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式上任，隨後就發表了一系列右翼軍國主義言論，妄言要以軍事手段干涉台灣局勢，用武力和中國對抗。這種做法立刻引來了我們中國的強烈抗議，並對日本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壓力。但高市早苗的選擇，是在11月正式拒絕中方所有要求，且明確宣佈不會向中方道歉，強硬到底。隨後中國對日本施加了更加強大的政治壓力，並開始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高市早苗雖然是日本首相，但日本並不是高市早苗一個人說了算的，還有很多高市早苗的對手和反對者，他們聯合在野黨發起了大量反對高市早苗的遊行集會，並在國會上對自民黨的獻金醜聞以及高市早苗外交問題等進行集中質詢。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在眾議院的議席僅勉強過半，在參議院更是居於少數，在大量的反對聲音面前立法施政屢屢遭遇阻力，執政陷入僵局。為打破僵局，高市早苗進行了一次政治豪賭。1月23日，高市早苗宣佈解散日本眾議院，並於16天后在日本全國範圍內進行全民投票，重新選舉。在解散前，日本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僅有230席，高市早苗將執政聯盟拿下超半數也就是233個議席定為勝負線，甚至賭上了自己的政治去留。她在1月19日曾表示，“能否繼續擔任首相將取決於此”。也就是說高市早苗認為自己對華武力威脅是對的，然後把決定權交給了日本全國人民。如果這次的選舉結果，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沒有拿下233個議席，那就不用談什麼撤回軍國主義言論對中國道歉的事情了，高市早苗自己直接辭職下台。但如果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拿下了233個議席，讓自己的席位佔比超過了半數，那高市早苗就是對的，就更不談什麼撤回軍國主義言論對中國道歉的事情了，因為日本民意支援這麼做，而且過了半數席位會讓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自己一家的票數就能成為多數，執政將不再有障礙。高市早苗力主用武力干涉中國內政，把日本置於和中國的軍事衝突風險之下，這件事日本人民到底是怎麼看待的？2月8日，日本眾議院進行大選，在大選前日本在野黨的宣傳文案就已經把高市早苗和日本軍國主義畫了等號，然後宣傳給日本全國人看。看到高市早苗成為了恐怖的日本最後的軍國主義者後，日本的選民立馬就有了自己的答案。2月9日，選舉結果出爐，日本自民黨一家就拿下了316個席位，遠超解散前的198席位。加上日本維新會獲得的36個席位，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這次拿下了352個席位，遠遠超過的之前的預期目標233個席位，獲得了碾壓式的大勝利。日本眾議院的總席位是465個，獲得233個席位就超過了半數，可以通過絕大多數議案，但這次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拿下的是恐怖的352個席位，佔比達75.7%，甚至超過了修憲要求的2/3也就是310個席位門檻。也就是說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不僅在執政方面再無阻礙，甚至席位數量之多已經達到了想怎麼修憲就可以怎麼修憲的地步，高市早苗獲得了日本議會制度下的“終極權力”。這次的選舉結果創造了日本政壇的奇蹟，自二戰後日本從來沒有那個政客拿下過這樣的成就，是絕無僅有的二戰後最高記錄，是首次有執政聯盟達到了修憲門檻。這個記錄僅有1942年日本對美戰爭期間，主張強硬對美戰爭的極端法西斯組織“大政翼贊會”拿下81.8%席位的記錄可以比擬。高市早苗上台後就要重振日本軍國主義，就對中國發出了軍事威脅，做完這一切後立刻解散了眾議院然後重新選舉。然後高市早苗的執政聯盟所擁有的席位，就從不足半數飆升到了75.7%，遠遠超過了高市早苗自己50%的期望結果。這說明日本民意如此，說明日本對高市早苗重振軍國主義的支援程度甚至超過了高市早苗自己的預期。在日本，支援高市早苗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才是大多數，不支援的才是極少數，這次的選舉結果證明了一切，堵上了所有人的嘴巴。2月8日選舉當天，在選舉結果基本鎖定後，高市早苗立刻發表了更激進言論，把日本政客的目標從參拜靖國神社，改成了“要營造能參拜靖國神社的環境”，甚至要求同盟國及周邊國家“理解”其行為。這次的選舉結果說明了很多事情，證明了日本的“民心所向”，不僅支援了高市早苗的軍事強硬，而且會讓高市早苗更加激進的軍事強硬，因為那怕是高市早苗自己都不敢違逆這股民意潮流，這是絕對多數，修憲級力量。中國立刻給予了日本極右翼力量以強烈警告，但在這麼大比例的投票結果面前，日本政客只會更加的強硬，更加的極右翼，而不會相反，因為選票結果已經指明了他們必須走極端右翼路線，逆著走的政客會遭到強烈的選票反噬，正常來說是走不通的。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大選結果，也不是高市早苗這個首相的個人勝利，而是日本用全民選票明確向全世界尤其是中國，宣稱了自己的國家路線方向。中日之間曾經有大量的緩衝地帶，比如政經分離、模糊表態、低調協作等等，讓中日之間長期處於“戰略模糊”的狀態，但這一切在這次全民投票結果之後都將不復存在，甚至讓人找託詞掩飾都沒辦法。日本這次不是少數政客的右轉，而是全民集體右轉，不是高市早苗投機取巧拿到選票上了台，而是日本民眾需要高市早苗上台。日本出現“集體右轉”，不是因為日子過的太好，而是因為日子過的太差。自1990年開始，日本已經“失去了35年”，內部增長乏力，社會焦慮累積、舊路徑難以為繼，日本已經嘗試了所有和平框架內的方法，始終無法擺脫這一切，國家經濟陷入泥潭。這一切都是因為日本受制於美國，80年代日本的和平崛起被美國直接打斷了脊樑，從此對日本嚴防死守，徹底把日本壓入了大牢，但日本沒有絲毫反抗的力量，因為日本是戰敗國，美軍駐紮日本。美國經濟還好的時候，雖然壓制日本，但日本還能勉強過日子，就算美國吃肉不可動搖，至少日本還能喝口湯。但現在美國經濟不行了，連給日本的那點湯湯水水都要收回去自己喝，直接導致日本再也沒辦法過日子了，而日本對此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日本集體右轉了，試圖以戰爭來讓自己擺脫美國的箝制。美國和日本有血仇，所以長期死死的控制日本，但如今美國已經明確認為自己在亞太地區無法單獨壓制中國了。所以把壓制了70多年的野獸日本放出牢籠解開鎖鏈，這就成為了一個選項，前提是日本必須去撕咬中國。高市早苗在對中國發出軍事威脅極其強硬的同時，對美國是極盡獻媚，姿態極低，而美國對於日本敢於軍事威脅中國這件事不置可否，裝沒看見，已經足以證明美國對此事的態度。要讓日本去打中國且不牽涉到美國，那美國就必然要給日本軍隊自主的權利，就必然要徹底武裝日本，這會讓日本恢復軍事權。美國不怕重新武裝的日本反噬自己，是因為篤定了日本會被中國收拾掉，美國絕不認為自己都打不過的中國是日本能抗衡的。但美國也認為日本能給中國帶來極大的麻煩和損失，進而讓自己在中美博弈裡重新獲得戰略優勢。所以美國願意把日本這頭猛獸放出牢籠，而日本也願意拿命去博那一線希望。雖然說勝率接近零，雖然說美國敢放日本出籠就代表美國自己都不認為日本能贏，那怕有美國在背後支援也不行。但不賭一把怎麼知道結果呢，戰爭這東西結果不好說的，不是誰強就一定贏的。在以上這些的基礎上，日本這個民族的賭性本來就大，就算希望接近零，只要有一絲希望就敢去賭國運，而且日本百年來對中國的作戰屢戰屢勝，從未真正敗於中國一次，心理上對中國具備勝者優勢。所以日本人這次集體賭國運了，那怕明知道實力遠不如中國也敢下注去賭。回頭去看，中國對日本軍民兩用物資的禁止出口，根本就不是所謂的“政治施壓”，而是字面意義上的“防止日本進行軍事冒險”，因為日本這次真的要走軍國主義冒險路線了。但對中國來說，靖國神社裡供奉的所謂“日本英雄”絕大多數都是1894年到1945年裡的日本軍人，而這裡面絕大多數都是依靠血腥屠戮中國人拿到的軍功。靖國神社始終屹立不倒，甚至香火不斷，這本質上就是亞洲區的二戰沒打完的證明，二戰時日本對其他亞洲國家犯下的血債並未被徹底清算，其國內的極右翼法西斯思想並未被徹底清洗，重新復甦只是時間問題。75.7%眾議院席位，支援高市早苗支援到了送給她能修憲的絕對權力，這恐怖的民意支援率居然是高市早苗對中國發出軍事威脅得到的。所有人的嘴都堵上了，不止是日本的，還有中國的，所有的一切都變的毫無爭議。沒有任何爭議，我們接下來能做的就是默默準備，反正好話真的是說盡了。還有25%的日本人反對高市早苗，其實也不少了，因為民意這東西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打日本一頓，讓日本遭受損失，那很多人的所謂“民意”瞬間就會變，因為當初投票的時候只想著打贏的好處沒想過打輸的損失，民意瞬間大反轉也許就是一次戰役的勝負問題。但前提是中國能打贏，能讓日本承受巨大損失，而且戰果懸殊到日本絕望，否則日本不會那麼簡單就收手。 (遠方青木)

2026年開局不到一個月，全世界就目睹了冷戰結束以來最令人不安的全球地緣政治巨變。1月初，美國閃電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隨後對格陵蘭島主權提出要求，並對加拿大反覆發出合併呼籲。這一系列事件，已不單純是川普的個人因素在主導，而是美國各類政策導向匯聚而成的結果，也預示著長期以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全球政治格局將產生根本性變化。圖：瑞士的鄉村路上一、震驚世界的系列操作這一輪地緣政治衝擊始於西半球。2026年1月初，美國以禁毒和反恐為名，對委內瑞拉發動軍事行動，將總統馬杜洛控制並移送至美國。隨後，川普政府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以保護美國在該國的石油利益，並宣稱將主導其未來的原油開發。這標誌著美國對拉美傳統的門羅主義政策正以最赤裸裸的武力形式回潮，也撕下了所有關於民主與人權的偽飾，回歸到以軍事手段控制戰略資源、清除異己政權的本質。與此同時，美國的領土野心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勢力範圍。川普政府公開對丹麥的自治領地格陵蘭島表現出濃厚興趣，稱其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必要之地。儘管格陵蘭島政府和丹麥政府一再重申主權不容談判，川普仍在達沃斯論壇上與北約秘書長會晤，單方面聲稱已就格陵蘭島的未來協議框架達成一致，甚至揚言要獲得在該島沒有時間限制的全面准入權限，以部署導彈防禦系統。這種對北約盟國領土完整性的公然漠視，動搖了聯盟最基本的信任基石。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其對鄰國加拿大的態度。川普多次在公開場合暗示甚至明示合併加拿大的可能性，提出以提供導彈防禦系統為交換，讓加拿大成為第51個州。這種將最親密的盟友視為可以交易資產的言論，徹底顛覆了基於共同價值觀和戰略利益的傳統同盟關係。作為直接回應，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論壇發表演講，呼籲中等國家聯合行動以抵禦大國脅迫。期間，川普還在個人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發佈了一張照片，將加拿大、格林蘭島、委內瑞拉領土塗成美國國旗，把脅迫外交直接擺上了檯面。這種挑釁行為等於敲著黑板向全世界宣告，在美國優先面前，一切國際法、國家主權和盟友關係全都是可以拋棄的。二、透過事件看本質變化通過分析這一系列事件，可以判斷，原本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現已陷入系統性危機，同時也讓我們看到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定位以及對同盟關係的處理上產生了根本性變化。第一，美國正從體系主導者蛻變為體系破壞者。戰後國際秩序由美國主導建立並長期受益，客觀上美國在這期間為全球提供了一定的公共產品並對國際秩序的穩定發揮了作用。但當前美國的行為表明，當其認為現有規則不再能最大化其利益，甚至對自身構成約束時，它會毫不猶豫地拋棄這些規則。從近兩年對國際法院判決的蔑視，到將世界貿易組織邊緣化、批次退出各類協定，再到當前對主權原則赤裸裸的踐踏，美國正主動拆解由自己建構、經營並長期主導的國際體系。第二，歐美同盟關係的性質出現根本轉變。北約第五條共同防禦原則提出“對一個或多個成員國的武裝攻擊，應被視為對全體成員國的攻擊”，成員國應當採取包括武力在內的必要行動，以維護區域安全。但第五條所述的原則，在成員國主權被“北約首領”所覬覦的現實面前，顯得極為蒼白甚至反諷。川普上台以來，歐洲從提供政策上的附和，到在經濟上做出巨大讓步，再到在國家安全上陷入恐慌和憤怒，這種得寸進尺的行為，讓他們不得不重新評估對美國過度依賴的風險。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所提出的“戰略自主權”正是經歷了這種集體焦慮與深刻反思後的產物。顯然，跨大西洋紐帶已經不再那麼牢固，盟友關係也不再那麼可靠。第三，發展邏輯正逐步讓位於安全邏輯。川普政府將貿易、投資、金融等全球化核心要素轉化為戰略施壓工具，通過加征關稅、擴大制裁、收緊投資審查等一系列單邊措施，強化了對特定國家的威懾能力，經濟全球化處理程序被注入了更顯著的地緣政治色彩。美國對格陵蘭島和委內瑞拉的稀土、石油等關鍵礦產與能源的爭奪，以及對全球能源航道的主導權競爭，表明地緣政治的核心已進一步轉向對關鍵資源的掌控。世界格局演進邏輯由過去以增進各國福祉、提升整體效率為核心的全球化，轉變為以鞏固主要大國安全與霸主地位為優先考量的對峙化轉變。三、美國動因分析從美國政府的動因分析，上述一系列操作必然受川普個人行事風格的影響，但更深層次還是由美國政府的戰略文化和戰略意圖所決定。從戰略文化看，這是門羅主義在當前的極端化體現。1823年，美國第五任總統詹姆斯·門羅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則（熟知為“門羅主義”），第一次確立了美國在美洲地區的排他性主導權，也建構了美國區域霸權的雛形。但美國近期的行為從排斥外部勢力干預發展為對區域內國家主權和資源的公開掠奪，則將門羅主義推向了新的極端。相應的，其戰略目標也從維護地區主導權擴展為確保對戰略要地和關鍵資源的絕對控制，以服務其大國競爭之需。從現實動力看，這源於對霸權地位遭遇挑戰的應激反應。面對東方大國的穩步崛起，特別是越被打壓越有韌勁的事實，美國戰略界普遍瀰漫著一種焦慮感。上述一系列行為實際上是一種進攻性防禦，通過在全球關鍵區域採取先發制人的激進策略，規避潛在對手的影響力擴張，進而鎖定地緣戰略優勢。具體來看，對格陵蘭島稀土資源的覬覦，直接動因是打破中國在全球稀土領域的主導地位以及獲得對戰略要地的控制，而對委內瑞拉的極限干涉，則意在掌控其石油等資源以鞏固自身區域主導權與能源安全。從國內政治看，這是美國社會民粹主義外溢的必然產物。川普式的政治敘事，成功將複雜的國際關係簡化為“美國吃虧”的民粹話術，將對外的強勢和掠奪包裝為MAGA行動，而外交行為則成為了服務國內選舉、拉攏特定選民的工具。國家政策制定的主導權，也從相對專業、相對理性的上層外交精英，轉移至追求短期效應的民粹政客手中，導致決策高度短視化、情緒化、交易化。四、全球影響分析：秩序的叢林化轉折從全球影響來看，美國的這一系列動作正在將其自身和世界推向危險的邊緣。首先，美國可能面臨戰略反噬。美國的不確定行為正在迅速消耗其二戰以來積累的國家信譽及其國際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其單邊政策與交易性傾向侵蝕了盟友信任，推動歐洲等地尋求戰略自主。同時，對多邊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疊加將美元金融體系武器化的做法，削弱了其自身所主導的國際秩序權威，反而激勵其他國家建構替代性機制。最終，這種信譽損耗將觸發各國在經濟與金融領域的去風險化處理程序，逐步削弱美元特權與美國的經濟主導能力。其次，全球衝突風險顯著攀升。美國對國際規則採取的選擇性破壞和利用，動搖了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為全球範圍內的修正主義行為提供了危險的先例與藉口。當北約成員國的主權都能被公然挑戰而得不到有力維護時，國際規範的權威性便大幅削弱，這使得世界其他地區的領土與主權爭端更難通過和平方式得到有效解決。到2026年，全球可能面對更多、更激烈的地緣政治對抗。與此同時，網路空間與人工智慧等尖端技術加速融入軍事領域，導致物理現實與虛擬空間的動盪相互交織，進一步放大了全球安全體系的不穩定性。最後，全球體系走向陣營化格局。美國將戰略重心更多轉向西半球，疊加歐洲尋求戰略自主的傾向，將削弱歐美同盟的緊密性。這種變化可能讓其他主要國家認為歐亞大陸的力量平衡正在鬆動，從而採取更具試探性的行動。同時，在安全考量和技術競爭的推動下，關鍵領域如晶片供應鏈、數字規則和金融支付等，正逐漸形成基於不同陣營標準和夥伴關係的 “平行體系”。全球化的整體框架正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以區域、安全或價值觀為導向的集團化合作，世界在經濟與政治上正逐漸分離成不同的陣營，呈現出一種日益分化的格局。五、中國的機會與行動近期，芬蘭、加拿大、英國等多國領導人接連訪華，這一方面是對美國單邊激進政策的直接回應，表明歐洲與“中等國家”正急切地尋求戰略自主與外交避險，另一方面也反應出各方對中國在全球體系中的角色認知發生了重要變化，顯然中國已被視為維繫多邊主義、平衡全球風險不可或缺的穩定力量，這將給中國帶來難得的機遇窗口。要把握機遇，核心在於以高度的戰略定力與確定性，應對全球的失序與不確定性。事實上，中國長期以來就在堅持這一策略，並早已付諸實施。第一，以多邊外交對衝陣營分割。密集的高層互動表明，中國正積極鞏固與歐洲、東盟等關鍵力量的關係。我們的目標並非組建對抗性同盟，而是建構基於共同發展利益、反對單邊脅迫的關係網路。通過強化金磚機制、上合組織等平台，中國致力於為中小國家提供除依附霸權之外的多元選擇，緩解其安全焦慮，從而瓦解排他性集團政治的基礎。第二，以開放體系替代封閉類股。當安全邏輯衝擊全球經濟、導致割裂風險時，中國選擇持續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以此證明發展邏輯仍然具有持久生命力。通過推動RCEP等高水平自貿協定，中國實質上是為世界提供了一套替代性的合作方案，它以效率和協同發展為導向，而不被安全邏輯所綁架。這有助於各國在“去風險”的傾向中，保持理性務實的經濟合作。第三，以系統韌性化解戰略圍堵。面對美國在關鍵礦產與供應鏈領域採取的排他性佈局，中國的回應並非停留在直接對抗層面，而是著眼於系統性增強產業韌性和技術自主性，同時，通過深化 “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建構更加多元且分佈廣泛的全球資源與基礎設施網路。這一雙重路徑，既降低了自身對單一供應鏈節點的依賴風險，也從結構上增加了任何外部力量通過控制關鍵節點實施遏制政策的難度與成本，從而提升了抵禦戰略圍堵的體系韌性。總之，在這個門羅主義陰影籠罩、傳統聯盟信任崩塌的時代，中國所提供的不是一個新的霸權替代方案，而是一種強調發展優先、主權平等與互聯互通的國際關係範式。各國用外交行動表明，它們正基於現實利益，謹慎地將部分戰略期望投向東方，以期在一個日益分化的世界中，為自己保留更廣闊的迴旋空間與選項。中國能否將這種期望轉化為持久的國際影響力，取決於我們能否持續以行動證明，自己確實是這個動盪世界中最為可靠的確定性來源。 (文心雕龍)

“列強”這個詞，帶著濃重的火藥味和帝國氣息，來自19世紀那個弱肉強食、利益至上的舊世界。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會重返“列強”政治的世界嗎？面對提問，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羅曼·倫金（Roman Lunkin）教授給出了他的判語：“世界正在展現一些十九世紀的特徵，‘列強’回來了。”真是如此嗎？十九世紀的鏡像在拿破崙戰爭中，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和英國是擊敗拿破崙的核心力量。1814年，四國通過《肖蒙條約》結成聯盟，並主導了隨後召開的維也納會議。在維也納會議期間，法國部分地加入重大議題的協商。1818年法國正式進入大國俱樂部，形成了以五個主要國家協調歐洲事務的機制。這就是“列強”（great power）一詞的歷史由來，特指一個排他性的寡頭俱樂部，一種強權政治邏輯下的大國共製機制，通過定期開會協商和採取干涉行動，維持歐洲的秩序，決定小國的命運，其底色是權力利益的惡鬥、弱肉強食的野蠻，使協調與和平最終只能是間歇性的休戰。隨著一戰的爆發，舊的列強體系崩塌，“列強”的數量和範圍擴大。二戰以後，“超級大國”一詞出現，成為對最高權勢等級國家的稱謂。在中文語境中，人們開始更多使用泛化的“大國”一詞，指代那些擁有全球投射能力、能影響世界局勢的國家。而“列強”主要作為一個與強權政治、叢林法則緊密聯絡的歷史概念。因此所謂 “列強回來了”，其核心是國際關係邏輯的歷史性倒退。近年來，有一個說法不斷被提及，顯示了國際政治動向的巨大變化：“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麼你就在菜單上。”拜登總統的國務卿布林肯曾幾次援用這個說法。川普總統的第二任期中，其內閣政要沒有公開使用這個表述，但是“食客—菜單論”更經常地出現在有關國際評論中。這是“列強”政治回歸的話語體現。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華春瑩曾於2024年2月22日在社交平台貼出中方“共贏論”與美方“菜單論”的對比圖。圖源：環球網我們擁有21世紀的技術、全球化的經濟網路和複雜的國際規制體系，但主導大國的行為模式卻退化到了19世紀——以國家實力為籌碼，以地緣利益為目標，以文明差異為界限，進行零和博弈，甚至頤指氣使，肆意霸凌。這一轉變的動因複雜而深刻，其中傳統主義的強大顛覆力量尤其引人注目。通過重申國家主權、文明傳承、家庭等傳統價值觀，傳統主義煥發出強大的動員能力和大刀闊斧的糾偏能力，有力清算了普世主義、自由主義的虛偽、傲慢、不公與無能，然而它也不時走向極致，威脅到進步和包容。傳統主義與“列強”歸來相伴而生，在其推動下，世界政治已進入重塑時期。重構中的世界在新的多極體系中，三個主要玩家秉持截然不同的秩序觀，共同撕裂著原有的世界政治圖景。俄羅斯：文明論與孤勇者倫金認為，俄羅斯始終是歐洲的一部分，而並非所謂的歐亞主義，俄歐並不存在“完全割裂”。儘管目前歐盟對俄羅斯抱持敵意，但歐俄之間的經濟聯絡與人員交往並未斷絕，未來俄羅斯與包括德國、義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等部分歐洲國家的關係，有望進一步發展和加強。不管對於俄羅斯文明地位的觀點有多麼不同，俄羅斯知識分子普遍支援對烏軍事行動。俄羅斯眼中的文明中心和大國地位，要求自己在周邊地區的利益訴求得到尊重，反對北約東擴。這種訴求在西方看來是“修正主義”的，但在俄羅斯看來，這是抵禦自身地緣政治空間被壓縮的最後防線。於是，雙方邏輯激烈碰撞後走向攤牌。當地時間2月3日，頓內次克地區克拉馬托爾斯克，消防員在俄羅斯“閃電”無人機襲擊市場後撲滅大火。圖源：視覺中國歐洲：魏瑪化危機倫金同意並借用塞爾維亞學者的說法，以 “魏瑪化”稱謂歐盟的危機狀態——一種深刻的合法性危機、經濟困境與政治動盪的交織。歐洲曾試圖用規則和制度來馴服國際政治的野性，並在解決“德國問題”上可圈可點，但在融合俄羅斯的問題上，未能把握住歷史性機遇。面對“列強”回歸，歐洲是抗拒的，但幾乎一直處在應激反應狀態。它意識到需要通過“戰略自主”和“防務自主”來重振雄風，並有些許動作，不過尚無法擺脫依附慣性與失能困境。1月22日，歐盟在布魯塞爾舉行緊急峰會，討論川普的關稅威脅以及重塑歐美關係。圖源：視覺中國在對歐盟表達批評與蔑視的同時，有一點被倫金捕捉到了，他說：中國並不強調傳統主義或宗教價值觀，在意識形態上對歐洲而言反而更“舒適”；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經濟上，中國與歐洲都有一定合作空間。但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中國人，可能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些。歐方抱怨中方挺俄，中方批評歐方拎不清，雙方情緒和注意力仍停留在失望和等待的僵持中。在這個國際政治劇變與重塑時期，評估心理，保持理性，重新審視彼此之間的意識形態距離與戰略關係，是必要和有益的。美國：交易型霸權美國作為“列強”的回歸，最為弔詭。它既是現存秩序的締造者，又是其破壞者。隨著“川普主義”成為一種結構性政治力量，美國正從一個“自由帝國”蛻變為一個“交易型霸權”。在“交易型霸權”的視角下，盟友不再是共同體，而是需要繳納保護費的客戶；國際組織不再是合作平台，而是討價還價的籌碼；地緣政治不再是價值觀的較量，而是赤裸裸的利益置換。1月20日，川普展示的地圖中，加拿大、格陵蘭島和委內瑞拉均被美國國旗覆蓋。圖源：中新社這種“美國優先”的邏輯，實際上是對二戰後美國建立的“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一次“清倉大甩賣”。美國只在乎交易的盈虧，這種轉變極大加速了“列強”政治的回歸。頗為諷刺的是，美國黑幫式行事風格的傷害對象，首當其衝的是其盟友，而並非被美國精英和政府一再視為頭號對手的中國。破局與守望中國長期以來的外交定位是中國屬於開發中國家。當2008年6月，美國經濟學家伯格斯騰提出G2即中美兩國集團的概念時，中國方面持明確的否定態度。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與歐巴馬總統會晤時首次提出了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這表明中國開始坦然面對自身國力壯大的現實。儘管如此，基於獨特思想文化傳統、“百年屈辱”的傷痛以及自身和世界的長遠福祉，中國在根本上排斥“食客—菜單論”，追求平等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其要義體現在，中國承認和重視實力的重要性，但不尋求劃分勢力範圍，不搞排他性軍事同盟。通過互聯互通和共同發展，來消解地緣政治對抗的烈度。面對競鬥和敵意，毫不畏懼和作出反應是必需的，但避免衝突失控和惡性升級是可能的。同時，中國希冀一種和而不同的多極世界，其最終歸宿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其日常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這種秩序觀與西方新自由主義所推行的“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之間，並非全無相通之處，但堅決揚棄後者的狹隘、雙標與排他性，更加開放包容。2025年9月1日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現場。圖源：央視人類對“列強”政治的口誅筆伐持續了幾千年，與此同時，對權力政治的推崇也持續了幾千年。在價值層面上表態批判“列強”政治不難，更大的挑戰是實現戰略超越和政治超越，在廢墟之上建構一種能夠容納多元文明、兼顧權力與正義的新秩序。這不僅是大國的博弈，更是人類文明的又一次自我救贖。 (長安街知事)

2026年1月21日深夜，美國眾議院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宣佈，針對比爾·克林頓與希拉蕊·克林頓的調查決議已正式通過。這一投票結果，不僅意味著兩位前任總統和國務卿將面臨嚴肅調查，也標誌著美國政治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川普的政治鬥爭策略清晰可見。投票結果顯示，針對比爾·克林頓的調查決議獲得了34票贊成，8票反對，而希拉里的調查決議則獲得了28票贊成，15票反對。儘管克林頓夫婦一度被認為是美國政治中的“老狐狸”，這場投票揭示了民主黨內部的裂痕。尤其是在涉及希拉里的調查時，僅有3名民主黨議員支援，而在針對比爾·克林頓的投票中，9名民主黨議員選擇了站在共和黨一方。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這場投票背後不僅僅是關於個人的司法程序，更是川普及共和黨為2026年中期選舉精心設計的一步棋。川普顯然在借“愛潑斯坦案”這一敏感話題，利用它作為“政治武器”來攻擊民主黨，尤其是兩位與之有長期關係的政治人物——比爾與希拉蕊·克林頓。川普和共和黨通過推動“愛潑斯坦案”相關調查，力圖將其作為攻擊民主黨的主線話題，逼迫民主黨在這場政治較量中做出選擇。愛潑斯坦案本身就是一枚重磅炸彈，涉及許多知名人物。美國司法部在2025年12月公佈大量檔案，使得克林頓的名字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此時，共和黨人立即抓住這一時機，推動對克林頓夫婦的傳票發出。對川普而言，這樣的調查不僅能夠繼續引爆“愛潑斯坦案”，還可使民主黨在2026年選舉前陷入內耗。與此同時，這也讓選民對“誰在掩蓋真相”產生疑問，激發共和黨選民的情緒，以此鞏固共和黨的選民基礎，並確保共和黨在國會中的控制權。民主黨內部的態度，尤其是在克林頓夫婦調查問題上，反映出他們對未來選舉的憂慮。雖然部分民主黨議員同意調查克林頓，但更多的支持者則選擇維持沉默或者反對。這種分裂一方面反映了民主黨內部分的“自保心態”，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克林頓夫婦在黨內的特殊地位。在調查克林頓時，民主黨選擇在關鍵時刻“棄車保帥”，9名民主黨議員投贊成票，顯示出他們希望在政治危機面前保持團結。而當調查的焦點轉向希拉里時，僅有3票支援，這反映了民主黨內部對希拉里涉案程度的不同評估。川普在面對記者提問時，毫不掩飾對民主黨提出的威脅。川普高調宣佈，如果羅德里格斯拒絕配合美國的要求，美國將“動用武力”。川普的言辭盡顯威脅與挑釁，這也意味著他正在將國內政治鬥爭與外交事務交織在一起，借此刺激共和黨的選民情緒。川普在國內的政治戰鬥也在國際舞台上有所體現。1月21日，川普宣佈美國正在加強對伊朗的軍力部署，已調集大規模艦隊駛向中東，同時五角大樓確認“林肯”號航母編隊已進入相關海域。與此同時，美軍還在考慮從敘利亞全面撤軍。這一系列行動看似矛盾，卻反映了川普在權衡政治與軍事利益之間的複雜戰略。這種軍事動向一方面是在對伊朗展示美國的實力，另一方面又是在為2026年中期選舉做鋪墊，川普顯然希望通過顯示對外強硬的姿態來穩定國內支援。 (洞見防務)

2月1日，解放軍報刊發評論文章《持續深化政治整訓 縱深推進正風反腐》。全文如下：持續深化政治整訓 縱深推進正風反腐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政治整訓任重道遠。政治整訓是人民軍隊從政治上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法寶，是全面加強人民軍隊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有力武器。嚴肅查處張又俠、劉振立，彰顯了我們黨堅定捍衛人民軍隊政治本色的鮮明態度，體現了堅決打贏軍隊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總體戰的決心意志，推動形成全面從嚴治黨越來越嚴、越往後執紀越嚴的氛圍導向，必將進一步從政治上正本清源，從思想上肅毒除弊，從組織上去腐生肌，鞏固深化政治整訓成果，永葆人民軍隊性質、宗旨、本色。人民軍隊的歷史就是一部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政治整訓革新向強的歷史。每當重大歷史關頭、重要歷史階段，我們黨都通過政治整訓，革除消極因素，整齊思想、整齊步伐，使人民軍隊煥發無往不勝的強大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軍放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軍隊建設全域下運籌設計，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力度推進政治整訓、正風肅紀反腐，清除了影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危害黨的執政根基的重大政治隱患，新時代政治建軍取得歷史性成就。實踐證明，如果沒有政治上的革命性鍛造，就不可能有人民軍隊新時代偉大變革。政治整訓是對人民軍隊由內而外的洗禮淬煉。當前，世情、國情、黨情、軍情都在發生複雜深刻變化，我們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長期存在，我軍在政治上面臨的考驗錯綜複雜，影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侵蝕人民軍隊政治本色的諸多因素現實存在，剷除腐敗滋生土壤和條件任務仍然艱巨繁重。我們要充分認清政治整訓是完成強軍目標既定任務的重要內容，是重塑人民軍隊的重要途徑，必須持續深化政治整訓、鞏固純潔光榮；充分認清當前腐敗問題集中查處不是越反越腐，而是越挖越深，必須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讓，堅定不移把軍隊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確保我軍血脈永續、根基永固、優勢永存。強軍首先要在政治上強，政治上強是最根本的強。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持續深化政治整訓”，這是我們黨著眼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和掌握軍隊作出的戰略部署。全軍要堅持把政治整訓作為重大政治任務，擺在全域工作突出位置，保持嚴抓實抓的力度緊度，推動政治整訓往深裡走、往實裡落，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增強我軍政治優勢。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深化習近平強軍思想武裝，堅定自覺把政治整訓引向深入，加強思想淬煉、政治歷練、實踐鍛鍊，固牢扎深理想信念、黨性修養、官德人品思想根子，不斷純淨思想、純潔隊伍、純正生態。要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堅持刀刃向內、激濁揚清、刮骨療毒，從靈魂深處剔除思想雜質，全面起底問題積弊，糾正錯誤認知、行為偏差和不良做派，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扭住重點行業領域重犁深耕，徹底肅清流毒影響，確保人民軍隊永葆性質宗旨、始終敢打必勝、始終團結奮鬥、始終人才輩出、始終純潔光榮、始終法紀嚴明。軍隊是拿槍桿子的，軍中絕不能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當前反腐敗鬥爭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的延續、重塑人民軍隊的深化。全軍要保持高壓態勢不動搖，增強反腐敗戰略定力和必勝信念，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治理各類腐敗問題，進一步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不斷提高反腐敗穿透力，更加有力有效剷除腐敗滋生的土壤和條件，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除惡務盡，同一切腐敗現象進行最堅決的鬥爭。軍隊各級黨委領導要堅決扛起管黨治黨政治責任，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軍委十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嚴於律己、嚴負其責、嚴管所轄，從嚴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風、管紀律，以上率下純正部隊風氣、推動建設發展，為如期實現建軍一百年奮鬥目標提供堅強作風和紀律保障。 (海南新聞聯播)

“當前的2020年代與100年前的1920年代有著驚人的相似：彼時是電氣化和福特流水線的技術爆發，今天是AI的狂飆突進；彼時是美元霸權的崛起，今天是美元體系的承壓。”達沃斯激辯中，金融巨頭們警告，“技術繁榮+貿易保護+地緣政治分裂”局面重現。核心要點提煉：歷史鏡像：歐央行行長拉加德與歷史學家Adam Tooze 警告，當前的“技術繁榮+貿易保護+地緣政治分裂”與 1920 年代走向 1930 年代大蕭條的路徑存在驚人相似。債務危機：城堡證券創始人Ken Griffin抨擊各國政府（尤其是美國）的“魯莽支出”是當前市場的最大威脅，而非私人資本市場。“所有政府都在超支，幾乎毫無例外。”AI並非泡沫但K型分化： 貝萊德CEO、“華爾街教父”Larry Fink 認為 AI 不是泡沫，但會導致“贏家通吃”，擁有規模和資料的巨頭（如沃爾瑪）將碾壓對手。拉加德透露訓練一個前沿模型需 10 億美元，Griffin 預計今年美國資料中心資本支出高達 6000 億美元。關稅與碎片化威脅AI擴展： 歐央行行長拉加德警告，地緣政治分裂和保護主義將阻礙 AI 所需的資料流動和能源獲取，導致效率下降。關稅代價：拉加德指出歐美關稅正從 2% 向 15% 攀升；Griffin 警告關稅實際上是向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徵收的累退稅，並可能滋生裙帶資本主義，扼殺中小企業活力。央行獨立性：面對政治壓力，拉加德重申央行獨立性的重要性，強調財政整頓不能依賴央行“兜底”。圖：從左到右依次為達沃斯主持人安德魯、貝萊德CEO拉里·芬克、城堡證券創始人肯·格里芬、著名經濟歷史學家亞當·圖茲、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達沃斯寒風中，全球頂級金融權勢人物發出警告：政府財政失控與地緣政治的分裂可能正在抵消AI帶來的生產力紅利。在2026年世界經濟論壇次日的重磅小組討論中，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CEO、“華爾街教父”拉里·芬克（Larry Fink，管理14兆美元資產）、最成功的避險基金之一城堡證券創始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管理650億美元資產）、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著名經濟歷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齊聚一堂。在這場被Griffin戲稱為“末日與陰霾（gloom and doom）”的討論中，嘉賓們深刻剖析了 AI 技術爆炸、飆升的主權債務以及地緣政治碎片化，如何將全球經濟推向一個危險的、“酷似 1929 年前夕”的十字路口——那個在技術狂歡後走向大蕭條的時代。拒絕“重複”歷史，但警惕“押韻”“馬克·吐溫說過，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Adam Tooze在開場直指核心。他指出，當前的2020年代與100年前的1920年代有著驚人的相似：彼時是電氣化和福特流水線的技術爆發，今天是AI的狂飆突進；彼時是美元霸權的崛起，今天是美元體系的承壓。最令人不安的平行線在於“政治的失敗”。Tooze警告，1920年代人們試圖用技術和金融來掩蓋政治上的裂痕，這種“由於政治想像力匱乏而過度依賴金錢”的模式最終導致了體系的崩塌。拉加德對此表示贊同。她補充道，1920年代全球貿易佔GDP的比重在幾年內從21%暴跌至14%，而今天，儘管尚未發生雪崩，但在地緣政治碎片化和關稅壁壘的衝擊下，全球貿易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壓力。她警告稱，如果沒有最低限度的全球合作，AI所需的“規模效應”將被割裂的市場扼殺。財政“魯莽”：真正的系統性風險關於當前市場風險的根源，城堡證券的掌門人Ken Griffin給出了犀利的判斷。“這是一個關於魯莽的故事，但並非私人資本市場的魯莽，而是各國政府支出的魯莽。”Griffin直言不諱地指出，與1929年私人部門槓桿過高不同，2026年的核心風險在於政府毫無節制的開支。“所有政府都在超支，幾乎毫無例外。”他警告稱，這種財政上的放縱正在威脅市場的根基。目前美國國債已高達 38 兆美元。Griffin 質疑，華盛頓寄希望於 AI 帶來巨大的生產力提升來“拯救”赤字，但這是否能實現仍是未知數。如果 AI 不能如願帶來生產力飛躍，這種無節制的支出將難以為繼。AI：不是泡沫，是殘酷的“K型”清洗手握 14 兆美元資產的 Larry Fink 對 AI 的看法更為微觀且殘酷。他明確表示：“我不認為我們在經歷 AI 泡沫，但我認為會有巨大的失敗案例。”Fink 提出了“K型經濟”的概念。他觀察到，在各行各業，擁有規模優勢的企業（Scale Operators）正在利用 AI 迅速拉開與中小企業的差距。他以沃爾瑪為例，指出其利用 AI 進行庫存控制和消費者偏好分析的能力已遙遙領先。這種分化的根源在於令人咋舌的資本門檻。拉加德在現場透露，如今開發一個前沿 AI 模型的成本已高達 10 億美元，且極度依賴跨境資料流動。而 Ken Griffin 則給出了更為宏觀的數字：僅今年一年，美國用於資料中心的資本支出（Capex）就將達到 6000 億美元——Larry Fink 甚至在旁插話認為“實際數字會更高”。如此高昂的“入場券”意味著，只有擁有深厚資本護城河的“規模營運商”才能玩得起這場遊戲。正如 Fink 所言，AI 不會自然地“民主化”，反而可能加劇贏家通吃的局面。關稅迴旋鏢：誰在買單？隨著近期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關稅成為達沃斯論壇揮之不去的陰影。拉加德提供了一組令人咋舌的資料：美歐之間的平均關稅水平已從一年前的2%飆升至目前的12%以上，且面臨進一步上升至15%的風險。“如果這些關稅96%的成本都由消費者承擔，這對通膨絕非好事，”拉加德警告。Griffin則從微觀企業角度痛陳關稅的弊端。他指出，關稅不僅是對消費者的累退稅，更會滋生“裙帶資本主義”（Cronyism）。在關稅壁壘下，那些與華盛頓關係最密切的公司將獲得特權，而這正是扼殺中小企業創新活力的毒藥。他提醒道，無論是BlackRock、Citadel還是如今的AI巨頭，最初都是從中小企業起步的，保護這種市場活力至關重要。央行獨立性與“最後防線”面對巨額債務和財政赤字，市場往往指望央行再次“印鈔救市”。拉加德對此態度強硬，她引用Paul Volcker的例子，強調央行必須保持獨立性，不能成為財政政策的附庸。“我不認為央行永遠會是‘唯一的救世主’，”拉加德表示，單純依賴貨幣政策無法解決結構性的財政失衡。Tooze也補充道，央行獨立性的概念本身就是1920年代為了應對民粹主義壓力而誕生的產物，在當前極端政治化的環境下，保持央行的“防範道德風險”（Knave-proof）屬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關鍵。世界經濟論壇此次小組討論全文：達沃斯主持人 (Andrew)： 非常榮幸邀請到這幾位非凡的嘉賓加入對話。Larry Fink來自BlackRock，當然，他現在管理著14兆美元的資產。我還應該提到，他是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聯席主席。在這段期間你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Ken Griffin也在這裡。他是Citadel的創始人兼CEO。他管理著650億美元的投資資本，並在過去幾十年裡一直處於金融業的前沿。關於經濟走向，他一直是最具先見之明的人之一，我們稍後也會和他交談。然後我們邀請到了歐洲歷史學家Adam Tooze。他也是哥倫比亞大學歐洲研究所的主任，著有五本書，包括《洪水：大戰爭、美國與全球秩序的重塑（1916-1931）》。這就涵蓋了我們要討論的一些時期。稍後，拉加德也將加入我們，我們也期待與她探討這個問題。但我想先從Adam開始，如果可以的話，請幫我們鋪墊一下，為這一刻提供一些歷史背景，因為這裡有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我們正在經歷一次驚人的繁榮。其中一部分與技術有關。當時也有技術相關的問題，然後是各種貨幣問題，接著是稍晚出現的關稅，你可以開始看到那看起來像什麼樣子。Adam Tooze： 非常感謝。真的很高興來到這裡。我確實想表達我的感謝，感謝把這次達沃斯論壇舉辦成這樣。這是一次非常非凡的經歷，能在這裡真的是一種榮幸。是的，我想接著說。正如你剛才提到的，Andrew，因為我認為你是對的。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做那種自動重複式的歷史故事。我不認為歷史是那樣運作的。馬克·吐溫關於“歷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的名言很有用。我確實認為20年代有幾個點與我們當前的時刻非常相關。一個是技術方面。那確實是一個新紀元的時刻，特別是在電力技術方面，還有大規模生產。那是福特的時代。從本質上講，那是福特主義成為全球現象以及一種社會模式的時候。這是一種高工資、高投入、高消費的契約，在最好的情況下，它穩定了高水平的消費和20世紀的增長模式。但我認為更不祥的是，我真的覺得Mark Carney昨天的演講令人震驚。我們在談論20年代時傾向於遺忘的一件事是，對於大多數同時代人來說，那是單極化的第一個時刻。那是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力量凱旋的時刻。為什麼？因為自由主義列強贏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20年代緊隨一戰這場史詩般的革命戰爭、第一場全面戰爭之後。而獲勝的列強在某種意義上，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掌控著局面。Mark Carney昨天下午談到的那個霸權的終結是誰的霸權？換句話說，大英帝國、法蘭西帝國和美國，兩個共和國，卓越的自由帝國力量，而俄國是他們唯一的盟友，卻在1917年屈服於革命並成為了一個更激進的力量。他們權力的基礎是金錢。是金融。是1920年代的美元霸權，本應錨定這個原本非常脆弱的世界。所以對我來說，縈繞不去的……20年代縈繞不去的啟示是：這是我們的第一次嘗試。我的意思是，集體而言，像我們這樣的人，第一次努力穩定世界，我們在政治上失敗了，著名的凡爾賽和約和國聯。我們以為技術和金融會是一個好的替代品。在1920年代的一段時間裡，這個公式看起來是行得通的，因為最終金本位體系變成了一個日益以美元為中心的體系。而傲慢、想像力的失敗以及政治的失敗，從未為那個結構提供支撐。但我沒預料到在我的有生之年會有這樣的時刻，談論1920年代並且拉加德女士出現在舞台上。（這種）經濟力量、生產力量與對金錢（特別是美元）的依賴之間的差異，以及在這種背景下未能建立深層政治聯絡的失敗，對我來說，這才是20年代的真正含義。這就是為什麼對我來說，它在當前時刻如此引起共鳴，因為這裡的關鍵力量是美國，20年代的關鍵力量也是美國。那些新技術是美國的。重要的金錢是美國的。而本質上正是美國，出於國內政治原因，違背了其霸權義務。主持人： 拉加德女士，歡迎您。謝謝您加入我們。我們非常高興有您在場。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立刻問您一個問題。之所以問您，是因為您在2024年秋天發表過一次演講。您說您相信實際上2020年代的AI泡沫與1920年代之間正在發生某種平行關係。您今天說，像那時一樣，我們在技術進步大步向前的同時，也看到了全球貿易一體化的挫折。我們要試圖將這一刻置於歷史背景中。所以我希望您能詳細闡述並解釋您的意思。拉加德： 非常樂意。非常感謝邀請我。抱歉我遲到了，原本安排在9點，但我8點15分有承諾的事情，我不得不從我在的地方趕過來。我相信Adam已經講過了政治上的相似點和分歧點，我就不涉足那裡了。我在那次演講中的意思——那是回到24年。自那時以來情況已經變了，而且並沒有變好。我想比較的是1920年代發生的技術突破。無論你看電網的規模和範圍，看內燃機及其發展，還是看當時正在發展的裝配線，那些都是那個年代發生的突破。與此同時，你也有一個表現非常好的股市。我們在20年代觀察到的，也許Adam你講過這一點，是全球貿易的重大變化。我不稱之為崩潰，但它在大約幾年內從佔GDP的21%下降到了14%。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經濟的飛速數位化，特別聚焦於人工智慧。我們看到股市表現極好，不僅在發達經濟體，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也是如此。我們看到了地緣政治的碎片化，關於這一點後續還有更多討論，這伴隨著幾乎所有產品類別的關稅、進出口限制的增加。這是前所未有的。只要WTO還在觀察這些限制，我們還沒看到貿易像我提到的數字那樣崩潰。還沒有。它還在維持。稍微下降了一點，但還在維持。問題是這能維持下去嗎？但如果多給我一點時間，我想指出的關鍵點是：20年代和現在的一個大區別，這在某種程度上讓當前的情況更加不可預測，可能也更加冰冷。我剛從外面的寒冷中回來。“冰冷”是個合適的詞。這個區別在於，1920年代的那些突破可以在國界內擴散——用通俗的話說。在那個年代，你未必需要那種規模和網路效應。現在，如果你問數位化領域的巨頭和人工智慧的大金主們。順便提一下，今天開發一個前沿模型大約需要10億美元。如果你問他們需要什麼，他們會說需要儘可能大的資料訪問權。他們會說需要規模效應，以便真正攤銷模型開發的投資成本。現在，如果我們因為世界各地不同的隱私法律和更多的保護主義壁壘而導致資料訪問受限，那將會受到嚴重威脅，這將阻礙這些投資的規模化。我現在可能對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持有過度消極和悲觀的看法，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威脅。AI的發展，我們所希望的生產力收益，很難與標準、許可、訪問方面的碎片化相協調。我認為這只能通過一定程度的合作來補救。這將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接受和容忍不同的範式、不同的文化偏好和不同的世界觀。這很難。主持人： Larry，如果你可以的話，請談談這個問題，因為我看得出你在思考。Larry Fink： 嗯，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拉加德所說的不僅是重大問題的基礎。但我會稍微轉換一下視角。我認為對於西方經濟體來說，如果我們不合作，如果我們不規模化，我們就會落後。我認為當人們問我“我們是否處於AI泡沫中”時，這將是壓倒性的大事之一。我說，我認為會有一些大的失敗，但我不認為我們處於泡沫中。但話雖如此，我更願意說我們需要花更多的錢來確保我們能保持競爭力。所以對我來說，拉加德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是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本可以……我們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每個人都相信AI會對資訊產生巨大的J型曲線需求。關鍵在於確保這種需求只有在技術擴散到更多應用、更多用途時才會出現。如果技術只是六家超大規模企業（Hyperscalers）的領地，我們將失敗。所以對我來說，而且你知道，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資訊。關鍵是我們擴散它的速度有多快，它被適應和採納的速度有多快，對我來說這將是兩個關鍵特徵。對我來說，1929年演變進2029年的平行點是，對我來說限制因素將是：我們能否足夠快地發展經濟來克服我們的赤字？這可能是一個大問題，特別是考慮到美國赤字的上升。第二，資本市場是否有能力繼續資助這些投資，使西方經濟體有能力實現技術採納的那種J型曲線。讓我……主持人： 我想問Ken這個問題。這實際上反映了Larry過去幾年所談論的內容。實際上，Larry，你寫過一封信叫“金融民主化”。那是1920年代使用的一個短語。當時確實有真正的努力去民主化金融，從公眾那裡籌集資金。當時有巨額債務資助了那個十年，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這個時刻的系統性風險的，AI的集中度，以及資助其中一些的債務。我知道一些超大規模企業顯然極其強大並擁有非凡的資金，但這背後也有大量的債務在流動。Ken Griffin： 首先，很高興參加這個“末日與陰霾（gloom and doom）”小組討論。主持人： 是的，我們沒那麼悲觀，你知道，20年代是一個非凡的時期。正如我在開始時所說，這並非註定。Ken Griffin： 1920年代的註腳當然是大蕭條，Andrew。所以讓我們退一步，談談我們此時此地的情況。魯莽的領域在於世界各地政府的支出，除了極少數例外，它們都在入不敷出。這就是這一歷史時刻的魯莽之處。就私人資本市場的魯莽而言，這與1920年代並不相似。這是關於政府在私營部門內支出魯莽的故事。關於AI將把我們帶向何方，有一個巨大的問號。我仔細做了筆記，聽Larry要說什麼或拉加德女士要說什麼，因為這是我們時刻的大問題之一。AI會創造出華盛頓和世界各地政府大廳裡所真誠期盼的那種生產力加速嗎？作為一種克服我們目前所從事的肆意支出的方式。就像世界需要一個救世主，而希望在於AI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生產力救世主。而挑戰在於，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們只是還不知道。現在圍繞AI有大量的炒作。在某種意義上，大型AI公司需要製造這種炒作來籌集進入該領域的數百億甚至數千億美元的投資。你無法籌集到（如果不炒作）……我們將花費數千億美元。Larry可能在這方面（更清楚），但今年美國資料中心的資本支出大概是6000億美元。Larry Fink： 我認為會更多。主持人： 但這是否意味著它被過度炒作了？還是說炒作只是作為一種銷售機制所必需的？Ken Griffin： 對？Larry Fink： 首先，很多正在建設的資料中心是為了雲服務，對吧？大問題將是支出的貨幣化。為AI建設的資料中心需要更先進的晶片。問題是那個晶片的壽命是多少？如果我們有新的技術變革，晶片的壽命只有一年，那麼那筆支出將真的是一筆糟糕的支出。如果壽命像他們預期的那樣是四五年，然後那些晶片可以用於雲服務，那麼我認為這些投資將被證明是好的投資。所以我認為這將是，你知道，如果技術變化的速度……現在所有的這些投資，它們將會是，這將是一個挑戰，但是……我同意Ken的觀點。我認為我們瞭解得不夠多，但我個人對AI將如何影響世界非常樂觀。主持人： 拉加德女士，我可以問您一個問題來接關於Ken提出的關於當今系統中債務數量的問題嗎？不是談公司債務，而是公共主權債務。我之所以問是因為在1920年代，至少在美國，是有預算盈餘的。我相信當時很多其他國家實際上也有預算盈餘，當然不是所有地方。但今天在美國，有38兆美元的債務。我們在1929年之後學到的劇本是：當危機發生時，你該怎麼做來遏制它？你用錢砸問題。Ben Bernanke學到了這一點並在2008年實施了。我們在大流行期間又做了一次。我一直在思考的是，下一次發生某種恐慌時——肯定會有某種形式的回呼——政客們是否會說，好吧，我們現在有劇本了，我們知道該做什麼，我們要寫一張5兆美元的支票，因為那是我們應該做的。除了一點，我們一直在想，世界各地的債券市場中是否存在某種看不見的線？如果不小心變成了紅線，投資者階層會說：“我們不再買單了。”然後順便說一句，你會進入一種緊縮的惡性循環。拉加德： 兩件事。我不打算立刻回答你的問題，因為我想回到Larry和Ken都提到的一個點。我不否認對人工智慧的投資可以是極度淨正向的，並且會帶來生產力收益，雖然其數量是有疑問的。關於它將帶來多少收益，大家的看法跨度很大。但我認為回到我關於“最低限度合作”的觀點，我們也必須考慮到它是資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資料密集型的。我們必須注意這三者。就能源強度而言，使用什麼樣的能源來管理資料將很重要。這對人類會有什麼後果也很重要。所以我認為在我們需要這種合作方法（包括處理資料隱私和世界不同角落的偏好）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能源消耗、能源種類及其對氣候的影響。第二，我們必須注意這對人類的後果，因為除非你知道，我們進入凱恩斯的那個夢想世界，工作是一種選擇——我在中期視野內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理解它對人類有什麼後果，除非我們想冒社會混亂的風險。現在，回到你的觀點。是的，債務已經大幅增加，而且在某些角落比其他角落增加得更多。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主權國家積累的那些融資被用來做什麼。並非所有的債務都是一樣的。投資於必要的生產性項目、出於安全目的的必要債務，總是會找到人來資助它。這是我的假設。那些不是用於生產性目的、不能在可持續基礎上維持增長的債務，那將困難得多。所以我不會告訴你有一條紅線。我也不會告訴你央行會永遠在場。但我認為債務認購目的的性質將比實際體量更重要。主持人： 談談你剛才說的。你剛才說了一句非常……拉加德： 有趣的話。多談談。主持人： 不。關於央行可能並不總是會在場的想法，關於這點你知道些什麼？拉加德： 聽著，我經歷過很多危機，你們很多人也是。我記得那些日子，人們提到你知道，“央行是鎮上唯一的遊戲（唯一的救命稻草）”。這不是通向平衡和持久均衡的正確方法。措施必須由財政當局採取，改革必須進行。支出的目的必須經過深思熟慮，如果我們想讓社會保持團結，就必須考慮對人民的後果。Ken Griffin： 不僅僅是想把話塞進你嘴裡，但你基本上是在說，在我們世界各地的立法部門中，我們已經放棄了財政審慎和深思熟慮如何使用社會資源的責任，變得過度依賴央行來繼續試圖讓經濟在面對這種魯莽支出的衝擊時保持在正確方向上嗎？拉加德： 我不是暗示現在是這種情況，但在過去曾觀察到過。Adam Tooze： 我的意思是，歷史的諷刺在於，當人們在20年代談論央行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敦促採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吧？因為問題在於我們有一個低通膨環境，增長停滯，包括貝萊德的知名人士都在主張更自信的財政政策，因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兩個槓桿之間存在深刻的不平衡，這也是1920年代的一個教訓。而現在，正如Ken所暗示的，你所主張的，我理解是一個更抽象的主張，即每個政府部門都有責任。是的，這種責任不僅涉及宏觀總量，我聽你說，還涉及具體的支出類型。你對生產性和非生產性的區分，不僅是出於經濟目的，也是為了政治合法性和社會一致性這一關鍵問題。因為歐洲和美國的社會契約，但實際上在歐洲，正受到一種觀念的深刻壓力，即現代福利國家是非生產性的，以及大量的非常惡毒的分配鬥爭，這正在喚醒另一個1920年代的幽靈，即法西斯主義的幽靈，對吧。那種某些與會者很想讓我們給更多平台的政黨，他們是那種傳統的直接繼承者。他們現在正在歐洲動員起來，圍繞著取消公共支出的合法性，攻擊這些生產性的、非生產性的、國家的、國際的、移民的、種族的、國家的。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政治具有爆炸性。Larry Fink： 但是Adam，在2000年代，“大而不倒”這一信條（Andrew寫過的），但因為“大而不倒”的信條，有一種社會觀點是：不要救助。所以沒有像必要的那樣多的財政刺激。但我會說，從中吸取的教訓是2020年，你可以爭辯說我們使用了巨量的財政刺激，可能太多了，你知道回過頭來看。所以我實際上相信，你知道，我們都在進化，我們在決定拉那個槓桿。所以我認為你知道，歐洲，特別是在2008和09年之後，可能沒有使用足夠的財政手段。但是，你知道，我們看……但在20年代，2020年代，因為新冠，我們可能使用了太多的財政刺激。所以……Adam Tooze： 這也在於你有什麼樣的結構。再次強調，因為歐洲人有工作，他們本質上有短時工作制度，讓人們保持就業。而美國，在2020年失業率飆升，沒有真正的國家失業保險系統在運作，不得不依賴這種“虛假繁榮（Sugar High）”的兆美元支票寄到信箱裡的緊急救助美國社會的方式。這很容易做過頭。看，在我看來，這是近代偉大的宏觀經濟成功故事之一。它確實是，但你絕對是對的，這裡的教訓，自1920年代以來無疑是戲劇性的之一。我們沒有再發生一次1929。這是一個關鍵點。主持人： 我有另一個問題想問拉加德女士，實際上是關於央行相對於政治階層的獨立性之間的聯絡。我問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因為這個特定的時刻。Larry Fink： 不。正好是周三。拉加德： 不，但這……不，但這觸及了一個有趣的平行點。這觸及了一個有趣的平行點。如果你回去看看1920年代特別是1929年實際發生了什麼。我讀過那個時期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成員的一些日記。他們非常擔心當時的政治。他們對政治非常認知。順便說一句，並不是那時的總統，也就是胡佛總統，在告訴他們確切要做什麼。而是他們擔心央行本身會……這在那時被認為仍是一個實驗。它仍然是新的。Larry Fink： （會被）解散。主持人： 你會談論央行行長是否還會在這裡，他們不確定什麼，他們不確定是否會打破平衡，國會是否會說，受夠你們了。所以我想知道，在這些危機期間，也有很多時候央行行長必須與財政部和總統攜手合作。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刻。你最近公開站出來。你知道，簽署了一封關於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和我們的聯準會的信。你是怎麼想的？拉加德： 首先，我要區分……向你的工作致敬，因為你真的非常詳細地研究了他們在那些日子裡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們的恐懼是什麼。但我會區分今天那種“攜手合作”——我們在新冠期間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做的，面對現實吧——與“財政依賴”。所以在特殊情況下攜手合作，那怕那是極其特殊的，我認為是完全合法的。是否做得太多了，我認為我們應該，我們，這是一個很好的辯論。它採取了什麼形式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在大西洋這一邊的震盪吸收器和直接給消費者的財政支出之間，我認為你知道，關於那種最有效尚無定論。但財政依賴是另一回事，我強烈反對。你知道，對我來說，打破這種央行行長依賴性的偉大冠軍和英雄是Volcker。他冒了風險。巨大的風險，真正影響經濟，危及經濟，以確保持久的價格穩定。我認為當時他在尼克松總統面前的立場，為了展示央行的獨立性以恢復價格穩定，這是我們應該，你知道，記在腦後的一件事。我不打算評論就在現在發生的事情，包括今天，實際上。只要說，我和其他幾位同事確實採取了主動，在一周前發生的事件背景下，主張央行的獨立性。Adam Tooze： 真正令人著迷的事情之一是，央行獨立性的概念本身就是1920年代的產物。它是1920年代的產物，因為大多數央行，不像聯準會，是古老的機構。像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他們在20世紀初必須應對的是現代民主的出現，即多黨制、民粹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右翼分子。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聯準會在某種意義上生於危機之中，美國沒有更早建立央行的原因之一是它是一個民主國家，而資本主義民主是充滿爭議的，金錢在資本主義民主中是充滿爭議的。央行也是極具爭議的，美國直到威爾遜在1913年達成妥協才實現這一點。而其他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當然，必須真正弄清楚在一個實際活躍的社會民主制度中，做一個以市場為中心、以金融為中心、作為銀行的銀行意味著什麼。正是從中，這種概念從一開始就對民粹主義民主充滿敵意，從1920年代開始就是這樣。那句話是Montagu Norman的話，“防範道德風險”（Knave proof），對吧？你想讓央行制度能夠防範那種壓力。在當前時刻這有某種共鳴，對吧？你需要使央行機構能夠防範那種政治壓力。我認為自Volcker以來，這一直是思考專業知識、政治和市場壓力之間關係的一個富有成效的場所。人們可能對Volcker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他設定了現代獨立央行的範式，無論人們是否喜歡這個範式，但這顯然是卡特到里根時期的定義性時刻，頂住了里根總統任期內的壓力等等。但是……Ken Griffin： 只是為了把事情放在背景中。現代央行代表了我們不在金本位上的現實，那是我們在越南（戰爭）時期的……Adam Tooze： 事實。Ken Griffin： 回到150年前。我不是主張我們應該實行金本位，只是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世界。然後今天和回顧100多年前的第二個顯著區別是債務無處不在。在一個市場經濟中，如果你有……主持人： 那裡有債務……Ken Griffin： 無處不在，通貨緊縮。Adam Tooze： 他的……很害怕。好吧，這就是現實。在一戰後的20年代，債務也是無處不在。一戰後歐洲的債務對GDP水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一戰後沒人實行金本位。所以實際上，他們必須管理民主，處理140%、150%的GDP債務，並弄清楚你要怎麼做中央銀行。令人驚訝的是，他們選擇了金本位。所以當時英國、法國、德國，沒有一個在實行金本位。還有1919年的義大利，當20年代開始時，他們都必須通過與美國的趨同回到那裡。這成為了1920年代凱恩斯和溫斯頓·丘吉爾之間的大沖突：我們將付出什麼代價？這是黃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在美國是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歐洲的1920年代。我們將為重新穩定付出什麼代價？這就是讓它看起來、感覺起來像20年代糟糕的歐元區的原因。拉加德： 對？但這在當時和現在之間也是一個巨大的區別。Adam Tooze： 因為那些……拉加德： 貨幣政策結果完全僵化，而我們有更多的靈活性和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Adam Tooze： 為此感謝上帝。Ken Griffin： 還有大量的成功故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歐洲的價格穩定，我不想烏鴉嘴，但現在看起來真的很不錯。拉加德： 謝謝。主持人： Larry。我想你想把話題帶到一個不同的地方。Larry Fink： 是的，我想把它帶回今天和我們需要注意的事情。我認為這是我們思考2026年世界經濟論壇和達沃斯的基礎。那就是技術將如何重塑社會的許多部分，無論我們是否把資料搞對。我從貝萊德的視角看到的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行業出現K型經濟。是的，一個巨大的超級贏家和許多輸家。幾乎每個行業的贏家都是規模營運商，他們有機會、內部現金流、盈利能力來更快地利用AI。以沃爾瑪為例，他們對庫存控制有著極其出色的知識，這幾乎超越了任何其他零售商。當消費者買東西時，當東西從貨架上拿走時，他們立即瞭解消費者的偏好，他們可以導航一家店對比另一家店。你在他們的業績中看到了這一點。你看到他們在一段時間內一個季度接一個季度地表現出色，獲得更高的回報，而此時很多零售商真的很掙扎。我們有破產資產等等。我在每個行業都看到了這一點。我們可能會在每個國家看到這一點，現在的規模營運商正在獲勝，這並沒有轉化為世界經濟的廣泛化。在許多方面，它可能正在變窄。對我來說，這回到了拉加德所談論的，我們能多快看到AI和技術的適應和民主化將是真正的關鍵點。AI能足夠便宜嗎？足夠普及嗎？以便它可以分佈到小企業、中型企業，它們可以成長並擁有與規模營運商相同的優勢。但在這段時間裡，規模營運商正在獲勝。我的意思是，我在資產管理行業看到了這一點，規模營運商擁有更好的連接，因為利用了更多的技術。我認為這只是在初始階段，這將代表一些巨大的社會問題。主持人： 我可以稍微轉換一下話題，拋出另一個實際上並未發生在1920年代，但在技術上發生在1930年的大問題，我認為這在每個人心中都非常重要，談論平行線，那就是在1930年，胡佛總統，他在1928年為了贏得選舉非常渴望獲得選票，為了從農民那裡獲得選票，他向他們承諾他將實施關稅。1930年到了。我們已經經歷了1929年的崩盤。每一位經濟學家和銀行家都跪著去華盛頓說，請不要這樣做。我求你，不要實施這些關稅。當然，因為他為了獲得這些選票做出了這個承諾，他說他需要推進它。然後當然，一年後，貿易下降了60%。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在現在的背景下思考這個問題的。我想總統今天晚些時候甚至可能會談論關稅。而且不僅僅是關於那一刻貿易下降60%發生了什麼，還關於實際上花了多長時間，因為政治原因，才有效地解除那些關稅，並把我們帶入一個更全球化的秩序，而這在這個特定時刻可能會被解構。誰想回答這個問題？Adam Tooze： 我的意思是，我聽到Larry的暗示，不要再多談歷史了。所以我要轉向現在，說最大的區別是這個關於法幣（Fiat currency）的問題。因為真正導致30年代初全球貿易崩潰的是關稅與貨幣混亂的結合，1931年金本位的崩潰，然後是引入大量的配額。在當前時刻，我們距離那樣的世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儘管這些很糟糕，但這看起來更像是經典的貿易戰類型的關稅。這不太好，特別是考慮到當下關稅制度的波動性。這才是真正讓它變得奇怪的地方。歷史上就是這樣，我們實際上不知道下周美國的關稅會是多少。但這，我認為是一種相對的安慰。這是我不認為有理由恐慌的一個軸心。主持人： 但是，我會問拉加德女士，你是否認為這些關稅是一種永久狀態？如果我們20年後坐在一起，我們今天所經歷的關稅會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存在嗎，以及我們全球面貌的那種分裂。拉加德： 我當然希望不會。但是讓我們看看，20年後，你可能在這裡，我可能不在。但是，你知道，再次，我認為重要的是深入那些關稅的表象之下，看看是誰在承受衝擊。我們可能會感到驚訝。你知道，我沒看到很多研究，但在德國基爾研究所肯定有一項研究，認定美國消費者和美國進口商是關稅負擔的主要承擔者。如果我現在看美歐關係，從2%的關稅，但是一年前，我們現在在歐元區的平均關稅是12%點多。隨著迫在眉睫的威脅，如果有針對性地話，我們將平均上升到15%。如果那其中的96%是由美國消費者和美國進口商承擔的，那我不認為那是一個很好的結果，特別是在通膨方面。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真正深入研究後果是什麼，溢出效應是什麼，結果導致的通膨結果是什麼，以及增長如何受此影響。主持人： Ken，你有在算這個帳嗎？你怎麼看？Ken Griffin： 所以我，你知道，顯然，我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就這個話題發表過言論。遺憾的是，我認為我強調的一些擔憂已經成真了。關稅對美國消費者是累退的，我們看到政府取消了對直接觸及美國消費者的商品的關稅，不是所有商品，但他們取消了很多商品的關稅。第二是誰為關稅買單，對吧？對於任何稅收，關稅就是一種稅，總有一個問題是誰支付稅款。在這種情況下，似乎有兩三個研究已經完成，表明這種稅的歸宿落在了美國消費者和美國公司身上，而不是外國公司。然後，當然，裙帶關係（Cronyism）是關稅帶來的持續恐懼，你創造了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與華盛頓關係最密切的公司是那些討好歡心的公司，這讓中小企業處於真正的劣勢。我要觸及這裡的一個點，回到你關於這些非常大、成功的企業崛起的評論。它們大多數是在我們有生之年作為小企業起步的，對吧？我右手邊的人經營著世界上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他創辦了世界上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並在不到一輩子的時間裡創造了那項業務。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故事。這是美國經濟活力的故事，中小企業在短短幾十年內就能崛起成為全球領導者。事實上，如果我們看今天的AI公司，每個人都在談論Anthropic和OpenAI。Anthropic幾年前還不存在。OpenAI 15年前也不存在。輝達是一家製造視訊遊戲處理器的公司。AI領域最大的三個心智份額名字實際上都不到大約10歲。正是這種活力吸引資本來到美國，確實讓人感受到美國經濟的繁榮。我們需要繼續保護我們中小企業的機會集，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那一個會成為下一個BlackRock，下一個Anthropic，Apple等等。主持人： Larry，我有一個技術問題問你。我們在1929年確實發生危機的原因之一實際上是技術。你的意思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無法跟上交易量，事實上？我的意思是，你看到那些著名的黑白照片，成千上萬的人站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外，那是1929年10月的崩潰過程。他們站在那裡是因為他們試圖找出他們的錢發生了什麼。他們不知道，因為處理太滯後了。今天，我們可以在手機上獲取這些資訊，精確到毫秒，幾乎完美。然而與此同時，談談謠言可以傳播並且傳播得很快的想法。你知道，在舊時代，某種壞謠言傳播需要很長時間。然後順便說一句，從效率上講，糾正那個謠言也需要很長時間。但今天，我們在美國的矽谷銀行看到了這一點，例如。當有人說並公開說，“我要把我的帳戶從這家銀行轉走”的那一秒，每個人都可以衝向出口。因為他們可以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到這一切，所以雖然技術在一方面是了不起的，我想知道你認為另一方面的風險是什麼。Larry Fink： 所以我會爭辯說，通過透明度，實際上風險更小。我認為矽谷銀行是一家監管不力的銀行。我的意思是，實際上，貝萊德被要求對他們的資產和負債組合進行研究，我們在它倒閉前兩年確定它是當時美國錯配最嚴重的銀行。所以我認為那是監管的失敗，而不是資訊的傳輸。我真的相信，當你談論其他事情時。我的意思是資訊的傳輸是經過處理的。是的，我們在任何一個給定時間都可能有相當極端的日常波動。但我們在2025年都忘記了一件事。如果你選每個季度的第一天，10年期國債移動了3個基點。這就是它們所做的全部，1月1日，你知道，4月1日。然後10年期國債移動了三個基點？是的。但在那些季度之間，有巨大的波動，你知道，而且……但這正是市場的效率。這是Citadel創造的美妙之處，資金的快速移動使其平衡，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確定什麼是公允價值。我認為那是資本市場的宏偉之處。透明度是引擎，我會說。市場運動的引擎，Ken應該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是這方面架構的天才之一。但我會說，回到技術上一秒鐘，是的，我認為向代幣化、十進制化的移動是必要的。諷刺的是，我們看到兩個新興國家在十進制和貨幣的代幣化及數位化方面領先世界，那就是巴西和印度。我認為我們需要非常迅速地朝那個方向移動。我們將減少費用，我們將通過減少更多費用來進行更多的民主化。如果我們所有的投資都在一個代幣化平台上，可以從代幣化貨幣市場基金移動到股票和債券並來回移動。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區塊鏈。我們將，你知道，我們可以減少腐敗。所以我認為，是的，我們可能對某一個區塊鏈有更多的依賴，我們可以討論這個。但話雖如此，這些活動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處理得更安全。我們……主持人： 我們要超時了。Ken，非常快地。當你現在思考這其中的技術部分時。我想你認為這對社會來說利大於弊，但我確實想知道你是否認為技術部分代表了我們應該思考的風險。Ken Griffin： 我們的金融市場的技術還是技術……主持人： 宏觀上的技術。我的意思是，我認為金融市場因為（技術）安全多了。Ken Griffin： 看，有一個簡單的，你知道，每個人都在談論這個歷史時刻有多困難。好吧，你可以過你今天擁有的生活，或者出生在200年前做英國國王。你更願意擁有那種生活？Adam Tooze： 你在某個地方……主持人： 最後一句。我想把最後一句給拉加德女士。我們沒時間了。Adam Tooze： 你是……雖然。主持人： 好的，在歷史上，你認為我們真正處於那一年？最接近的類比是什麼？拉加德： 你知道，我想起了漢密爾頓對喬治國王的一句話，“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想這就是我們都想知道的，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我認為我們都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負有責任。而我的“最低限度合作”就是我現在要擺在桌面上的懇求。主持人： 拉加德女士，Adam，Ken，Larry，謝謝你們的對話。 (invest wallstreet)

世界經濟論壇近日發佈的《全球合作晴雨表》報告指出，多邊主義正持續承壓，全球合作的基本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地緣政治、經濟陣營化和制度分化，使全球協同愈發困難。在此背景下，全球經濟前景雖較此前略有改善，但風險並未消散。報告警示，當前主要威脅集中在三大領域：資產估值普遍偏高，金融市場存在回呼隱憂；主權債務水平持續攀升，財政空間不斷收縮；地緣經濟加速碎片化，全球產業鏈和貿易體系面臨重塑。一項針對公營和私營部門首席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53%的受訪者預計未來一年全球經濟狀況將進一步走弱。在這種“脆弱復甦”的氛圍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召開，使不少與會者感到壓力陡增。與此同時，報告也指出了少數結構性亮點：未來兩年內，美國和中國的生產力有望顯著提升。其中，資訊科技產業將成為人工智慧應用落地最快的領域，緊隨其後的包括金融服務、供應鏈管理、醫療保健、工程和零售業。在年會現場，品牌金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長大衛·海格直言：“經濟下滑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我們期待中美在達沃斯展開真正的對話。”在全球合作承壓、經濟前景分化的當下，中美關係與人工智慧驅動的生產力變革，正成為決定全球經濟走向的關鍵變數。 (鳳凰歐洲)

美國對委內瑞拉採取的軍事干預行動，不僅重塑了拉美地緣格局，也在讓石油美元再度回到投資者視野，也為美元提供新的短期敘事。近期，美元指數持續走強，歐元、英鎊與日元等主要非美貨幣普遍承壓下行。此輪美元強勢並非單純由經濟基本面驅動，而是地緣政治重構與貨幣政策預期共同作用的結果。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對委內瑞拉採取的軍事干預行動，不僅重塑了拉美地緣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讓石油美元再度回到投資者視野，也為美元提供新的短期敘事。石油美元體系自1970年代建立以來，始終是美元全球霸權的核心支柱之一。其運作邏輯在於，全球原油進口國不得不持有大量美元外匯，以支付能源帳單，而產油國則將巨額美元收入回流至美國國債、股市等金融資產，形成支援美元體系的閉環。2026年初，川普政府啟動代號“絕對決心”的突襲行動，以150余架飛行器突襲加拉加斯，迅速控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夫婦並將其轉移至美國境內羈押。美方明確表示將主導該國政權過渡處理程序。川普政府的悍然行動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這也反映出國際社會對於地緣政治變局的深切憂慮。但在國內政治層面，正值中期選舉臨近，川普通過展現對外強硬姿態，則可能有利於鞏固其核心選民支援。這也反映出美國“內外有別”的政治訴求。更重要的是，委內瑞拉作為全球探明原油儲量第一大國（約3000億桶，佔全球17%），其能源資產的戰略價值遠超一般地緣衝突標的。川普政府已宣佈允許美國能源企業全面參與該國石油基礎設施重建，並稱將以“非常有利可圖的方式”長期“管理”委內瑞拉資源開發。這一表態實質上意味著，美國正將全球最大未充分開發的石油儲備重新納入美元結算體系，從而在沙烏地阿拉伯協議鬆動後，為石油美元機制注入新的錨點。此次委內瑞拉事件標誌著美國正通過直接政治、軍事手段，將潛在的“去美元化”風險源轉化為美元體系的新增量支點。市場對此迅速定價——美元指數上漲，非美貨幣同步走弱。與此同時，美國經濟資料亦為美元提供一定的基本面支撐。2025年12月失業率錄得4.4%，低於預期的4.5%，顯示勞動力市場韌性猶存。資料公佈後，市場對聯準會1月降息的預期幾近歸零，進一步推升美元吸引力。在利率預期與地緣溢價雙重驅動下，美元短期強勢。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元走強的同時，貴金屬價格卻呈現震盪上行態勢，看似矛盾實則邏輯合理。一方面，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加劇全球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疊加川普團隊公開探討以多種方式（包括軍事選項）獲取格陵蘭島控制權，令多國對資產安全與金融主權產生深層憂慮，避險需求顯著升溫；另一方面，儘管聯準會維持鷹派立場，但川普政府正繞過央行體系推行“川普QE”——通過房利美與房地美直接購買2000億美元抵押貸款債券，意圖壓低房貸利率、刺激住房市場。此類行政主導的准量化寬鬆措施雖無法完全替代傳統貨幣政策，但確實在邊際上釋放流動性寬鬆訊號，削弱實際利率對黃金的壓制。然而，貴金屬上漲路徑並非一帆風順。芝商所（CME）近期連續第三次上調黃金、白銀等品種的履約保證金，顯著抬高交易成本，抑制短期投機動能。此舉反映出監管層對市場過熱的警惕，也導致金價在突破關鍵位後出現技術性回呼。但從長期看，地緣風險溢價、美元信用重估及潛在流動性擴張三重因素疊加，仍將有利於貴金屬作為避險資產的戰略配置價值。總體而言，當前外匯市場正經歷一場由地緣政治驅動的結構性重新定價。美元因“加強錨定”於委內瑞拉石油資源而獲得新支撐，短期或維持一定的強勢；非美貨幣則在政策分化與資本流動壓力下承壓。與此同時，避險情緒與另類寬鬆政策共同托底貴金屬，使其在美元走強環境中走出獨立行情。未來，若美國對委內瑞拉的“管理”模式得以制度化，並擴展至其他資源富集地區，反映出川普政府希望強行“續命”美元霸權周期的訴求。投資者需密切關注OPEC+後續反應、美國對委內瑞拉石油出口的結算安排，以及“川普QE”的實際落地規模，這些變數將決定下一階段美元與貴金屬的相對走勢。與此同時，川普政府的強硬舉動也增加了投資者對於美元的不信任，也加劇了地緣政治持續摩擦的可能性。從川普近期一系列的舉動來看，對外更加鷹派成為新的趨勢，近期美國一系列行動導致委內瑞拉以及伊朗局勢的持續緊張，也表明川普政府有意轉移國內由於生活成本上升帶來的矛盾。由於中期選舉臨近，川普有強烈的政治訴求保證共和黨在選舉中獲得優勢，避免成為跛腳鴨政府，這在很大程度上預示著整體國際環境難以在短期內獲得喘息。對於資本市場而言，這些都會導致“去美元化”趨勢的進一步加劇，導致投資者分散美元投資，並利多金屬等資源品。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