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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印尼抗議浪潮在9月初達到高峰後，因政府讓步和強力管控而暫趨平息。普拉博沃在平息這場抗議中，延續了以往執政「恩威並施」的模式，如今局勢雖穩未安，部分團體仍在以和平的方式組織小規模集會，印尼社會的不滿情緒仍在廣泛存在。而政府公信力受損、經濟復甦乏力等深層問題仍未解決。
本文認為，印尼抗議實質上是其結構性困境的表現。動亂不僅源自於印尼人民對經濟分配、通貨膨脹的不滿，更是普拉博沃「恩威並施」強人治理策略失衡的集中爆發。作者指出普拉博沃的治理風格呈現顯著的軍事化特徵。他試圖重塑國家權力結構、建構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政治卡特爾」。普拉博沃將軍事菁英網絡整合進國家治理核心以建立一個更穩固、更有效率且忠誠的權力基礎。在立法上，他重啟了軍人雙重職能製度，透過法律手段為軍事化治理提供合法性。
另一方面，普拉博沃政府也試圖透過的民粹主義計畫來施「恩」於民，以贏得公眾支持。但這些政策在財政、執行和道德層面上都陷入了困境，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普拉博沃推行的「免費午餐計畫」透過向一般民眾徵收更高稅費、削減公共服務來填補缺口，反而加劇了一般民眾的生活成本壓力。旨在促進「國家團結」的赦免措施反而侵蝕了公眾對法治公平的信心。最後議員津貼事件揭露了資源分配的不公。據此作者指出抗議背後，不僅是一場經濟分配危機，更是一場道德與信任危機。同時，經濟痼疾、腐敗沈痾，以及新時代科技驅動的社會動員模式等新舊矛盾也在這場危機裡集中爆發。
最後，作者強調在社會高度分化、世代衝突加劇、社群媒體改變動員方式的今天，傳統的恩威治理模式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如何建構一個能有效回應民眾訴求、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治理體系，是許多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議題。
本文系2025年度廣東省社科聯青年學術工作坊《從萬隆精神到數位互聯：廣東推進中印尼新時代產業合作的路徑研究》（2025GDF05）的階段成果，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恩威失衡：普拉博沃的強人治國
與印尼的結構性困境
2025年8月底，印尼（以下簡稱「印尼」）社會爆發了近10年來最嚴重的全國性抗議浪潮。直接導火線是一項為國會議員提供每月5000萬印尼盾（約3000美元）住房津貼的提案。這相當於雅加達最低工資的10倍，甚至是貧窮地區的20倍。當許多印尼民眾為生活成本飆升、就業機會稀缺和緊縮的公共預算而掙扎之時，這一明顯偏袒精英階層的舉動如同火上澆油，迅速引爆了積壓已久的社會不滿。儘管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延多（Prabowo Subianto）迅速回應，但抗議並未平息，反而從首都雅加達迅速蔓延至泗水、萬隆、望加錫等31座城市。在一些地區，抗議活動升級為嚴重的暴力衝突，示威者衝擊立法機構、焚燒議會大樓，甚至掠奪議員府邸。為平息事態並回應“17+8人民訴求”，普拉博沃撤回了補貼提案並撤換了部分議員，替換了經濟與安全領域的關鍵部長。
這場表面上的經濟分配危機，其實是普拉博沃執政以來所奉行的「恩威並施」強人治理策略失衡的集中爆發。身為前陸軍將軍，普拉博沃的執政風格呈現出一種顯著的悖論：他試圖透過強化「威」的一面，即依賴軍事化力量和權力集中，來維持社會秩序，同時又透過施「恩」的一面，即推出大規模民粹主義政策，來爭取民心。然而，這兩種看似互補的策略在現實中卻陷入了深重困境。其「威」的強化引發了民眾對威權主義復闢的恐懼與對國家暴力的憤怒；而其「恩」的施予則因財政困境和明顯的資源分配不公而走向錯位，最終兩者均未能有效解決印尼社會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反而將長期積壓的社會不滿推向了臨界點。這「恩威」失衡的內在邏輯如何激化了印尼經濟、政治與社會中的多重困境？本文為理解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在威權回潮與民粹主義夾縫中的掙扎提供一個窗口。
「威」的強化：軍事化治理與權力的集中
普拉博沃上任後，其治理風格呈現顯著的軍事化特徵。這種「威」的強化並非僅僅體現在個別官員的任命上，而是一項旨在重塑國家權力結構、建構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政治卡特爾」的系統性嘗試。
（一）軍事化菁英的回歸與永久聯盟的構建
就職伊始，普拉博沃便宣布成立一個由109名部長、副部長和國家機構負責人組成的史上最龐大的內閣，並將其命名為“紅白內閣”，象徵國家團結。在這龐大的內閣體系中，擁有軍方背景的官員佔了顯著比例，尤其是在關鍵的戰略部門。他還向包括國防部長沙夫里·沙姆蘇丁（Sjafrie Sjamsoeddin ）在內的五位退役將領授予了四星榮譽將軍稱號。這不僅是個人偏好或對舊友的提攜，它更深層地反映了將軍事菁英網絡重新整合進國家治理核心的政治考量。在普拉博沃看來，透過軍事菁英體系，他可以建立一個更穩固、更有效率且忠誠的權力基礎。同時，他也著手修改印尼歷史教科書，強化民族主義敘事，刪除1998年關於華人受迫害的部分論述，為其政策提供所謂的歷史正當性。
這種做法與學界所描述的「政治卡特爾」現象高度吻合。普拉博沃試圖建立一個跨黨派的、以他為中心的永久性執政聯盟，從而將國家權力高度集中。這項策略的背後，是普拉博沃對政治體制的深層改造意圖。他不僅將自己定位為政黨、議員和地方官員的“總司令”，更試圖透過任命親信擔任關鍵官僚職務，甚至直接加強對財政部長的控制，來集中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權力。這種對「威」的強化，從組織人事層面為他的強人治理模式奠定了基礎。
（二）爭議性立法：「雙重職能」的幽靈再現
在組織人事之外，普拉博沃政府也試圖透過立法來鞏固「威」的權威性，其中最有爭議的莫過於《國民軍法》改革議案。該法案的核心內容包括：將國軍的隸屬關係從「同時隸屬於總統與國防部」調整為「僅隸屬於國防部」；同時，將軍方的「非戰爭軍事行動」（OMSP）任務從14項增加到16項，新增了包括網路攻擊防禦、保護海外公民等民事職能。
修法引發了印尼國內外的強烈反彈。學生團體、公民社會聯盟以及國際人權組織嚴厲譴責該法案，認為它「威脅了印尼境內的人權保障」。他們指出，這項法案削弱了文人至上原則，可能讓軍方重新介入政治和治理體系，因而背叛了1998年改革運動的精神。在抗議者看來，這無異於重啟了蘇哈托時期備受批評的「軍人雙重職能」（Dwifungsi）制度，即允許軍方在專注於國防職責之外，還能涉足政治與行政領域。這種透過法律手段為軍事化治理提供合法性的做法，讓民眾普遍對國家民主進程的倒退感到深深的焦慮。
（三）國家暴力的再現：憤怒的引爆點
這種「威」的強化最終在現實中與民眾產生了致命的衝突。在8月的抗議浪潮中，一場悲劇徹底點燃了民眾的憤怒。一名21歲的網約摩的司機阿凡·庫尼亞萬（Affan Kurniawan）在衝突中被警方裝甲車碾壓致死。儘管普拉博沃迅速下令進行「全面、透明的調查」並對事件表示哀悼，但這起事件的性質遠非一場簡單的意外。它像徵性地將民眾對國家暴力和特權階層的憤怒推向了頂點。
這起悲劇證明了強人治理模式的內在脆弱性：當其依賴的工具，特別是暴力機關，在面對社會不滿時，很容易因過度使用而失控。民眾積壓的不滿原本針對的是議員津貼這一經濟問題，但阿凡的死亡將抗議的訴求迅速升級為對警察暴力、問責機制缺失以及整個國家體制的控訴。這起事件使得政府的強硬手段不僅未能平息動盪，反而成為了社會情緒進一步發酵和傳播的催化劑。它使得「威」的策略在民眾面前徹底失去了公信力，並與「恩」的失效相互交織，形成了普拉博沃執政危機的完整鏈條。
「恩」的錯位：民粹政策與分配不公的困境
與強化「威」的策略並行，普拉博沃政府也試圖透過大規模的民粹主義計畫來施「恩」於民，以贏得公眾支持。然而，這些看似惠民的政策在財政、執行和道德層面上都陷入了困境，最終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
（一）「免費午餐」的財政悖論
普拉博沃在競選期間就提出了標誌性的“免費午餐計劃”，旨在為全國學齡兒童和孕婦提供營養餐。然而，這項看似慷慨的「恩」政從一開始就面臨嚴峻的財政挑戰。該計劃每年耗資約300億美元，相當於政府年度財政預算的14%，引發了外界對預算赤字可能突破GDP%法定上限的擔憂。
為籌措這筆巨額資金，政府不得不大幅削減其他關鍵公共領域的預算，例如教育、醫療和基礎設施，同時增加消費稅、土地稅和房產稅。這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財政悖論：政府試圖透過一個惠民計畫來施恩，但其巨大的開支壓力卻反過來導致政府不得不透過向普通民眾徵收更高稅費和削減公共服務來填補缺口。這種「以民養民」的方式使得「惠民政策」的實際效果適得其反，反而加劇了一般民眾的生活成本壓力。此外，由於財政緊張，原本每餐15,000印尼盾的預算被迫削減至10,000印尼盾，導致計畫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第一線工作人員甚至表示肉類可能每月只能供應兩次。這種承諾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使得這項本應贏得民心的「恩」政，最終變成了民眾眼中「好看不中用」的空頭支票。
（二）腐敗赦免與法治信心的侵蝕
普拉博沃的「恩」策略還包括一系列旨在促進「國家團結」的赦免措施。他特赦了數百名囚犯，其中包括多名在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 ）政府時期因腐敗而被定罪的政界人士。儘管普拉博沃政府聲稱此舉是為了追回不法所得並加強國家團結，但這一舉動在長期被腐敗問題困擾的印尼社會引發了巨大爭議。
印尼一直被認為是世界上貪腐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民眾對貪腐的容忍度極低。在此背景下，赦免貪污犯是對民眾反腐敗共識的嚴重挑戰。它傳遞的訊號是：在普拉博沃的治理下，即便是嚴重的貪污罪行，也可以透過政治交易被赦免。這不僅削弱了反腐敗機構的權威，也嚴重侵蝕了公眾對法治公平的信心。當「恩」被用於寬恕貪腐菁英而非改善底層民眾的困境時，其道德基礎便徹底崩塌。
（三）議員津貼：徹底暴露的“雙重標準”
議員津貼事件是普拉博沃「恩」的策略徹底失效的象徵。它將政府的財政緊縮政策與精英階層的自肥行為形成了強烈的諷刺性對比。當政府在教育和醫療等領域削減公共預算、同時增加普通民眾的稅收時，卻為議員們提供了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的津貼和福利。這種「明顯的雙重標準」徹底暴露了資源分配的不公義。
這事件不僅是一場經濟分配危機，更是一場道德與信任危機。它讓普拉博沃的「恩」政顯得具有強烈的政治投機性，而非真正出於利民考量。當民眾為生計所困時，政治菁英卻在享受特權，這種強烈的對比使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降至冰點。民眾的憤怒從單一的津貼政策迅速蔓延至整個政治系統，這顯示民眾要求的不再是暫時的恩惠，而是根本性的治理公正。
結構性憤怒：新舊矛盾的交織與爆發
這次席捲全國的抗議浪潮，並非由單一事件引爆，而是印尼社會長期累積的結構性矛盾在特定導火線下集中爆發。這些矛盾包括經濟痼疾、腐敗沈痾，以及由新時代科技驅動的社會動員模式。
（一）宏觀成長與微觀困境並存的經濟病
儘管印尼宏觀經濟數據顯示2024年經濟成長率達到5%，但這種成長模式並未帶來普惠性的發展。相反，它掩蓋了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所面臨的嚴峻就業與生活困境。印尼15-24歲年輕人中，高達16%處於失業狀態。
儘管印尼的整體失業率正在下降，但年輕人面臨的失業問題依然嚴峻，這一比例是鄰國泰國和越南的兩倍以上。製造業裁員潮、就業機會短缺以及生活成本高企加劇了一般民眾的困境。這種宏觀經濟的「優秀」數據與微觀民生的「糟糕」體驗之間的巨大落差，正是民眾憤怒的根本來源。民眾的憤怒並非無源之水，而是對貧富差距、就業困境等長期結構性矛盾的集體控訴。普拉博沃政府所推行的以資源和基礎建設驅動的經濟模式，未能有效地將成長的紅利分配給所有社會階層，加劇了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
（二）腐敗的痼疾與民眾容忍度的下降
印尼的腐敗問題由來已久，從蘇哈托時期高度集中的高層腐敗，到民主化後的地方分權所導致的基層腐敗氾濫。貪腐已成為阻礙國家發展的痼疾。在經濟下行時期，民眾對腐敗的容忍度會大大降低，會將諸如貧窮、失業、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與國家的結構性腐敗連結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情緒背景下，普拉博沃政府對貪污犯的赦免以及對議員津貼的慷慨，顯得尤其刺眼。這些舉動不僅未能如政府所願地帶來“團結”，反而將民眾的結構性不滿找到了明確的攻擊目標，即腐敗的精英階層。這使得政府的「恩威」策略，無論是在法律層面（赦免）還是在經濟層面（津貼），都被民眾解讀為對既得利益者的偏袒，從而激化了本已緊張的社會矛盾。
（三）新時代的抗議動員模式：去中心化的情緒串聯
這次抗議的動員模式也呈現出與傳統抗議形態截然不同的新特徵。它並非由傳統的政治組織或工會主導，而是透過TikTok和Instagram等社群媒體平台實現了「去中心化的情緒串聯」。像「#IndonesiaGelap」（黑暗印尼）這樣的標籤在社群媒體上迅速傳播，象徵著民眾的恐懼、焦慮與艱難生活。
這種「輕組織、高情緒」的抗議形態對普拉博沃政府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傳統上，政府可以透過與少數政治領袖或工會進行談判來平息事態，但當抗議的動員機制變得去中心化時，這種策略就難以奏效。這種新型的社會動員模式，使得民眾的憤怒可以不受控制地、以幾何級數的方式透過情緒共鳴進行串聯。這表明，在資訊高度流通的數位時代，普拉博沃所仰仗的「恩威」策略顯得過時和無效，他既無法透過「恩」精準安撫民眾，也無法透過「威」來有效控制這種無形無狀的社會情緒。
結論：超越「恩威」的治理重構
普拉博沃的強人治理模式，即透過軍事化管理和歷史敘事操控來強化“威”，同時透過民粹主義政策來施“恩”，在面對當代印尼社會多重結構性挑戰時，顯示出了其內在的脆弱性和局限性。其「威」的強化引發了民眾對威權復闢的擔憂，並因過度使用暴力而徹底失去了公信力；而其「恩」的施予則因財政不可持續和明顯的分配不公而失效。這兩套策略的失衡，不僅未能解決印尼長期存在的經濟痼疾和腐敗沈痾，反而將社會不滿推向了臨界點。
議員津貼事件所引發的全國性抗議表明，印尼民眾要求的不再是暫時的恩惠或強力的壓制，而是徹底的治理模式重構。這要求政府超越傳統的恩威框架，面對並解決結構性問題，包括：重建法治與公信力，推行更公平、更具包容性的資源分配模式，並建構有效的政治代表機制來回應新時代下民眾的政治參與訴求。
印尼的困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全球南方國家治理危機的窗口。在社會高度分化、世代衝突加劇、社群媒體改變動員方式的今天，傳統的恩威治理模式正在多國面臨挑戰。如何建構一個能有效回應民眾訴求、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治理體系，不僅是普拉博沃的難題，也是許多新興國家共同面臨的議題。對普拉博沃而言，這場危機將是“普拉博沃的決定性時刻”，他能否恢復公眾對法治的信心，並超越其熟悉的“恩威”框架，將直接影響印尼未來幾年的政治走向。(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