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和香港，越來越不像了

如果你是做跨境業務、家辦架構、產業出海的創業者，近幾年一定聽過這句話：

“去新加坡吧，那裡現在是下一個香港。”

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是在2020年。當時是疫情剛爆發的時候，香港突然不再“穩”，全球資金像候鳥一樣，開始尋找新的避風港。

很多人自然想到了新加坡。

於是，VC基金搬到了新加坡，企業控股架構設在了新加坡，家族辦公室落地在新加坡，連那些過去從沒想過離開香港的人，也在觀望這個小小的島國。

但時間越久，我越想說：

新加坡和香港，看起來像，但其實越來越不像了。

你可以在它們身上，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資本性格”和“制度底色”。

一、兩個“金融中心”，出生就不同

• 從地圖上看，新加坡和香港有諸多相似：
• 都是小型港口型城市國家/地區；
• 都沒有資源，靠開放和貿易起家；
• 都有高度成熟的金融服務體系；
• 都被稱為“亞洲四小龍”；
• 都在亞洲扮演資本中轉和通道的角色。

但如果你追溯它們的發展路徑，會發現一個根本差別：

香港是“被納入”全球資本秩序；新加坡是“主動建構”全球資本秩序。

香港的崛起，是一個“殖民地城市”的自然結果：

• 它依託英國百年制度，在1949年後成為中國與世界之間唯一的中轉站；
• 20世紀中後期，大量南下資本、製造業老闆把總部設在香港；
• 它有世界上最自由的港口、最活躍的交易所、最成熟的證券市場；
• 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華人資本的“精神故鄉”——財富在這裡彙集，也從這裡發出去。

換句話說：

香港之所以發達，是因為“碰巧站在了中國改革開放與全球化之間的連接點”。

而新加坡就不同。

新加坡的成功，是“算計”出來的：

• 沒有資源，就靠招商引資拼製造；
• 沒有腹地市場，就做轉口貿易與國際航運；
• 沒有殖民優勢，就建制度、搞教育、推多語言、做國際規則對接；
• 沒有超大體量，就靠穩定、精算、合規，把自己變成“亞洲瑞士”。

新加坡沒有“紅利期”，它有的是一個個危機中的“政策應對”。

所以它的成功，並非“被選擇”，而是“自己選”。

二、金融性格不同：一個敢賭，一個怕輸

你可以從兩座城市的資本性格中，看出它們對風險的態度截然不同：

香港，是典型的“資本賭場”。

• 港交所可以容納盈利未達標的公司上市；
• 新股炒作、短期波動、流動性遊戲是常態；
• 整個金融圈更喜歡搏一搏，追熱點、炒預期、賭概念；
• VC/PE以退出為導向，快進快出，“講故事”比財報重要。

這在香港，是資本市場的一種文化。

過去十年，你能在香港看到從中概股到Web3，從地產金融到新能源的“資本風口”，就像過山車一樣此起彼伏。

而新加坡呢？

新加坡，是“資產避風港”。

• 上市制度嚴謹，稽核周期長、門檻高；
• 銀行體系穩健，KYC嚴、AML合規到變態；
• 家族辦公室追求的是財富保值、代際傳承，不是投機套利；
• 整個體系更傾向於“慢錢”，不賭周期，只押結構。

你要在香港找風口，但在新加坡找穩定。

所以有人說得很對：

“香港是一座追風的城市，而新加坡是一座等風的城市。”

三、政商生態不同：一個開放浮動，一個封閉理性

香港的底層邏輯，是“市場主導 + 精英自治”。

• 官員大多不直接干預經濟；
• 商界能量巨大，地產、金融寡頭影響城市政策；
• 新聞自由度高，政治生態複雜；
• 城市發展更受資本市場和精英意見推動。

在這裡，很多規則是“現實博弈”的結果。

而新加坡呢？

新加坡的底層邏輯是“政府主導 + 技術官僚治理”。

• 國家願景高度集中（五年規劃不叫規劃，叫“國家藍圖”）；
• 官員普遍能力強、執行力高，政策一旦定下執行到底；
• 政商關係透明但不親密，資源配置以國家利益為前提；
• 大企業受國家調控和引導，比如淡馬錫、GIC持有多家龍頭股權。

新加坡不是不市場化，而是“強政府+市場效率”的混合體。

這裡沒有什麼財團博弈，也不容太多“講關係”的操作，更多是比誰合規、誰制度清晰、誰配合得好。

這也是為什麼，大多數中資企業在香港可以走資本市場“捷徑”，但在新加坡，一切都要靠結構+合規+持續表現。

四、它們的未來分工，也已經不同了

在過去30年，香港是金融中心、新加坡是物流樞紐。

但未來，格局正在改變。

首先是在融資上市路徑上：

香港依然有其傳統優勢，尤其是對中資企業而言，熟悉的生態、熟悉的投資人、熟悉的監管邏輯，依舊讓它在“快速上市”和“講中國故事”方面更具操作空間。但這套邏輯，越來越顯得封閉和內卷。

新加坡則相對保守，優質科技公司雖逐步崛起，但數量有限。不過它的上市邏輯更加審慎穩健，走的是“小而美”的路子。對那些真想走國際化路線、目標歐美基金或國際LP的公司來說，新加坡反而成了“長線玩家”的新舞台。

在家辦、信託、資產配置這條賽道上：

香港過去曾是華人家族財富管理的首選，但近幾年明顯感覺到增速放緩，甚至伴隨著一定程度的信任波動。而新加坡家辦的增長卻堪稱“爆炸式”——不僅數量翻倍增長，更重要的是，背後的資金是跨國、跨代、跨結構的家族資金。

新加坡用清晰的法律結構、靈活的稅務安排和穩定的政治氛圍，吸引了全球真正“想沉澱下來的錢”。

在控股結構設立方面：

香港有很多歷史路徑依賴，尤其是對那些十多年前就設立離岸架構的老派企業來說，改變成本高，也沒必要。但新設控股結構的公司，特別是近幾年興起的新消費、新製造、出海品牌，更傾向直接設在新加坡。

一方面是制度友好，另一方面是——它不再只是離岸註冊地，而是一個“全球總部+財稅合規+品牌跳板”的多功能節點。

在中東與東南亞市場連接方面：

香港雖然有全球影響力，但在東盟國家、中東國家的政策橋樑和貿易網路上，始終略顯尷尬。新加坡則不同，它天生就是“東南亞十國的協調中心”，又與中東、南亞有著穩固的外交、稅務和外貿安排，正逐漸成為中企出海中東、落地東盟的跳板。

你能明顯感覺到：越來越多的出海品牌、出海工廠、出海電商營運中心，都在用新加坡作為“橋頭堡”。

在法規和稅務環境上：

香港過去以“自由港”、“無資本管制”著稱，但如今的監管正逐步趨嚴，尤其在反洗錢、審查機制上，開始向國際標準靠攏，但又尚未形成新一代制度優勢。

新加坡早就建立起一套“既合規又靈活”的規則體系。它不是完全放開，而是“在透明中給出空間”，比如說：你只要合規，就能享受稅收優惠、跨境便利和雙邊協定；但你一旦違規，也很難混水摸魚。這種“規則清晰+執行有力”的風格，讓它更像亞洲的“制度型資產”。

在政治與政策的可預期性上：

香港自不必說，變化太快，今天說什麼明天不一定算，外資觀望、中資收斂，政策傳導變慢了。

而新加坡，不管你喜不喜歡它的“技術官僚治理模式”，至少它穩定、明確、執行強。你今天知道它要幹什麼，五年後基本就看到結果了。這對資本來說，是一種極大的“心安”。

最後說說出口品牌和市場增長的想像空間：

香港過去是“內地產品出海的櫥窗”，但這個作用在過去十年逐步減弱。新加坡則正好反過來，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把它作為品牌出海東南亞、佈局中東市場、引入國際資源的“起點站”。

當然，別指望新加坡本地市場能撐起多少銷售額，它的優勢不在“消費市場”，而在“通道+結構+聲譽”。

總結一句話：

新加坡，正在變成新的“全球資本港口”——不是替代香港，而是重新定位。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

• 香港更適合本土市場+快融資；
• 新加坡更適合控股結構+國際通道+慢資本。

五、寫在最後：像，也不像。你選那一個？

我曾在新加坡與香港之間頻繁往返，也在兩地看過很多項目。

我的結論是：

新加坡和香港，早就不是“互為備胎”的兩個城市，而是截然不同的戰略選擇。

如果你：

• 想快點融資、利用中概紅利、市場路徑熟悉，那香港依然有價值；
• 但如果你想佈局控股結構、做全球資產配置、設家族辦公室、打通中東東南亞，那新加坡會是更穩的路徑。

兩者不再是一種“取代”，而是一種“分工”。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說：

“新加坡不是下一個香港，而是另一個路徑的答案。” (Linda產業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