民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可能與關稅同等重要甚至更大。
04
新的國際經濟體系
美國經濟的變化將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市場，其需求變化將直接影響中國及其他國家。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擴大，2025年赤字預計佔GDP約6.4%，財政鷹派議員數量極少，財政狀況難以持續。
目前，華盛頓的學術界和政策圈並沒有充分思考一個重要問題：民粹主義將在美國長期存在，那麼未來的國際經濟體系將會是怎樣的？我們是否會進入一個沒有美國的世界？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川普將在2028年離任，屆時他將不再執政，但美國的關稅有效稅率預計將維持在10%到15%之間。關稅一旦實施，往往難以取消，這是經濟學家和政策研究者普遍認可的事實，因為它會形成利益集團，建立的機制一旦形成，就很難被拆除。
雖然拜登總統不支援川普對華加征關稅，但未能在其任內取消川普第一任期的這些措施。因此，我們必須假設，國際經濟體系可能會進入一個以關稅為基礎的時代，這一趨勢值得認真思考，因為它將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從我的角度來看，未來可能會出現一些較為鬆散的區域性集團。例如，美墨加協定（USMCA）可能會變得更弱，同時，一個以中國和東盟為中心的東亞集團也會逐漸形成。然而，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的關係十分複雜，這使得該集團也將保持鬆散。歐洲也可能會形成類似的集團，但受到右翼民粹主義影響，其政策影響力可能會被削弱。
我對全球治理體系並不樂觀，但這是我對未來二十年走向的最佳判斷。最能說明這一問題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3年1月發佈的報告《地緣經濟分裂與多邊主義的未來》，該報告討論了國際經濟體系的碎片化趨勢以及多邊主義的衰退。在我看來，這也意味著美元的國際使用地位將出現非常緩慢的下降。我認為“去美元化”這一概念被過度誇大了，這將是一個蝸牛般的過程。美元目前依然強勢，佔全球交易的88%，其地位仍然非常強大。
然而，美元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全球對美國的信任，而這種信任正逐漸減弱。我認為，其他貨幣在國際交易中的使用比例將會逐漸上升。
另外，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也非常重要。儘管這一話題被廣泛討論，但實際上很少有人能夠真正把握其中的趨勢。在我看來，我們需要關注一些崛起中的重要力量。中國作為“全球南方”的一員，同時也是G20的成員，印度、土耳其、巴西、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印尼等國家也在嶄露頭角。這些國家在制定全球議程、應對氣候變化以及調解國際事務方面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它們將在未來的經濟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川普政府正在瓦解國際體系，美國的民粹主義正逐步摧毀國際貿易體系。未來可能形成全新的制度安排，任務艱巨。
05
結語
當前世界處於“G零”時代，即無任何國家或集團能夠主導全球議程或維持國際秩序。地緣政治衰退加劇，全球領導力下降，若發生新一輪大流行，後果可能超過新冠疫情。國際秩序比20世紀30年代以來任何時期都更為脆弱，未來將由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三大強權以更為激烈的硬實力競爭主導國際局勢。 (人大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