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丨美國“極左”暴力事件真的在增多嗎？

Is “radical-left” violence really on the rise in America?

查理·柯克遇刺是政治暴力嚴峻態勢的縮影之一。以下是資料揭示的真相

9月10日，右翼活動人士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猶他州一所大學發表演講時遭槍擊身亡。儘管嫌疑人已被拘留，但凶手的作案動機仍不明確。曾自身遭遇槍擊威脅的唐納德·川普總統將此事歸咎於“極左翼”的煽動言論。評估美國的政治暴力本質上具有主觀性：分析人士必須界定那些暴力形式屬於政治性暴力，並為襲擊者或受害者貼上意識形態標籤。然而，現有研究及資料集——主要由持懷疑態度的保守派可能會斥之為帶有偏見的研究人員彙編而成——表明，柯克先生遇刺事件並不能代表更廣泛的趨勢。

區分瘋子與激進分子從來都不簡單，但由辛辛那提大學的邁克爾·洛登塔爾（Michael Loadenthal）牽頭的“起訴項目”（Prosecution Project），會通過分析涉及政治暴力的重罪刑事案件，來判斷那些意識形態主導的暴力最為常見。洛登塔爾表示，該項目會研究刑事訴狀、起訴書和法庭記錄，篩選出那些旨在“實現社會政治變革或向外部受眾傳遞資訊”的犯罪行為。其資料顯示，左翼和右翼極端分子都會實施暴力行為，但右翼襲擊者引發的事件似乎更多（見圖1）。不過，這些資料並未反映犯罪的嚴重程度或死亡人數。例如，2001年，右翼暴力案件數量多於伊斯蘭主義者發動的襲擊，但基地組織（al-Qaeda）發動的“9·11”恐怖襲擊在當年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

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分校的塞莉內特·杜蘭（Celinet Duran）曾發表一篇論文，研究了1990年至2020年期間的政治暴力事件。該研究發現，儘管在研究期間左翼暴力事件有所增加，但極右翼發動的襲擊頻率更高、致命性更強。倡導組織“反誹謗聯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的另一項統計顯示，過去十年中，76%與極端主義相關的謀殺案是由右翼分子實施的。然而，這類統計結果取決於“極端主義”的定義方式以及“意識形態”的歸類標準。反誹謗聯盟的統計資料來源於媒體報導、警方檔案等公開記錄。但實施暴力者往往會留下混亂的怨恨痕跡，難以簡單歸類，且部分人明視訊記憶體在精神疾病。

目前，“政治暴力”尚無統一定義，也沒有聯邦層面的資料庫。另一家研究機構“武裝衝突地點與事件資料項目”將其定義為“帶有政治目的或產生政治影響的武力使用行為”。根據該機構統計，今年美國已有37人在這類襲擊中喪生，2020年以來這一數字則達到373人。該機構歸類的“政治性事件”範圍廣泛，既包括7月曼哈頓中城發生的一起槍擊案——一名男子在國家橄欖球聯盟（NFL）總部殺害4人，並聲稱聯盟需對其所謂的腦損傷負責；也包括更直接的襲擊事件，例如在華盛頓發生的兩名以色列使館工作人員遭槍擊身亡案。

大多數美國人反對政治暴力。表示支援政治暴力的人不足十分之一，且左翼與右翼在這一態度上差異甚微。然而，在這個槍支氾濫的國家，這意味著仍可能有數百萬民眾願意容忍暴力——其中一部分人甚至願意實施暴力。柯克本人是持槍權的堅定支持者，他曾表示，為保護憲法賦予的持槍權，一些槍擊事件是“值得付出的代價”。但他從未鼓吹政治暴力，且樂於參與辯論。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指出，在美國，柯克這類示威者或政治活動人士是恐怖主義襲擊的常見目標。該中心將恐怖主義定義為“非國家行為體為通過心理影響實現政治目標而實施的暴力行為”，其研究資料來源於ACLED，並結合了對宣傳材料和媒體報導的分析。隨機針對個人的襲擊最為常見，例如2022年布法羅市一家超市發生的大規模槍擊案。2020年至2025年間，政府是第二大常見襲擊目標。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資料還顯示，在21世紀初經歷一段低谷期後，針對政府目標（包括政客和政府僱員）的恐怖襲擊及襲擊圖謀再次增多。其中，受黨派政治信念驅動的襲擊事件增幅尤為顯著：2016年至2025年間，此類事件共發生25起，而在之前的22年中僅發生過2起。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指出，這標誌著與以往時代的轉變。20世紀60年代的一些社會運動雖具有嚴重暴力性，但並未涉及黨派立場：“當時的情況並非民主黨站在一邊，共和黨站在另一邊。”

近幾十年來，襲擊及襲擊圖謀愈發頻繁，但在威脅與騷擾行為方面，情況則更為複雜（見圖5）。去年，國會警察調查了超過9000起針對國會議員的威脅事件，而2017年這一數字還不足4000起。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在2024年的年終報告中警告稱，針對聯邦法官的威脅正不斷增加。

不過，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團隊“彌合分歧倡議”（Bridging Divides Initiative, BDI）記錄顯示，近幾個月來，針對地方官員的威脅與騷擾行為有所減少。此類事件在2024年達到峰值，共發生600起——較2023年增長14%，較2022年增長74%。調查顯示，超過70%的地方官員表示，敵意主要源於他們對特定議題的支援立場。無論是通過威脅性推文還是當面對峙，這些威脅都讓地方官員感到不安。“彌合分歧倡議”的調查顯示，五分之二的地方官員表示，對敵意行為的擔憂使他們不願處理有爭議的議題，或不願參與連任競選。

研究人員強調，暴力襲擊事件仍屬罕見。梅森表示：“目前已發生的實際政治暴力事件數量，遠不及20世紀60年代的水平。”她還發現了另一種趨勢：襲擊政治人物是為了獲取關注，而非推動某項事業。“其中很多人可能原本就會以某種方式實施暴力，”她說，“只是當前的政治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把他們的目標引向了政治人物。”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