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無法被解僱，但共和黨參議員必須嚴格審查其繼任者。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說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不要解僱聯準會主席傑羅姆·鮑爾（Jerome Powell），理由是此舉將對金融市場產生負面影響。對此，川普周日在Truth Social上回應道：“沒人需要給我解釋這些道理。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市場需要什麼，美國需要什麼。”他進一步強調：“不是別人來給我講道理，是我來教他們！”

第二天早上，那些「無需向我解釋」的顧問之一，在CNBC上繼續對白宮針對聯準會的攻勢。 “聯準會到底有沒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貝森特反問道，“如果這是一家聯邦航空管理局（FAA），但卻屢屢出現重大失誤，我們一定會追查原因，找出癥結何在。”

很明顯，鮑爾在是否應因關稅帶來的通膨壓力而貿然降息的問題上持謹慎態度，這令川普和他身邊的高層頗為惱火。但總統無權解僱鮑爾。美國最高法院已明確表態，聯準會董事會將被排除在總統對獨立機構權力不斷擴張的趨勢之外。今年五月，最高法院發布命令稱：「聯準會是一個結構獨特、半私有的實體，其歷史傳統可追溯到第一、第二家合眾國銀行。」僅僅因為政策分歧，並不足以滿足解僱鮑爾的法律條件。

儘管總統明顯試圖把聯準會總部翻修工程的管理問題炒作為欺詐指控，以達到法律上解僱鮑爾的門檻，但從現實來看，鮑爾大概率將履行完任期，直至明年五月。真正的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川普希望下任聯準會主席能立刻、大幅降息。但他應該（但未必）明白，聯準會董事會只控制短期利率。長期借貸利率－例如影響企業和家庭房貸的利率－則由市場決定。如果投資人相信短期利率的下調會引發通膨，他們就會要求長期債券支付更高的利息，進而抑制經濟成長。

半個世紀前，聯準會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壓力下，在1972年大選前降息，結果導致通膨肆虐近十年，直至新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於70年代末將利率提升至歷史高位，並多年維持高利率，才最終恢復了經濟衰退——但但經濟衰退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這不僅僅是歷史軼事。數十年的研究表明，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獨立的中央銀行，以避險政府追求短期經濟成果時帶來的通膨壓力。 1993年，經濟學家阿爾貝托·阿萊西納（Alberto Alesina）和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篇廣為引用的論文中證明，與其他制度相比，獨立的中央銀行既能降低通膨水平及其波動性，又不會抑制經濟增長或推高失業率。其他研究也發現，通膨預期上升對經濟不利，而獨立的中央銀行有助於降低這種預期。

當然，聯準會不可能完全獨立。正如我的布魯金斯學會同事薩拉·賓德（Sarah Binder）和她的合著者馬克·斯賓德爾（Mark Spindel）所指出的，國會始終在塑造聯準會的目標和權力，國會對其政策的支持也至關重要。國會將「實現最大就業與低而穩定的通膨」這項「雙重使命」正式寫入法律，正是為了因應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如今依然指導著聯準會的政策。即便總統與聯準會公開對抗，如杜魯門（Harry Truman）在1951年所為，國會的態度仍能深刻影響最終的政策走向。

在這些總體的「護欄」內，聯準會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問題在於，這樣的自主權在當下環境下還能維持。當川普提出要解僱鮑爾時，部分共和黨參議員的反應可謂不一。但當下一任聯準會主席提名人明顯對總統「降息優先」的議程表示效忠時，共和黨參議員又會作何選擇？

聯準會的獨立性——不僅是美國經濟，也是全球經濟的基石——能否延續下去，取決於關鍵數量的共和黨參議員在審查總統人選時，是否能展現獨立判斷力。在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圖爾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和小羅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等提名案上一再俯首聽命之後，我們很難對此抱有信心。否則，美國經濟或將重演上世紀70年代的高通膨噩夢。

William A. Galston

威廉·A·加爾斯頓（William A. Galston）是《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政治與思想」（Politics & Ideas）專欄的每周撰稿人。他目前擔任布魯金斯學會治理研究計畫中的以茲爾卡（Ezra K. Zilkha）冠名的講席教授，並且是該計畫的高級研究員。

在2006年1月加入布魯金斯學會之前，他曾任馬裡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索爾·斯特恩講席教授（Saul Stern Professor）及代理院長，哲學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公民學習與參與資訊與研究中心創始主任，以及全國公民復興委員會執行主任。

加爾斯頓先生曾參與六次總統競選，並於1993年至1995年擔任柯林頓總統（President Clinton）國內政策副助理（Deputy Assistant to President for Domestic Policy）。

他在政治理論、公共政策與美國政治等領域出版了10本專著，並發表了100餘篇文章。他最近的著作包括《自由多元主義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Liberal Pluralism, 劍橋大學出版社，2004年）、《公共事務》（Public Matters, 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2005年）以及《反多元主義：民粹主義對自由民主的威脅》（Anti-Plural): The Populist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父親出版社，2018年）。加爾斯頓曾獲美國政治學會休伯特·H·漢弗萊獎（Hubert H. Humphrey Award），並於2004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