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能務實，堅持原則還有什麼意義？
我們大概都看過這種聚會來賓，出發點不壞，但相處起來讓人疲憊。就叫他「傑瑞」（Jerry）。傑瑞的講述東拉西扯、缺乏重點；他閃爍其詞、哀嘆往昔、抱怨現狀，卻拿不出面向未來的任何方案。他只顧說話，不願傾聽。大家同情傑瑞，卻不想待在他身邊。這種氛圍讓人渾身不對勁。
傑瑞的處境，正是當下民主黨的寫照。過去四年裡，在全美30個以黨別統計選民登記的州中，民主黨在每個州都丟了陣地，選民登記淨流失約450萬人。
這個曾象徵美國樂觀精神的政黨，如今聽起來卻像是永遠的悲觀派。民主黨從前高舉成長與可能性，如今則把重心放在「管理衰退」與「分配稀缺」上。他們更像是在解釋“為什麼做不到”，而不是把事情“真正做成”。更糟的是，他們陷入被動，只會對共和黨人的行動亦步亦趨，難以自我定向。
要把氣場找回來，民主黨需要傾聽一群新生代領導者的聲音。這並不難。無論是在雞尾酒會或政治場上，人們天然會靠近真實、樂觀、懂得傾聽並尊重他人的人，而會遠離那些找藉口、愛抱怨、居高臨下的人。只要民主黨把年輕有活力的人才用起來，拿出能實際幫助美國人解決最重要問題的常識性方案，整體氛圍就會煥然一新。
與民主黨籍的參議員、眾議員、州長和市長的交流，暴露出一個矛盾。我在私下接觸中發現，他們往往真誠且務實，手裡也有解決問題的點子；可一到公開場合，他們就變得謹慎慎微、缺乏自信。其根源是恐懼是他們害怕被黨內左翼貼上“出賣原則”的標籤，害怕被右翼罵成“極端分子”，也害怕被各類利益團體抹黑。這樣的恐懼讓他們遲疑不前，無法傳達自己的真誠，更難為大膽改革鼓與呼。他們活成了“長期焦慮的政黨”，而不是“主動行動的政黨”。
選民每天醒來，擔心房租負擔不起，為政府製造的各種摩擦而沮喪，焦慮子女恐怕難有比自己更好的前景。當民主黨用空泛而誇張、卻沒有執行方案的口號來回應這些真切煩惱時，他們註定會失去聽眾。
美國人需要的是一個相信「蛋糕可以做大」的政黨，而不是只會爭吵「怎麼把更小的蛋糕切塊」的政黨。這意味著要把事情做成：讓房屋建設更快更多，讓好工作更多更穩，讓通往繁榮的路徑更多更寬。以住房為例。年輕教師在自己服務的學區也住不起房子。護理師通勤要兩小時，因為醫院周邊房價高得離譜。小企業主招不到人，因為員工找不到住處。默許利益集團把建造房屋所需的規制“武器化”，任憑選民各自為戰，已經讓選民心生疏離。民主黨讓自己被各路「選民子群」牽著走，卻偏偏忽略了最重要的那一群人：需要一個住處的人。
同樣的模式也在扼殺創業活力。低收入勞工和新創小老闆，被相互衝突、缺乏常理的規定與繁瑣文書拖住手腳。有的州里，編發師居然要完成500小時培訓才能執業。紐約市餐車許可證的等候名單一排就是十年，逼出一條非法的“二級市場”，新進攤主不得不花高價向持證者“租約”。民主黨口口聲聲捍衛“美國夢”，實際上卻把實現它變得更困難。當連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市長候選人都主張大幅削減小企業規制時，或許黨內該認真傾聽了。
這種「把事辦成」的心態不僅該用在住房問題上，也該擴展到民主黨聲稱關心的每一個議題。氣候變遷？別再阻撓核電廠與電網輸電通道的建設。經濟流動性？削減那些把人擋在創業門外的執照門檻。基建？把路和橋修起來，而不是為大家都同意的項目耗上五年的環境評估。
民主黨需要不問出身地擁抱合乎邏輯的政策。共和黨提出的辦法只要有效，就大膽拿來，把它做得更好。移民就是典型例子。美國的庇護程序確實出了問題，兩黨協作推動修復理應列為優先事項。企業家指出了卡住就業創造的監管障礙，就把它們清除掉。那座城市的市長把審核時間砍半了，就把這種做法在全國推廣。
也有值得樂觀的跡象。在俄亥俄州，由民主黨領導的辛辛那提（Cincinnati）推進了分區改革，並設立信託基金，幫助家庭更容易找到可負擔住房。在馬裡蘭州，一項「從聯邦到教育」（Feds to Eds）的計劃，透過為被裁聯邦僱員開闢教師資格的快速通道，緩解教師短缺。全國各地，年輕一代的民主黨領袖正在證明，有效率、務實以及與企業的建設性夥伴關係，確實能帶來成果。
擺在民主黨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要麼擁抱那些「把事辦成」的先行者，要麼繼續做那個把「為何做不到」說得頭頭是道的政黨。美國人已經被失靈的體制折騰得筋疲力盡，也被那些似乎忽視或誤解他們訴求的領導者所挫敗。他們要的是更少的過程主義、更實在的進展。
能同時做到原則堅定與務實可行、兼具同理心與治理能力的政黨，將掌握下一代美國政治的主導權。做不到的那個，結局就會像傑瑞常有的處境一樣：對著空蕩蕩的房間自言自語，而其他人早已轉身投入更有價值的對話之中。(一杯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