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觀點｜兩黨對治理的集體性失責

民主黨與共和黨都丟失了公共精神、遠景與和解之道。

在這個關乎國家走向的關鍵時刻，我們面前有兩種選擇。其一，美國走向復興，作為世界強國與盟友攜手共進，擁有創新經濟，以及一個兩黨能夠協作的政府。其二，美國走向衰退，讓恐懼、撕裂與政治偏執削弱民主，把我們推向敗亡帝國的軌道。

我們將走上的道路，取決於我們選出的領導人，以及他們是否願意協作。不幸的是，兩黨在很大程度上已放棄了本應承擔的治理職責。共和黨素以預算紀律與法治秩序見長，如今卻讓相當一部分傳統讓位於唐納德·川普總統的個人意志。民主黨過去從社會保障到聯邦醫療保險曾推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跨黨派立法，如今卻被共和黨人孤立於議事之外。儘管民主黨人在反對川普政策上立場一致，但在財政與稅制、貿易與移民、以及法治與秩序等議題上，至今仍未提出一套連貫成體系的替代性藍圖。

民主黨仍在努力汲取2024年大選的教訓。他們誤以為把法案通過就足夠了，而政治的要義在於理解選民的恐懼與關切。那場選舉不只是圍繞一位年事已高的總統。它更關乎無數家庭對通膨、就業、邊境、對法律的尊重，以及日益危險的世界局勢的憂慮。民主黨領導層把注意力放在黨內基本盤的激進主張上，而不是普通美國人的家庭帳本與生計問題。如今，共和黨正在犯下同樣的錯誤。

黨派分歧讓兩黨陷入癱瘓，合作治理無從談起。由此造成的真空，導致一黨操盤的議事無法直面美國的危機，反而為繞過委員會程序的欠推敲立法匆匆蓋章，並任由政治煙幕轉移公眾對華盛頓失靈的注意力。

過去並非如此。回望我在公共領域逾五十年的經歷，我見過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合作，推動跨黨派立法、改善美國人的生活。1966年我從軍隊退役後，為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托馬斯·庫切爾（Thomas Kuchel）工作。他是溫和派，時任參院少數黨黨鞭，其少數黨領袖是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艾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兩人都在民權、教育、聯邦醫保與國防等議題上與民主黨人合作。

1976年我當選國會議員時，眾議院議長是來自波士頓的“地道民主黨人”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他與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共和黨少數黨領袖鮑勃·米歇爾（Bob Michel）私交甚篤。兩人政治立場各異，但在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上，他們堅信兩黨有責任攜手而行。

在共和黨籍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內，兩黨通過了跨黨派立法，包括社會保障改革、綜合移民改革以及重大稅制改革。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擔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期間，我與共和黨的首席少數黨議員一道推進減赤法案，最終實現了聯邦預算的收支平衡。若無鮑勃·多爾（Bob Dole）、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霍華德·貝克（Howard Baker）、皮特·多梅尼奇（Pete Domenici）、湯姆·福利（Tom Foley）、奧尼爾（Tip O’Neill）與米歇爾（Bob Michel）等兩黨強有力領袖的通力合作，這一切不可能發生。

把那段歲月與當下的黨爭對照，便能看清在美國經濟危機面前我們何其苦澀的對立。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在沒有任何民主黨票的情況下通過了總統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令本已創紀錄的聯邦債務再增4.1兆美元。該立法為富人減稅，卻削減給窮人的醫療補助（Medicaid）與營養項目。未來十年，國債利息支出將飆至每年近2兆美元。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與聯邦醫保（Medicare）信託基金到2032年將陷入無力償付，但兩黨都無意推動為減債所必需的福利或稅制改革。動盪的債券市場折射出對債務擴張與通膨上行的憂慮，而不可預測的關稅政策正推高物價。

這些危機呼喚領導力，華盛頓卻只端出轉移視線的戲法。眾議長為迴避兩黨推動公開“愛潑斯坦檔案”（Epstein files）的努力而讓眾議院休會。兩黨陷入重劃選區之戰，企圖操控民意。迄今沒有任何撥款法案獲通過，新一輪預算危機可能令政府再度關門。總統正魯莽侵蝕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的獨立性，還解僱了負責維護國家經濟統計完整性的人。

近250年來，美國的民主與穩定有賴兩黨相互傾聽、彼此信任、尋求妥協。這才是治理之道。失敗帝國的歷史，正是領導層失職的歷史。他們無視經濟與軍事威脅，並對帝國自我維繫的能力撒謊。

我們的治理要麼依靠領導力，要麼依靠危機倒逼。若領導者能作出艱難抉擇，承擔正確決策所固有的政治風險，我們就能避免危機；否則，國家將繼續在一場接一場的危機中被動治理。美國人民理應得到更好的答案。他們把票投給領導者，是要他們赴華盛頓施政，把國家置於政黨之上。現在，是總統與國會放下權力之爭、為國家利益而行的時候了。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