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度假期間，隔三差五地我會去公司位於慕尼黑市區的辦公室上班。我們住在慕尼黑郊外的小鎮，以前都是開車通勤。這一次，我想著不如環保一下，試試坐公車上班。鎮上剛好有一班公車，可以直達公司門口，全程大約35分鐘，不需要轉乘，還是非常方便的。我在公車站，順利地找到了我要坐的公車，司機大叔看我一臉懵懂的樣子，一看就沒啥坐公車的經驗，他主動問我，是買全天票還是單程票，我說買單程票。司機大叔愣了一秒，然後告訴我：10.2歐元（約85元人民幣）。我以為我聽錯了，再次確認了一下，真的是10.2歐元？沒錯。從我們小鎮到公司門口，35分鐘車程的普通公車，單程需要約85元人民幣！這個票價著實驚到我了，如果坐公車上班，當天往返至少需要13.3歐（買全天票可以打折）。我的天！光是上下班的通勤費就要一百多人民幣，我突然覺得自己有點上不起班了。第二天早晨，我又去乘同一班公車，司機大叔看到我，問，還是買單程票嗎？我說是的，因為下午返程我先生會去接我。他一臉抱歉地看著我說，可是單程票真的太貴了啊。我沒想到他會主動說票價太貴，便禮貌地附和了一句：是啊，10歐多，真的蠻貴的。也許因為司機大叔自己也是普通打工人，因此格外理解當下德國普通人的生活不易，他對我說道：好，讓我看看，能不能為你做點什麼。我一臉懵，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在售票機上一番查詢操作，喃喃自語道：這個小鎮屬於3區和4區之間，那我們也可以變通一下，就按照3區收費，呃，那麼，就是6.5歐。我既驚喜又感恩，沒想到公車司機大叔會主動想辦法為我減少車費。雖然我也不至於付不出這十來歐元，但是讓我十分感慨的是，連公車司機大叔都忍不住要幫一幫普通人，可見大家都有一種共克時艱的默契。當下德國的生活成本大漲，即使是陌生人之間，都彷彿有了一點抱團取暖的意思。多年前，在公車上和司機大叔寒暄，一定是談天氣和夏天去那度假，而現在，佇在眼前的話題是——票價。剛回到小鎮的第一周，我們就約了關係要好的鄰居來家裡一起燒烤。席間我們聊到之前常去的一家超市關門了，正在停業裝修，我便隨口問道：那你們現在去那裡採買？沒想到，看似稀鬆平常的一個問題，男鄰居突然變得支支吾吾，他話語卡殼了兩次之後，才勉強說出，我們現在一般去隔壁村的ALDI。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好像不小心問了個讓別人尷尬的問題。ALDI是德國非常著名的廉價超市，主打性價比。雖然廉價超市裡的東西未必就品質不好，但是像我們鄰居這樣的德國中產家庭，以前大多都不喜歡去ALDI，即使去了也不想拿出來說，總覺得有點“掉價兒”。我鄰居一家是德國雙職工家庭，收入穩定，郊區有房有車，屬於德國比較主流的中產階層，以前他的消費觀一直比較德式老派，寧願多花錢買品質好的東西，不會隨便買價格取勝的便宜貨。而如今，面對飆升的物價和白紙黑字的帳單，每個家庭都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生活和消費方式。幸好，我們交往多年，關係親近，倒也沒有什麼不能聊的。打開了話匣子，鄰居一家說道，以前家裡都買拜仁當地品牌的玻璃裝純淨水，一瓶750ml價格是5毛多歐，而現在他們開始買超市白牌的1.5L的大瓶水，只要2毛9一瓶，一下子便宜了好幾倍。女鄰居接著說道，以前早晨去面包房買面包，喜歡買那種上面灑了瓜子仁或者芝麻粒的小面包，現在卻不大買了，因為撒了一些瓜子仁的面包要7毛一個，而同樣大小的白面包，只要1毛9一個。我一邊點頭一邊驚訝得瞪大了眼睛，這些價格我自然也是知道的，只是以前去超市，不會多想，想買什麼便買了。我在心裡默默感慨，從什麼時候起，像我鄰居這樣的家庭，去超市買菜需要去計較這幾毛幾分了？不過是短短幾年，彷彿一切都沒變，又好像一切都變了。最讓我感到震撼的事，發生在我們拜訪木馬爸爸的姑姑時。我們一家在科隆探望小木馬爺爺奶奶期間，順路去了木馬爸爸的大姑家，也就是小木馬的大姑奶奶。木馬姑奶奶是小木馬爺爺的親姐姐，如今已經75+了，但她十分開朗健談，氣色紅潤，體格健壯，穿著大紅色的襯衫，掛著時尚的皮質項鏈，看著不像是75歲，倒像是五六十歲的人。我們坐在花園的樹蔭裡閒聊家常，我才慢慢知道，其實這兩年她經歷了不少生活變故。首先是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幾年的愛人，去年在網上結識了更年輕漂亮的姑娘，然後決絕地要離開她。她一開始十分錯愕，憤怒，然後是傷心痛苦，卑微地試圖挽留。最終，經過一番情感拉扯後，那個男人還是和她分手了，並迅速地搬出去了。到了這裡，這還只是一個悲傷的感情故事，木馬姑奶奶一向是個堅韌獨立的女人，情場失意還不至於打垮她。等她的前伴侶搬走了，真正的困難才剛剛開始。她很快面臨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家裡房貸沒有還完，平時兩個人共同支付的生活開銷，依靠她一個人的退休金和積蓄，根本應付不了。木馬姑奶奶淡淡地說道：這房子還有11萬歐的貸款，每個月的房貸，還有家庭日常開銷，我付不起。我心裡先是驚了一下，75+的退休人士，還在還房貸，而且缺口還不小，我知道這在德國並不算少見，但是對於中國人的習慣來說，還是有點難以置信。木馬姑奶奶的子女都已經成年，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她的生活很快陷入財務困境，既然還不起房貸，於是開始考慮賣房。“可是賣了房後，我能住那兒呢？”木馬姑奶奶說道。在德國和已經成家的子女一起住，幾乎是不可能的選項。後來她的子女提議，乾脆讓她搬去養老院吧，畢竟她也已經75+了。木馬姑奶奶說到這裡，露出滿臉驚恐，“天啊，他們讓我搬去養老院哎，這也太可怕了”。對於一個仍然充滿活力的人來說，搬去養老院確實如同噩夢，彷彿去了那裡便只能在輪椅上混吃等死了。聽到這裡，我心裡受到巨大的衝擊，原本愛人劈腿已經是不幸，而現在的連鎖反應，讓她可能因此失去住了幾十年的房子，失去獨立自由的生活，變成困在養老院裡的老人，而這一切，僅僅是因為——缺錢。在德國，過去的幾十年，很多人的生活都舒適安逸，大家習慣了活在當下，享受生活，沒有什麼憂患意識，也不會存太多積蓄（否則木馬姑奶奶也不會住了幾十年的房子，至今仍然有如此多的房貸要還）。而如今經濟萎靡，物價上漲，有人失業，有人離婚，生活中稍有變故，便會陷入入不敷出的財務困境。幸好，後來木馬姑奶奶經社區的朋友介紹，把樓上空著的房間租給了一個烏克蘭難民大學生，租金由德國政府直接支付給她，每個月幾百塊準時到帳，這筆錢解了她的燃眉之急，她才終於能夠繼續住在自己的房子裡。木馬姑奶奶一輩子都是彪悍的職業女性，她退休前一直是德國某銀行高管的首席秘書。沒想到，一向獨立又能幹的她，會在退休後遇到這樣困窘的境況。還是咱們那句老話說得對，一分錢難倒英雄漢。過去的這幾年，世界彷彿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先是新冠，然後是俄烏衝突，再來是各種政治亂象和大國博弈。天災人禍都佔齊了，經濟低迷不振，普通人的生活成本飆升。這兩年，物價話題已經被德國民眾說爛了，但是家人親戚鄰居朋友見面閒聊，仍然忍不住要不斷感慨。前年回德國休假，我已經真切地感受到，很多德國普通家庭生活變得窘迫，而今年回來一看，情況似乎變得更糟。如今甚至連公車司機，小賣部的店員，建材市場裡的導購，也會主動和顧客抱歉，不好意思，又漲價了，這幾年一切都太貴了。經濟學家統計出來的百分之幾的數字，和普通人在日常生活裡感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痛感。我身邊遇到的這些人，並不是德國最貧困的人，他們都有房有車，有工作有收入，是德國社會的中間階層，而連他們都變得捉襟見肘，摳摳索索，可見大部分普通民眾的日子是真不好過。正如一首歌裡唱的：“這碎銀幾兩，壓斷了世人的肩膀，而偏偏這碎銀幾兩，能解世間慌張”。 (格上財富)

Picturing a Chinatown Family Across Twenty-two Years20多年前，林家人邀請攝影師托馬斯·霍爾頓到家中共進晚餐。從那以後，他便成了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史蒂文的步入式衣櫥”，2014年。攝影：托馬斯·霍爾頓2025年9月20日21世紀初，攝影系研究生托馬斯·霍爾頓（Thomas Holton）在唐人街閒逛，拍攝街頭照片時，卻覺得拍出的作品“流於表面”——與任何遊客拍的照片並無二致。某次散步時，他抬頭望去，目光落在沿街公寓樓的小窗戶上，突然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在玻璃的另一邊，在緊閉的門後，記錄下那些把這片街區當作家園的人的真實日常生活。他當天拍攝的一張照片後來成了他第一本書的封面，這張照片恰好體現了霍爾頓對這些通往私人世界的“門檻”的好奇：一扇門上塗著層層紅色油漆，紋理粗糙，還標著“15號”公寓的門牌號。《在屋頂玩耍》，2004年。霍爾頓渴望找到一個“切入點”，這既是出於職業需求，也有個人情感因素。他出生在瓜地馬拉，父親是美國人（同樣是攝影師），母親是中國人。他在曼哈頓長大，祖父母住在唐人街，但他在曼哈頓下東區的這片區域總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於是，他開始奔走，希望能與這裡的居民建立聯絡。霍爾頓四處尋找願意帶他上門探訪的住房權益倡導者，後來找到了“大學社區服務中心”（University Settlement）——這是一個為居住在該街區的移民提供幫助的組織。一天下午，霍爾頓跟著一位住房權益倡導者走訪了幾戶人家，期間拍攝宣傳照片，既是為這個非營利組織提供幫助，也是為這些家庭留下影像。後來他回到這些家庭送洗好的照片時，卻發現大多數家庭都不願與他交流。最後，他只好把許多照片從緊閉的門縫下塞進去。《前門》，2005年。但有一個例外——林家人。林家的女主人雪莉·林（Shirley Lam）不僅打開了他們廉租公寓的門，還邀請霍爾頓留下來吃晚飯。一段長久的緣分就此展開：此後每周，霍爾頓都會去探訪林家五口人——當時還是家庭主婦的雪莉、從事保險理賠員工作的史蒂文（Steven），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邁克爾（Michael）、富蘭克林（Franklin）和辛迪（Cindy）。霍爾頓會幫忙接孩子放學、照看小孩、做家務，還會繼續留下來和他們一起吃晚飯。他很快成了這個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手裡拿著相機，得以見證日常生活的熱鬧與煙火氣。就這樣，《拉德洛街的林家》（The Lams of Ludlow Street）攝影項目拉開了序幕，如今這個項目已持續22年，並且還在繼續。《護照照片》，2003年。霍爾頓最初跟隨“大學社區服務中心”探訪時拍攝的那張照片是黑白的，標題為《護照照片》。林家的三個孩子站在公共區域的椅子上，各自舉著自己的護照照片，凝視著鏡頭。三個孩子中，只有當時年僅兩歲的小女兒辛迪露出了笑容。透過公寓敞開的前門，可以看到樓裡的樓梯間，空曠而冷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林家公寓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孩子們的右上方掛著全家人的衣服；他們身後堆著一箱箱物品，這正印證了紐約生活的一個真理：每一吋空間都不能浪費。這張照片也反映出霍爾頓當時的“侷限性”——拍攝地點就在公寓門口，孩子們對這個陌生人和他的相機充滿了警惕。《洗澡時間》，2004年。隨著時間推移，霍爾頓拍攝的照片變成了全彩色。由於林家人與霍爾頓相處得越來越自在，他們漸漸對相機“視而不見”。如今，我們得以從各個角度窺見他們的生活：相鄰的床上鋪著橙色、粉色、黃色和綠色的床單；雪莉和史蒂文的結婚照掛在牆上，笑容溫和；窗戶上、浴簾桿上都掛著衣架。有一張私密的照片，拍的是三個孩子在泡泡浴缸裡玩耍，旁邊雪莉在水槽邊洗碗——頭頂的浴球和肥皂泛著鮮豔的色彩。霍爾頓告訴我，他從未為了構圖而刻意擺放任何物品，但拍攝完成後，他有時會調整照片的色彩和飽和度。“色彩本身就是資訊，”他說，“有了色彩，你突然就能清晰地看到那塊肥皂了。”《七人晚餐》，2011年。在林家，空間的侷促反而成了一種“美”的來源。比如有一張照片，懸掛的衣物為用餐的家人構成了一面柔軟而多彩的背景牆，五個人坐在餐桌旁微笑——桌上擺了六套餐具，其中一套是為“隱形”的霍爾頓準備的。如今已二十多歲的辛迪說，她已經記不清沒有霍爾頓拍照的日子了。他的紀實風格極具代入感：很快，我們就會像霍爾頓一樣，彷彿成為林家的一員，看著他們悠閒度日、吃飯、看電視。《交談》，2005年。這個攝影項目也成了對某個特定“時空”的見證。拉德洛街的那套公寓——位於一棟有百年歷史的廉租樓五層，面積約350平方英呎（約32.5平方米），兩室格局——堪稱這個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這棟樓可以通往屋頂，天氣好的時候，林家人會在屋頂玩耍、晾衣服。雪莉的母親大約在1980年租下了這套公寓；1996年，雪莉搬到街區的另一處居住，史蒂文則住在這裡。2004年的一張照片拍的是林家人在屋頂晾曬的一排衣物，背景中是曼哈頓下城的天際線——當時，這裡還沒有建起一座座嶄新的豪華高樓。《晾衣服》，2004年。霍爾頓與這個家庭的聯絡早已超出了公寓的範圍：2004年，他曾陪同林家人前往中國香港和內地；2007年霍爾頓結婚時，辛迪還擔任了他的花童。但和所有親密關係一樣，他們之間也經歷過變化與裂痕。儘管托馬斯仍會去探望林家，但在史蒂文和雪莉的婚姻出現問題、最終破裂的五年裡，他停止了拍攝——他意識到這個家庭需要私人空間。2008年，鄰居家發生火災，燒燬了林家的一部分房屋，這讓這個家庭的困境雪上加霜。經濟壓力迫使雪莉接受培訓，成為一名居家護理護士，之後她搬到了附近亨利街（Henry Street）一棟廉租樓裡，與她的新病人客戶同住——一位百歲華裔老人（孩子們叫她“奶奶”）和她80歲的兒子博（Bo）。辛迪經常在那裡過夜，而史蒂文和兩個兒子則留在拉德洛街的公寓。《晚餐間隙》，2011年。當這個家庭逐漸適應了新的生活常態後，霍爾頓重新開始拍攝。這段時間的照片色調更暗：明亮的色彩被陰影取代，家庭成員的神情也明顯帶著緊張。每個人單獨出現的畫面變多了，或者通過窗簾、門框、陰影與其他人分隔開來。隨著時間推移，項目的拍攝場景也從拉德洛街的公寓向外延伸：孩子們陸續上了大學；史蒂文有了自己的住處，先是在紐澤西州，後來又搬到了布朗克斯區；雪莉與她的客戶關係愈發親密，這些客戶也成了她的“家人”。這個攝影項目和林家人都無法逃脫現實世界的無常：2020年疫情爆發後，過了好幾個月，霍爾頓才得以再次與林家人見面並拍攝。此時，“奶奶”和博已經去世，雪莉也回到了拉德洛街的家中。儘管頭頂依然掛著熟悉的衣架和衣物，充滿了生活的嘈雜感，但公寓卻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房間裡出現了螢幕和電腦，家具的擺放方式也變了——目的是為成年的孩子們創造一點私人空間。這座城市也在發生變化：林家居住的公寓樓正在翻新，原來住在那裡的大多數華裔家庭都被支付更高租金的住戶取代。2021年，雪莉努力爭取保留“奶奶”和博的那套公寓（她已得到兩人的許可，繼承這套房子），甚至將此事訴諸住房法庭。有一張極具衝擊力的照片：她站在亨利街廉租樓的樓梯上，身姿挺拔，身穿紅白藍三色、帶有星條圖案的衣服，手裡拿著一個橙子——橙子在中國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徵。最終雪莉在住房法庭的訴訟中敗訴。另一張照片裡，我們看到她回到了拉德洛街公寓的雙層床上，一邊聽著博生前留下的語音留言，一邊對著手機露出悵然若失的微笑。《臥室》，2005年。7月，我在曼哈頓下東區的攝影俱樂部“BAXTER ST”見到了霍爾頓，還有史蒂文和辛迪。當時，《拉德洛街的林家》攝影展正在這裡舉辦，一直持續到8月中旬。霍爾頓說，這個項目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記錄紐約的真實生活——在距離新潮酒吧僅幾個街區的地方，人們經歷著怎樣的“起起落落”。“這才是更真實的紐約。”他告訴我。他還強調了這個項目的“普遍性”：林家是“居住在紐約市的美國家庭，只是恰好是華裔而已”。史蒂文也認同這一觀點：“我們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那種能出醫生、律師的移民家庭。我們不是那樣的。我們只是一個普通家庭，在這裡生活，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還有很多。”《上大學前一個月》，2018年。對史蒂文來說，他與霍爾頓的關係始終建立在“信任”之上：他和雪莉一直是開朗的人，願意接納別人走進自己的生活。霍爾頓說，他把與林家的合作視為一個“終身項目”。他告訴我，只要林家“還願意為他開門”，他就會一直拍下去。離開畫廊時，霍爾頓與林家人之間的親密互動讓我深受觸動：他們自然地開玩笑、分享回憶，聊天結束後又輕鬆地臨時約好接下來的安排——大家一致決定去吃麵條。在霍爾頓的《拉德洛街的林家》系列作品中，他捕捉到了無數瞬間，而其中最永恆、也最能體現紐約本質的，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這座城市裡，許多陌生人偶然相遇，跨過那道“門檻”，最終成了一家人。“畢業典禮著裝”，2022 年。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