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
“史上最親華時期”的泰國取消春節活動,鬧那樣?
旅泰中國媒體人過年了,咱們泰國這邊的華僑,自然要到各地唐人街去轉一轉。但是今年有點不一樣:唐人街的大型慶典,突然取消了。有些國內的朋友,正準備到泰國來過年,突聞此“噩耗”,紛紛來找我們打聽:這個春節,泰國是不是不打算過了?其實,別說是國內的朋友,就連泰國這邊(無論是中國僑民、本地華裔、還是純泰人)都感到有點詫異。泰國官方的說法是:太后國喪,不宜歡天喜地,故而不辦。這個就有點費解——太后國喪,BLACKPINK的演唱會能辦,大選能辦,萬聖節、聖誕節、公曆元旦皆可辦,怎麼就唯獨春節不行?過倆月還宋干節(潑水節)呢,更加歡天喜地,還辦不辦?那怕連泰國老百姓,其實也在心裡嘀咕:這不雙標嗎?今天,咱就來分析一下,泰國這回到底要演那一出。以及,這個所謂的“取消”究竟取消的是什麼。取消慶典:不是“不讓過年”先問是什麼,再問為什麼。首先我們要從技術上明確一點——此次泰國,不是“取消春節”,不是“不讓過年”,而是停辦了曼谷唐人街的一個官方慶典活動。每年大年初一,曼谷唐人街(耀華力路)整條街都會封上,舉辦盛大的新春遊行,舞龍舞獅,花車巡街,大家穿成八仙過海媽祖觀音七仙女什麼的,和廣東那邊差不多。王室成員(通常是詩琳通公主)會親自到場,接受華人各大會館商會大佬們(比如謝國民那種富可敵國的老爺爺)的叩拜和敬獻,然後在華人的簇擁下,逛一下唐人街,看一下天華醫院,參觀一下來自中國潮汕的某個英歌隊表演,以示泰國王室對華人社會的親善。到了晚上,各大會館還會在街頭擺上戲台,整夜整日地在戲檯子上表演潮劇,讓本地的華人孩子上台唱幾首《甜蜜蜜》《上海灘》之類。這就是往年的“唐人街慶典活動”,被取消的,只是這個而已。實際上,即便沒了這個遊街活動,整個唐人街依舊還是張燈結綵,熱鬧非凡,人山人海,新春的洗腦樂曲響徹大街小巷,穿著紅衣的泰國華人在此逛吃逛喝,節日氛圍不受任何影響。至於泰國其他地方,就更加不用說,歡天喜地過大年,舞獅舞龍,載歌載舞,商場裡各種促銷打折,滿大街掛滿紅布燈籠。上到80老嫗,下到2歲小娃,全泰國人民都會穿上那種超級刻板印象的大紅大紫春節馬褂旗袍,紮上春麗式的丸子頭,在老唐人街的角角落落裡縱橫自拍,開啟一場比中國本土還要隆重的全民赤紅大狂歡。所以,“取消所有春節活動”,其實基本上對節日氛圍沒啥影響。有朋友會問了,既然沒啥影響,泰國何苦要沒事找事,非要把這東西取消了呢?這就涉及到一個關鍵的問題——唐人街的新春慶典活動,本質上是什麼。輸誠表演:歸順的象徵,庇護的承諾說白了,唐人街的慶典,其實是一種政治表演。借助儀式,華人社會主動表達對泰國王室的效忠,表達對泰國民族國家主體性的歸順與服從,並以此換取泰國王室象徵意義上的庇護承諾。泰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封建農業社會,一般百姓都人身依附於某個貴族,祖祖輩輩在鄉下種田,老老實實給貴族納糧,恭恭敬敬給佛祖上香。這種社會結構,基本沒有手工業和工商業發展的空間。於是,泰國古時,基本將一切工業生產、物流航運、基礎建設、零售批發、對外貿易、金融借貸——甚至基層稅收業務,都全部外包給了一群專業人士。這個專業人士,就是渡海而來的華人們。久而久之,古代暹羅形成了一種神奇的社會分工:泰人負責種田、拜佛、打仗,華人負責賺錢做買賣,貴族在上頭躺著收錢。日久天長,大家對這一套分工習以為常,也不覺有何不妥之處,幾乎固化為印度式的職業種姓制度。最後的結果,就是華人越來越富有,逐漸掌握泰國經濟命脈,並且通過與泰國貴族階層的不斷通婚,逐漸融入泰國上層。到了20世紀早期,風向突然變了。洋人開始向暹羅貴族留子們(當時王子皇孫人均留子)灌輸民族主義思想,一天到晚嚇唬泰國貴族:“你們傻啊?任由命根子捏在華人手裡,這幫華人就是‘東方猶太人’,早晚把你們全收拾了,把你們這一畝三分地變成中國人的地盤。”灌輸多了,暹羅貴族真信了,被洋人開了靈視,再瞅瞅唐人街上富得流油的華人,頓時覺得“都對上了”。於是開始各種排華,禁止華人插手關鍵領域,關閉華校、華報,企圖用泰人取代華人的經濟地位。從一戰到二戰這段時間,泰國華人基本沒過上一天安生日子,天天被變著法兒折騰。好不容易熬到抗戰勝利,華人以為可以揚眉吐氣了,結果又被一頓暴揍,釀成震驚世界的“唐人街事變”,讓耀華力路成為烽火連天的戰場。沒過多久,蔣介石當局敗走台灣,新中國由於冷戰陣營不同,與泰國當局徹底斷了來往。泰國華人孤立無援,只能自求多福,以放棄本民族的政治認同為代價,徹底融入泰國主流社會,換取泰國統治者的寬待。正好,泰國王室和統治者也認清了現實——純泰族人種了幾百年地,完全沒有做生意的基因,指望他們去取代華人,搬磚運貨996,那完全是天方夜譚。泰國想要發展,離了華人真的玩不轉,就只能逆向思維,讓華人全部變成泰人,這日子才能過下去。雙方一拍即合,心照不宣,於是泰國的“泰華問題”,最後以華人徹底融入而收尾。當然這並非單方面的同化,泰國人自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華人化”,不但血統膚色一年比一年像華人,語言文字、飲食藝術、文化習俗,也被中華文明極大影響——經濟命脈,最終還是掌握在華人世家的手中。泰國王室,其實血管裡超過一半都是華人血統。更別說泰國總理,十個裡頭倒有八個是會講潮州話、廣東話、客家話的華人——究竟最後是誰“化”了誰,其實是一個很難說清的問題。所以,泰國社會的這種歷史背景,就孕育了一個奇觀:泰國華人,往往更熱衷於對泰國王室進行“忠順赤誠”的政治表態。華人比泰人更加強調忠君愛國,上層有錢的華人比底層華人更加強調忠君愛國(或者說,“表演得更加賣力”)。利益的互惠,血統的融合,讓泰華雙方都不願意重演過去的悲劇,因此泰國華人社會的商業領袖們總是極盡所能,千方百計,甚至有點肉麻地表達對泰國君主的忠誠。泰國王室,誰過個生日,華人富商們就會在報紙上重金刊登整版整版的賀壽廣告,內文都是一些“聖壽無疆”“萬民歸心”之類的古代中國彩虹屁。逢年過節,華人社團都要舉辦盛大的儀式,向泰國政府進行巨額捐獻,向泰國王室成員,以及他們名下的基金會進行巨額的敬獻。新千年來臨後,這些零散的送錢磕頭活動,終於被整合成為了一個巨型的活動:唐人街新春慶典。每年,泰國的王室核心成員——通常是詩琳通公主,偶爾國王王后本人也來——都會“尊駕恭臨”唐人街,然後泰國華人社會的大佬們,什麼中華總商會、潮州會館、廣肇會館、華人青年總商會,正大謝家,紅牛許家,賣酒的蘇家……一個個出來磕頭、捐錢、收下王家賜予的表彰,帶著國王、公主、總理、中國公使一塊逛一下唐人街,看一下潮州的英歌表演,其樂融融,皆大歡喜。實際上,這已經不是慶典,而是一種儀式性的政治表達:表達泰國華人對泰國本身的無限忠誠,表達泰國王室對華人的無邊恩寵,表達泰國對中泰關係的無比重視。問題是,你無論怎麼表達,有一個元素不可或缺。那就是,總得來一個王室成員露臉。去年,泰國王太后詩麗吉逝世,這位太后是拉瑪九世王的妻子,拉瑪十世王和詩琳通公主的親媽,因此泰國主要王室成員必須守孝,確實不適宜出來公開參加歡天喜地的春節慶典。其實,王太后的國喪,規格遠不如當年拉瑪九世王高,泰國上下所謂“國喪”,多半是做做樣子而已,王室和政府公務部門雖然執行守喪,民間則基本放任自流。就連太后剛去世沒幾天登場的BLACKPINK演唱會,都能照常進行,後面的中秋節、萬聖節、水燈節、聖誕節也沒有任何限制。但是,唐人街的春節大典,就不一樣了——這本來就是給王室成員搭台唱的一齣戲,王室是主要觀眾,更是一號主角。偏偏王室要守喪,他們不來,這個慶典就沒有再搞的必要了。如前所述,華人社會的上層是一群非常政治敏感的“狂熱皈依者”,因此就算泰族人不覺得有啥不妥,華人大佬們也要主動停止慶典,以表達他們——以及整個華人社會——對泰國王室的無限熱愛與無比忠誠。這,才是泰國宣佈“暫停唐人街春節慶典”背後真正的原因。2025年春節,泰國詩琳通公主亮相唐人街泰國春節,不鬧那樣總之,這次泰國曼谷唐人街官方春節慶典的取消,其實無關中泰關係的大局,更不是什麼“反華”訊號。它本質上是泰國華人社群獨特的政治心態投射——他們對王室的忠誠往往比本土泰人更熱切、更形式化,在國喪守孝期主動停辦這類需要王室成員露臉、象徵“歸順與庇護”的儀式活動,以示無比的敬重與赤誠。這套“輸誠表演”的邏輯,早已深植於泰華歷史與社會結構中,與當下兩國關係走向並無直接關聯。其實,大家都應該看得出來,泰國正處於史上最親華的時期之一。中泰經貿、旅遊、人文交流空前緊密,你看泰國總理阿努廷,親自用流利中文向中國人民送上新春祝福:“馬到成功、恭喜發財、身體健康”,還熱情歡迎更多中國遊客來泰國玩,字裡行間滿是親切與期待。當下的泰國,真的沒想“鬧那樣”,而是對中國實打實的“一家親”。很多人都說:泰國春節,古色古香、保留了大量傳統元素,甚至有人吹噓說“泰國年味比中國濃”。濃不濃的,我反正也說不上來,但我是真心覺得,華人社群這份小心翼翼“報效朝廷”的心思,才是真正存古的活化石——一種從封建時代延續下來的政治儀式感,在現代社會裡顯得格外微妙而有趣。所以,別被傳聞嚇到。中國朋友們儘管放心來泰國過年吧!唐人街依舊燈火通明、紅紅火火,小吃攤熱氣騰騰,商場促銷不停,街頭到處是穿紅衣自拍的歡樂人群。少了官方那場封街大遊行,節日氛圍反而更親民、更自在。來曼谷耀華力路逛吃逛喝,拍美照,感受中泰融合的獨特年味,絕對不虛此行。在這裡,筆者謹代表全體在泰華人華僑同胞,祝觀察者網的各位,新年快樂,馬年大吉! (觀察者網)
《紐約客》丨記錄唐人街一個普通華人家庭的 22 年
Picturing a Chinatown Family Across Twenty-two Years20多年前,林家人邀請攝影師托馬斯·霍爾頓到家中共進晚餐。從那以後,他便成了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史蒂文的步入式衣櫥”,2014年。攝影:托馬斯·霍爾頓2025年9月20日21世紀初,攝影系研究生托馬斯·霍爾頓(Thomas Holton)在唐人街閒逛,拍攝街頭照片時,卻覺得拍出的作品“流於表面”——與任何遊客拍的照片並無二致。某次散步時,他抬頭望去,目光落在沿街公寓樓的小窗戶上,突然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在玻璃的另一邊,在緊閉的門後,記錄下那些把這片街區當作家園的人的真實日常生活。他當天拍攝的一張照片後來成了他第一本書的封面,這張照片恰好體現了霍爾頓對這些通往私人世界的“門檻”的好奇:一扇門上塗著層層紅色油漆,紋理粗糙,還標著“15號”公寓的門牌號。《在屋頂玩耍》,2004年。霍爾頓渴望找到一個“切入點”,這既是出於職業需求,也有個人情感因素。他出生在瓜地馬拉,父親是美國人(同樣是攝影師),母親是中國人。他在曼哈頓長大,祖父母住在唐人街,但他在曼哈頓下東區的這片區域總覺得自己是個“外人”。於是,他開始奔走,希望能與這裡的居民建立聯絡。霍爾頓四處尋找願意帶他上門探訪的住房權益倡導者,後來找到了“大學社區服務中心”(University Settlement)——這是一個為居住在該街區的移民提供幫助的組織。一天下午,霍爾頓跟著一位住房權益倡導者走訪了幾戶人家,期間拍攝宣傳照片,既是為這個非營利組織提供幫助,也是為這些家庭留下影像。後來他回到這些家庭送洗好的照片時,卻發現大多數家庭都不願與他交流。最後,他只好把許多照片從緊閉的門縫下塞進去。《前門》,2005年。但有一個例外——林家人。林家的女主人雪莉·林(Shirley Lam)不僅打開了他們廉租公寓的門,還邀請霍爾頓留下來吃晚飯。一段長久的緣分就此展開:此後每周,霍爾頓都會去探訪林家五口人——當時還是家庭主婦的雪莉、從事保險理賠員工作的史蒂文(Steven),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邁克爾(Michael)、富蘭克林(Franklin)和辛迪(Cindy)。霍爾頓會幫忙接孩子放學、照看小孩、做家務,還會繼續留下來和他們一起吃晚飯。他很快成了這個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手裡拿著相機,得以見證日常生活的熱鬧與煙火氣。就這樣,《拉德洛街的林家》(The Lams of Ludlow Street)攝影項目拉開了序幕,如今這個項目已持續22年,並且還在繼續。《護照照片》,2003年。霍爾頓最初跟隨“大學社區服務中心”探訪時拍攝的那張照片是黑白的,標題為《護照照片》。林家的三個孩子站在公共區域的椅子上,各自舉著自己的護照照片,凝視著鏡頭。三個孩子中,只有當時年僅兩歲的小女兒辛迪露出了笑容。透過公寓敞開的前門,可以看到樓裡的樓梯間,空曠而冷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林家公寓的每個角落都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孩子們的右上方掛著全家人的衣服;他們身後堆著一箱箱物品,這正印證了紐約生活的一個真理:每一吋空間都不能浪費。這張照片也反映出霍爾頓當時的“侷限性”——拍攝地點就在公寓門口,孩子們對這個陌生人和他的相機充滿了警惕。《洗澡時間》,2004年。隨著時間推移,霍爾頓拍攝的照片變成了全彩色。由於林家人與霍爾頓相處得越來越自在,他們漸漸對相機“視而不見”。如今,我們得以從各個角度窺見他們的生活:相鄰的床上鋪著橙色、粉色、黃色和綠色的床單;雪莉和史蒂文的結婚照掛在牆上,笑容溫和;窗戶上、浴簾桿上都掛著衣架。有一張私密的照片,拍的是三個孩子在泡泡浴缸裡玩耍,旁邊雪莉在水槽邊洗碗——頭頂的浴球和肥皂泛著鮮豔的色彩。霍爾頓告訴我,他從未為了構圖而刻意擺放任何物品,但拍攝完成後,他有時會調整照片的色彩和飽和度。“色彩本身就是資訊,”他說,“有了色彩,你突然就能清晰地看到那塊肥皂了。”《七人晚餐》,2011年。在林家,空間的侷促反而成了一種“美”的來源。比如有一張照片,懸掛的衣物為用餐的家人構成了一面柔軟而多彩的背景牆,五個人坐在餐桌旁微笑——桌上擺了六套餐具,其中一套是為“隱形”的霍爾頓準備的。如今已二十多歲的辛迪說,她已經記不清沒有霍爾頓拍照的日子了。他的紀實風格極具代入感:很快,我們就會像霍爾頓一樣,彷彿成為林家的一員,看著他們悠閒度日、吃飯、看電視。《交談》,2005年。這個攝影項目也成了對某個特定“時空”的見證。拉德洛街的那套公寓——位於一棟有百年歷史的廉租樓五層,面積約350平方英呎(約32.5平方米),兩室格局——堪稱這個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員”。這棟樓可以通往屋頂,天氣好的時候,林家人會在屋頂玩耍、晾衣服。雪莉的母親大約在1980年租下了這套公寓;1996年,雪莉搬到街區的另一處居住,史蒂文則住在這裡。2004年的一張照片拍的是林家人在屋頂晾曬的一排衣物,背景中是曼哈頓下城的天際線——當時,這裡還沒有建起一座座嶄新的豪華高樓。《晾衣服》,2004年。霍爾頓與這個家庭的聯絡早已超出了公寓的範圍:2004年,他曾陪同林家人前往中國香港和內地;2007年霍爾頓結婚時,辛迪還擔任了他的花童。但和所有親密關係一樣,他們之間也經歷過變化與裂痕。儘管托馬斯仍會去探望林家,但在史蒂文和雪莉的婚姻出現問題、最終破裂的五年裡,他停止了拍攝——他意識到這個家庭需要私人空間。2008年,鄰居家發生火災,燒燬了林家的一部分房屋,這讓這個家庭的困境雪上加霜。經濟壓力迫使雪莉接受培訓,成為一名居家護理護士,之後她搬到了附近亨利街(Henry Street)一棟廉租樓裡,與她的新病人客戶同住——一位百歲華裔老人(孩子們叫她“奶奶”)和她80歲的兒子博(Bo)。辛迪經常在那裡過夜,而史蒂文和兩個兒子則留在拉德洛街的公寓。《晚餐間隙》,2011年。當這個家庭逐漸適應了新的生活常態後,霍爾頓重新開始拍攝。這段時間的照片色調更暗:明亮的色彩被陰影取代,家庭成員的神情也明顯帶著緊張。每個人單獨出現的畫面變多了,或者通過窗簾、門框、陰影與其他人分隔開來。隨著時間推移,項目的拍攝場景也從拉德洛街的公寓向外延伸:孩子們陸續上了大學;史蒂文有了自己的住處,先是在紐澤西州,後來又搬到了布朗克斯區;雪莉與她的客戶關係愈發親密,這些客戶也成了她的“家人”。這個攝影項目和林家人都無法逃脫現實世界的無常:2020年疫情爆發後,過了好幾個月,霍爾頓才得以再次與林家人見面並拍攝。此時,“奶奶”和博已經去世,雪莉也回到了拉德洛街的家中。儘管頭頂依然掛著熟悉的衣架和衣物,充滿了生活的嘈雜感,但公寓卻變得幾乎認不出來了:房間裡出現了螢幕和電腦,家具的擺放方式也變了——目的是為成年的孩子們創造一點私人空間。這座城市也在發生變化:林家居住的公寓樓正在翻新,原來住在那裡的大多數華裔家庭都被支付更高租金的住戶取代。2021年,雪莉努力爭取保留“奶奶”和博的那套公寓(她已得到兩人的許可,繼承這套房子),甚至將此事訴諸住房法庭。有一張極具衝擊力的照片:她站在亨利街廉租樓的樓梯上,身姿挺拔,身穿紅白藍三色、帶有星條圖案的衣服,手裡拿著一個橙子——橙子在中國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徵。最終雪莉在住房法庭的訴訟中敗訴。另一張照片裡,我們看到她回到了拉德洛街公寓的雙層床上,一邊聽著博生前留下的語音留言,一邊對著手機露出悵然若失的微笑。《臥室》,2005年。7月,我在曼哈頓下東區的攝影俱樂部“BAXTER ST”見到了霍爾頓,還有史蒂文和辛迪。當時,《拉德洛街的林家》攝影展正在這裡舉辦,一直持續到8月中旬。霍爾頓說,這個項目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記錄紐約的真實生活——在距離新潮酒吧僅幾個街區的地方,人們經歷著怎樣的“起起落落”。“這才是更真實的紐約。”他告訴我。他還強調了這個項目的“普遍性”:林家是“居住在紐約市的美國家庭,只是恰好是華裔而已”。史蒂文也認同這一觀點:“我們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家庭,不是人們刻板印象中那種能出醫生、律師的移民家庭。我們不是那樣的。我們只是一個普通家庭,在這裡生活,而像我們這樣的家庭還有很多。”《上大學前一個月》,2018年。對史蒂文來說,他與霍爾頓的關係始終建立在“信任”之上:他和雪莉一直是開朗的人,願意接納別人走進自己的生活。霍爾頓說,他把與林家的合作視為一個“終身項目”。他告訴我,只要林家“還願意為他開門”,他就會一直拍下去。離開畫廊時,霍爾頓與林家人之間的親密互動讓我深受觸動:他們自然地開玩笑、分享回憶,聊天結束後又輕鬆地臨時約好接下來的安排——大家一致決定去吃麵條。在霍爾頓的《拉德洛街的林家》系列作品中,他捕捉到了無數瞬間,而其中最永恆、也最能體現紐約本質的,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這座城市裡,許多陌生人偶然相遇,跨過那道“門檻”,最終成了一家人。“畢業典禮著裝”,2022 年。 (邸報)