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技術官僚制致敬（All Hail the Technocracy）一小撮掌握資訊生態的億萬富豪，選擇與世界上最具影響力、最令人生畏的政治權力結盟。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結合。距離唐納德·川普重返白宮，差不多一年了。許多事情都變了。玫瑰被鋪成硬地。橢圓形辦公室貼滿了金光。國民警衛隊湧入華盛頓特區。總統還威脅要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城市。加密貨幣如今在這個國家稱王。尤其若你是川普或他的兒子之一，你就能從幾乎是你所能想像的最腐敗的金融把戲中，攫取數以百萬計的美元。查理·科克（Charlie Kirk）的遇害，再次把政治暴力推到了台前，而且比以往更具毒性。你能感覺到民主在短路。每當官方帳號貼出一張 AI 生成的“edgelord邊緣人”（指極端、挑釁等風格）梗圖，電路就打個火花。2025 年最顯眼、也最具影響的一大變化，是科技行業擁抱川普。行業精英紛紛列隊，以越來越怪誕的屈服表演來示忠。矽谷到底怎麼了？為一探究竟，《連線》（WIRED）特約主筆史蒂文·列維（Steven Levy）去了舊金山。20 世紀 80 年代初，他正是在那裡愛上了那些反主流文化的技術叛逆者。如今的問題是：安撫川普，究竟只是一次赤裸裸的“生意經”，還是意味著一種更黑暗的意識形態轉向？在《連線》，我們曾把自己視為一個似乎能超越政治的行業的記錄者，甚至擁護者。然而今年，我們清晰表態：我們對美國的威權轉向，以及科技行業在川普行動中的共謀，深感憂慮。而且我們承諾會持續追蹤報導。我們還決定走上街頭：如果你住在舊金山、洛杉磯、奧斯汀、紐約或華盛頓特區，你也許會在一幅牆繪、一個數字廣告牌，或一張糨糊海報上看到本期的封面。我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們所見——在數月報導中，圍繞DOGE效率部與 ICE（指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以及一切相關議題。科技領袖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與一位“准國王”同桌的席位，以及就管束其業務的規則討價還價的機會。但別忘了：他們可能拿去豪賭的，是你的未來。I Thought I Knew Silicon Valley. I Was WrongBy Steven Levy2025年9月22日我以為我瞭解矽谷。我錯了科技業在把川普送進白宮時如願以償。一年後，這更像一紙自殺契約。數十年來，馬克·萊姆利（Mark Lemley）的智慧財產權律師生涯一直井井有條。他是史丹佛大學教授，做過亞馬遜、Google和臉書Meta的顧問。“我一直喜歡我所從事的領域基本不涉政治，”萊姆利對我說。而且，他的民主黨價值觀也與雇他的公司高度契合。但今年一月，萊姆利做了個激烈的決定。他在領英上寫道：“我一直在糾結該如何回應馬克·祖克柏和臉書的墮落——滑向有毒的男性氣質與新納粹的瘋狂。我已把Meta從客戶名單上開除了。”這就是 2025 年的矽谷。41 歲的祖克柏變成了一個“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友好的綜合格鬥迷，不太在乎平台上的仇恨言論，抱怨企業界不夠“男人味”。他停止事實核查，開始常去海湖莊園串門。也不只他。整整一批億萬富豪看起來把公司前途置於社會福祉之上。七月我在史丹佛他的辦公室見到萊姆利時，他穿著一件夏威夷襯衫，一副度假前的樣子。自從“開除”Meta 的半年來，跟他同調的權勢人物屈指可數。私下裡，他們對他說，加油！公開場合裡，人就“消失”了。萊姆利甚至想過，如果反川普派的處境變糟，他自己要怎麼“消失”。“我聊過的每個人都有潛在的退路，”他說，“我能不能在這個或那個國家拿到公民身份？”這本該是科技業的好時代，人工智慧大爆發正加速一切。但陰影籠罩著矽谷。這個群體整體仍偏左。可除少數例外，其領袖們在面對唐納德·川普時，要麼保持沉默，要麼主動向政府示好。其中一個難以抹去的畫面出自川普的第二次就職典禮：一批科技精英，在乖乖捐出數百萬美元支票後，佔據了前排座位。“商界人人都擔心報復，因為這屆政府愛記仇，”風險投資人戴維·霍尼克（David Hornik）說。他是少有的敢於公開抵抗的聲音。於是矽谷精英開始跟一屆反覆無常的政府跳起危險的“貼身舞”——正如矽谷傳奇風投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對我所說，“他們竭力避免被捲進一種‘保護費’勾當。”問問蒂姆·庫克就知道了。五月，蘋果CEO放棄了跟隨總統出訪中東的 8,000 英里行程。川普注意到了。在卡達，總統說他跟庫克有個“小問題”，第二天就威脅要對 iPhone 加征 25% 關稅。不出意外，這個夏天當我給矽谷一眾高管提供“吐槽窗口”時，應者寥寥。休假似乎格外漫長。日程表排得滿滿噹噹——未來三周、四周、六周……你說你的截稿日期是那天來著？有位以“跟記者滔滔不絕”著稱的 CEO 告訴我，他正試圖在政治上“斷網減壓”。“不過你要聊 AI 或 AI agents，隨時找我！”他說。過去，當科技領袖偏離他們的崇高價值時，員工會把他們拉回正軌。Google員工曾迫使高管為多元化發聲，避免接軍事合同。潛台詞是，這些激進者隨時能在別處找到工作。後來馬斯克出場。他把 X 裁掉了 80% 員工，應用卻沒崩。整個行業裡，多元化項目在減少，軍事合同在增加。2024 年四月，Google CEO皮查伊給員工的內部信裡說，不要“把公司當作個人平台，或者圍繞破壞性議題內鬥、爭論政治”。在 Meta，言論自由也不再吃香。一位員工說，氛圍像回到了 1990 年代：“上班不帶政治。你也許不喜歡老闆，但你把活幹了，領工資。”他說，“現在祝你好運，找一家不是這樣的公司吧。”矽谷怎麼了？為什麼那些愛安·蘭德（Ayn Rand）的科技英雄會變成唐納德·川普的“舔靴者”？怎麼會有一位被稱為最聰明的風投，在網上發佈宣言，向“信任與安全（trust and safety）”“科技倫理（tech ethics）”“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宣戰？傑夫·貝索斯當初說為公共利益買了《華盛頓郵報》，那又為何在 2024 年大選前夕，撤掉對卡瑪拉·哈里斯的社論背書，把評論版面改成談“個人自由與自由市場”？再說庫克，掌管一家市值 3.4 兆美元的公司，最有效的政治策略竟是走進橢圓形辦公室，鄭重其事地獻上一個金光閃閃的玻璃小擺件？這可是蘋果！站在川普面前開箱公司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可疑、最卑躬屈膝的“產品”，庫克——這個和火星人比和 MAGA 更像同類的人——心裡在想什麼？如果是賈伯斯會怎樣？我的猜測是：他會讓團隊寄去一個鍍金 iPod。到付。自從賈伯斯開始賣第一批流線型的Apple II，數字科技就被吹捧為美國的驕傲與未來。它用一種極客的方式向權力說真話。可如今，史丹佛“科學與技術的社會倫理”教授羅伯·賴希（Rob Reich）說，“一小撮掌握資訊生態的億萬富豪，選擇與世界上最具影響力、最令人生畏的政治權力結盟。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結合。”某種變態的意義上，這對我算是好消息——我報導的就是這個生態和它的寡頭們，能見證歷史多好啊？可在其他一切意義上，這都令人不安。顯而易見，我的故事跟著行業變了。但讓我吃驚的是：那些我長期追蹤的“遠見者”，為何會如此迅速而堅定地倒向川普？這個人與數字革命的平等衝動格格不入。我怎麼會看走眼？我重訪了熟悉的地盤——在這個時代，它突然變得陌生——想弄清楚。網友梗圖，在查理·科克的追悼會上，川普和馬斯克交談握手我人生的前 30 年，從未碰過電腦。那時候的電腦大多是我見都沒見過的機房裡的大型機，在我心目中它們是去人性的象徵。我把它們與越南戰爭機器、與企業生活的單調劃上等號。一切在 1980 年代初改變了，我接了《滾石》雜誌的一個選題，去寫駭客。令我驚喜的是，新興的PC 行業竟是 1960 年代末政治和文化激進主義的“極客接班人”。最早的一些電腦創業公司出自自制電腦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其組織者是一名反戰活動家。俱樂部的主持人曾領導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的技術小組。連比爾·蓋茲起步時都多少算個“抽大麻的叛逆者”；他的搭檔保羅·艾倫（Paul Allen）是個音樂痴，愛吉米·亨德里克斯。Apple 聯合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也剛剛從蓬頭垢面的日子走出來——他們那會兒賣“藍盒子”（blue boxes），讓人打非法電話。 “去他的電話公司！”（Screw the Phone Company!）就連風險投資家也像是在共振一場革命——就好像“氣像人”（Weathermen）把做炸彈改成了做 IPO（首次公開募股，IPO）路演。[譯註：Weathermen，即“天氣地下組織”，1960–70 年代美國激進左翼組織]我開始愛上矽谷。我遇到的巫師們用旨在提升眾人之力的工具改變世界——讓普通人也能擁有專家的能力。電子表格被當作商業工具出售，但它最終成了反建制的武器，因為任何人用一台廉價 PC 就能挑戰高管辦公室的計算。當前超覺靜坐的教師米奇·卡波爾（Mitch Kapor）創辦蓮花軟體（Lotus），在 1980 年代普及了電子表格。他告訴他的財務負責人，他把人看得比利潤更重要，他要投資於員工。“我以為他會拒絕，”卡波爾說。幸好，對方說了“好”。在著名的 Mac “1984”廣告裡，一位女運動員把鐵錘擲向“老大哥”的巨幕——她要粉碎權威。我在《滾石》關於 Macintosh 的報導標題說得很明白：“神童對陣達斯·維德。”（指 IBM，哈哈。）這是一場正義之戰！當然，矽谷從來不只是鮮花與迷幻。“那怕它愛自我陶醉於反主流文化的根系，賺錢與積累權力始終才是主流，”卡波爾說。而且，矽谷的政治一直容納著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但就連風投們也似乎在“革命感”中共振——彷彿“氣像人”改行去做 IPO 路演。網際網路如雷霆般降臨後，意識形態的配樂就震耳欲聾了。1996 年，朋友約翰·佩裡·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著名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裡宣稱，網際網路超越了地面法律與邊界。“你們關於財產、表達、身份、移動與情境的法律概念，不適用於我們，”他寫道。天吶，我們把多少希望寄託給網際網路。初見時，拉里·佩奇與謝爾蓋·布林是一雙睜著大眼的理想主義者。傑夫·貝索斯像個哥們，興奮地指給我看亞馬遜員工（包括他自己）怎麼把木門改成辦公桌，而不是用昂貴的辦公台。我和祖克柏第一次聊完，他就回了那個沒家具的小公寓。然後，網際網路巨頭們把公司做大，開始按自己的概念去規定“表達、身份與情境”。那些曾經謙遜的領導者拿到了難以想像的回報。如今他們恨不得把財富炫個夠——多處豪宅、遊艇、私人飛機。七月一個典型的晴朗日子，我去帕洛阿爾托，坐在智庫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的負責人拉塞爾·漢考克（Russell Hancock）家客廳裡聊。他在 2000 年科技股崩盤時買下了這套房；現在在“帕裡”（Palo Alto 的暱稱）沒有“近乎代際財富”，連破屋都買不起。佩奇和祖克柏不滿足於一處宅邸，他們把周邊房產一一收羅，把曾經田園詩般的街區變成了“超級反派大本營”。“那些混得風生水起的人，過得確實很爽，”漢考克說。對矽谷其他人來說，貧富差距越發嚴酷、荒誕。1980 年蘋果上市時，賈伯斯的淨資產沖上了幾乎聞所未聞的一億美元。現在據稱祖克柏給一年的 AI 研究員開出同樣的價碼。漢考克提起“基尼係數”，這是世界銀行圈子愛用的不平等衡量指標。他說，從 1990 年代以來，“我們從 30 漲到了 83。那就是爆發法國大革命的條件。”另一場巨變也在展開。長期以來，前克林頓政府幕僚、曾為 Airbnb 和 OpenAI 工作的克里斯·萊恩（Chris Lehane）說，軟體“幾乎像第四維”。科技領袖可以安居西海岸，遠離政治。但後來，軟體產品開始擊穿整個行業。“這些產品以計程車、短租、外賣的形式實體化，”萊恩說，“它們開始撞上現有的政治系統、信念與法律。”有人因此喪命。老牌、受人喜愛的行業倒下。本地政客怒了。為了“玩轉系統”，矽谷跳進了沼澤地（華盛頓）。正如現任政府的一位技術官員對我說，“矽谷現在意識到，不能再無視政治了，因為政治不會無視你。”公眾自然對自己停不下來的那些App產生了懷疑。到 2010 年代中期，人們開始攻擊那些接送科技員工往返舊金山、山景城和門洛帕克的班車；而這些員工在公司裡喝免費拿鐵、做午間按摩，聊左翼話題。也許 PC 和網際網路時代的巫師們太成功了。“我們做過了頭，”最初的Macintosh 傳奇程式設計師安迪·赫茨菲爾德（Andy Hertzfeld）說。“我們太理想主義了，覺得每個人都該用電腦，還要把它們做得可愛、好玩。”結果，他哀嘆，是一個被手機綁架的青少年反烏托邦，甚至連“家庭作業論文”都死掉了。本質上，大型科技公司成了“電話公司”——惹人厭的大怪物，為了搾取更多利潤而不斷“糞坑化”（enshittify）自家產品。你甚至打不通人工客服。2024 年一項針對矽谷居民的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人認為科技公司權力過大；將近同樣多的人認為它們迷失了道德羅盤。因此，甚至早在川普 2017 年入主白宮之前，我就發現自己故事裡的敘事變了。以前我寫“大衛戰歌利亞”。後來我寫的是“伊卡洛斯的神話”。我一遍遍在科技精英身上看到“飛得太近太陽”的傲慢。也正是它把他們帶去了唐納德·川普那裡。歷史或許會把約瑟夫·R·拜登記成他在最後一場總統辯論裡的那個踉蹌身影。但在矽谷，出人意料地廣泛的人群把他視為仇視進步的獨裁者。他們對“拜登大叔”的反感強度讓我吃驚。前白宮發言人萊恩說，這屆政府及其機構既不理解科技，也不太關心它，“除了想辦法阻止技術被發展”。拜登時代的“頭號反派”包括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與司法部反壟斷負責人喬納森·坎特（Jonathan Kanter）。他們有條不紊地對Google、亞馬遜、蘋果和 Meta 發起訴訟。可汗甚至封堵了相當溫和的併購，威脅到整個依賴“被併購退出”的初創生態。拜登的人也有看似合理的辯護——這些公司確實像壟斷。而且看看設計公司 Figma，被可汗領導的 FTC 審視與Adobe 合併案後，過了兩年便迎來漂亮的 IPO。但拜登最大且本可避免的錯誤之一，也許是 2021 年的電動車製造商活動沒邀請馬斯克。原因似乎是為了取悅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儘管白宮後來稱是電動車條款之爭讓他錯過了席位。即便是為數不多公開反對川普的億萬富豪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也覺得離譜。“你辦電動車峰會，理應邀請電動車領軍者！”他說。“這也是馬斯克走向激進的一部分。”不論是不是“表面敘事”，結果是馬斯克——此前也給民主黨候選人捐過款——徹底倒向 MAGA。還有其他解釋：新冠期間的激進化（加州工廠被停工）；被 Twitter（現 X）與一眾馬屁帖“帶偏”；或者他本就“有點瘋”。無論如何，他開始在 X 上大力推右派內容（尤其是他自己的帖），高調支援川普，當然還為川普競選捐了將近 3 億美元。過去“如果你是共和黨，或者反稅收，你得躲起來”，Flexport CEO 瑞安·彼得森（Ryan Petersen）說，“馬斯克讓大家覺得這樣是安全的。”在很多科技精英眼裡，拜登的另一個失誤是他的政府對“加密貨幣”的敵意。我採訪的一位加密龍頭高管說，麻煩始於民主黨最大金主之一、加密億萬富翁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uel Bankman-Fried）被揭穿為巨騙。“對民主黨來說，這是巨大醜聞，”他說。“你被羞辱時怎麼辦？你就過度反應。”在醜聞前，行業還能圍繞監管開展建設性討論。但SBF事件固化了證監會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的強硬路線。（根斯勒婉拒採訪，但對我說“繼續在《連線》幹得漂亮！”）加密圈也把鍋甩給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她被視為根斯勒的支持者。加密行業向川普競選注入了數億美元。“我們一直只關心什麼對 crypto 有利，”Coinbase總法律顧問、前聯邦法官保羅·格里沃（Paul Grewal）說。到 2024 年仲夏，曾稱加密貨幣是騙局的川普登上比特幣大會，承諾開除根斯勒，讓美國成為“地球上的加密之都”。連拜登的 AI 政策也成了“激進化”的觸發器。關鍵人物們起初似乎樂於就監管展開辯論。但當 AI 變得炙手可熱，這些公司需要巨額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更少的約束。猜猜誰準備好“兌現承諾”。“就他作為人或願景者而言，沒人是川普的鐵粉，”彼得·萊登（Peter Leyden，前《連線》編輯）說，他正在寫《大躍遷》。“但 AI 來了，開打了。他們就決定，‘管它呢，咱們把樹拴在這個瘋狂的川普上。’”風投馬可·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播客裡憤怒抨擊拜登的反壟斷、AI 與多元化政策，還對拜登不肯見他本人表示憤懣。在他看來，拜登——以及公眾——沒有履行他所說的“那筆交易”。他在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杜薩特（Ross Douthat）採訪時這樣描述：一位創業者創辦公司，賺了很多錢，世界因新技術受益。“然後你的訃告會寫你多麼了不起——商業生涯與慈善生涯皆然。順便說你是民主黨人，支援同性戀權利，支援墮胎，支援當時流行且合宜的一切社會事業……‘這就是那筆交易。’”拜登膽敢挑戰科技行業，動了大佬們的商業計畫。更糟的是，他傷了他們的“玻璃心”。“你很難誇大他們有多被冒犯，”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說，他一直擔任 Meta 全球事務總裁直到今年早些時候。2024 年 7 月，安德森與合夥人本·霍洛維茨（Ben Horowitz）宣佈把錢捐給川普。安德森的一些抱怨確實誇張——顯然不是所有年輕員工都偏馬克思，但他並非唯一對多元化項目與“政治正確”怒氣衝衝的人。整個矽谷，甚至溫和左派，都覺得“這玩意兒過頭了”，萊登說。Founders Fund的風投、Anduril 聯合創始人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也見多了。“我那些民主黨的朋友並沒轉投共和黨，”他說，“他們只是對民主黨很累。”OpenAI CEO 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一直“站左派”。今年早些時候他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在政治上“無家可歸”。不過他似乎常跟川普在一起。還有祖克柏。川普第一任期時我常採訪他，我相信他真心同情移民。我記不得他什麼時候說過川普一句好話。大概在過去一年裡，他開始說好話了。去年夏天川普在競選現場躲過一顆子彈，舉拳致意，祖克柏叫他“badass”（狠角色）。然後他去上喬·羅根（Joe Rogan）的播客，抱怨企業不夠“男人味”；去海湖莊園，據傳把公司曾經對有害內容與錯誤資訊的“審查”都怪到前 COO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頭上，她是多元化的擁護者（他後來否認曾這樣說）。如今，祖克柏也不怎麼談移民了。他和妻子普麗希拉曾資助在東帕洛阿爾托（低收入飛地）辦學。那所學校要關了。“一句話，我眼中的扎克是個政治變色龍，他的首要目標是公司的生存與繁榮，”一位 Meta 高管對我說。“川普太講交易了。你要麼和他對著幹然後被整，要麼試著合作，拿回你想要的一部分。”對科技權貴而言，川普的“以牙還牙”不是缺陷，是特性。“這幫人覺得川普很熟悉，”克萊格說。“你去了海湖莊園，他就說，‘來做個交易吧。’這種魅力對矽谷科技兄弟極具毒性。”拜登真的那麼糟嗎？那些在白宮或國會任職的民主黨人對我說，他們只是讓一個越界的行業承擔責任——為它自身好。“我不覺得我們在政策上搞砸了，”曾任拜登“科技與競爭事務特別助理”的吳修銘（Tim Wu）說。“我們的目標是讓科技行業在被迫持續創新中保持健康。”然而策略似乎沒奏效。2025 年最初幾個月，川普政府解除了一系列讓科技行業不爽的監管。《美國 AI 行動計畫》瞄準的是確立美國主導。再見了，監管！加密圈不僅等到了仇視的 SEC 主席根斯勒的離任，還等到了給行業正名的法案。川普任命的官員最近還推翻了司法部反壟斷司的意見，放行了一起大型科技併購。當然，川普的關稅給企業帶來大麻煩。但跪著走路，似乎也能跑得挺順。比如 Nvidia 的黃仁勳。外界原以為政府會對對華售芯採取強硬路線。黃全力遊說，從海湖莊園到沙烏地阿拉伯。他承諾在美國投資 5,000 億美元。他在國會作證時痛批拜登。等他忙完，川普稱他為朋友，放鬆了對其晶片的出口管制。七月川普在 AI 峰會上發言時，黃在台下慶祝——而且很懂事地沒搶功。輪到他上台，他開門見山：“美國擁有其他國家不可能擁有的獨特優勢，那就是川普總統。”不久之後，黃得知政府要從對華銷售的總營收裡“提成”15%。沒多久，川普又從 Intel 那兒拿了 10%。看來“美國的獨特優勢”也會毫不留情地從那些在他面前自我貶低的人身上攫取權力。長久看，這些被迷惑的 CEO 也許會明白，這不是什麼現實政治。這是一紙自殺契約。布萊德利·塔斯克（Bradley Tusk）是給科技公司做政治諮詢的人。Uber 和 FanDuel 在改寫行業規則時都用過他的服務，他見慣了政治廝殺。在他看來，川普的手法就是“政府版”的“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我們聊到美國科技“例外論”的要素——獨立的市場與制度、言論自由、智慧財產權保護、強大學術機構、像樣的移民政策。然後他的聲音冷了下來：“川普在每一件事上都在做相反的事，”他說。“他完全可能摧毀美國經濟獨特與成功的一切基礎。”先說移民。也許沒有那個群體像播客All In的“四位話癆投資兄弟（besties）”那樣，搭上了川普的順風車。四人中有三人出生海外。選舉季裡，兩位“死黨”——風投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與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在薩克斯家辦了募款宴，門票高達 30 萬美元。不久，川普就上了他們的播客。（薩克斯現在是川普的 AI 與加密事務主管。）有些問題軟得像枕頭，比如“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邊境）牆會有爭議”。可即便是他們也支援不了他的移民政策。川普難道不知道，科技世界靠外籍天才繁榮嗎？令他們驚訝的是，他不僅贊同，還承諾在他的政府中，任何獲得學位的外國學生都能拿到綠卡。幾位“死黨”喜不自勝。這簡直好得難以置信。幾小時後，MAGA 基本盤大怒，川普競選團隊發佈聲明，否定了他剛說過的話。如今他重返白宮，他和副總統在姿態上繼續“兩面人”：在科技場合保證他們“想要最優秀的外國學生”，同時又讓企業更難僱用和留住這類人才。他一度甚至試圖阻止任何外國人就讀美國最古老的大學。這事雖未成行，但今年夏天，國土安全部提出新規，將外國學生簽證限製為 4 年——拿不到博士，很多人連本科學位都來不及。海外來美學生數量直線下滑。“我們確實看到了寒蟬效應，”Y Combinator 管理合夥人哈吉·塔格（Harj Taggar）說。雖然 YC 的國際創始人目前還能順利入境，但持學生簽證的申請者更不願意離校來參加項目。越來越多的海外學生考慮去倫敦工作或創業。“他們覺得在美國可能不那麼安全了，”他說。“這讓我很難過。”我可以再給塔格幾個難過的理由：比如科學與研究經費的大幅取消。再見了，下一代工程師與電腦科學家。“打著懲罰‘覺醒主義’的旗號，我們會親手毀掉過去 50 年創造經濟增長的創新引擎，”風投霍尼克說。還有川普“索取恩惠、挑選寵臣”的累積效應——買 Intel 的股份，從 Nvidia 營收裡分成。在腐敗橫行的國家，贏家不是憑實力選出來的，而是由阿諛者與強人點名。這類國家註定是二流、三流。選前做客喬·羅根播客時，祖克柏自己也這麼說過：“至少美國有法治。”他說，“在一些國家，如果政府決定要對付你，你不一定能按規則獲得公平的辯護。”猜怎麼著——我們現在就像那些國家了！聰明如祖克柏，恐怕已明白這一點，但他如今被鎖在“川普國”，在一場現實版的《風險》（Risk）裡被人“吃乾抹淨”。我採訪的很多人是溫和自由派。他們意志消沉，跟他們聊天也消磨我的心氣。我一遍遍問：有什麼能迫使這個行業直面自己黯淡的長期前景？他們的答案含糊其辭。中期選舉？經濟崩盤？一位矽谷人士說：“也許只需要 10 位共和黨參議員發現自己居然還有脊樑骨。”或者，我補一句，10 位大公司 CEO。他們能把膝蓋伸直，那怕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喚回點矽谷的靈魂。至少不要繼續把它撕碎。在此期間，也別再讓政府那麼輕鬆地引入一個 AI 驅動的監控國家。也許這就是我當年最誤判矽谷的地方。我寫的那些“大衛”們，曾經看上去無畏、充滿激情，去挑戰可能性的邊界，駕馭晶片與網路的力量。我把這誤當成了“品格”。如今，正如莫里茨對我說的那樣，他們相信向川普的“保護費”低頭是在保護股東。但科技巨頭完全有能力為行業的長期可持續性而挺身而出。也為民主而挺身而出。到目前為止，他們做的是恰恰相反。“我認為他們做了一筆壞交易，”吳修銘說。“凡是以為能跟川普做‘交易’的人，最終都會被燒到——輕則名聲盡毀，重則鋃鐺入獄。”很可能並不會有清算。科技領袖，像所有富人一樣，總可以在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之外為自己找替代方案。里德·霍夫曼有他的“應急計畫”。這篇報導的另一位消息人士順嘴說，他正在申請葡萄牙國籍。好地方。但我很難想像自己還是個年輕記者，在里斯本的街頭，能找到我當年在加州發現的那種興奮與希望。我更難想像今天的一個年輕記者，能在這個行業裡找到那種精神。此時我在矽谷的感覺，正如薩姆·阿爾特曼對其政治狀態的描述：無家可歸。 (不懂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