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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觀點｜查理·柯克、吉米·坎摩爾與美國言論自由的未來
要真正把握當下美國言論自由面臨的新威脅有多嚴重，並不容易。
美國仍處在震驚之中。一起刺殺奪走了查理·柯克的生命，他當時正在大學校園裡參加辯論。很少有比這更違背多元與民主精神的觀念了：你的言語，那怕是最具爭議的言語，也可能讓你喪命。
更糟的是，川普政府正把柯克之死當作藉口，威脅要對川普的政治與文化反對者實施全面打壓。司法部長潘姆·邦迪作客凱蒂·米勒主持的播客時，揚言要打擊她認定的仇恨言論，還說：“有言論自由，也有仇恨言論。尤其在現在，尤其在查理身亡之後，後者沒有容身之地。”
多年來，保守派律師一直在法庭上捍衛私營企業的表達自由權。但當 Office Depot 的一名員工拒絕列印為柯克守夜活動製作的宣傳海報（她後來被解僱）時，帕姆·邦迪卻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肖恩·漢尼提表示：“如果有人要列印印有查理照片、用於守夜的海報，你就必須讓他們列印。否則，我們可以據此對你提起公訴。”
這兩番話都錯得離譜。第一修正案並不存在所謂“仇恨言論”例外，最高法院最近也以6比3裁定，企業事實上沒有義務製作違背其價值觀的表達性內容。
邦迪後來收回了要打擊“仇恨言論”的威脅。她在一份聲明中說：“如果你想做一個滿腹仇恨的人，只是說些仇恨的話，你有權這麼做。”
該有人把這話轉告給唐納德·川普了。他非但沒有責備帕姆·邦迪（Pam Bondi），反而繼續加碼，對美國廣播公司 ABC的喬納森·卡爾說，邦迪“多半會去找像你這樣的人”，因為“你滿懷仇恨”。他還誇口說自己從 ABC 那裡拿到了 1600 萬美元的和解金，理由是“某種形式的仇恨言論”。
就在說出這番話的幾個小時前，他剛剛對《紐約時報》提起一宗高達150億美元的訴訟，意在以如此明顯（且註定徒勞）的威脅手段，逼迫該報調整報導內容以取悅自己。
與此同時，副總統JD·范斯則鼓勵美國民眾，一旦發現有同胞在網上慶祝柯克的死訊，就向其僱主舉報。他說道：“把這些人揪出來，並且，去他的，直接打電話給他們的僱主。”然後，他又可笑地補充了一句：“我們不信奉政治暴力，但我們確實信奉文明禮貌。”
真有人相信范斯信奉“文明”嗎？更不用說川普了。別忘了，范斯在 2021 年曾公開說過：“我認為我們的人恰好憎恨‘該被憎恨的人’。”彷彿世界上真有誰理應成為仇恨的對像一樣。還有誰會忘記他當初如何炒作那則子虛烏有的新聞——聲稱海地移民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吃寵物？
對異見言論的圍剿從未停歇。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布倫丹·卡爾（Brendan Carr）在右翼網紅本尼·約翰遜（Benny Johnson）的播客中接受採訪時，似乎威脅要以所謂“新聞失真”為由，對媒體機構處以罰款或吊銷其廣播執照，還特意點名了吉米·坎摩爾（Jimmy Kimmel）。卡爾發表這些言論僅數小時後，美國廣播公司（ABC）便無限期停播了坎摩爾的節目。
坎摩爾在深夜脫口秀節目中確實說錯了話。在獨白中他說：“這個周末我們又刷新了底線，MAGA 陣營的人拚命否認那個殺害查理·柯克的年輕人與他們有關，並竭盡全力借此事件撈取政治利益。”
現有最可靠的證據顯示，槍手其實根本不是 MAGA 陣營的人。可就算深夜喜劇演員（指坎摩爾）節目中確有失誤，也絕不足以讓聯邦政府出面恐嚇電視台，強行撤下其節目。更何況，正如對坎摩爾的打壓力度所展現的那樣，他那句話的後半部分，也就是有人極力利用事件謀取政治利益，其實是說對了。
柯克遇刺與川普的多線打壓力度加碼，恰好發生在社會對言論自由支援度不斷下降的背景之下。
上周五，加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的政治學教授凱文·沃爾斯滕（Kevin Wallsten）在《華爾街日報》發文，披露了一項令人不安的研究結果。值得慶幸的是，沃爾斯滕發現，近八成美國人依然認為以暴力手段阻止言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接受”。但遺憾的是，這一比例在不同世代中逐步下降。嬰兒潮一代中有93%反對暴力，X世代為86%，千禧一代只有71%，而Z世代則僅有58%持同樣觀點。
這個統計有助於解釋為何會有人慶祝柯克之死。對他們而言，言論自由已經被徹底否定到，看到一顆子彈終結一場對話，也能感到高興。他們認為柯克的言論配得上暴力回應，並為致命後果叫好。嫌疑人的簡訊也似乎表明他是這樣的人。他據稱告訴室友：“我受夠了他的仇恨。有些仇恨不是談判能消解的。”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熟悉本專欄的讀者都知道，我常常以歷史為鏡，照見當下。事實證明，我們其實並不是在發明新的論戰，而是在無休止地重演舊有的爭執。有時，解釋當下最有說服力的論據，恰恰就是那些來自歷史的最強論據。
這讓我再次想起偉大的廢奴主義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60年12月的一個決定性星期一，他在波士頓經歷的那場關鍵事件。
道格拉斯原計畫與其他廢奴主義者在波士頓特裡蒙特浸信會教堂舉行公開討論，可一群暴徒趕到，把道格拉斯的發言喝倒，並沖上講台。官員無所作為。換言之，那一回合是暴徒贏了。
六天後，道格拉斯在波士頓音樂廳發表預定演講。結束時，他加了一段關於言論自由的短章，《在波士頓為言論自由請命》。那是我讀過最有說服力的言論自由辯護。
在這篇請命中，道格拉斯提出了三條層層遞進的關鍵觀點，逐一反駁各種形式的審查，無論這種審查來自總統，還是出自無組織的暴民。
首先，道格拉斯指出：“在建國先賢看來，沒有那一項權利比言論自由更為神聖。在他們眼中，也在所有深思熟慮之人的眼中，言論自由是社會與政府道德革新的偉大動力。”
當代美國政治中最令人痛心的變化之一，是不少人堅信言論自由會妨礙多元與包容，認為為了實現積極的社會變革，壓制“冒犯性”或“仇恨性”言論是必要的。
這種心態在校園言論規範和“偏見回應小組”等機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高校管理者出於善意，希望讓校園對歷史上被邊緣化和代表性不足的學生群體更加友好，因此決定壓制那些基於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受保護特徵而讓他人感到憤怒或不適的言論。
但美國歷史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對於實現公正和推動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國建國後最初的149年裡，聯邦層面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實際上極為有限。權利法案只約束聯邦政府，因此州和地方政府基本可以自行制定各自的言論規則。
直到1925年，最高法院才裁定第一修正案關於言論自由的保護同樣適用於州政府。現在不妨自問：今天的美國比1925年更加公正，還是更加不公正？對歷史上被邊緣化的群體更友善，還是更不友善？
民權運動部分得益於最高法院關於第一修正案的一系列判決。正如眾議員約翰·劉易斯所說，“沒有新聞媒體，民權運動就像失去翅膀的鳥”。第一修正案所確立的其他自由，同樣如此。
民權領袖、國會黑人議員核心小組創始人之一的沃爾特·豐特羅伊牧師曾對我說，他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些非凡的法律勝利，歸功於“全能的上帝與第一修正案”。
豐特羅伊說：“第一修正案讓我們能夠發聲，全能的上帝讓人心柔和。”
其二，正因為言論具有感動人心、改變思想的強大力量，道格拉斯認為，言論自由“在一切權利之中，最令暴君畏懼。它是他們首先要打擊的權利”。
道格拉斯說：“建立在不義與錯誤之上的王座、權柄、統治和勢力，只要人們被允許在他們面前談論公義、節制以及將來的審判，他們就必然會感到顫慄。”
道格拉斯年輕時從馬里蘭的奴役狀態中逃脫，深知專橫者的殘暴與不容異議。那些意欲支配他人的人並不喜歡被挑戰。他們宣稱自己有統治的當然權利，可這種權利經不起最基本的拷問。所以他們要扼殺辯論，從源頭阻止挑戰。
其三，道格拉斯把分析從發言者轉向受眾。“同樣清楚的是聆聽的權利。”他說，“壓制言論自由是雙重的不義。這既侵犯了發言者的權利，也侵犯了聽者的權利。”
當暴民沖上講台，當總統迫害媒體，或當刺客的子彈粗暴地令一場辯論戛然而止，受侵害的不僅是發言者的權利，也是現場每一位聽眾以及一切可能想要聆聽這番話語之人的權利。
這意味著，我對保護他人的發言權擁有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它維護了我聆聽你論點、考慮你觀點、也許據此改變自己想法或行動的能力。即便我並不被說服，甚至反而更堅信自己的立場正確，聽見反對的聲音仍然有益。
事實上，那怕是最糟糕的言論，有時也值得聽見。美德的價值，常常在極端惡行的映襯下更為清晰。反差有助於照亮我們的事業。畢竟，當真理驅散謊言時，它更顯美好；當愛直面仇恨時，它最見力量。
最後，我想以另一位美國自由的捍衛者、羅伯特·傑克遜大法官的一則嚴厲警告作結。他在1943年的里程碑判決“西弗吉尼亞州訴巴尼特案”中撰寫多數意見，推翻了西弗吉尼亞州教育委員會要求學生敬禮國旗的規定。
傑克遜的意見以其對良心自由的高昂頌歌著稱。他寫道：“如果在我們憲法的星座中有一顆恆星，那便是任何官員，無論位高位卑，都無權規定政治、民族主義、宗教或其他意見問題上的正統，更無權強迫公民用言語或行動表白其對此的信仰。”
不過，這個判例也同樣值得因其警示而被銘記。傑克遜寫作時，正值與極權惡勢力的殊死搏鬥，他深知通往專制之路鋪滿了審查。
傑克遜後來出任紐倫堡審判的檢察官。他指出，當“為實現統一而採取的初步與溫和的手段失敗時，那些一意要達成統一的人就不得不訴諸日益嚴酷的措施”。而當“政府推動統一的壓力越大，有關應當何種統一的爭鬥就越激烈”。
然而，歷史一再證明，強行讓思想整齊劃一終歸徒勞無功。正如傑克遜接著所說，歷史不斷告誡我們：無論是羅馬帝國為了維護異教統一而試圖根除基督教，還是宗教裁判所用來推動宗教與王朝統一，或是流放西伯利亞作為實現俄螺絲統一的手段，直到我們當下極權政權竭力推動但正迅速失敗的各種努力——所有這些試圖強迫思想一致的做法，最終都難逃失敗的結局。
即便註定徒勞，這樣的努力也可能付出巨大代價。此刻，查理·柯克的家人正準備安葬一位丈夫、一個兒子、兩個年幼孩子的父親；數以百計政治暴力受害者的家屬在追憶他們失去的父親、母親與子女；更多的美國人承受著威脅，擔心下一個會不會輪到自己。傑克遜大法官的話應在我們耳畔迴響：
“強制統一意見，只會換來墓地般的整齊劃一。”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