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林家人邀請攝影師托馬斯·霍爾頓到家中共進晚餐。從那以後,他便成了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2025年9月20日
21世紀初,攝影系研究生托馬斯·霍爾頓(Thomas Holton)在唐人街閒逛,拍攝街頭照片時,卻覺得拍出的作品“流於表面”——與任何遊客拍的照片並無二致。某次散步時,他抬頭望去,目光落在沿街公寓樓的小窗戶上,突然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在玻璃的另一邊,在緊閉的門後,記錄下那些把這片街區當作家園的人的真實日常生活。他當天拍攝的一張照片後來成了他第一本書的封面,這張照片恰好體現了霍爾頓對這些通往私人世界的“門檻”的好奇:一扇門上塗著層層紅色油漆,紋理粗糙,還標著“15號”公寓的門牌號。
霍爾頓渴望找到一個“切入點”,這既是出於職業需求,也有個人情感因素。他出生在瓜地馬拉,父親是美國人(同樣是攝影師),母親是中國人。他在曼哈頓長大,祖父母住在唐人街,但他在曼哈頓下東區的這片區域總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於是,他開始奔走,希望能與這裡的居民建立聯絡。霍爾頓四處尋找願意帶他上門探訪的住房權益倡導者,後來找到了“大學社區服務中心”(University Settlement)——這是一個為居住在該街區的移民提供幫助的組織。一天下午,霍爾頓跟著一位住房權益倡導者走訪了幾戶人家,期間拍攝宣傳照片,既是為這個非營利組織提供幫助,也是為這些家庭留下影像。後來他回到這些家庭送洗好的照片時,卻發現大多數家庭都不願與他交流。最後,他只好把許多照片從緊閉的門縫下塞進去。
但有一個例外——林家人。林家的女主人雪莉·林(Shirley Lam)不僅打開了他們廉租公寓的門,還邀請霍爾頓留下來吃晚飯。一段長久的緣分就此展開:此後每周,霍爾頓都會去探訪林家五口人——當時還是家庭主婦的雪莉、從事保險理賠員工作的史蒂文(Steven),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邁克爾(Michael)、富蘭克林(Franklin)和辛迪(Cindy)。霍爾頓會幫忙接孩子放學、照看小孩、做家務,還會繼續留下來和他們一起吃晚飯。他很快成了這個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手裡拿著相機,得以見證日常生活的熱鬧與煙火氣。就這樣,《拉德洛街的林家》(The Lams of Ludlow Street)攝影項目拉開了序幕,如今這個項目已持續22年,並且還在繼續。
霍爾頓最初跟隨“大學社區服務中心”探訪時拍攝的那張照片是黑白的,標題為《護照照片》。林家的三個孩子站在公共區域的椅子上,各自舉著自己的護照照片,凝視著鏡頭。三個孩子中,只有當時年僅兩歲的小女兒辛迪露出了笑容。透過公寓敞開的前門,可以看到樓裡的樓梯間,空曠而冷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林家公寓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孩子們的右上方掛著全家人的衣服;他們身後堆著一箱箱物品,這正印證了紐約生活的一個真理:每一吋空間都不能浪費。這張照片也反映出霍爾頓當時的“侷限性”——拍攝地點就在公寓門口,孩子們對這個陌生人和他的相機充滿了警惕。
隨著時間推移,霍爾頓拍攝的照片變成了全彩色。由於林家人與霍爾頓相處得越來越自在,他們漸漸對相機“視而不見”。如今,我們得以從各個角度窺見他們的生活:相鄰的床上鋪著橙色、粉色、黃色和綠色的床單;雪莉和史蒂文的結婚照掛在牆上,笑容溫和;窗戶上、浴簾桿上都掛著衣架。有一張私密的照片,拍的是三個孩子在泡泡浴缸裡玩耍,旁邊雪莉在水槽邊洗碗——頭頂的浴球和肥皂泛著鮮豔的色彩。霍爾頓告訴我,他從未為了構圖而刻意擺放任何物品,但拍攝完成後,他有時會調整照片的色彩和飽和度。“色彩本身就是資訊,”他說,“有了色彩,你突然就能清晰地看到那塊肥皂了。”
在林家,空間的侷促反而成了一種“美”的來源。比如有一張照片,懸掛的衣物為用餐的家人構成了一面柔軟而多彩的背景牆,五個人坐在餐桌旁微笑——桌上擺了六套餐具,其中一套是為“隱形”的霍爾頓準備的。如今已二十多歲的辛迪說,她已經記不清沒有霍爾頓拍照的日子了。他的紀實風格極具代入感:很快,我們就會像霍爾頓一樣,彷彿成為林家的一員,看著他們悠閒度日、吃飯、看電視。
這個攝影項目也成了對某個特定“時空”的見證。拉德洛街的那套公寓——位於一棟有百年歷史的廉租樓五層,面積約350平方英呎(約32.5平方米),兩室格局——堪稱這個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這棟樓可以通往屋頂,天氣好的時候,林家人會在屋頂玩耍、晾衣服。雪莉的母親大約在1980年租下了這套公寓;1996年,雪莉搬到街區的另一處居住,史蒂文則住在這裡。2004年的一張照片拍的是林家人在屋頂晾曬的一排衣物,背景中是曼哈頓下城的天際線——當時,這裡還沒有建起一座座嶄新的豪華高樓。
霍爾頓與這個家庭的聯絡早已超出了公寓的範圍:2004年,他曾陪同林家人前往中國香港和內地;2007年霍爾頓結婚時,辛迪還擔任了他的花童。但和所有親密關係一樣,他們之間也經歷過變化與裂痕。儘管托馬斯仍會去探望林家,但在史蒂文和雪莉的婚姻出現問題、最終破裂的五年裡,他停止了拍攝——他意識到這個家庭需要私人空間。2008年,鄰居家發生火災,燒燬了林家的一部分房屋,這讓這個家庭的困境雪上加霜。經濟壓力迫使雪莉接受培訓,成為一名居家護理護士,之後她搬到了附近亨利街(Henry Street)一棟廉租樓裡,與她的新病人客戶同住——一位百歲華裔老人(孩子們叫她“奶奶”)和她80歲的兒子博(Bo)。辛迪經常在那裡過夜,而史蒂文和兩個兒子則留在拉德洛街的公寓。
當這個家庭逐漸適應了新的生活常態後,霍爾頓重新開始拍攝。這段時間的照片色調更暗:明亮的色彩被陰影取代,家庭成員的神情也明顯帶著緊張。每個人單獨出現的畫面變多了,或者通過窗簾、門框、陰影與其他人分隔開來。隨著時間推移,項目的拍攝場景也從拉德洛街的公寓向外延伸:孩子們陸續上了大學;史蒂文有了自己的住處,先是在紐澤西州,後來又搬到了布朗克斯區;雪莉與她的客戶關係愈發親密,這些客戶也成了她的“家人”。
這個攝影項目和林家人都無法逃脫現實世界的無常:2020年疫情爆發後,過了好幾個月,霍爾頓才得以再次與林家人見面並拍攝。此時,“奶奶”和博已經去世,雪莉也回到了拉德洛街的家中。儘管頭頂依然掛著熟悉的衣架和衣物,充滿了生活的嘈雜感,但公寓卻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房間裡出現了螢幕和電腦,家具的擺放方式也變了——目的是為成年的孩子們創造一點私人空間。這座城市也在發生變化:林家居住的公寓樓正在翻新,原來住在那裡的大多數華裔家庭都被支付更高租金的住戶取代。2021年,雪莉努力爭取保留“奶奶”和博的那套公寓(她已得到兩人的許可,繼承這套房子),甚至將此事訴諸住房法庭。有一張極具衝擊力的照片:她站在亨利街廉租樓的樓梯上,身姿挺拔,身穿紅白藍三色、帶有星條圖案的衣服,手裡拿著一個橙子——橙子在中國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徵。最終雪莉在住房法庭的訴訟中敗訴。另一張照片裡,我們看到她回到了拉德洛街公寓的雙層床上,一邊聽著博生前留下的語音留言,一邊對著手機露出悵然若失的微笑。
7月,我在曼哈頓下東區的攝影俱樂部“BAXTER ST”見到了霍爾頓,還有史蒂文和辛迪。當時,《拉德洛街的林家》攝影展正在這裡舉辦,一直持續到8月中旬。霍爾頓說,這個項目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記錄紐約的真實生活——在距離新潮酒吧僅幾個街區的地方,人們經歷著怎樣的“起起落落”。“這才是更真實的紐約。”他告訴我。他還強調了這個項目的“普遍性”:林家是“居住在紐約市的美國家庭,只是恰好是華裔而已”。史蒂文也認同這一觀點:“我們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那種能出醫生、律師的移民家庭。我們不是那樣的。我們只是一個普通家庭,在這裡生活,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還有很多。”
對史蒂文來說,他與霍爾頓的關係始終建立在“信任”之上:他和雪莉一直是開朗的人,願意接納別人走進自己的生活。霍爾頓說,他把與林家的合作視為一個“終身項目”。他告訴我,只要林家“還願意為他開門”,他就會一直拍下去。離開畫廊時,霍爾頓與林家人之間的親密互動讓我深受觸動:他們自然地開玩笑、分享回憶,聊天結束後又輕鬆地臨時約好接下來的安排——大家一致決定去吃麵條。在霍爾頓的《拉德洛街的林家》系列作品中,他捕捉到了無數瞬間,而其中最永恆、也最能體現紐約本質的,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這座城市裡,許多陌生人偶然相遇,跨過那道“門檻”,最終成了一家人。
“畢業典禮著裝”,2022 年。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